「数学家」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数学——吴文俊
吴文俊(1919，5，12一)是中国数学家，出生在上海市．父亲吴福同在交大前身的南洋公学毕业，长期在一家以出版医药卫生书籍为主的书店任编译，埋头工作，与世无争．家中关于五四运动时期的许多著作与历史著作对少年吴文俊的思想有重要影响．吴文俊在初中时对数学并无偏爱，成绩也不突出．只是到了高中，由于授课教师的启迪，逐渐对数学及物理产生兴趣，特别是几何与力学．1936年中学毕业后，并没有专攻数学的想法，甚至家庭也对供他上大学有一定困难，只是因为当时学校设立三名奖学金，一名指定给吴，并指定报考交大数学系，才使他考入这所以工科见长的著名学府．比起国内当时一些著名大学来，交大数学系成立较晚，教学内容也比较古老，数学偏重计算而少理论．
大学一、二年级听过初等数学(陈怀书讲、用林鹤一的书)、微积分(胡敦复讲)、高等微积分(汤彦颐讲)、复变函数论(同上)、微分方程(石法仁讲)，用得多是英美教本，理论不多，程度也不高．这使吴文俊念到二年级时，对于数学失去了兴趣，甚至想留学不念了．到三年级时，由于武崇林讲授代数与实变函数论，才使吴文俊对数学的兴趣发生新的转机．他对于现代数学尤其是实变函数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课下刻苦自学，反复阅读几种主要著作，当时求知欲旺盛，吸收力强，从而在数学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有了集合论及实变的深厚基础后，吴进而钻研点集拓扑的经典著作(如康托尔(G．Cant02L)、豪斯道夫(F．Hausdorff)、舍恩弗利斯(A．M．Schonflies)、杨(W．H. Young)等人的名著)以及波兰著名期刊《数学基础》(Fundamenta Mathematica)上的论文．前几卷几乎每篇都读，以后重点选读，现在还保存着当时看过的论文摘要，然后又进而学习组合拓扑学经典著作，如塞弗特(H．Seifert)和特雷法尔(W．R．Threlfall)的《拓扑学》．他高超的外文水平(特别是英文、德文)大大有助于他领会原著．只是毕业之后无法接触现代数学书刊，加上日常工作繁重，只得中断向现代数学的进军．而抽空以初等几何自娱，实属迫不得已．他曾保持一本数学日记，记载自己的想法及结果，不幸已经遗失．在大学一年级时，他发现一个用力学方法证明难度很大的帕斯卡(B．Pascal)定理，四年级时以60条帕斯卡线的种种关系作为他毕业论文的内容．虽然平面几何已较古老，但他对这门学科的熟悉对他以后机械化定理证明仍起着重要作用．他在大学时，曾留学德国哥丁根的朱公谨(朱言钩)发表了不少译著和论文，吴文俊几乎每篇必读，这对他的早期数学思想产生一定影响．三、四年级虽然他也听过范会国等讲授的各门分析课程(复变函数、微分方程、微分几何、变分法、积分方程)及武祟林讲授的数论、群论，但数学基础主要是靠课下自学．
1940年吴文俊从交大毕业，由于时值抗战，因家庭经济问题而经朋友介绍，他到租界里一家育英中学工作，不但教书同时还要兼任教务员，从事许多繁琐的日常事务性工作．这主要由于当时吴比较害羞，不擅长讲课，授课时数不足，不得不兼搞教务工作．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后，日军进驻各租界，他失业半年，而后又到另一家中学--培真中学工作，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勉强度过日伪的黑暗统治时期．他工作认真，也钻研教学，比如曾反复思考，换用多种方法讲授'负负得正'之类的课，还要批改作业，占用大量时间及精力．在五年半期间竟找不到多少时间钻研数学，对吴的成长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到上海临时大学任教．1946年4月，陈省身从美返国，在上海筹组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当时吴文俊并不认识陈省身，经友人介绍前去拜访，亲戚鼓励他说：陈先生是学者，只考虑学术，不考虑其他，不妨放胆直言．在一次谈话中，吴文俊直率提出希望去数学所，陈省身当时未置可否，但临别时却说：'你的事我放在心上．'不久陈省身即通知吴文俊到数学所工作．1946年8月起，吴文俊在上海(岳阳路)数学所工作一年多，被安排在图书室作为工作地点．这一年陈省身着重于'训练新人'，有时一周讲12小时的课，授拓扑学．听讲的年轻人除吴文俊外，还有陈国才、张素诚、周毓麟等．陈省身还经常到各房间同年轻人交谈，对于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与陈省身的结识是吴文俊一生的转折点，他开始接触到当时方兴未艾的拓扑学，这使他大开眼界，使自己的研究方向也由过去偏狭的古老学科转向当代新兴学科的康庄大道．在陈省身的带动下，吴文俊很快地吸收了新理论，不久就进行独立研究．当时H·惠特尼(whitney)提出的示性类，有一个著名的对偶定理，惠特尼对这个定理给的证明极为复杂、难以弄清，并且从来没有发表过．吴文俊独创新意，给出一个简单的证明，这是示性类头一个重要成果，现在已是经典的东西了．陈省身对此十分欣赏，把它推荐到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数学年刊》(Annals of Mathematics)上发表．在数学荒疏多年的情况下，一年多时间之内就在以难懂著称的拓扑学的前沿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不能不说是吴文俊的天才和功力．
