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平秋 | 儒家、儒学及其历史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高校古委会主任、北京大学教授 安平秋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儒家经典与《儒藏》编纂”，主要讲三个问题。第一是儒家、儒学及其历史。第二是历代儒家要籍，也就是主要的典籍。第三个问题是《儒藏》编纂。

一、儒家、儒学及其历史

先谈第一个小问题，儒家与儒学。

我们今天讲儒家和儒学，常把它列为历史上影响中国思想文化的儒、释、道这三家重要的古代思想意识里面的一个，甚至在这三家里面，认为儒家的影响更大、更深、也更广。但是在先秦时期，儒家仅仅是诸子百家里面的一家。我前一段听人在谈，说哪有诸子百家，有那么多？其实还是有的。我们从考古发现，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时期，国家就有很多，说八百诸侯，还不止，所以诸子百家也是存在的。在先秦时期，儒家仅仅是诸子百家里的一家。

到了汉代初年，《史记》作者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写了一篇《论六家要旨》，把儒家列为这六家里面的一家。这六家是：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里，对儒家有个评价，他说：“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也就是说，儒家的内容是六艺。六艺的经传有千万数，数量非常大，成千上万，一辈子也不能把它的内容搞清楚。“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它的缺点是广博但是缺少要点。去学它、去做它，很辛苦但是很少见功效。后面接着说，“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以上引文见《史记·太史公自序》）这后两句，已经显示出儒家对社会秩序、对家庭伦理所起的千古不能改易的作用，那就是稳定社会和家庭的秩序。所以，到了汉武帝中后期才要“独尊儒术”，那是社会和政治的需要。

到了西汉宣帝的时候，宣帝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看法，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为什么非要只用德教、周政呢？我们本来是以霸王道杂之的。这是到了宣帝的时候，宣帝是这个看法。这就是说，在汉代初年汉高帝刘邦的时候，并不纯用儒学。大家看《史记》《汉书》，都知道，郦食其要去见刘邦，别人劝他，说你别见他，他不喜欢儒生。传说他见了儒生，把人家帽子摘下来往里尿尿，这也看出刘邦的流氓气，但是也看出刘邦对儒家、儒生并不尊重。从汉宣帝这句话能够看出，他指的是汉代初年汉高帝刘邦并不纯用儒学，而汉宣帝本人也不纯信儒学。也就是说，尽管在汉武帝的时候独尊儒术了，在后来也还有一个过程。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和儒家学说才越来越为统治阶级所重视。这个发展过程，我们下面会有一个简略的梳理。

孔子像

我们今天讲的儒家，就是指由孔子所开创的这个学派。后来的许多儒家代表人物和各家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都公认孔子的作用。像韩非子，他说：“儒之所至，孔丘也。”（《显学》）。最大的儒，到了极点的，就是孔丘。东汉高诱在《淮南子·要略》篇的注释里面也说：“儒，孔子道也。”这是孔子的学问。刘歆的《七略》更是说：“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宗师仲尼，即孔子。这个话里还有一个地方值得我们留意，就是“宪章文武”。刚才我们在讲汉宣帝讲的，“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里的“文武”，指的就是周文王、周武王。儒家的主张里面吸收了很多周朝的政教。所以这里说的“宪章文武”和“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是相呼应的。这些都表述出来，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丘。所以我们可以说，所谓儒家，就是信仰、尊崇并且继承发扬孔子之道的学术流派。儒学就是专门阐发解释孔子之道的学术思想。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儒家与儒学。

我顺便说一下，现在这个“儒家”的读音，很多人都读作“rǔ家”，按道理应该读作“rú”才准确。我原来想，是不是和山东人的发音有关。我打听了一下，胶东人发音，不知道在座的，应该是有胶东人吧，好像读作“yú”，那个“乳山”，读作“yǔ山”。大概“儒”呢，可以读作“yú”这个发音。这里有鲁西北的，怎么读呢？“rù。”（听众回答。）我原来以为，读作rǔ家是不是受山东方言影响，我最近问了几个山东人，他们说不是。总而言之，读“rǔ家”是不准确的。按照现在的标准读音，还是应该读“rú家”。那我顺便再说一下，刚才说儒释道，这个释就是佛教，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叫释呢？因为它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释迦牟尼这个说法，这个名字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一个双木林，底下一个平凡的凡，这个读作fàn，我们平常读白了，读作“fán”、“fán文”。其实准确说应该读作“fàn文”。但是也别太拘泥。他读了“fán文”就“fán文”，所以现在一般说起来“fàn文”，说明他读音很准确。读“fán文”，那也不算错，也明白它什么意思，就像“rú家”和“rǔ家”一样。不过真正做点儒家学问的人，或者像参与一点编《儒藏》的，把“rú藏”说成“rǔ藏”还是不妥当的。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补充一点读音问题。

