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回不去的童年
一九七二年农历九月初四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黄河岸边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传出几阵婴儿的哭声，一个新生命来到了这个世界。那个村子是三里村，后来听爷爷说我们的村子离当时的齐东古城大约三里路，就叫三里村了。那个婴儿是我，乳名叫“挣子”的男孩。后来听母亲说，我的名字是小北屋老奶奶起的，因为我上面有两个姐姐，我是个大小子，起名叫挣子，寓意是我长大后干活挣钱养家，再就是延续香火的重任也落到了我身上。时至今日，大多数老人们还存在着重男轻女的思想。
社会的模样在我四五岁时开始有了印象，那时乡亲们的院落都建在高高的土台子上。几间土屋子，树枝、棒子杆围成的院墙，再加几根木棍做成的栅栏门就构成了农家小院。因为我们村在大堰里面，黄河岸边，为了防止被淹才将房子盖在高台子上的，这也许是我们这里叫台子镇的原因吧！我们村东有个大湾，听母亲说是乡亲们取土垫台子形成的。记得爷爷那时在村里干队长，不上坡时就用木板车拉着我在村子里转悠。木板车是爷爷自制的，一块木板安上两个木轮子就做成了，当时坐那种车已经是很奢侈了。印象中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大队饲养院和场院，牛棚里有十几头牛和几匹马，那可是队里的主要生产力。听爷爷说马比较娇气，半夜里还要喂它们饲料。生产队曾发生过因饲养员粗心把马给喂死的事情，因此爷爷经常半夜起来到牛棚转转，给马添些饲料，爷爷的形象让我幼小的心灵萌生了责任意识。
记得场院在村子西南角，边上有几个高高的麦穰垛。麦收季节乡亲们将收割来的小麦用木板车推到场院里，接下来晒场、碾场、收场、扬场都会在那里进行。遇上不好的天气还要堆垛、苫垛，那可是体力活，会把人折腾个半死，有时候人们刚苫好垛，雨便哗哗地下起来，看到辛辛苦苦种植的小麦安然无恙，乡亲们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疲惫顿时云消雾散。等小麦晒干后，乡亲们就套上牛、马拉着石磙子碾场，那场景绝对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可惜当时没有照相机，就更不用说是手机了，要不然准会留下几张可贵的相片，现在想来真是遗憾。最后的环节是扬场了，乡亲们用木锨将混有麦桔、麦糠等杂物的麦粒装在扬场机里，然后被机器送入半天空，在风的作用下麦粒和麦糠、麦秸、灰土等杂物便分离开。妇女们带着席帽子，拿着扫帚漫场，就是将残留在麦粒上的麦糠、麦秸漫去。那可是技术活，大姑娘们也不甘示弱，印象中一个扎着大辫子的姑娘就是漫场能手，漫出的麦粒一点杂物都没有，干净极了，大娘大婶们都自愧不如。临近庄村的小伙子们都争着找媒婆来提亲呢！看着场院里一堆堆麦粒时，灰头土脸的乡亲们脸上都流露出丰收带来的喜悦。妇女们则取下头上的毛巾扑打着自己和男人身上的灰尘，大爷大叔们便蹲在地上，抽着旱烟眯着眼看着那金灿灿的小山丘似的麦粒垛，若有沉思地想着什么，可能是寻思着给哪个娃娶媳妇吧！一到农闲季节，爷爷便组织村子里的男劳力钻到我们家大门前的地窖里，用高粱苗子做笤帚、炊帚，然后拿到集市上卖，那应该是村里当时的第三产业了。我们小孩子觉得好玩，也经常去凑热闹，还学大人的样子做呢。这些是我生活在黄河大堰里面的几点记忆。
一九七六年是我国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我们先后失去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唐山大地震夺去了二十多万条生命，是我国多灾多难的一年。
那一年黄河可能因我们失去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悲痛，河水猛涨，一路狂奔，生产堤决口，庄稼被淹，房屋倒塌，全村人都跑到村南大高方台上避难。在政府的安排下，乡亲们到盛家村避难。我家住到了一户姓盛的村民家里，房东大爷、大娘对我们可热情了，腾出最好的房子让我们住，跑前跑后帮我们准备吃的、用的，房东一家人的关心照顾冲淡了水灾给我们带来的悲伤。当时房东家也是四个孩子，和我们姊妹四个一般大，条件也不好，但帮我们渡过了难关，两家人相处得像一家人，我妹妹还和房东家的小女儿拜了干姊妹。大概在房东家住了一年多，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房东家，到了新家，也就是现在的南董村。自那以后，逢年过节，双方大人就领着我们这些小孩子到对方家里走亲戚。房东大爷会木工，只要家里有木工活，大爷准来帮忙。我小时候用的拐子，玩的大刀、手枪都是房东大爷给我做的。那时的玩具都是自制的，不像今天小孩子这么幸福，要什么商店里都有，但我还是比较怀旧儿时玩的那些玩具。直到今天房东大爷大娘对我们的恩情还牢牢记在心里。
