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徽州发现中国——明清以来徽州日记的整理与研究

2000年以来，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的王振忠教授，在徽学研究领域先后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有十来个，且多个项目都以优秀结项。“明清以来徽州日记的整理与研究”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安徽大学出版社《徽学文库（第二辑）》丛书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在申报时，《明清以来徽州日记的整理与研究》被列为该丛书的第一部书，且于2020年10月正式出版发行。

精巧的结构

清晰展现了徽州日记的原貌

《明清以来徽州日记的整理与研究》书前有彩插14幅，全部为徽州日记的书影，既有来自公藏机构的，如康熙年间婺源詹元相的《畏斋日记》，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藏，也有来自私人收藏的，如太平天国时期歙县盐商的《日记簿》，王振忠教授自己收藏；既有珍贵的稿抄本，如晚清扬州盐商的《南旋日记》稿本，又有精美的刻本，如晚清潘忠瑞的《歙行日记》；既有十分难得的复印件，如婺源“末代秀才”詹鸣铎的日记，又有发行较多的影印本，如著名历史学家许承尧的日记。在彩插中，日记的封面、正文、版式、装帧、行款、栏线、字迹、印章等信息，皆一目了然，清晰地展现了部分徽州日记的原貌。

导言部分对“徽州日记”做了解释说明。随后详细梳理了徽州本土的徽州人日记，包括文人乡绅日记、学生日记、画家日记、学徒日记、农民日记和医师日记等；徽州本土以外之人所写的日记，包括徽商日记、展墓日记、游记、宦游日记和其他日记等，每一类都举例说明，共介绍了三十六部徽州日记。在此基础上，全面阐述了徽州日记的学术价值：宏大历史事件的微观记录；社会实态的生动叙事；城乡景观和风俗民情的展现；徽州人性格特征的形象揭示。

正文分上下两编，上为研究编，收录了11篇文章，较为深入地解读了明万历年间的《曹应星日记》，清康熙年间的《春帆纪程》，同治年间的《日记簿》，光绪年间的《复堂日记》，光绪年间的《朱峙山日记》，晚清时期的《黄山纪游》，清末学生的《庚戌袖珍日记》，民国时期的《日知其所无》，1927年《大阜潘氏支谱》所收的展墓日记，抗战时期的《腾（誊）正日记》，1949—1950年的《习登日记》等。解读文字或详或略，精彩纷呈。

下为资料编，整理了16部徽州日记，分别是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冯梦祯徽州日记，万历三十八年（1610）李日华《礼白岳记》，万历四十三年（1615）至清顺治九年（1652）《曹应星日记》，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程庭《春帆纪程》，乾隆三十九年（1774）、嘉庆五年（1800）海宁吴骞《可怀录》《可怀续录》，清同治三年（1864）歙县盐商宋氏《日记簿》，同治、光绪休宁胡光瑍《迪祥里胡氏谱局韵枫氏日记》，光绪三四年（1877—1878）谭献《复堂日记》，光绪四年至七年（1878—1881）祁门历口利济桥局局董日记，1914年苏州潘承谋《彦均室歙行日记》，1918年婺源查辅绅《日记》，1921年汉口汪素峰《日知其所无》，1928年蒋维乔《黄山纪游》，汪翠珠抄1937—1938年《腾（誊）正日记》，佚名《习登日记》，1949—1950年《詹庆良本日记》。整理方式有校有注，简明精当。

 

精彩的解读

凸显了徽州日记的史料价值

在上编的研究中，王振忠教授常常把徽州日记所描写的彼时彼地之小环境投放在区域的、国家的大环境中做历史性的解读，突显了这些日记的史料价值。如在第一篇《明清鼎革前后的地方社会和族姓纷争》论及《曹应星日记》所见晚明清初的徽州社会时，王教授说：“虽然万历《绩溪县志》和康熙《绩溪县志续编》尚有传本存世，但我们对于晚明清初的绩溪社会了解相当有限，特别是对旺川这样的僻野荒陬更是所知甚少，而《应星日记》恰恰可以弥补此类的不足。”“绩溪县是缺粮的县份，对于当地的粮食作物，乾隆《绩溪县志·食货志·物产》仅有简单的记载：'谷之属，秈谷、杭谷、橘谷、大麦、小麦、乔[荞]麦、芝麻、豆、粟、穄。’而《应星日记》则记载有多年的粮价及其他的食物价格”，紧接着详列从万历四十五年（1617）到顺治九年（1652）小谷、占谷、小麦、黄豆、猪肉和牛肉的价格。这些数据为研究明末清初徽州地区的经济状况和民众生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在第十篇《徽州女童的战争日记抄本》中，王振忠教授把徽州女童的日记与中国抗战史紧密联系起来，解读时把镜头从全中国逐渐拉向徽州一地：“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日全面战争爆发。11月9日，在上海与日军激战将近三个月的中国军队，被迫全线西撤。此后，上海、常熟和嘉兴等地相继沦陷。11月22日，在徽州，这是个天气阴郁、刮着风的日子，女童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我看见苏地来的难民，到我徽州不少。我说：很可怜，难民夜里睡的稻草被，一天三餐，也没有一餐饭，难民也是没有法子，但是见他们这样难苦，不由我的眼泪，也就掉下来了。唉！……’”女童在日记中对难民的刻画十分真切，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这就是对宏大历史事件抗日战争的微观记录。

