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邪召邪

文人大都比较浪漫与多情，所以，也就有了清人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滦阳续录》中的这样一则故事：

一个书生赴京考试，夜晚寄宿在旅社中，旅店的墙上悬挂了一幅“仕女图”画轴，这个女子风姿绰约，仪态万方，栩栩如生，就像是真的一样。每当他独自一个人坐在那里注视凝思的时候，即便是客人来了他都没有感觉。一天傍晚，这名女子忽然从画上翩然而下，俨然美丽绝妙的女子也。书生虽然知道她是鬼魅，但两个人结合在一起的念头太久了，自己都不能控制住自己，这样，就和这名女子嬉笑聊天，两个人卿卿我我，好不恩爱。

书生考试结束了打算南下回家，于是就买了这幅画，到家后悬挂在书斋，但却没有了一点儿动静，怎么呼唤那女子，她也不从画中下来了。三、四个月之后的某一天，这名女子又从画上翩翩然飘下，书生跟她提起以前的事情她也不怎么回答，也不问书生我怎么会到这里，但互相之间或悲或喜，嘻嘻笑笑没有了男女之间的隔阂。天长日久，这名书生身体逐渐羸弱直至患病。他的父亲请来茅山道士为他祛除邪灵，道士对墙上的画看了很长时间，说：“这幅画没有妖气，祸害书生身体的不是画中的这名女子。”道士就结坛作法，到了第二天有一狐狸被杀死在道士的法坛之下。这下才知道，“先有邪心，以邪召邪，狐故得而假借”，“其京师之所遇，当亦别一狐也”。

应该说，类似于此的年轻人被狐狸精所媚惑，不能自拔乃至葬身色欲的故事，比比皆是;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固然有，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也不少。而这些故事在我看来，也并非天话胡话胡乱编造，而是有相当的生活基础的：只要是男人，有几人能够在美女面前“面不改色心不跳”的？而且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几乎无一例外！所以，当这位书生在旅店猛一抬头发现墙上“仕女图”上的美女的时候，心旌随之摇曳，并非不能理解之事。而他后来几乎命丧狐狸精之手，其责任也不能全归咎于狐狸精——如果不是他先心动，那么，“仕女图”上的鬼魅又怎么会翩然而下与之成就好事？

不过，似乎就公众的感情来说，往往会不自觉地站在书生一边，而对狐狸精齐声喊打、共同谴责。为什么？或许是因为如果没有狐狸精，那么，就不会有书生的被媚惑与身心健康的受损害？而更有可能的是，书生与他们属于同类之人，在感情上、在道义上，所以他们对其有些偏袒乃至十分偏袒？如此这般，假如他们日后同样陷入此类困局，那么，他们自然也就没有任何责任了，而可能成为被理解、被同情的那一方。然而，这样的做法，将公平和正义无疑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也无助于日后努力避免此类悲剧的再次发生。

记得很多年前全国人民有一阵曾经掀起学哲学、用哲学的学习热潮。在这场运动中，我至少记住了这样一条哲学的基本原理：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其作用。假如这条哲学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那么，在这则故事中，书生被狐狸精媚惑就不能单单怪狐狸精，而应更多自责：是你自己内心把持不住，对那“仕女图”上的美女动情了，有了“邪心”，方才会“招来”狐狸精——或者说是你自己给了她媚惑你的机会。所以，对于后来发生的一切，是不是这书生应该负主要责任？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不少类似之事，对于责任人的认定，是不是也该遵循“内因”为主、“外因”为辅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