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木 | 鲁迅与“狂人”之诞生

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李冬木老师的《狂人之诞生——明治时代的“狂人”言说与鲁迅的<狂人日记>》一文。李冬木老师通过具体的史料考察，指出日本明治时代的“狂人”言说具备着不同以往的“近代性”。在这一时期，“狂人”的存在开始普遍化，其作为“问题”开始成为一般社会的关注点，并由此形成一种进入公共话语空间的言说。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狂人”形象伴随“尼采”、“无政府主义”在日本的登场，不断获得新意，最终成为清醒、勇敢、健全、超越的理想人格的体现。李老师认为，“狂人”言说也影响了此时留学日本的鲁迅，“狂人”言说是鲁迅在整个留学期间经受精神洗礼，完成自我确立过程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狂人”最终进入鲁迅的创作，意味着鲁迅完成了对“狂人”价值的认同和终极判断，而“狂人”的诞生不仅宣告了“吃人”时代的行将终结，更宣告了“真的人”之必将诞生。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人”之诞生的宣言。

本文原刊于《文学评论》2018年第5期，感谢《文学评论》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狂人之诞生

——明治时代的“狂人”言说与鲁迅的《狂人日记》

文 | 李冬木

在距今100年的1918年，《新青年》杂志四卷五号上发表了署名“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中国现代文学有了第一篇作品并且有了一个标志性的人物——“狂人”，也从此诞生了一个叫做鲁迅的作家。这些都是文学史旧事，耳熟能详。那么，《狂人日记》对于“今天”有怎样的意义呢？这是百年“狂人学史”所一直探究的问题，并且今后还将继续探究下去。

本论要提出的问题是，《狂人日记》里的“狂人”是如何诞生的？这个“狂人”是否有他的“前世”？这实际上也是对“狂人”是从哪里来的一个追问。诚如史家所言，“狂人这个奇特、怪异的文学形象诞生了，震撼了整个中国精神界，成为五四文化革命的第一声春雷”[1]。可以说，自那以来，“狂人”诞生之后的“今世”在是一部阅读史的同时，也是一部震荡史，其给中国精神界带来的巨大冲击，至今仍没有丝毫减弱。本论即是在此前提下提出上述问题。

鲁迅《狂人日记》发表于《新青年》四卷五号

就作品构成而言，《狂人日记》有两个核心要素，一个是“吃人”的意象，另一个是“狂人”形象，是“狂人”在告发“吃人”。既然现在已经知道在“吃人”这个主题意象生成之前，有着很长一段的“食人”言说史为其铺路[2]，那么是否可以设想，“狂人”之诞生会不会也同样存在着一个关于“狂人”的言说背景？先行者们的出色研究早已注意并且揭示了周树人的留学时代与《狂人日记》的内在关联。如伊藤虎丸（Ito Toramaru，1927-2003）、北冈正子（Kitaoka Masako，1936-）、中岛长文（Nakajima Osafumi，1938-）和刘柏青（1924—2016）等学者所做的开创性贡献，不仅提示了“周树人”何以到“鲁迅”的问题构架，也为这一框架呈现了一个跨越国境的更为广阔的近代思想文化背景。本论将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狂人”言说的整理，进一步考察周树人周边的“狂人”现象与他本人及其作品的关联，以填补“狂人”形象生成机制探讨中的一项空白，即把“狂人”本身作为作品人物的精神史的一个背景。

以下，本论将通过语汇、社会媒体、“尼采”和“无政府主义”话语、文学创作以及时代精神特征等几个侧面，揭示这一背景的存在，并且尝试在这一背景当中寻找“狂人”诞生的足迹。

一

首先，“狂人”言说是否存在？这是一个前提。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笔者在翻阅与周树人及其周边相关的明治文献时，会经常目睹涉“狂”词语，诸如“狂”“狂气”“狂人”“狂者”“发狂”“狂奔”之类，开始并没怎么注意，后来逐渐发现，这些词语的使用都有其特定的范畴和文脉，关涉着表达特定人物、事件、事物、思想乃至文学创作，从而构成特定语境中的一种言说。可以说，“狂人”言说，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是过去没有被发现和整理而已。

从词语角度看，“狂”系汉语古字古词。甲骨文中即有“狂”字（甲六一五），《说文》：“狂，狾犬也”，即疯狗，后转及至人，指精神失常、发疯、痴呆等并衍生出傲慢、轻狂、放荡、纵情、气势猛烈、急促等语义[3]。《康熙字典》[4]和《辞源》[5]等所列举的诸如《尚书》《左传》《论语》《诗经》《楚辞》等当中的词语用例虽未必是最早，但已相当古老。即使从李白的著名诗句“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6]算起，那么距今也有1250多年。作为词根，“狂”字具有强大的造词功能，衍生出大量的涉“狂”词汇。仅以“狂”字开头的词语为例，诸桥辙次著《大汉和辞典》收词160个[7]，《汉语大词典》收词240个[8]，虽然这意味汉语当中有着更为丰富的涉“狂”词汇量，但同时也不难看出，中日之间共享着大量的“狂”字词语。“狂人”言说便构建在这些词语之上。

截止到明治时代，日语里的涉“狂”汉字词语，基本来自中国。诸如“狂人”“狂士”“狂者”“狂子”“狂生”“狂父”等词都不被看作“和制汉语”[9]。但这并不意味着日语当中既有的涉“狂”词语没有参与明治时代规模空前的“和制汉语”造词活动。如疯癫病院〔瘋癲病院フウテンビョウイン〕、偏执狂〔偏執狂ヘンシュウキョウ〕[10]等便都是这类词语。井上哲次郎（Inoue Tetsujiro，1855-1944）等人所编《哲学字汇》，是日本近代史上的第一部哲学辞典，在明治年间出版发行过三版，是考察明治思想文化的重要文献。其1881年初版收带“狂”字的汉字词语只有5个［11］，到了1911年第三版，带“狂”字的词语，已经增加到64个并涉及到各种“狂”，诸如〔愛国狂〕〔珍書狂〕〔魔鬼狂〕等等，如果再加上语义相关的诸如〔妄想〕〔誇大妄想〕〔虛無妄想〕〔被害妄想〕〔健忘〕等表达精神状态的词语，则有近百是新增词汇［12］。——顺附一句，新增汉字词汇并非全部新创，沿用古词的情形也很多，例如“Rudeness”一词就全是使用古语来对译：〔疎暴、疎狂、鄙野、固陋、獷獰、魯莽、狷獷、麁鹿〕［13］。

井上哲次郎等编《哲学字汇》

和其他近代新词语一样，涉“狂”语汇如此大幅度剧增，不仅体现着明治日本导入西方思想文化的速度之快和范围之广，同时也意味着对“狂”这种精神现象认识的日益深化、专业化和词语使用范围的广泛化。到明治三十年代结束的时候，在日语系统中已经基本具备了把“狂”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加以认识和讨论的语汇基础。这里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大量新词语（还不仅仅囿于使用“狂”字的词语）的创造和广泛应用，使本文所要讨论的“狂人”言说成为可能；二是“狂人”言说同时具备着不同于以往的近代性。

然而，还有一点应该指出，上述《哲学字汇》所涉领域并不包括“医学”。如果把一个学医的学生所必然会接触到的作为医学术语的涉“狂”的词语考虑在内，那么就意味着作为一个个体，他拥有着介入“狂人”言说的更多的语汇量和可能性乃至判断力。

鲁迅后来谈到《狂人日记》时所说的“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14］这句话里的“一点医学知识”，便应该是在以上所述的语汇范围内获得的，其中当然也包括当时学医的学生所必修的德语及其和日语词语的对译。这一点只要浏览一下当年由藤野先生修改过的医学笔记［15］当中的词语用例便不难推测。因此，从涉及“狂人”言说的层面讲，周树人与明治时代拥有共同的语汇。