第二个小问题是儒学的特征。

儒学的第一个特征，最主要特征，是伦理本位，对社会伦理关系的界定。儒家所提倡的，是涵盖了家庭、社会、政治三个方面的伦理思想，它提倡的是关于君臣、父子、夫妻、长幼、朋友这五伦的顺序，提倡仁义忠孝信这些道德规范，以及践履道德所经由的途径（通过礼来做）和方法（智）。儒家的这种伦理思想和道德规范，正好适应了中国的社会需要，适应了中国这种农业社会的家庭、家族的需要，也适应了皇权政治制度的需要。所以儒家思想就变成了是自下而上从家庭到中央，又是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家庭，这样一种全社会的认同和信奉，这是儒家思想被人称道的地方，也是儒家思想流传下来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它既有国家的意识形态的性质，又具有全民公约的特征，对于整合传统社会、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推动的、积极的作用。这是它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是它重视文献。刚才说，儒家的出现和孔子有关。孔子本人熟悉古代典籍，在后世儒家眼里，孔子是整理文献的一位大师。所以儒家的人，后来跟着孔子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儒家，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重视文献、重视知识。在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一些儒家学者，往往是最重视文献也最博学的。像我们后面要提到的，汉代的郑玄，宋代的朱熹，清代的顾炎武、戴震都是。这是第二个特征，重视文献。

第三个特征是重视教育。孔子之前，中国社会是学在官府。到了孔子，化官学为私学，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弟子有三千人之多，而他最喜欢的有名的弟子有七十二人。也就是说，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把官学扩大到私学。不止有官学，私人也办学，而且办得很红火。孔子去世以后，他的学生子夏教于西河，给魏文侯做老师。孔子所提倡的六艺，也由他的弟子传习下来，一直到孟子、荀子，也都有很多弟子。到了汉代，传经的人就更多了。儒家思想，一方面是出于对人类传统的一种保护，重视教育。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它自身学术发展的需要。我想儒家在历史上长盛不衰，也和它重视教育、重视一代一代的传承有关系。有的学派不是这样。

第四个特征是入世的精神，尤其是关心民间的疾苦，积极参与政治。说它有入世的精神，是相对佛、道而言。儒家思想，在儒释道三家里，相比而言，它更有入世的精神。从本质上说，儒家是积极入世的，还不是一般的入世。它主张积极参与社会的思想、活动。所以儒家提倡的是修齐治平，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一个理念，这是它入世精神的一个集中的概括。而且儒家也不追求来世，也不相信神灵，为学由己，成德由己，就是你做学问要靠自己，学习靠自己，人品道德也要靠自己努力。而且它强调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主张修己安人，修己安百姓。所以后来范仲淹讲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是儒家入世精神的一种反映。这是它第四个特征，入世的精神。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儒家、儒学的特征。

第三个小问题是儒学的分期。

儒学的分期，学术界有些不同看法。我们今天把它分成四个阶段来做一个简单地叙述，也就是开头讲到儒家与儒学的时候，我说“有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我们后面有个简单的梳理”，就是这个地方。第一阶段是先秦汉初的儒学。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里面讲到儒学兴起的一个简单的发展历史，主要的意思是说：西周末期，礼崩乐坏，周王室衰微，权力由强国来把持。所以这时候孔子兴起，叹息“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就论次《诗》《书》，修起礼乐，游说各国。但是，各国全不听这套。那个时候是春秋战国时期，谁听你的，孔子这套不管用。于是孔子又根据各国史记而作《春秋》，以当一王之法。孔子的用意，就是你不听我的，我作《春秋》，来当一王之法。孔子死了以后，他的学生散在各国，有的做了诸侯的老师，有的做了卿相，或者和士大夫为友，或者也有些是隐居了的。战国时期，天下纷争，儒术废而不用，但是在齐鲁之间（孔子是今天说的山东曲阜人）仍然是讲习儒学，甚至出现了孟子、荀子这样的大儒。

