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子监》一文

2020年10月31日(农历庚子年九月十五日)，星期六。

晚6：57－8：52分我外出，期间于晚7：07－8：13分在县新华书店读书。今晚我仍在书店续读《汪曾祺散文》一书，所读为《金岳霖先生》（P92－P96页）、《老舍先生》（P97－P101页）、《国子监》（P102－P108页）、《钓鱼台》（P109－P110页）、《水母》（P110－P115页）。

《国子监》一文，使我读到与王道成著的《科举史话》、王日根著的《中国科举考试与社会影响》、张希清著的《中国科举考试制度》三书中所没有的内容。汪曾祺先生在《国子监》一文中，开首便写道：

为了写国子监，我到国子监去逛了一趟，不得要领。从首都图书馆抱了几十本书回来，看了几天，看得眼花气闷，而所得不多。后来，我去找了一个“老”朋友聊了两个晚上，倒像是明白了不少事情。我这朋友世代在国子监当差，“侍候”过翁同龢、陆润庠、王垿等祭酒，给新科状元打过“状元及第”的旗，国子监生人，今年七十三岁，姓董。

　　国子监，就是从前的大学。

由于作者找到了这位曾在国子监里当过差的老董，挖掘到了不少相关图书中所没有载录的国子监运作内幕资料。《中国科举考试与社会影响》一书中虽也记载了一些清代捐取科名的内容，但董老先生提供的捐取科名的内幕资料更详实，连捐银在国子监内部分配的各种标准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