就一般社会生活层面而言，有关“狂人”语汇和话语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如上所述，大量“狂”“癫”范畴的汉语词汇早就进入日本，并融化为日语词语，出现在日本的各种典籍和作品当中。例如“狂人走れば不狂人も走る”便是句著名谚语，意思是“一马狂奔，万马狂跟”，直译是倘有一个疯子在前面跑，不疯的人也会跟在后面，比喻人总是追随他人之后，附和雷同。该谚语早见于文集《沙石集》（1283）、谣曲《关寺小町》（1429年前后）和俳谐《毛吹草》（1638年）中［16］。到了江户时代的国学者本居宣长（Motoori Norinaga，1730-1801）那里，则更以“狂人”做书名：《钳狂人》（1785）［17］。这本驳难之作，后来成为日本国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千百年间，日语如何吸收消化汉语当中的涉“狂”语汇，因年代久远和卷帙浩繁而不可考，不过从明治十二年（1879）到明治四十年（1907）明治政府编纂了一套多达千卷的百科全书，对日本历史上积累下来的各种知识加以全面的统合整理，取书名《古事类苑》，其中就有“癫狂”事项：

〔倭名类聚抄三病〕癫狂唐令云，癫狂酗酒，皆不得居侍卫之官。本朝令义解云，癫发时，卧地吐涎沫无所觉，狂或自欲走，或高称圣贤也。［18］

接下来便是“癫”字怎么来，“狂”又作何解的历史和典籍的考察。总之，这两个字不论单独用还是连用，皆“云病也”；又特注明“癫狂”与“狂人同”［19］。同时还汇集了大量症状表现以及诸如《沙石集》《源氏物语》等历代典籍和作品中的狂人事迹，并附有《癎病总论》［20］，可谓“狂”事大全。总之，到编纂这部书的时候，日语是把“狂”“癫”“癎”等归类为精神疾病的。这是明治时代“狂人”言说的基本认知前提。

近代媒体的出现与发展，使“狂人”言说作为一种近代话题首先在社会传播层面上获得确立。仅以《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这两份大报为例。1874年11月2日创刊的《读卖新闻》，截止到1919年底，关于“狂人”报道超100件［21］。1879年1月25日创刊的《朝日新闻》，截止到1919年7月16日朝刊第五版“狂人从巢鸭医院逃走”［22］的报道，与“狂人”相关的报道多达540件。再进一步看报道数的增加趋势。《朝日新闻》在明治十年代和二十年代（1879—1897）的18年间报道数为140件［23］，明治三十年代（1898—1907）猛增到208件［24］，几乎是前18年的1.5倍，明治四十年代在仅有的四年半里报道数为144件［25］，如果把此后截止到1919年年底的进入到大正时代（1912—1925）的七年半期间仅有48件报道数的情况考虑进来，那么可以很明确地获得一个结论：“狂人”通过报纸等媒体成为社会层面的话题，主要集中在明治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15年间（《读卖新闻》也呈同样的趋势）。这个调查结论，从公众话语层面为笔者先前的一个基本推测提供了佐证，即“狂人”作为一种言说，大抵形成于明治三十年代前期，膨胀于明治三十年代后期乃至整个明治四十年代。比照中国的历史阶段和事件，刚好是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十几年间，涵盖了20世纪的最初十年。周树人在日本留学的七年半（1902—1909）也处在这一时间段内。

那么，媒体层面出现的“狂人”是怎样一种存在呢？如果把报道的内容加以分类，就会发现，绝大多数都是关于狂人行为、事件的报道，也就是说，媒体上的“狂人”，在人格上大抵是精神病患者，即俗语所说的疯子。他们是伤人、杀人、放火、偷盗、逃跑、横死和胡言乱语乃至各种奇怪行为的主角，同时也是医学、医疗的话语对象，他们的身影不仅出现在癫狂院、医院和监狱，也经常出现在总理大臣官邸、侯门爵府、文部省和警察署等，是“大闹”各种“重地”的主角，而伴随他们登场最多的是警察，却又往往束手无策，甚至受到伤害。也就是说，一般公众言说中的“狂人”与《古事类苑》中“狂人”所扮演的诸如“幼者狂人放火”［26］“癫狂者犯罪”［27］“狂人犯罪”［28］“狂疾愚昧者犯罪”［29］之类的角色没有太大的区别，同属“疯子”之列。而与此前不同的是，“狂人”的存在普遍化，其作为问题，开始成为一般社会的关注点，并由此形成一种进入公共话语空间的言说。

《朝日新闻》关于“狂人”报道的部分标题

“狂人”在书籍中的出现，虽然在节奏上比报纸要晚一两步，但递增的趋势是同样的。由于后面还要涉及，兹不做展开。总而言之，对于1902年来到日本的周树人来说，“狂人”即便不是一个“耳濡目染”的日常性话题，至少也不会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例如，宫崎滔天（Miyazaki Toten，1871-1922）辑录“狂友”的名著《狂人谭》也是在周树人登陆横滨的那一年出版的［30］。

二

明治三十三年即1900年,德国哲学家、文明批评家、诗人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死去，第二年也就是明治三十四年（1901），日本爆发了“尼采热”。简单地说，这场“尼采热”是由“美的生活论争”所引发。1901年评论家高山樗牛(Takama Chogyu，1871-1902)发表了两篇文章,题为《作为文明批评家的文学者》和《论美的生活》［31］，主张开展“文明批评”和追求“满足人性本然要求”的“美的生活”，由此引发争论。由于高山樗牛在前一文里提到了“尼采”的名字（尽管只是提到名字）再加上他的援军登张竹风(Tobari Chikufu，1873-1955)上来就宣告“高山君的‘美的生活论’明白无误地有尼采说之根据”［32］，就使“尼采”卷入了这场论争并成为其中的一个焦点。“尼采”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裹挟着各种问题，搅荡出各种言说和话语。其中，尤为显著的一种，便是与“尼采”的登场相伴随的“狂人”言说。

可以说，“尼采”是作为一个“疯子”出现在日本思想界的。“发疯”是他的一个自带标签。“尼采”最早传到日本的路径之一，据说是1894年医学博士入泽达吉（Irisawa Tatsukichi，1865—1938）从德国带回的一批哲学书，同年，同为医生并且同样留学过德国的森鸥外(Mori Ogai, 1862—1922)向他借阅了这批书，虽然究竟是怎样的著作目前尚不清楚，但森鸥外在给友人的信中关于“尼采”的寥寥数语，却呈现着“尼采”给他留下的最初印象：“尼采尤已发狂。”［33］1899年1月发表的吉田静致（Yoshida Seichi，1872-1945）的《尼采氏之哲学（哲学史上第三期怀疑论）》和同年8月发表的长谷川天溪（Hasegawa Tenkei，1876-1940）的《尼采之哲学》，是公认的最早介绍“尼采哲学”的两篇论文，却都不约而同地把“尼采哲学”与他的“癫狂”或“心狂”联系在一起加以介绍。前者介绍“尼采”是个“伟大怀疑论者”，但“据闻，他当时正罹患癫狂症”［34］。后者虽对“尼采”充满同情，并不愿意“把他视为一个狂者”［35］，然而仍然认为“其激烈的活动和狂奔的思想流动，影响到此人的神经组织……终于因其心狂而被幽闭于爱娜的癫疯病院”［36］。

尤值得一提的，是桑木严翼（Kuwaki Genyoku，1874-1946)于1902年出版的《尼采氏伦理说一斑》［37］一书。该书在介绍“超人”时，仍将其跟“癫狂院”拉在一起：“倘自己自觉到是个天才，倘这个一身毛病的人自己给自己发证成为天才、超人，则他会可怜地最早成为癫狂院里的一员。我认为这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超人，作为诗的一种是有趣的，但作为人生理想却无甚价值。”［38］桑木严翼明治二十六年（1893）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哲学科，是在东大“祖述”尼采的德国教授拉斐尔·科贝尔(Raphael von Köber, 1848—1923)和东京帝大首任哲学教授井上哲次郎的高足，出书的这一年已经升任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助教授（即副教授），是当时最有资格阐释“尼采”的学者之一［39］，其评述的影响力不言而喻。作为关于“尼采”的专著，话虽说得委婉，也很“学术”，却不外乎是把“超人”当作疯子看待。而更有甚者，便径直把欧洲“精神病学”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迅速导入，用以评价“尼采”，这便是1903年4月12日发表在《读卖新闻》上的《从精神病学上评尼采（尼采乃发狂者也）》［40］一文。“1902年，保罗·尤里乌斯·莫比斯（笔者按：德国神经科医生Paul Julius Möbius，1853-1907)发表了他的病迹学研究报告《关于尼采身上的精神病理性特征》，虽然从今天的医学水准来看这份报告几乎不可信，但在当时却是影响力巨大的一部书”［41］，《读卖新闻》上的这篇文章，便是对该书内容的一个整版的介绍。