秦末陈涉起义，那个时候还有鲁国人拿着孔子的礼器去投奔陈涉，意思是反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用今天的话说，我们山东人拥护你陈涉起来反秦始皇。到了汉高帝刘邦打败了项羽，兵围鲁国的时候，鲁国的儒生仍然是诵读儒家经典。司马迁就表彰齐鲁这个地方的人、这个地域的文化，他认为齐鲁之人对于文化的热爱是发自天性的。其后到了汉兴，汉代初年，齐鲁的儒生就更是讲经习礼。所以司马迁讲他到齐鲁（今天的山东）去见到的情况，很有感触。那个时候叔孙通给朝廷制作了礼仪，他的弟子们逐渐地兴起。但是在汉高祖的时候，因为是汉代初年，天下刚刚平定，到了汉惠帝刘盈、吕后主政时期也还没有缓过劲儿来。“文景”时期也不喜欢儒术，到了武帝即位，这才开始了召贤良方正文学之士，这时候六艺的学者从齐鲁一带纷纷兴起。

所以在汉代初年，从汉高帝刘邦不信儒，到汉惠帝刘盈、吕后，再到汉文帝、汉景帝，对儒家思想都不是那么抬举。到武帝时期才开始重视。但是这中间因为窦太后爱好黄老之学，不爱好儒学，有一段时间，儒学的兴起就受到一些阻碍。窦太后死了以后，武安侯田蚡做了丞相，延揽文学儒者几百人，开始重视儒学。公孙弘因为是习《春秋》而官至三公，封为平津侯（《史记》里面有《平津侯主父列传》）。在公孙弘的建议下，建立起一套通过学习儒学来给国家培养官吏的制度。由此，儒学才大兴。这已经是汉武帝中后期了。这是跟大家报告的儒学分期的第一期，就是先秦汉初的儒学。

第二阶段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一直到唐代的儒学，这算是一个阶段。汉武帝时期，儒学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的时候，诏举贤良方正，不用法家、纵横家之言。建元五年，立了五经博士。元光元年（公元前134 年），董仲舒对策。武帝根据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由诸子之一上升到官方的意识形态，从而确立了儒学和儒家经典的权威地位。这是到了元光元年之后出现的情况。

从汉武帝到东汉末年，这个时期关于经书的争论出现了个新问题，就是今古文之争。汉代初年，这些博士们用来教授的经书是用当时通行的文字（也就是隶书）来写的。后来又从孔子家的墙壁里发现了一批书，民间也流传出一批书，这些是用另外一种文字写的，就是所谓“古文”。据王国维的考证，就是战国时期东方六国的文字。它和隶书不同，这样就分了今文和古文的不同。虽然都是经书，古文经的内容往往多于今文经，这样对古文经进行系统解说的经师逐渐就在民间兴起。今古文这种差异一开始只是文字上的，后来随着古文经说的逐渐系统化（因为一开始出来是一部分，后来逐渐地增多，后来又把它系统化了），不可避免地古文经和今文经就变成了两个对立面，再进一步就是古文经要争夺今文经的正统地位。刘歆有一篇《移让太常博士书》是这场斗争的一个凸显点。

尽管我们说有这样一场争论，但是在整个汉朝，只有西汉平帝和东汉光武帝时期有些古文经短暂地立于学官，都属于昙花一现。但是古文经学在东汉已经呈现出一种上升的趋势。接着，因为这种趋势，很多经师（研究儒学经典的人）就兼习今古，既研究今文又研究古文，所以博通多经，出现了不少通儒，像贾逵、马融、许慎、郑玄，都是这时候出现的。到了东汉末年，郑玄遍注群经，调和今古，把今古文、各经书系统化成了一个整体。今文经学在东汉有何休给《公羊》作的注，这个成为后来清代常州学派兴起的一个伏笔。这是从汉武帝到东汉末年。

魏晋时期，战乱频仍，加上玄谈的兴起，贯通群经的大儒就比较少见。这个时期出现了几部著名的经注（给经作的注），像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何晏的《论语集解》，选择了汉儒的说法，算是对《论语》汉代注释的一个总结；而王弼、韩康伯的《周易注》，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则是一扫先儒旧说，且都另作了《释例》，这也标志着学风的一种转变。也就是说在魏晋时期虽然没有明显的大儒出现，但是学风上已经酝酿着转变。

到了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的原因，经学衰微了。但从北魏太和年间，盛修文教，朝里面博学大儒越来越多了，算是普遍衰落中的一个亮点。因为是南北朝，南北治学有些不同，《隋书》里面《儒林列传》讲，“南人约简”，“约简”就是简约，“得其英华”，就是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北方学术比较深奥烦琐，重视细节。这南北的不同，我觉得还是很有些道理。这一时期的经学著作又多了一个“义疏体”，就是取某一经某一家的注本，对经、注进行疏解，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经学学说体系。