儿时大多数农村是没有幼儿园的。因为父亲是老师，所以我六岁时父亲就领我上学。教室是几间土房子，一二三年级在一间教室，四五年级在一间教室，砖柱子上面放块水泥板就成了课桌，座位都是学生们自己带，有杌扎子、小椅子，还有的直接搬个木墩子当座位的。虽然条件艰苦，但我们非常尊重我们的老师。起立、敬礼、坐下是每节课必备环节。那时班上有几个坏孩子，有时趁前面的同学起立或是站起来回答问题时，悄悄将座位移开，害得人家会蹲个腚瓜子，这时同学们会笑得前仰后合。自己也被坑过好几次，所以每次准备坐下时，条件反射地先回头看一下自己的座位在不在？那时的小学只有语文、数学两门课，不像现在小学就有六、七门课。所以不管是在学校还是放学后我和小伙伴们都会无忧无虑地玩游戏，丢沙包、踢毽子、跳绳、跳方、捉迷藏、打元宝、打杖子、弹溜溜蛋、抵拐等都是我们儿时玩的游戏。弹琉璃蛋、打杖子、抵拐、撞拐那可是男孩子的专利，当时书包里和口袋里不是琉璃蛋就是元宝，有时母亲还会用布头给我缝个布袋子，专门放琉璃蛋，布袋口串上松紧带，琉璃蛋放在里面就安全多了。打杖子是大孩子和小孩子都能玩的游戏，我认为也是最刺激的游戏。工具就地取材，随便找块七十公分长、擀饼柱子粗的木棍截成两段，一段约二十公分长，两头削尖当作“杖子”，另外一截木棍作为“击打器”。打杖子的土规则很多，就说发杖子吧，发杖子每人有三次机会。第一次就是将杖子放在大本营里的指定位置，用木棍敲击杖子朝外的尖头，因尖头悬空，杖子在外力的作用下会腾空，这时要眼疾手快，用木棍击打升空的杖子，顺利的话杖子就会被击出很远。否则就会失败，会进行第二次发杖子，也就是我们命名的“掏腿发杖”，就是在单腿下用木棍击打杖子，这样难度就提升了。如果第二次还不成功，那就要进行第三次发杖子了，这也是最后一次机会，我们称之为“背式发杖”，就是双腿并拢，背对着杖子，这样成功率就非常低了。滚铁圈也是我们小时候非常喜欢玩的运动，从家随便找个铁环，然后用高梁秸做成操作器，那可是技术活。一开始玩，平衡不好掌握，铁圈往往滚几圈就会歪，或是不走直道，练上几个小时就会掌握自如，铁圈的速度、方向就有我们说了算，那就可以成为高手了。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作业负担，经常疯狗野马地玩，到了饭点也不回家，大人们便会扯开嗓子喊着孩子们的乳名满村子找娃们吃饭。“火头炖肉”的待遇小时候经常享受，那是母亲教训我的代名词，就是我不听话或是犯了什么错，母亲就会用鞋底打我的屁股。
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中国广大农村的伟大变革。我们村也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的牲口、农具通过抓阄的方式分配到各家各户。父亲和叔叔合伙抓到一头黑母牛，两家轮着喂，一家喂一个月。那时的牛可是主要的劳动力，耘地、耕地、拉庄稼，几乎所有的农活都是有牛来完成。运气好的话每年还会生个牛崽子，喂上一年就能卖七八百元，在当时那可是一笔大收入。因为这些原因吧，当时人们和牛之间的感情非常好。黑牛老了被卖掉时，我抓着牛缰绳不撒，还大哭了一场。一九八五年我上了初中，记得有一次放学回家，发现家里安上了电灯，一拉开关，屋里顿时锃亮，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以前大多数家里都是用煤油灯照明，晚上一家人围坐在灯前，母亲纳鞋底，我和姐姐写作业，往往一晚上下来，鼻子都熏成黑鼻子，头发被烧焦是经常的事，当时村里有个人就因为不小心眉毛被灯上的火苗子烧了去，害的那小伙子差点打了光棍。
