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英 拥有惊世才华的国之大家

张伯英

张伯英(1871—1949)字勺圃，号少圃，谱名启让，别署云龙山民、榆庄老农，晚号东涯老人、老勺、勺叟，斋名有远山楼、小来禽馆。

张伯英是清末民国时期著名的金石鉴赏家、碑帖研究学者、诗人、政治家，他不仅精于文史，而且还是蜚声艺坛的书法大家，与赵声伯并称“南北二家”，又与傅增湘、华世奎、郑孝胥并称书法四大家，在当时已为世人瞩目，并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张伯英与程啸天

1935年合影于宁波  右立者程啸天

张伯英出身于徐州望族，祖籍浙江绍兴。弱冠时张伯英的诗文、书法已崭露头角。张伯英幼年时受业于徐葵南先生，与其子徐树铮为同窗好友。成人后，张伯英从文，徐树铮入伍。

张伯英书法早年学颜真卿，后更寝馈北碑，于造像墓志临写不辍。张伯英17岁，为冯煦入室弟子，光绪时与其叔张云生同时中进士，一时传为佳话。

张伯英一生酷爱书法，早年从颜体入手，再学魏碑，卓然成家。他以行楷最有成就，亦擅篆隶。楷书结构紧敛而不拘谨，字体规整端庄、方圆兼备，既宽博雄放又紧凑严密，内多劲力。行楷朴实秀逸，古拙自然。萧一山所著《清代通史》就是孙中山、蔡元培和张伯英题署书名的。

张伯英不仅是书法大家，而且是博古通今的学者。他能诗擅文，其诗文清新俊逸，学养深厚，识见高迈，感情深挚，颇得好评。而其得意者，则在碑帖鉴定，自谓“平生无他技，惟承家训，辨书帖真伪无所失”，著有《法书提要》七卷，洋洋百数十万言，真知灼见，法眼然犀，至今犹为学界推重。他的《法帖提要》是目前碑帖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堪称近代碑帖考释著作翘楚。

张伯英法帖题跋

2006年整理出版的《张伯英碑帖论稿》是近些年出版的一部最为全面重要体现张伯英先生碑帖研究思想和成果的著述，不仅对碑帖学研究的完善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还对书法史论的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如今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宋拓王羲之十七帖》就是经他鉴定收藏过的，并有《右军书范》一书刊行。当年日本人曾以10万银元购买《十七帖》，张伯英视若粪土，大义凛然，坚决拒绝。

张伯英碑帖论稿

张伯英在北京读书墨耕，研究学问，与友人诗文往来，先后编辑和撰文《东涯随笔》、《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法帖提要》、《阅帖杂咏》《小来禽馆诗稿》等文献。其书学著作同样甚丰，如《法帖提要》《说帖》《阅帖杂咏》等。

张伯英在其著作中总结出许多书学见解，可谓精辟而透彻。启功在《张伯英书法集》序言中赞道:“物聚于所好，前贤早有名言，法书名拓，每聚于勺翁门下，实由识力所及，因缘又其次也。”

1924年，段祺瑞出任北京临时政府执政，正在香港的徐树铮立即返回北京辅佐。其时，张伯英被聘任为政府副秘书长。可惜的是，二人重新谋面不久，年仅45岁的徐树铮，于1925年12月在乘火车离京赴津时被杀。

张伯英思想开明，性格耿介，重操守，他与清末遗老康有为、梁启超、罗振玉、郑孝胥等过从甚密，但却力主共和，反对复辟。日军占领北京后，张伯英隐居不出，坚辞伪政权的邀请，保持了民族气节。他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目睹官场的黑暗与腐败，毅然引退，从此不再涉足政坛，而开始了鬻字治印的书画金石生涯，以艺术劳动谋求衣食。

1933年，张伯英定居北京北官坊口，常与于右任、张学良将军及齐白石等文艺名流相往来。他的书法融帖学之从容往复，越到晚年，其佳作越显得流利潇洒，正所谓人书俱老是也风流洒脱；得北碑之方峻斩截，精悍之气夺人。

因居北京日久，书迹流传渐多，至今北京的一些老店铺，尚有为他写的匾额。西安市德风堂画廊的牌匾便是张伯英先生的墨迹。张伯英写碑，迥异时流，卓然一大家。

张伯英晚年贫病交加，生活清苦，但仍然醉心于书画金石，节操高尚清雅，他尤为奖掖后学，书画界人不少都曾受其教益，是艺坛中广为流传的一段佳话。

齐白石老师 张伯英刻款 铜墨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