到隋朝，隋文帝、隋炀帝都曾经奖掖儒学，尤其是隋炀帝的时候，刘焯、刘炫作群经义疏，为海内所宗仰。到了唐代初年，就有了《五经正义》之作。《五经正义》作为官方科举取士的教科书，对唐以前驳杂的经说进行评说，定经于一尊。《五经正义》和贾公彦的《周礼疏》《仪礼疏》、杨士勋的《穀梁疏》、徐彦的《公羊疏》，合称为“九经疏义”。大家留意，就这个时候，从唐代初年有《五经正义》，这个五经就是《书》《诗》《春秋》《易》《礼记》，从这五经，接着刚才说的，增加了贾公彦的两种、杨士勋的一种、徐彦的一种，这样合称“九经疏义”。从《五经正义》到“九经疏义”，这有一个过程。这是对南北朝义疏学的一次大总结，可以和汉代经学合称为“汉唐经注之学”。

和后来兴起的宋明理学相比，汉唐的经学注重的是文字训诂、名物制度，也就是对文字的解释，对句意的疏通，对名物制度的疏通解释。特别是尊郑学，以礼制解经的特点比较明显。这是第二个阶段，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到唐代。

第三阶段是宋明新儒学。唐代中期，儒学悄悄地出现了转型。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对外来佛教的排斥和对抗，所以就提倡复兴儒学，并尝试构建了道统。文化上的学术上的许多需要都和社会有关系，历朝历代都是这样。其实发展到近现代，我们仔细想，仍然是这样的问题。刚讲到唐代中期，就是排斥外来的佛教，需要拿出我们自己的东西来。儒学就被拿出来了。后世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有许多事要看透。儒学内部开始寻求建立自己的义理的体系，就不仅仅是解释文字、训诂、制度，要讲求儒学的义理，所以当时韩愈的《原道》，首倡要复兴儒学，并且尝试构建了道统。李翱的《复性书》试图重建儒家的心性理论。这是在唐代。

延续到宋代，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一般把他们称作是“濂洛关闽”。所谓“濂”，是指北宋周敦颐这个学派，叫濂溪学派，周敦颐叫濂溪先生。因为他是今天湖南道县濂溪那里的人，所以他这个学派叫濂溪学派。“洛”是洛阳。因为二程（程颢、程颐）是在洛阳讲学，所以把它称作洛学。张载是关内人，陕西人，陕西在函谷关以西，过去曾以长安为中心，陕西就称为关内，所以称为关学。朱熹后来讲学于福建，他这个学派称作闽学。到了宋代，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合称的“濂洛关闽”就着力于发掘、阐释儒家经典里面的本体论、心性论、功夫论。所以这个宋明理学的产生有它的时代背景，有它的社会基础。

这时候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对经典里面的义理色彩较重的部分进行重点解说，阐明并构建了儒家本有的但是并未彰显的哲学体系。本来有，但并不是它最突出的特色，现在因为需要给它发掘出来、彰显出来。像《周易》的《系辞》，《礼记》里面的《大学》《中庸》《乐记》这些篇，《论语》《孟子》这两种书，都做了重点解说，目的就是发掘它的义理内容。这是一项工作。

第二项工作是以这个义理体系为指导原则，遍注群经。也就是光这个还不行，还要发展，要扩大，把群经都注。怎么注呢？就是用这个义理之学、义理观点来注。所以这可称为是“经典的理学化”的一个过程。这两项工作，到朱熹是集大成，建立起了理学的体系。所以说是濂洛关闽，因为到闽，到朱熹，集大成，形成了理学的基本框架。

这个体系最核心的观念就是“天理”。天理既有本体论的意义，更重要的包含了价值判断，并且发展出一套可以逐渐用功的修持的方法，就是所谓功夫论。朱熹把《礼记》里面的《大学》《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合在一起称为“四书”。我们说的四书五经的“四书”，就是从这开始的。朱熹梳理、拣择了历代的注释，主要是北宋以来诸儒的阐释，加以注解，这样就形成了《四书章句集注》，这是体现了宋代理学的新经典。