王振忠教授还很擅于捕捉徽州日记中有意味的内容细节或形式细节，且不惜笔墨对此作繁琐的考证或推理，能以小见大，得出重要的结论。如在第三篇《太平天国时期徽商在苏北盐业中的活动》中，王振忠教授发现宋氏盐商《日记簿》七月二十日和二十三日条下，都曾提及“捐输”和“捐例”，于是征引了大量相关资料，如宋氏盐商日记《便登》，安徽省图书馆藏清陈炳秋辑录、道光鱼湾官舍抄本《淮鹾纪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57册“史部·政书类”《淮鹾分类新编》，晚清歙县旱南刊本《鹤年家书摘录》，影印本《申报》第18册，《水窗春呓》卷下《盐务五则》等，透过诸多资料的相关记载，归纳出了一个常见的历史现象，即在盐商的家族谱系中，某人拥有候补盐务官员的头衔。

精当的整理

奉献第一手的民间文献

 

王振忠教授整理徽州日记，很重视版本的选择。对于某些日记仅有稿本或抄本存世，当然就直接采用，无需挑选。对于一些日记存世版本较多，则要经过一番考察，然后确定底本、参校本。比如整理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程庭《春帆纪程》，王振忠教授选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本作为底本，《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作为参校本。他的理由是：

以往人们征引的《春帆纪程》，来源有二，一是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五帙，二是晚清民国时人许承尧的《歙事闲谭》。后者只是零星摘录，固不待言，但即使是前者，不仅康熙五十七年（1718）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初十日的日记完全缺佚，而且三月二十七日之前日记中的诗词也多被删节。幸亏近年刊行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收录有程庭的文集——《若庵集》，从中我们基本上得以窥见《春帆纪程》之全豹。

在整理徽州日记时，对于一些明显的错字，王振忠教授在其后用中括号标出正确的字，如 1914年苏州潘承谋《彦均室歙行日记》，农历五月二十五日条下“墓在山颠（巅）”；汪翠珠抄1937—1938年《腾（誊）正日记》，1937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六日条下“先生拿我的国语，用粉笔写在黑版（板）上”；1949—1950年《詹庆良本日记》第二册，1950年“农历二月初日一（初一日），雨”。这样的校勘方式，简洁明了。

注释方式较多，深入浅出。在整理的十六部日记中，要算对1921年汉口汪素峰《日知其所无》的注释最详细，涉及人物、店名、商号、方言等，如农历八月初一条下“饭后，同永泰隆茶客黄兆龙君，到怡和栈房取小样”，注曰“永泰隆为茶铺名，位于后花楼，见《汉口商业一览》第177页”“怡和，当时在汉口以怡和命名的商号颇多”；农历八月二十四日条下“婶母过来嬉”，注曰“'嬉’为徽州方言，迎神赛会作'嬉菩萨’。每年农历正月初七日至十五日，岩寺镇有'嬉灯’的民间游艺活动。见季家宏主编《黄山旅游文化大辞典》，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34页”；农历十一月十六日条下“付绅记（丑肉）弍百廿”，注曰“'丑肉’即牛肉。明清以还的徽州人多以干支为动物之代称，如亥，徽州文书中有'腊亥’，即腊猪肉。而黟县屠肆中记账也有'亥几斤’的说法。见民国《黟县四志》卷三《地理·方言》，吴克俊、许复修，程寿保、舒斯笏纂，'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第58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通观全书，不难发现王振忠教授在论述或注解时，左右逢源，畅通无阻，没有说不明、讲不透的事理。如上编第四篇《徽商展墓日记所见徽州社会、民俗》中，展墓日记对于新安江的滩名及其数量语焉不详，于是，王振忠教授就引用了一部徽州民间宗教科文《泰山招帅》的“滩名总录”，包含“杭（州）城上来”滩名约八十个，“回杭”滩名十八个。又如第八篇《民国时期徽州茶商在汉口的社会生活》中一份材料提及汉口鲍家巷的笔墨店鲍乾元，恰好王教授手头有关于鲍乾元的民国十七年（1928年）三月《鲍公子权遗像》一册：“先世以盐务起家，兼营徽墨。……自是购者纷纷，声誉雀起，而古歙鲍乾元之牌号，蜚声各省。……”又如下编第五篇海宁吴骞《可怀录》《可怀续录》，乾隆甲午春二月十八日条“晨起，阻风王洲。……风定，放舟过富春城下，遥望层峦秀嶂，与楼阁相掩映，始悟一峰老人《富春山图》之妙”，此处注引吴骞《拜经楼诗集》卷一《富春》：“近游何处不沉吟，至此真疑画里寻。十幅晓帆依树出，一江春水抱城深。岩阿不改云烟色，霄汉空悬故旧心。只有闲鸥知此趣，浮沉随意到如今。”用其诗注解其文，相得益彰。

王振忠教授之所以能在徽州日记研究领域游刃有余，是因为他在前期的资料搜集和田野调查中，不但重视徽州本地的日记资料，而且关注外地有关徽州的日记资料，因此其研究不局限于徽州，而是放眼全国，以整体的视角来关照局部；不但重视有关徽州的日记资料，而且关注有关徽州的其他资料，因此其研究不是仅仅就日记论日记，而是充分运用其他资料来做必要的补充和说明；不但重视相关资料的查阅、抄录和复印，而且有心收藏了大量资料原件，因此其研究是建立在拥有一个巨大的徽州日记资料库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