l947年11月，吴文俊考取中法交换生赴法留学．当时正是BourbaLt学派的鼎盛时期，也是法国拓扑学正在重新兴起的时代，吴文俊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迅速成长．他先进斯特拉斯堡(Strassboug)大学，跟着埃瑞斯曼(C．Etlresmann)学习．埃瑞斯曼是E·嘉当(E．Cartan)的学生，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格拉斯曼(Grassmann)流形的同调群的计算，这个工作对后来吴关于示性类的研究至关重要．同时，他还是纤维丛概念的创始人之一，他的一些思想对吴文俊后来的工作是有一定影响的．在法国期间，吴文俊继续进行纤维空间及示性类的研究，在埃瑞斯曼的指导下，他完成了'球丛结构的示性类'(Surleo classes caraeferistiques deo sfrucfuesr；eo spheriques)的学位论文，于1949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这篇论文同瑞布(G．Reeb)的论文一起，在1952年以单行本出版，另外还发表了多篇关于慨复结构及切触结构的论文．在斯特拉斯堡他结识了R·托姆(R．Thom)等人．他的一些结果发表后，引起各方面的广泛注意．由于他的某些结果与以前结果表面不同而使霍卜夫(H．Hopf)亲自来斯特拉斯堡澄清他们的工作．霍卜夫同吴交谈后才搞清楚问题，非常赞赏吴的工作，并邀请吴去苏黎世讲学一周．在苏黎世他结识了当时在苏黎世访问的江泽涵．他的工作还受到J．M．C．怀特海(J．H．C．whitehead)的注意．取得学位后，吴文俊到巴黎，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做研究，在H·嘉当的指导下工作．这时，H·嘉当举办著名的嘉当讨论班，这个讨论班对于拓扑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同时反映国际数学主要动向的布尔巴基讨论班也刚刚开始，当时参加入数还不多，一般二、三十人．吴文俊参加这两个讨论班，并在讨论班上作过报告．当时嘉当致力于研究著名的斯廷洛德上同调运算，吴文俊从低维情形出发，已猜想到后来所谓嘉当公式．嘉当在他的全集中，也归功于吴文俊，同时1950年吴发表的一篇论文也予示后来的道尔德(Dold)流形．
1951年8月，吴文俊谢绝了法国师友的挽留，怀着热爱祖国的赤诚之心，回到解放了的祖国．他先在北京大学数学系任教授，在江泽涵的建议之下，吴文俊获准于1952年l0月到新成立的数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当时数学所在清华大学校园内，他和张素诚、孙以丰共同建立拓扑组，形成中国的拓扑学研究工作的一个中心．不久他结识陈丕和，并于1953年结婚，婚后生有三女一子月明、星稀、云奇、天骄，现皆学有所成．当时国内政治学习及运动还不算太多，但还是占了不少时间及精力，家务琐事也使他有所分心，从l 953年到1957年短短5年间，他还是以忘我的劳动做了大量工作．在这段日子里，他主要从事庞特里亚金(A·MLI)示性类的研究工作，力图得出类似于史梯费尔--惠持尼示性类的结果．但是庞特里亚金示性类要复杂得多，许多问题至今未能解决，他在5篇论庞待里亚金示性类的论文中许多结果长期以来是最佳的．1956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赴苏参加全苏第三次数学家大会并做关于庞特里亚金示性类的报告，得到好评．庞特里亚金还邀请他到家中作客并进行讨论．
其后，吴文俊的工作重点从示性类的研究转向示嵌类的研究，他用统一的方法，系统地改进以往用不同的方法所得到的零散的结果．由于他在拓扑学示性类及示嵌类的出色工作，他与华罗庚、钱学森-起荣获1956年第一届自然科学奖的最高奖--等奖，并于1957年增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1958年他被邀请到国际数学家大会做分组报告(因故未能成行)．l957年他应邀去波兰、民主德国并再次去法国访问，在巴黎大学系统介绍示嵌类理论达二个月之久，听众中有海弗里热(C. Haefliger)等人，对他们后来的嵌入方面的工作有着明显的影响．
1955年起拓扑组开始有新大学生来工作，在吴文俊的指导下．开始走上研究的道路．其中有李培信、岳景中、江嘉禾、熊金城及虞言林等．
1958年起，国内政治形势激烈变化，再也不能继续进行稳稳当当的理论研究工作了，拓外学研究工作被迫中断，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口号下，数学所的研究工作进行大幅度调整．吴文俊同一些年轻人开始对新领域--对策论进行探索，在短短的一两年中不仅引进了这门新学科，而且以其深厚的功力，做出值得称道的成果．1960年起，他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60级学生的主讲教师，开出三门课程：微积分、微分几何和代数几何，共7个学期，他高超的教学水平使这届学生获益匪浅．