另外必须说一下的是和朱熹同时的陆九渊所创立的心学体系。“心理”的“心”。心学体系的根本概念是“本心”，根本命题是“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即理”，重点讲的是心体无限，包容万物，又包含着理。为学，做学问，只在于“发明本心”，自信坚笃，“先立乎其大者”。陆九渊的心学体系和朱熹的理学体系，主要差别就集中在为学的方法上，两个人曾经有一次著名的辩论，这个辩论称作“鹅湖之会”，或者“鹅湖之辩”，谁都没有说服谁。一般认为双方重要的分歧是在所谓的功夫论上。这是在宋代。

到了明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体系，地位上升了，被确认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明代初年官方编纂的《四书大全》，你从名字就看出来，是对朱熹的肯定。《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书》汇编了宋元学者对经典所进行的各种理学化的阐释，《四书》和经书大多数是用的朱熹及其弟子们的注，这样尊朱的倾向就比较明显。明代初年的学者像曹端、胡居仁也都是这样一批尊朱的学者。从陈献章开始，朱子学开始向心学转折，到王阳明心学就兴盛了。王阳明的心学主要表现在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知行合一、致良知这样几个命题里。阳明学在明代的兴盛，导致了崇尚虚谈，不重实证，传统的经学就逐渐地衰微下来。这是第三个阶段，宋明的新儒学，很突出的代表人物就是朱熹、王阳明。

第四个阶段，是清代的考据学。清代初年，因为宋明理学发展到王阳明的心学，崇尚空谈，刚才我们提到的“空谈性理”这样一种学风，学界就出现了回归朱子学的潮流。从王阳明再回到朱熹。因为从朱熹到王阳明有个过渡，从理学到心学这样一个变化。所以清初不满于这种状态，在朝野共同推动下，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又成为当时的显学。朱子一系的经书经康、雍、乾三朝官方的编纂，取代了明代修的《四书五经大全》，成为新的科举考试用书。当时武英殿刊刻的《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逐渐地拓宽了当时读书人的视野。于是就开始出现了一股复古之风，崇尚前代，越来越靠前。学者逐渐地不满意四书五经的宋元阐释系统，进而就探寻汉唐注疏之学的真相，往前走，于是就兴起了所谓的汉学。汉学的核心，起初是反宋，反对宋朝的学问，认为宋人建构的经学解释存在着重大问题，背离了两汉经师所阐释的经典原义。

而乾嘉时期的学者，当时又运用了一种新的方法，或者说过去没有注意的方法，那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汉语音韵学（用古音，因声求义），用这种工具和治学方法来研究经学。因为不满宋人，就要返回到唐宋的注疏。再后来，发现唐宋的注疏也存在缺陷，又进展到不满魏晋六朝的注，就要以贾逵、服虔取代杜预的《左传》注，要以郑玄几个人来取代王弼的《周易注》，就纷纷给汉注作新的疏。再往上复古，又发现东汉的古文经学，像郑玄、马融、贾逵和西汉的今文经学也有很大差别。西汉流行的《公羊》《穀梁》《尚书大传》、欧阳、大小夏侯《尚书》、三家《诗》，又成为学术的热点。可以说，清代的学术几乎是倒演了中国古代的经学史，往上翻，往上推，往上推崇。

这是我们讲的儒学分期的第四个阶段。我们的分段就到清代。这是我讲的第三个小问题，儒学的分期。

第四个小问题是儒学与经学的关系。

我们前面提到，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经典教育的平民化也是从孔子开始的。而且是在变官学为私学的过程中，自觉地以文化传承为己任，所谓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孔子是通过传统的经典教育来对弟子进行规范和塑造的，为儒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六经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精华，孔子自觉以传承六经为己任，在对传统经典阐释的基础上，创立了儒家学派。可以说，经学是儒学的学术基础。

儒学的发展，反过来又影响着经学的阐释理路与方法，进而对经学研究的内容产生了系统的影响。历代的儒家对儒家经典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诠释，既深化了经学研究的内容，促成了研究方法的自觉，形成各个时代独具风貌的经学特征，同时也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长点，影响了这一代儒学的发展。比如宋代对“四书”的阐释和研究，从儒家道统传承的角度，从《礼记》里面单独提出了《大学》《中庸》这两篇，和《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从中建构出了孔子、曾子、子思子、孟子这样的道统传授的谱系，并且进行全面的系统的阐释，变成地位更凌驾在五经之上了。因此，我们今天所讲的“儒家经典”，应该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经学文献”和“儒学文献”里面比较核心的这一部分。

这是我跟大家说的第一个大问题，儒家、儒学及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