《读卖新闻》1903年4月12日发表《从精神病学上评尼采（尼采乃发狂者也）》一文

众口铄金，尼采是个疯子！短短几年内，“尼采”就是这样通过报纸、杂志和专著的介绍和评论，在公众话语、思想学术乃至精神病医学等各个层面被定型为一个“狂人”。这个印象也深深留给了生田长江（Ikuta choko，1882-1936）。他是日本最早着手翻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人，也是后来《尼采全集》的日译者，但在这场明治三十年代的“尼采热”当中，却是个“晚到的青年”［42］。他明治三十六年（1903）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哲学科［43］，是比桑木严翼晚十年的同门，他在这一年看到的情形是“尼采尚未被理解”，热度却已经过去，只留下了“狂人”的标签［44］。因此，对于几乎和生田长江同龄，又几乎同时在东京求学的周树人来说，最早目睹到的“尼采”，与其说是先学们指出过的“积极的奋斗的人”“文明批评家”“本能主义者”［45］，倒莫如说“狂人”“尼采”或许更接近实际。

通过前面介绍的社会生活层面的“狂人”言说可以知道，被称作“狂人”，不啻一种残酷的指控，意味着被社会排挤，被边缘化，被等而下之化。因此，以尼采是“狂人”的理由来攻击尼采，是尼采价值否定论者的一件强有力的武器：

客年，尼采异说一登论坛，轻佻浮薄之文界，喜其奇矫之言、激越之调，或以之视同本能主义，或以之结合自然主义，或以之解释为快乐主义，甲难乙驳，无有底止。

然而，当时虚心而头脑冷静之识者，窃忌彼之诡辩偏说，而不得不怀疑其是否果真思想健全之产物。

果然，尼采终至作为医学上一狂者而为人知晓。……［46］（本论所涉日文引文，均由笔者自译）

就这样，到了文坛老将、著名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剧作家和教育家坪内逍遥（Tsubouchi Shōyō，1859-1935）亲自出马，匿名以《马骨人言》为题，嬉笑怒骂，攻击“尼采”及其追随者，一口气用31个子标题在《读卖新闻》上连载24回［47］之后，“尼采”在明治主流意识形态领域，尤其在社会舆论当中已经基本声名狼藉，即便有人想以“天才”辩护，也只能“叫做‘似是而非的天才’‘赝天才’‘疵天才’‘屑天才’‘污天才’‘狂天才’‘病天才’‘偏天才’‘歪天才’‘畸天才’‘怪天才’，那么就请自选，对号入座吧”［48］。

那么，在关于“尼采”的争论中，就没有出来替“狂人”辩护的吗？回答是，有，只是过于势单力薄，不足以抵抗“疯狂”之论。不论是挑起“美的生活论争”的高山樗牛本人，还是将这场论争的烽火引向“尼采”的登张竹风以及在当时从留学地德国遥致声援的姊崎嘲风(Anesaki Chofu，1873-1949)，虽然他们的论争本身对思想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但除了他们本身是极少数外，他们直接为“狂人”辩解的言论也少得可怜，只有他们的殿军斋藤信策（Saito Shinsaku，1878-1909），1904年11月发表长文《天才与现代文明》以“明确崇拜天才的意义”［49］才算是一次认真的回应。

总而言之，“狂人”作为一种言说，伴随着“尼采”的登场而成为明治精英群体讨论思想问题的话语，同时也成为“尼采”独具特征的标记。因此，如何理解和认识“狂人”，也涉及到对“尼采”的理解和把握。根据已知的鲁迅对“尼采”、对“狂人”的总体认识，显然是和上述“尼采”和“狂人”形象有着严重龃龉，那么，他是怎样克服世间舆论所造成的认知干扰，到达自己所把握到的那个“尼采”的呢？

明治三十年代“无政府主义”话语，也和“尼采”一样，有力地强化了“狂人”言说。

19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各国尤其是俄国“虚无党”或“无政府党”的活动频繁，屡屡在欧洲和俄国引起轰动，明治时代的相关话语也与日本政府和社会对欧洲、俄国势态关注和报道密切相关。仅以截止到明治三十五（1902）年为计，《读卖新闻》自1880年2月22日至1901年10月21日，对欧洲和俄国的“虚无党”报道55条，对“无政府党”报道29条，两项总计84条。《朝日新闻》自1880年2月29日至1902年7月29日，对“虚无党”报道140条，对“无政府党”报道16条，两项总计156条。也就是说，在2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虚无党”和“无政府党”仅在这两种报纸上就有240条报道见诸报端。报道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虚无党”人和“无政府党”人的暗杀、爆炸、暴动等恐怖活动以及各国政府尤其是沙俄政府对他们的取缔、镇压、驱逐和处刑方面，给人的感觉前者是一群与皇上和政府为敌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犯罪团伙，是一帮不计后果的亡命之徒和神经错乱的疯子。

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俄国“虚无党”人苏菲亚（1853—1881）

“虚无主义”（Nihilism）和“无政府主义”（Anarchism）原本是两个意思不同的词汇，它们在日本出现的顺序也不一样，前者在1881年初版《哲学字汇》就有，译成“虛無論”［50］，到1911年第三版更有“虛無主義”乃至“虛無論者（Nihilist）”［51］等汉字对译，而在同一本《哲学字汇》第三版中却仍找不到“无政府主义”一词。但在明治二三十年代语言的具体运用当中，“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虚无党”和“无政府党”在语义上几乎是可以互换的。1902年4月日本出版了第一部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专著，书名叫《近世无政府主义》［52］，作者烟山专太郎（Kemuyama Sentaro，1877-1954）在《序言》里对两者关系做了以下说明：

现时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其间之性质虽稍稍有所不同，然此二者作为近时革命主义（余辈不敢称之为社会主义）最为极端的形式发展而来，在或种意义上，余相信把虚无主义看做包括在无政府主义之内的一种特殊现象亦无不可，故此处出于方便的考虑，亦将其一并列入无政府主义的题目下，祈读者谅察为幸。［53］

这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摒弃了因对“无政府主义”的恐怖和憎恨所带来的偏见，“由纯历史研究出发，尝试探明这些妄者、狂热者作为一种呈现于现实社会的事实是怎样一种情形，其渊源和发展过程如何”［54］，故被后人评价为是同时期“以日语出版的无政府主义研究的唯一像样的劳作”［55］，其“在无政府主义信息方面，不论是质还是量都远远优于此前”［56］。不仅对同时代日本社会主义者如幸德秋水（Kotoku Shusui，1871-1911）和无政府主义者如久津见蕨村（Kutsumi Kesson，1860-1925）产生影响——这两个人也同时影响了中国——更对中国清末民初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仅就笔者查阅范围所及，在同时期的中国言论界，以烟山专太郎《近世无政府主义》为材源的文章和著作就达18种之多［57］。

在烟山专太郎的诸多贡献中，有两项格外突出：一是对“无政府主义”的两种类型的划分，一是在划分当中突出“施蒂纳”和“尼采”。

首先，在他看来，“无政府主义”可大分为“实行”和“理论”两种，行使暴力手段给世间带来恐惧并引起普遍关注的主要是前者，即“实行的无政府主义”，但他又不同意意大利犯罪学家、精神病学家切萨雷·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1835-1909）的著名观点——也是社会通常的观点，即把“实行的无政府主义”者普遍视为具有病理根源的精神病患者和“狂者的一种”，认为这是以偏概全，陷入谬误［58］。因此他在自己的书中对这类无政府主义者通常以“热狂的”或“热狂者”来描述，从而有效地减弱了无政府主义者身上背负的似乎与生俱来的“狂人”恶名，并且以这种把他们从“狂人”的行列中甄别出来的方式在客观上强化了“狂人”言说的力度。