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孩子谈不上有什么文化生活。我也不例外，所以就经常去本村一个叫豹子的小学同学家里玩，因为他爸爸在淄博上班，给他买了很多小画书，当时记得有一小木箱子。去他家玩能看小画书，有时借个一本两本的回家去看，躺在窗上享受书中的精彩故事，感觉非常惬意，有时饭顾不上吃也要把借来的书一气读完。那时候到集市书摊上蹭书看也是家常便饭，后来卖书的大哥看穿了我们的心思，就以弄皱了书皮不好卖轰我们走，有时候刚看到故事的精彩处被叫停，心里难受极了。有时候狠狠心也会用攒下的零花钱买一本自己喜欢的书。所以那时候我每次看完借来的书后，都小心翼翼地把书放在炕上大褥子底下压平，生怕下次不好借书。我记得我刚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全村就一户人家有台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晚饭后人们就会带着杌子准时去看电视，当时正在热播《霍元甲》，有时候人家有事或是电视坏了，还不惜跑到几里路外的黄河河务局去看。要是听到本村或是邻村晚上放电影，心里甭提多高兴了。要是本村放电影，大人们也会早点放下手里的农活回家做饭，吃完饭后换上干净的衣服去看电影。看家的任务自然就落在了爷爷和奶奶身上。我们小孩子的任务就是搬着凳子早去放电影的场子占据有利位置，有时还会给亲戚们占位置。到外村看电影有时带个杌子，有时干脆找几块砖一坐就投入到电影的故事情节中。有时因去晚了，就只能坐在荧幕反面看，虽然画面有点模糊，但一点也不影响心情。在那个年代看电影就是最好的文化生活了。往往看完一场电影后，故事情节印在脑子里好几天都挥之不去。最难忘的一次是上初中七年级时，学校组织师生到乡电影院看电影，电影院宽敞明亮，椅子坐着非常舒服，那是我第一次到电影院看电影，心情非常激动，记得当时看的是《妈妈再爱我一次》，感人的故事情节让广大师生都热泪盈眶。
在我上小学时候，虽然国家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生活条件还是很差。当时除了爷爷奶奶吃白面馒头，父母和我们姊妹四个都吃窝窝头、地瓜，只有过节时才能吃顿白面馒头。记得有一次我二姐可能是馋得慌，从干粮筐子里拿了个白馒头吃，被母亲发现后还追着夺下来。那时候走亲戚经常带的礼物就是几斤馒头和几把面条。吃肉就更是奢侈的事情了，只有大年三十每人才能吃上几片肉。记得有一年腊月二十九下午，母亲刚将煮好的肉捞到盆子里， 邻居的一个小女孩抓了一块就跑，母亲在世的时候还经常提起这事。我上初中时，家里的条件有所好转了，母亲开始用小麦面和玉米面蒸干粮，我们那里习惯称之为“两面子”。礼拜天下午上学时用网兜或是布袋带上三天的口粮，周三下午再回家取一次干粮。学校食堂负责用大锅给学生们馏熟，开饭时同学们就会一窝蜂地去笼边找个人的干粮。当时也有几位家庭条件不好的同学吃窝窝头，他们或许是觉得不面子，总是在其他同学拿完干粮后才去拿自己的干粮。早上晚上食堂还会给我们熬玉米粥，记得有一次从锅里舀出一只大死老鼠，恶心地同学们好几天都没胃口吃饭。咸菜当时是主菜，上学时用罐头瓶子带上自家腌制的萝卜咸菜，有时母亲还会用油炒一下，一般情况是谁带去的咸菜好吃会被同学们率先吃完。买碗豆腐脑喝那算是改善生活了，只有老师们和家庭条件好的同学才买点炒菜。那时因为吃不上菜，缺油水，嘴角会经常裂口子，这时母亲就会往我嘴上抹香油。为了给我补充营养，母亲学着自己打火烧给我吃，火烧就在白面上放些芝麻盐和麻汁，揉成圆形状放在大铁锅里烙，虽然没有卖的火烧好看，但非常好吃。芝麻盐是用炒熟的芝麻加些盐做成的，吃饭时撒在馒头上，味道好极了，这算是当时最好的调味品了。记得有一次是星期三下午，同学们准备回家拿干粮时，天下起了大雨，回不了家。天快黑了，雨还是下个不停，肚子里饿得叽里咕噜地直叫，就在我几乎绝望时，风雨中走来了一位熟悉的身影，是母亲，母亲披着一块塑料布，怀里抱着一个包朝我们教室走来，母亲浑身上下被雨淋透了，雨水不停地从头上脸上往下流，“快吃饭，孩子，别饿着”，说着递给我一个用两层塑料布裹着的布袋子，里面的火烧还热乎乎的，看着母亲慢慢消失在风雨中的背影，我的眼泪又一次夺眶而出，这就是我平凡而伟大的母亲。母亲因病已离开我们四年了，但和蔼慈祥的母亲时常出现在我脑海里。“子欲养而亲不待，树欲静而风不止”的道理我想大家都懂，工作再忙，生活再累，也希望大家抽点时间多陪陪生我们养我们的母亲，多孝敬我们的长辈，父母养我们小，我们养父母老。
桃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时间就像一个调皮的孩子，总是在我们不经意间穿梭。童年一眨眼就过去了，却留在了我们挥之不去的记忆中，有无穷的回味。
作者：张发亮，邹平市台子人，文学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