三年困难时期科学工作部分得到恢复．1961年夏天，在颐和园召开龙王庙会议，讨论数学理论学科的研究工作的恢复问题．1962年起，吴文俊重新开始拓扑学的研究，特别着重于奇点理论．其后又结合教学对代数几何学进行研究，定义了具有奇点的代数族的陈省身示性类，这大大领先于西方国家．1964年起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再一次使研究工作中断．1965年9月他以普通工作队员的身份到安徽省六安县参加半年四清运动．回京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数学所大部分研究工作从此长期陷于停顿，吴文俊也不得不参加运动以及接受'批判'，他的住房也大大压缩了，六口之家挤在二小间屋子里，工作条件可想而知．但就在这种文化大革命的困难时期中；他仍然抓紧时间从事科研工作，只是方向上有所变化．他在1966年注意到他的示嵌类的研究可用于印刷电路的布线问题，特别是他的方法完全是可以算法化的；而这种'可计算性'是与以前在布尔巴基影响下的纯理论的方向完全不同的．大约从这时开始，他完成了自己数学思想上一次根本性的改变．大约同时，他还参加仿生学的研究，1971年他到无线电一厂参加劳动．
1972年科研工作开始部分恢复，同时中美数学家开始交流，特别是陈省身等华裔数学家回国，带来许多国际上的新情况．数学所拓扑组开始讨论由D·苏利温(Sullivan)等人开创的有理同论论，据此吴文俊提出了他的I函子理论，其显著特点之一也是'可计算性'．大约同时，吴文俊的兴趣转向中国数学史，用算法及可计算性的观点来分析中国古代数学，发现中国古代数学传统与由古希腊延续下来的近现代西方数学传统的重要区别，对中国古算做了正本清源的分析，在许多方面产生独到的见解．这两方面是他在1975年到法国高等科学研究院访问时的主要报告题目．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科学研究开始走上正轨．年近花甲的吴文俊更加焕发出青春活力．他在中国古算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西方，R·笛卡尔(Descartes)的思想，深入探讨D·希尔伯特(Hilbert)《几何学基础》一书中隐藏的构造性思想，开拓机械化数学的崭新领域．1977年他在平面几何定理的机械化证明方面首先取得成功，1978年进一步发展成对微分几何的定理的机械化证明，这样走出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开拓的新数学道路，并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到80年代他不仅建立数学机械化证明的基础，而且扩张成广泛的数学机械化纲领，解决了一系列理论及实际问题．
1979年以后，我国数学家的国际交往也日益频繁，吴文俊也多次出国．从1979年被邀请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起，几乎每年都出国访问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对于在国外传播其数学成就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吴文俊机械化数学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数学受到国际上的瞩目．1986年他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关于中国数学史的报告引起广泛的兴趣．这样，在近代数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由中国数学家领导数学新潮流，不再是沿袭他国的主题、他国的问题和他国的方法，而是越来越多的数学家向我们学习．
1980年在陈省身的倡议下，吴文俊积极参加与双微会议的筹备及组织工作，从1980年到1985年共举行六届双微会议，对于同国内外数学界的交流起着重要推动作用．
1983年吴文俊当选为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他积极筹备了1985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数学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到1987年任满．
1979年夏，吴文俊、关肇直、许国志等人筹建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1980年正式成立．吴文俊任副所长兼基础数学室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1983年后任名誉所长．在职期间，对所的基本建设有着极大助益．1990年该所正式成立数学机械化研究中心，吴文俊担任主任．他领导的数学机械化研究小组和他组织并领导的讨论班，在这一新领域已进行了相当长时期的研究，并完成了大量为国际瞩目的研究成果．研究中心成立后，学术活动更加活跃．吴文俊满怀信心地要把系统科学研究所的数学机械化研究中心发展成为国际交流的中心，吸引国内外同行为深入开展这一新领域的研究而共创业绩．
吴文俊在政治上要求进步，终于在1980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1983年和1988年被选为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及常委，参加民主协商，共商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