不仅如此，他还同时花费很大篇幅把“施蒂纳”和“尼采”作为“理论的无政府主义”加以详细介绍，前者是“近世无政府主义的祖师”之一，后者是“晚近无政府主义”的代表。“施蒂纳之言说乃绝对的个人主义”［59］；“我性冲着我们大叫道，让汝自身苏醒！我性生来自由。故先天的自由者去自己追求自由，与妄想者和迷信者为伍狂奔，正是忘却自己”［60］；“施蒂纳这一奇拔新说，恰如灿烂的焰火，绚然一时”［61］。烟山专太郎在《日本人》杂志上用了整整两页来介绍施蒂纳［62］，而在书中更用了9页的篇幅［63］，是日本同时期最为详细、完整和准确的施蒂纳评介。而对尼采的介绍就更多，除了在《日本人》杂志上连载多次提到外［64］，《近世无政府主义》用了14页篇幅［65］。“尼采学说可看作纯粹哲理性的无政府论”［66］，“在晚近思想界放出一种特异光彩的是尼采哲学。……尼采学说绝非出于社会改革的动机，而纯粹是确立在理论上的。在这一点上和个人主义者麦克斯·施蒂纳立脚点完全相同”［67］，“吾人想稍稍来观察一下他的主张”［68］——而关于“尼采”的介绍，就在这样开场白之后开始了。烟山专太郎并没有参与同时期发生的“尼采热”论争，在后来出现的日本尼采学史当中也找不到他的名字［69］，不过今天看来，和当年的那些在“尼采”流行当中凸显的支持或反对的“尼采论”相比，只有烟山专太郎的“尼采”最为清晰地呈现了其在思想史上的位置和价值。

夫针对一方极端之说，出现另一方反对之说，而两者相互调和行进，乃人文发展的自然进路。人世岂夫有绝对者焉？冲突，调和相生不已，苟无休止，其间存在着不可言说的意味。所谓实行的无政府主义者之所求，在于其理想的立刻实现，其顺序之有误，自不待言。然而若对他们的主张徒加排斥，以狂者之空言对处之则不可也。他们大声疾呼之处，确有其根据。……出于个人主义的斯蒂纳、尼采以及后来的哈佛的无政府主义，不就是主张自我中心，进而推崇自由意志，鼓吹发挥我性和本能自由，以至于最终否认我之以外一切权力的吗？……尼采哲学，动摇了一代思想界，世界所到之处皆有其信徒。夫进步之动机，在理想撄人心故。不让人去追求理想，而营营拘泥于现实世俗之物质，何以会有进步？以深谋远虑，修正改善现实事物，使其逐渐接近自己心中的理想国，岂不正是有志者私下之所图吗？［70］

熟悉鲁迅文本的人，或许不难从上面这段话里中获得某种“似曾相识”的感受。然而，从“狂人”言说的问题角度看，烟山专太郎实际上是通过对“施蒂纳”和“尼采”的阐释，做着一项“狂人”价值反转的工作：“狂人”之言，并非所谓“疯言疯语”所可以了断，“他们大声疾呼之处”，不仅“确有其根据”，而且其“撄人心”的理想还有推动人类进步的价值。如果说谁在发疯，借用“施蒂纳”之所言（上引），那么就正是那些“先天的自由者去自己追求自由，与妄想者和迷信者为伍狂奔，……忘却自己”的人。在彻底的个人主义者看来，“忘却自己”才是不堪忍受的真正的发疯。而这种价值转换的确认与肯定的痕迹，也被忠实地记录在了“令飞”即当年的周树人1907年所作的《文化偏至论》［71］里，即“原于外者”和“原于内者”的那段话［72］。

总之，与“尼采热”里“狂人”作为一个负面形象出场不同，在“无政府主义”的话语里“狂人”伴随着对“施蒂纳”和“尼采”的肯定，“狂人”被鉴别为世间给具有创造性的独立的个人披上的一种谥号（就像把“个人主义”归类于“利己主义”一样），从而使“狂人”拥有了具有正面意义的新属性。

尼采（1844—1900）

烟山专太郎对“无政府主义”两种类型的划分和对“狂人”的价值肯定，也被后来的论者承袭下来。例如久津见蕨村在四年后的1906年11月出版的《无政府主义》一书，不论在章节的划分上，还是在表述方式和内容上，都明显地留下了烟山的痕迹，诸如“实行的无政府主义和理论的无政府主义”［73］之类的用法自不待言，就是批评龙勃罗梭，为“狂人”辩护也较烟山尤近了一步［74］。他还为“尼采”辩护说：

或许有人说他的性格异于常人，多有奇矫言行，遂发狂而死，故其所论为狂者之言，不足采信。然而，天才与狂者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可以按个人之好恶将其视为狂者，却不可以人废言。若他之所言不狂不愚，是在讲述真理，将其采纳，又何须迟疑？［75］

再到后来大杉荣（Osugi Sakae，1885-1923）作他的《健全的狂人》（1914年5月）时，这个“狂人”已经演变成一个不屈不挠，百折不回，“向着人生之最高的山顶去攀登”［76］的清醒而健全的“狂人”了：

到达生之最高潮之瞬间的我们，是价值的创造者，是一种超人。我想体味这种超人的感觉，并且想伴随着自己体验这种超人次数的重叠增加而一步一步，获得成为这种超人的资格。［77］

也就是说，在大杉荣看来，“狂人”即理想人格的体现，因为这个“狂人”是清醒的、勇敢的、健全的和超越的。而众所周知，周氏兄弟都是大杉荣的爱读者。

三

除了以上介绍过的社会层面和思想层面外，总体看来，文艺创作应该是明治时代传播和扩散“狂人”言说的最大和最有力的渠道。“狂人”在文学作品和评论中频繁登场，可谓明治文学当中的一种突出现象。仅以进入20世纪之后最初20年间出版的涉及到“狂人”的图书为例，在1900年至1909年的37种图书中，有15种是“文学类”，而在1910年至1919年的69种图书中，属于“文学类”的竟高达42种［78］。

倘若再向前追溯，便会发现，“狂人”在“文艺”这个话语范围内一直有迹可循。只要去翻阅任何一套明治文学“全集”或“大系”之类，都不难在作品或评论中与“狂人”相遇。比如令森鸥外蜚声文坛、以他留学德国体验为素材的早期“德国三部作”，前两部就都有“狂人”登场，《舞姬》（1890）中的女主人公爱丽丝最后成为一个不可治愈的“狂人”，《泡沫记》（同年）竟一口气写了三个“狂人”，在后人看来是名副其实的“三狂”之作［79］。

如果说早期作品和评论里的“狂人”具有更多的“借喻性”，那么越到后来，“狂人”也就越发具有“实在性”，即“狂人”的实体形象在文艺中获得确立。不仅有了“狂人”的实体塑像［80］，诸如“狂人之家”［81］、“狂人之音乐”［82］、“狂人与文学”［83］之类的标题也到处可见。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明治三十五年即1902年3月1日，也就是周树人“一行三十四名”乘坐“神户丸”——不是“大贞丸”［84］——抵达横滨之前的一个月余，《文艺俱乐部》杂志上竟刊登了一篇题为《狂人日记》的小说。但这并不是人们所熟知的二叶亭四迷（Futaba Teishimei,1864-1909）翻译的果戈里的那篇同名小说，而是日本人的创作，作者署名“松原二十三阶堂”。这篇整整占了19页杂志纸面［85］的不算短的短篇小说，以下面的开场白，在明治文学史上首次把一个“狂人”的日记披露出来。

一日在郊外散步时，在原上树荫下得此日记。封面施以布皮，装订纸数百余页。文章纵横无羁，逸气奔腾，慷慨淋漓，可知非常识家之笔。故从中拔萃数章，权名之为狂人日记。［86］

这种展开的方式会令人很自然地联想到鲁迅的《狂人日记》。但是两者的主人公作为“狂人”却并不相同。鲁迅的主人公是“被害妄想狂”，松原二十三阶堂的主人公则可以说是个“夸大妄想狂”，而且有名字，叫“在原”。小说以“拔萃”主人公“在原”自3月3日至7月10日之间的10篇日记构成。开篇道：“予今天下定决心，予想就在今天，断然辞掉上班的这家世界贸易会社！”这个会社挤满了“小人和俗物”，看不到他的“经纶天下之大手腕和弈理阴阳的大伎俩”，只打发他做“计算薄记的杂务”。就这样，主人公的“绝大无比的天才”意识便与他所处的现实发生尖锐的冲突。他身居陋室，到处躲债，却想像着自己以大贸易攫取巨利，或置田万顷。他想到做官，是“将来的总理大臣”。小说通过这样一个自我膨胀的“狂人”的眼睛，把明治三十年代纸醉金迷的社会膨胀呈现出来。

鲁迅（1881—1936）

作者号“二十三阶堂”，本名松原岩五郎（Matsubara Iwagoro，1866-1935），是明治时代关注底层的小说家和新闻记者。该篇《狂人日记》虽属于社会问题小说，却开启了“狂人”作为主人公在明治文学中正式登场的先河。

五年后的1907年3月1日，《趣味》杂志上再次出现《狂人日记》，而且三期连载，这才是人们熟知的“二叶亭主人”（即二叶亭四迷）翻译的俄国作家果戈里的同名小说。不过，有一点或许不为人所知，那就是二叶亭在《趣味》杂志上连载《狂人日记》的同时，也就是同年3月，还在《新小说》上发表了另一篇译自俄文而且也是写“狂人”的作品，题目叫作《二狂人》［87］。与《狂人日记》相比，《二狂人》后来几乎默默无闻，不受重视，就连岩波书店出版的《二叶亭四迷全集》“解说”都把该作品出自哪篇原作弄错，指为“《旧式地主》的部分翻译”［88］，令人误以为同样是果戈里的作品，幸蒙高人指点［89］，始知这是一个关于《错误》的错误：《二狂人》原作系高尔基的《错误》（ОШИБКА，1895年）。然而，其中的问题却并没结束，笔者将就此另行撰文予以探讨，兹暂不做展开。

二叶亭同时推出的两篇“狂人”译作，把明治时代的“狂人”文学推向了新的高潮。几乎就在同一时段，署名“无极”的首篇关于“狂人”的文学评论——《狂人论》也在《帝国文学》杂志上正式登场了。

顷者，我文坛由二叶亭主人灵妙之译笔，而新得俄罗斯种三狂人。他们是高尔基《二狂人》及果戈里《狂人日记》的主人公。《二狂人》心理解剖令人惊讶……［90］

而相比之下，“《狂人日记》里却没有像两个狂人那样令人惊异之处和深刻的东西”［91］。论者的这种阅读体验，符合这两篇作品带给人的感受。如果说果戈里的作品里有“含泪的微笑”，那么，在《二狂人》里就不仅有“含泪的微笑”［92］，也更有“安特莱夫式的阴冷”［93］。故后者在当时的震撼力和影响力都远远大于前者——虽然后来的影响力正好相反。翌年1月1日二叶亭的译作集［94］只收录《二狂人》等四篇而未收《狂人日记》也是一个有力的佐证。总之，《狂人论》对两篇作品不仅从内容和创作手法上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还把它们提升到美学的高度，首次提出了“狂人美”［95］的概念。《帝国文学》是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杂志，这种呼唤促使“狂人”创作变得更加自觉。

待到四年后评论家、翻译家和小说家内田鲁庵（Uchida Roan，1868-1929）着手作“通过小说脚本来观察现代社会”的长文时，他通过“调查应募《太阳》杂志的征奖小说”发现，“狂人小说已经到了令人感到比例过多”的程度，而且描写的内容“也比安特莱夫的《血笑记》更加令人感到颤栗”［96］。

那么，为何“狂人”何其多？

文学作品中的“狂人”不过是现实的折射。这是一个“狂人与日俱增”，“世界到处都是狂人”而“疯人院”又不够用的时代，内田鲁庵如是说［97］。

究其原因，首先是“日清（1894—1895）”“日俄（1904—1905）”两场战争造成的。尤其是后一场战争，不论是日本还是俄国，都出现大量精神失常者［98］。用内田的话说，“这是为国家名誉增光添彩的战争所赐之物”［99］。其次，是近代产业社会的发达所带来的社会环境和精神的重压造成的。“机械的车轮声响充斥在空气里，煤烟遮蔽了碧空，瓦斯和电器打着涡旋，人处在这样的世间，则无论是谁，变得歇斯底里理所当然，因此也就把这种社会普遍存在的歇斯底里叫作世纪末或颓废的时代”［100］。

除了以上两点之外，还应特别指出的是思想精神方面的“狂人”及其成因。伴随着明治宪法的颁布（1889年2月11日）和实施（1890年11月29日）以及《教育敕语》（1890年10月30日）的公布，日本以天皇为核心的近代国家体制正式确立，明治维新以来的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等开始初见成效。这是一个处在上升时期的明治国家，官民一体，拥有着一个共同追求的强国梦。此后不久的“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检验了明治国家体制和实力，同时也让日本举国突然觉得自己厉害了，并且瞄准下一个目标再次发力，开始了在帝国主义道路上“卧薪尝胆”的十年。八幡制铁所有了，军工有了，巨舰利炮大规模地建造出来了，民间制造业也发达起来了，日英同盟条约缔结了（1902年），与世界一等国为伍了，结果日俄战争又赢了。继割台湾之后，又建“满铁”（1906年），还把韩国合并（1910年）过来……这一连串的向世界亮肌肉，便是日俄战争前后时期的所谓“大日本帝国”的“膨胀”。这种国家“膨胀”，导致了民族主义的畸形发展，举国从“在原”式的“发大财”的痴梦又陷入国家主义的狂乱。幸德秋水在“世之所谓志士爱国者皆发竖眦裂之时”［101］，留给这个时代的最大献辞就是一个“狂”字。他把“膨胀我国民，扩张我版图，建设大帝国，发扬我国威，让我国旗飘满荣光”［102］的鼓吹视为“煽动国民兽性”［103］的“狂癫的爱国主义”［104］，称这些人是一群“爱国狂”［105］，并且尖锐指出“对外的爱国主义的最高潮，就意味着内治当中罪恶的最高潮”［106］。因此，当所谓“爱国心”变成一种强制性的奴隶道德时，也就正如内田鲁庵所指出的那样，“这种道德只会带来两个结果，即不是使国民堕落，就是使他们变成狂人”［107］。

这既是一个“举世朝着国家帝国主义狂奔”［108］，制造“兽性爱国之士”［109］的癫狂时代，也是一个精神极度窒息的“闭塞”的时代。少数清醒而敏锐的人开始尝试打破“时代闭塞之现状”［110］。他们也曾是国家的热烈认同者和衷心的拥护者，他们讴歌国家的繁荣富强，赞美“日本主义”［111］，主张文学“表现国民性情”［112］，呼唤“时代精神与大文学”［113］，那是因为“国权”与“民权”并行不悖，个人的精神拓展与国家的上升同步。但是经过两场战争，他们的感受变了：这个国是自己想要的国吗？包括自己在内的“人”在这个国里又处在怎样的位置呢？这个国家有灵魂吗？于是，他们把“人”即“精神和理想”问题摆到了“国家”这个物质实体面前，确立其“个人”的存在价值，并且以“天才”“诗人”“精神”“价值创造”等来充填这个“个人”的内涵，直到有一天他们终于发出关于“国家与诗人”的宣言，直接对这个疯狂的国家大声说，没有人，没有诗人，这个国家什么都不是［114］！显而易见，在这个过程中，“尼采”不过是由外部导入进来，借以阐发“个人”的一个发挥启示和引领作用的对象而已。

野之人《国家与诗人》于1903年发表于《帝国文学》

反过来，在世人看来，他们就是一帮疯子在胡言乱语，这就是上文所述“尼采”遭受“狂人”待遇的原因所在。而有趣的是，就在举世滔滔的对“狂人”的声讨当中，这些“狂人”们甚至干脆以“狂人”自认。高山樗牛以描写遭受迫害的日本日莲宗始祖日莲上人自况，他借僧侣之口道：“呜呼，日莲遂狂矣！”［115］在同样的意义上，以反对国家主义著称的基督徒内村鉴三（Uchimura Kanzo，1861-1930）多次宣称自己就是个“狂人”［116］，他拒绝向《教育敕语》“奉拜”的所谓“不敬事件”引起社会轰动。因此，可以说，“狂”作为一种时代标记，也成为“个人主义”者的精神特质当中的一部分。“他晚年说过这样的话：避免此生忧愁困苦之路有三条：永恒之恋或者早死，再不然就是发狂。……他在早死和永恒之恋之外又加上了发狂。呜呼，狂乎！予在这樗牛的话语里感受到无以名状的哀伤”［117］。——这是高山樗牛的胞弟斋藤信策为他写的悼文。的确，那是一个制造两种“狂人”——“庸众”与“哲人”并消灭后一种的时代。或许，当周树人在仙台的教室里听到那一阵刺耳的“万岁”欢呼时，他对“狂人”已经有了清醒的鉴别力。

四

以上是“狂人”言说史的一个粗略概述，挂一漏万自不待言。不过，在明治语史、思想史、文学史乃至世相和时代精神当中到处有“狂人”的身影浮现，则可以说是个不争的事实。很显然，“狂人”言说，是周树人在整个留学期间经受精神洗礼，完成自我确立过程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总体来看，以“尼采”“施蒂纳”为标志的“个人主义”话语和文艺创作、评论使他接近和面对“狂人”的可能性最大。

首先，周树人在精神上参与了“明治尼采”的论争，通过“夷考其实”［118］做出了明确的价值选择，“尼采”开始进入他的文本。笔者于2012年秋首次确认《文化偏至论》中介绍“德人尼佉氏”时所引用的“察罗图斯德罗之言曰”那段著名的话，并非如先学所说是周树人本人对尼采原书之一章的“精彩概括”，而是直接从前出桑木严翼的《尼采氏伦理说一斑》抄来的［119］。如前所述，桑木严翼并不认同尼采的价值，通过这部书选取肯定“尼采”的素材，就必须突破桑木严翼借口“狂人”而否定“尼采”这一关。这一选择意味着周树人摒弃了主流话语对“狂人”的排斥。

其次，《文化偏至论》里在由“个人一语……”引出为“个人主义”的辩护之后，紧接着出现的“德人斯契纳尔（笔者按：即施蒂纳）……”以下长达260字的一大段，完全来自前出烟山专太郎的《论无政府主义》［120］。正如前面所介绍过的那样，在同一时期译介烟山专太郎的中文文本达18种之多，但是从中发现施蒂纳并且通过精准的翻译将其采纳到自己彰显“个人主义”文脉当中的却只有周树人，他的着眼点与当时的中国革命党人完全不同。他不看重那些所谓“实行的”主张，而是看重“理论的”力量——这一点与他在现实中采取的行动也完全一致——他把“无政府主义”话语中的“施蒂纳”剥离出来，用以彰显对于精神革命来说至关重要的“极端个人主义”，并由此同时获得对“狂人”正面阐释的话语。

再次，是周树人与文学世界“狂人”的关系。即使仅限于本论所及，也可以明确断言，在这个世界里，并不只有日译本果戈里《狂人日记》一篇，“狂人”也不止一个九等文官“波普里希钦”，还有“在原”、“克拉弗茨夫”和“亚洛斯拉弗切夫”［121］以及内田鲁庵看到的令他感到“颤栗”的那些“狂人”，而且更有文学评论所展开的“狂人美学论”。这些围在周树人身边的“狂人”，除了果戈里之外，其余都与周树人无关吗？很显然，不论哪一条或哪一项都在告诉他“狂人”作为审美对象的意义，而他也是真正把握到了这种意义。

最后，“狂人”直接进入文本，意味着周树人完成了对“狂人”价值的终极判断。他在对“尼采”和“无政府主义”的围剿声浪中，鉴别出“狂人”实乃“尼采”和“施蒂纳”那样的“个人主义之雄桀”遭受打压的化身，在英雄与庸众的对峙当中，“狂人”始终处在“英雄”那一边。拜伦如此，雪莱也是如此。《摩罗诗力说》第六章里有介绍雪莱的话：“诗人之心，乃早萌反抗之朕兆；后作说部，以所得值飨其友八人，负狂人之名而去”。据北冈正子查证，这段话出自滨田佳澄《雪莱》（『シェレー』）一书的第二章［122］。他之所以选来，就是对这些“狂人”价值的认同。因此，“狂人”也就可与“天才”“诗人”“精神界之战士”同列，并成为他们的载体。

果戈里（1809—1852）与《狂人日记》俄语版封面

在这个意义上，还要再次提到斋藤信策（野之人），他在文本层面上被最多地证实，是明治时代“在主张确立作为个的人的言说中与鲁迅的文章最有亲近性”［123］的一个。这里不妨再添一个“亲近性”例证，即“狂者之教”：“健全之文明，美名也。然而活人却因此而死。此时不正是由狂者之教寻找新的生命之时吗？岂不知乎，狂者之文明，就是挖掘自己脚下之所立，寻求源泉，以新的理想创造自己居住的世界之谓也。”［124］这和《摩罗诗力说》开头所说的“新泉之涌于渊深”［125］和文中所说的“恶魔者，说真理者也”［126］意思完全一样。他们都在追求“哲人”“天才”“新泉”，并在这条路上与“狂人”和“恶魔”相遇，获得名之为“教”或“真理”的启示。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知道，周树人实际上是带着一个完整的“狂人”雏形回国的。这是他建构自身过程当中的一个生成物。病理知识、精神内核以及作为艺术对象去表现的文学样式都齐了，只待一个罹患被害妄想症的“表兄弟”走上门来［127］，为他提供一个中国式的宿体。

从形式上看，鲁迅的“狂人”是中国现代文学移植外国思想和文艺，将其本土化的结果，但对他个人而言，则是把内面化了的“真的人”，带回中国并遭遇另一个“时代闭塞”的结果。“时代闭塞”造就“狂人”，这在前面已经看到了。这回轮到他，则是一场他名之为“寂寞”［128］的折磨。现实中在吊死过人的S会馆抄古碑，精神上又身处“都要闷死了”的“铁屋子”［129］，却又偏偏清醒，“精神的丝屡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苦于不能全忘却”［130］，而“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131］——这是他记忆中的“真的人”与现实的冲突带给他的痛苦体验。因此，“狂人”的登场发声，可以解读为“真的人”发声的现实形态。笔者认为，这是“狂人”之诞生的内在逻辑。这个“狂人”，是一个时代关于狂人言说的凝聚，是作者将其内质化之后再创造的产物。其率先成为鲁迅文学精神的人物载体，是一种必然。

作品最后，“难见真的人”［132］一句，是“狂人”觉醒后对“真的人”记忆的唤醒，同时也是作者“苦于不能全忘却”的记忆。这句话历来是《狂人日记》解读的重点，但似乎并没找到这个“真的人”出自哪里。现在可以明确，也还是出自作者当年熟读过的文字。

尼采又曰，幸福生活到底属于不可能之事。人所能到达最高境界的生活，是英雄的生活，是为了众人而与最大的痛苦所战的生活。真的人出现，才会使吾人得以成为真的人。所谓真的人，就是一跃而径直化作大自然的人。与其说他们以自己的事业教育世界，还不如说他们通过自己的人物教育世界。思想家、发明家、艺术家、诗人固无须问。

这样的人便是历史的目的。［133］

由此可以佐证“狂人”与“真的人”其实是血脉相连的亲兄弟。“狂人”之诞生，即意味着“狂者之教”在中国的出现，他不仅宣告“吃人”时代的行将终结，更宣告“真的人”之必将诞生。因此，就本质而言，《狂人日记》是“人”之诞生的宣言。百年过去，这也正是它的至今令人“苦于不能忘却”之处和意义所在。

“狂人”之前，除了鲁迅本人之外，中国几乎不存在关于“人”，关于“个人”的言说［134］。当周树人发现“尼采”，并且竭力为“个人”辩护之时，只有他的老师章太炎（1869—1936）与他保持了某种意义的同调，但也只有短短的一句：“然所谓我见者，是自信而非利己，犹有厚自尊贵之风。尼采所谓超人，庶几相近。”［135］章氏“狂狷”之论或可一议，但应属另文了。梁启超（1873—1929）热衷于近代的“国民国家”理论，但他的“新民”当中并不包括“个人”，他提到尼采并攻击“自己本位说，其说弊极于德之尼采”［136］是1919年的事，更不要说“狂人”言说了。刚刚去世的范伯群先生，提倡“中国的文学史上应该研究文学形象中的‘狂人史’”，但在1917年以前的近代文学中似乎只有陈景韩《催醒术》一篇可勉强作为样本［137］。也就是说，中国的“狂人”言说史是自鲁迅的《狂人日记》之后开始的。

既然到目前为止，已经大抵明确构成《狂人日记》的两个核心要素——“吃人”意象和“狂人”形象——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和作者留学时期异域的相关言说有着密切关联和“史”的属性，那么也就可以对这篇作品给予重新审视和评价：其拓展了中国文学的疆域，对破除狭隘封闭的一国文学史观仍具有现实意义。对于中国文学来说，《狂人日记》的开拓性意义和基本精神是“拿来主义”，就其结果而言，也正符合作者的初衷：

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坟·文化偏至论》）

《狂人日记》之所以开山，就在于有这种“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真正的自信。

夫国民发展，功虽有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所以然，漫夸耀以自悦，则长夜之始，即在斯时。（《坟·摩罗诗力说》）

《狂人日记》之所以百年不衰，就在于有这种“思理朗然，如鉴明镜”的文化自觉。文化上的自信与自觉，不正是《狂人日记》给予百年后的现在的最大启示吗？

注释：

[1]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下卷一）》，第270页，广东教育出版社版2005年版。

[2]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拙文《明治时代“食人”言说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

[3]以上参见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纂：《汉语大字典（第二版）》关于“狂”字的解释，第3卷第1431—1432页，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

[4]参见渡部温標注訂正『康煕字典』，第1605页，東京：講談社，昭和五十二年（1977）復刻版。

[5]参见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合订本）》，第1080—1081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6]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公元760年作，《辞海》亦收此句作为用例。

[7]统计使用版本为諸橋轍次著：『大漢和辞典』修訂第二版，第七巻第676—680页，東京：大修館書店，平成三年（1991）。

[8]统计使用版本为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纂：《汉语大词典》，第五卷，第12—25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版。

[9]“和制汉语”通常指非来自中国本土的、日本所造汉字词汇。佐藤武義編「和製漢語」（遠藤好英、加藤正信、佐藤武義、飛田良文、前田富祺、村上雅孝編：『漢字百科大事典』，東京：明治書院，1996年）未收这些词语。

[10]『漢字百科大事典』，第983、984页。

［11］统计使用版本为飛田良文編：『哲学字彙訳語総索引』，笠間索引叢刊72，有限會社笠間書院，昭和五十四年（1979）。

［12］统计使用版本为井上哲次郎、元良勇次郎、中島力造共著：『英獨佛和哲学字彙』（Dictionary of English，German，and French Philosophical Terms with Japanese Equivalents），東京：丸善株式會社，明治四十五年(1912)。

［13］［51］参见『英獨佛和哲学字彙』，第134页，第103页。

［14］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5］关于这个问题，请参阅以下文献：「魯迅解剖学ノート」，魯迅·東北大学留学百周年史編集委員会編:『魯迅と仙台東北大学留学百周年』，東北大学出版会，第90—113页，2004年。坂井建雄:「明治後期の解剖学教育—魯迅と藤野先生の周辺」，日本解剖学会『解剖学雑誌』82巻1号,2007年。阿部兼也:「魯迅の解剖学ノートに対する藤野教授の添削について」，東洋大学中国学会編:『白山中国学』12号,2006年3月。解泽春译《鲁迅与藤野先生》，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版。

［16］参见日本国語大辞典第二版編集委員会·小学館国語辞典編集部編：『日本国語大辞典』第2版第4卷，第452页，東京：小学館，2000年12月—2002年12月。

［17］笔者所见为1819年版，参见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

http://dl.ndl.go.jp/titleThumb/info:ndljp/pid/2541616

［18］「方技部十八疾病四」，『古事類苑』，洋巻，第1巻，第1472页。

［19］［20］〔伊呂波字類抄毛病瘡〕，『古事類苑』，洋巻，第1巻，第1473页，第1475页。

［21］参见1919年12月19日朝刊第3版「独帝を精神障害者扱」，这是第104件关于狂人的记事。『読売新聞』データベース：ヨミダス歴史館。

［22］标题为「物騒なる狂人逃走昨夜巣鴨病院より非常の暴れ者市中の大警戒」，「朝日新聞記事データベース：聞蔵Ⅱ」。

［23］统计范围：1879年3月6日至1897年12月31日，出处同上。

［24］统计范围：1898年1月26日至1907年12月22日，出处同上。

［25］统计范围：1908年1月23日至1912年6月5日，出处同上。

［26］「法律部四十四下編上放火」，『古事類苑』，洋巻，第2巻，第785页。

［27］「法律部四十五下編上殺傷」，『古事類苑』，洋巻，第1巻，第855页。

［28］「法律部二十三中編殺傷」，『古事類苑』，洋巻，第2巻，第885页。

［29］「法律部三十一下编上法律总载」，『古事類苑』，洋巻，第2巻，第21页。

［30］宮崎滔天(寅蔵)著：『狂人譚』，東京：国光書房，明治三十五年（1902）。

［31］高山林次郎：「文明批評家としての文学者（本邦文明の側面評）」，『太陽』明治三十四年（1901）一月五日。樗牛生「美的生活を論ず」，『太陽』明治三十四年（1901）八月五日。本文参照『明治文學全集40』，筑摩書房，昭和四十五年（1970）。

［32］登張竹風：「美的生活とニイチエ」，『帝國文学』明治三十四年（1901）九月十日，『明治文學全集40』，第311页。

［33］［42］以上关于入泽达吉与森鸥外事，参阅并引自高松敏男著：『二一チェから日本近代文学へ』，第7页，第13页，幻想社，1981年。

［34］吉田静致：「ニーチュエ氏の哲學（哲學史上第二期の懷疑論）」，『哲学雑誌』明治三十二年（1899）第１期，兹引自高松敏男·西尾幹二編：『日本人のエーチェ研究譜·Ⅱ資料文献篇』，『ニーチェ全集』（別巻），第307页，東京：白水社，1982年。

［35］長谷川天溪：「ニーツヱの哲学（承前）」，『早稻田學報』第三三號，明治三十二年（1899）十一月，兹引自『日本人のエーチェ研究譜·Ⅱ資料文献篇』，第332页。

［36］長谷川天溪：「ニーツエの哲學」，『早稻田學報第三〇號，明治三十二年（1899）八月，兹引自『日本人のエーチェ研究譜·Ⅱ資料文献篇』，第323页。

［37］［38］桑木厳翼：『ニーチェ氏倫理説一斑』，第186页，東京：育成會，明治三十五年（1902）。

［39］峰島旭雄編：「年譜·桑木厳翼」，『明治哲学思想集』，『明治文学全集80』，第437页，東京:筑摩書房,昭和四十九年（1974）。

［40］［46］藪の子:「精神病学上よりニーチエを評す（ニーチェは発狂者なり）」，『讀賣新聞』明治三十六年（1903）四月十二日日曜附録。

［41］西尾幹二:「この九十年の展開」，『日本人のエーチェ研究譜·Ⅱ資料文献篇』，第524页。

［43］伊福部隆彦編:「生田長江年譜」，『高山樗牛島村抱月片上伸生田長江集』，『現代日本文学全集16』，第422页，東京:筑摩書房，昭和四十二年（1967）。

［44］生田星郊:「軽佻の意義」，『明星』卯歳第八號，明治三十六年（1903）八月。

［45］参见［日］伊藤虎丸著：《鲁迅与日本人》，李冬木译，第25、3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7］『馬骨人言』连载于明治三十四年（1901）十一月十三日至明治三十四年十一月七日『讀賣新聞』，时间跨度为26天。

［48］『馬骨人言·天才』，『讀賣新聞』，明治三十四年（1901）十一月六日第一版。

［49］齋藤信策：「天才と現代の文明（天才崇拝の意義を明かにす）」，『帝國文學』第十卷第十一号，明治三十七年（1904）十一月十日，后在集入『藝術と人生』〔東京：昭文堂明治四十年（1907）六月〕时，改题为「天才とは何ぞや」（何谓天才？）。

［50］『哲学字彙訳語総索引』，第150页。

［52］［53］［54］［61］［63］［65］［67］［68］煙山専太郎著：『近世無政府主義』，第2页，第1—2页，第302页，第294—302页，第369—383页，第369—370页，第370页，東京：博文館，明治三十五年（1902）四月廿八日发行。

［55］絲屋寿雄：「近世無政府主義解題」，煙山専太郎『近世無政府主義』，第2页，明治文献，1965年復刻版。

［56］嵯峨隆：『近代中国アナキズムの研究』，第48页，研文出版，1994年11月。

［57］关于烟山专太郎《近世无政府主义》与鲁迅、与近代中国的关系，请参阅拙文《留学生周树人“个人”语境中的“斯契纳尔”——兼谈“蚊学士”、烟山专太郎》《东岳论丛》2015年第6期。

［58］参见蚊学士：「無政府主義を論ず」，『日本人』第百五拾四号，明治三十五年（1902）一月一日，第28页。

［59］［60］［62］［66］蚊学士：「無政府主義を論ず」，『日本人』第百五拾七号，明治三十五年（1902）二月廿日，第25页，第24页，第24—25页，第26页。

［64］参见『日本人』第百五拾七号、第百五拾九号连载「無政府主義を論ず」。

［69］作为尼采研究的基本文献，高松敏男著『二一チェから日本近代文学へ』和高松敏男·西尾幹二編『日本人のエーチェ研究譜』都没有提到烟山专太郎对尼采的介绍。

［70］蚊学士：「無政府主義を論ず」，『日本人』第百五拾九号、明治三十五年（1902）三月廿日，第25页。

［71］该文后署日期为1907年8月。于1908年6月发表在《河南》第5号，署名令飞。

［72］［118］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5页，第51页。

［73］［74］参见久津見蕨村著：『無政府主義』，第2、53、114页，第4—5页，平民書房，明治三十九年（1906）十一月。

［75］久津見蕨村：「文部省とニイチエニズム（明治四十年五月稿）」，『久津見蕨村集』，東京：久津見蕨村集刊行會，大正十五年（1926）八月，第591页。

［76］［77］大杉栄：「正気の狂人」，松田道雄編『アナーキズム』，現代日本思想大系16，第179页，第189页，東京：筑摩書房，1963年10月。

［78］以上统计来自日本国会图书馆「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对目前馆藏书籍所做的分类。

［79］参见長谷川泉：「森鷗外の人と文学」，『舞姫·山椒大夫他4編』，第192页，旺文社文庫，東京：旺文社，昭和四十七年（1970）。《泡沫记》原著题为「うたかたの記」。

［80］米原雲雪：雕塑：「狂人」，『美術新報』明治三十七（1904）年一月十二日，第五版，附照片。

［81］児玉花外：「狂人の家」，第95—96页，『太陽』，明治四十一年（1908）一月一日。

［82］北原白秋：「狂人の音楽」（1908），『邪宗門』，『明治反自然派文学集（一）』，『明治文学全集74』，第23—25页，筑摩書房，昭和四十一年（1966）十二月十日。

［83］「時報·狂人と文學」，『文藝俱樂部』，第318页，明治三十八年（1908）十二月一日。

［84］参见北岡正子:「魯迅の弘文学院入学」，『魯迅日本という異文化の中で——弘文学院入学から「退学」事件まで』，関西大学出版部，平成十三年（2001）三月，第35—43页。

［85］［86］松原二十三階堂:「狂人日記」，『文芸倶楽部』，第129—147页，第129页,明治三十五年（1902）三月一日。

［87］ゴーリキイ原作二葉亭主人譯「二狂人」,『新小説』明治四十年（1907）第三号。本论所使用版本收在如次书中,二葉亭主人著:『カルコ集』,東京：春陽堂刊，明治四十一年（1908）一月一日。

［88］「解說」，河野與一、中村光夫編集:『二葉亭四迷全集』第四卷，第439页,岩波書店，昭和三十九年（1964）十二月。

［89］在此谨向南京师范大学汪介之教授就此问题给予的悉心指教致以衷心感谢。

［90］［91］［95］無極:「狂人論」,『帝國文學』明治四十年（1907）七月十日。

［92］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全集》第6卷，第384页。

［93］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47页。

［94］二葉亭主人著：『カルコ集』,東京：春陽堂刊，明治四十一年（1908）一月一日。

［96］［97］［99］［107］内田魯庵：「小説脚本を通じて観たる現代社会」，初刊『太陽』明治四十四年（1911）二月十五日，以上引文出自稻垣達郎編『内田魯庵集』，第257页，第257页，第257页，第258页，東京:筑摩書房,昭和五十三年（1978）三月。

［98］参见内田魯庵：『樓上雜話』，收入『内田魯庵集』，第295页。

［100］内田魯庵：『気まぐれ日記』，『内田魯庵集』，第308页。

［101］［102］［103］［104］［105］［106］幸徳秋水「廿世紀之怪物帝国主義」，飛鳥井雅道編集『幸徳秋水集』，第34页，第36页，第65页，第46页，第42页，第42页，東京：筑摩書房，1975年11月。

［108］［133］登張竹風：『フリイドリヒ、ニイチエ』，『帝國文學』，明治三十四年六月至八月、十一月號，『明治文學全集40』，第297页，第300页。

［109］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第34页。

［110］参见石川啄木：「時代閉塞の現狀」（1910年）一文，收入『明治文學全集52』。

［111］高山林次郎：「日本主義を賛す」『太陽』明治三十年（1907）六月二十日。

［112］高山林次郎：「非国民的小説をを難す」，『太陽』明治三十一年（1898）四月五日。

［113］高山林次郎：「時代の精神と大文学」，『太陽』明治三十二年（1899）二月二十日。

［114］野の人：「国家と詩人」，『帝國文学』明治三十六年（1903）六月十日。

［115］高山樗牛：「日蓮上人とは如何なる人ぞ」，『太陽』明治三十五（1902年）年四月，『明治文学全集40』，第88页。

［116］参见内村鑑三：『基督信徒の慰』『後世への最大遺物』，現代日本文學大系2,東京:筑摩書房，昭和四十七年（1972）七月。

［117］齋藤信策：「亡兄高山樗牛」，『中央公論』，明治四十年（1907）六月，姉崎正治、小山鼎浦編纂：『哲人何処にありや』，第437页，博文館，大正二年（1913）。

［119］参见拙文《留学生周树人周边的“尼采”及其周边》，《东岳论丛》2014年第3期。

［120］参见拙文《留学生周树人“个人”语境中的“斯契纳尔”——兼谈“蚊学士”、烟山专太郎》。

［121］两者是《二狂人》里的主人公。

［122］北岡正子：『魯迅文學の淵源を探る——「摩羅詩力說」材源考』，第111页，東京：汲古書院，2015年6月。

［123］中島長文：『ふくろうの声魯迅の近代』，第20页，東京：平凡社，2001年。此外，文本关系还可参见伊藤虎丸著：《鲁迅与日本人》，李冬木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清水賢一郎：「国家と詩人——魯迅と明治のイプセン」，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編：『東洋文化』74号，1994年3月。

［124］齋藤信策：「狂者の教」，『帝國文學』第九巻第七号，明治三十六年（1903）七月十日。

［125］［126］《鲁迅全集》第1卷，第65页，第84页。

［127］参见周遐寿：《狂人是谁》，《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128］［129］［130］［131］鲁迅：《呐喊·〈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37页，第441页，第437页，第439页。

［132］鲁迅：《呐喊·〈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454页。

［134］参见董炳月对此问题的梳理，《“同文”的现代转换——日语借词中的思想与文学》，第三章“‘个人’‘与个人主义’”昆仑出版社2012年版。

［135］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卷三，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年），第245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

［136］梁启超：《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饮冰室合集》，第7册，第9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137］范伯群：《〈催醒术〉:1909年发表的“狂人日记”——兼谈“名报人”陈景韩在早期启蒙时段的文学成就》，《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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