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三中

梦回三中

作者：张传桂

作者年轻时的照片

说来也怪，在我当兵头十几个年头里，夜里做梦，从未梦到过部队的人和事。每夜进入我梦乡的，几乎都是我的故乡刘官庄，我的母校博兴三中。时至今日，几十年过去了，有时三中还会进入我的梦乡。

本来，参军离开三中时，我已对造反派把持的三中没什么感情，并曾经发誓忘却三中的一切。但是，不久我就发现，我无能为力。我管得住自己白天的言行，却管不住夜里飘忽而来的梦境。而且，梦里的三中，常常与家乡连在一起，与部队连在一起，一会儿在学校，一会儿在庄上，一会儿又是穿着军装与同学们在一起。

渐渐地，我明白了，三中和我的家乡一样，已经溶入了我的生命旅程，不思量，自难忘。

斑驳老旧的院墙

1964年的夏天，我报考了博兴三中。在我的印象中，那次升学考试是我小学期间从未遇到过的，最正规，最严肃，最认真的一次考试。考场就设在三中校园内，周围几十里的高小毕业生，应届的，往届的，都集中到这里一决高下。正值洪涝成灾，河满沟溢，遍地一片汪洋。考生中有龙居的，乔庄的，河南店子的，几十里地，过河涉水，远道而来，却无一人迟到。

开考前，全体考生在校园内集合站队，静听校教导主任郑圣芝作动员报告。郑圣芝，人称郑铁嘴，讲话不打草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形象而又生动，考生们听得精神振奋，心情激动。几十年过去了，郑主任的讲话内容，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但那气势，那氛围，至今留在我的脑海中。

数学考的什么，由于平时学的就不扎实，许多东西在考场内根本没有弄明白，事后很快就忘得干干净净。语文还有些印象，作文题目好象是：《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我写了为生产队捡麦穗的经历，虽然紧紧张张，但该写的东西都写上去了。

张榜时，我的名字没有登上录取新生的大红榜。记得，我当时的心情很平静，并没有多少失落感。小学一、二年级时，我的学习成绩在上游。到三年级时，追上了留级生振祥。他比我大几岁，又是好朋友，就开始跟着他逃学，溜出去玩得昏天黑地，学习成绩也就变得稀里糊涂。尤其是进入高小以后，学习就变得更累。没能升上中学，终于可以松口气，可以自由自在地去放牛割草了。但是，当看到同村的同学兴高采烈地去三中报到时，我的脸还是有些发烧，心中也颇不是滋味。毕竟，从懂事起，就在学校读书，尽管成绩平平，有时还厌学，可当意识到从此就要告别学校，再也无缘读书时，心里总有些恋恋不舍，总有些空空落落。

这天下午，我正在庄南的排碱沟里下筌拿鱼，在三中六级读书的克田突然跑来告诉我，我被三中“副取”了，学校通知我明天去报到。当时我的脑子里，几近空白，老半天才缓过神来。事后，我才知道，数学分数影响了我的总成绩，没有被录取。恰巧，有几位录取生因家境困难，无力上学；又因我语文成绩还好，学校便以“副取生”录取了我。就这样，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我意想不到地成了中学生。

教室门前的柳树

我是怀着感激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博兴三中的，属七级，两个班，我补入了七级二班。因为是副取，总感到比正取生们矮了一等。又比其他同学晚入学几天，显得有些拘谨。没想到，老师和同学们，对我都十分热情，让我很是感动。班主任是语文老师，他笑呵呵地自我介绍说：我叫王传贵，你叫张传贵，咱俩是同名不同姓！这亲切而又自然的话语，使我脸上一阵发红，心里却一阵轻松。但是，想到和自己的老师同名，我总感到对老师不够尊敬。想到平时也经常将自己的名字写成“张传桂”，我便不再使用富贵的“贵”，而是采用了桂花的“桂”。

我入学时，新课本已经不全了，六级的克田，便将他用过的代数课本借给了我。己经开课好几天，我落下了几节课，我的同桌张桂美，便主动帮助我。还有牟秀君、牟秀华、鲍学让、王寿增等同学，也都曾热情地让我看过他们的课作业。就这样，我以比同学们慢了几个拍节的速度，开始了我的中学生活。

学校西侧的平房

在我步入中年，人成熟些了以后，每当回忆起这段中学生活，内心很不平静。我感到庆幸，刚入学就遇到了一位好老师，有责任心的班主任。王传贵老师性格开朗，为人热情，风趣幽默，且学识渊博，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很受同学们欢迎。是王老师，让我很快适应了中学生活，并对语文课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可惜，没多久，王老师调离了三中。同学们依依不舍，我的心里更加难受。

我还庆幸，我遇上了一群热情热心的好同学。尤其，我要感谢我的好同桌。张桂美同学，年龄与我相仿，但显得比我成熟许多。她对我很热情，爱笑，笑容中有纯朴，有天真，有慈祥。仿佛，她旁边坐的不是一位男生，这让我身心很放松。张桂美同学成绩优异，写得一笔好字，娟秀有力。上课专心听讲，作业细心认真，给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应该是老师有交待她，她还会监督我的学习。我上课做小动作，或是思想开小差时，她会用钢笔敲一下，提醒我。后来，我的学习有起色了，老毛病又犯了，上数学课时，偷偷看起了小说。同桌大概也厌烦了，装作没看见。可老师看见了，先是扔粉笔，后来干脆走下讲台，走到桌前，将小说拿走，没收。看我在全班面前出丑，同桌的笑容，颇为得意。当时，我内心十分羞愧，突然间觉得成熟了许多，懂事了许多。从此，我不仅改掉了上课不专心的环毛病，还改掉了不尊重女生的坏毛病。

学校西北角的厕所和池塘

博兴三中，创办于1958年，初时称五中，不久改称三中。那时，在我的家乡一带，方圆几十里，三中是最高学府。那一排排宽敞的教室，青砖红瓦，窗明几净。窗后有合欢低垂，不时有蝉叫鸟鸣。往那黑漆铮亮的课桌前一坐，浑身便立时涌起一股暖融融的感觉。那种感觉，是与在小学教室里截然不同的感觉，我自己便在心里称它做“中学生感觉”。

教室门前，是一片平整的开阔地。开阔地的南边，是两行钻天的白杨。我小的时侯，很少见到白杨。自从引黄工程引来了黄河水，才逐渐兴起了种植白杨。先是种植在干渠的堤崖上，用来护堤固崖；后是学校和机关种植，用来作为绿化带。教室门前的那两行白杨，大概是植于建校初期，到我们七级入校时，早己显露出钻天之势。在那英俊挺拔的银白色树干上，有许许多多只美丽的眼睛，仿佛在冲着我们微笑。尤其是，在学过茅盾先生的《白杨礼赞》后，仰望那钻天的白杨，不由生出许多感叹。茅盾先生赞美白杨树，说它与北方的农民相似，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这让我十分感动，因为我也是北方农民的儿子。我觉得，我们农家子弟，就应该象白杨树那样，不计环境，不择土壤，只要有雨露和阳光，就要顽强地生长。

两行白杨树的南边，就是那片美丽的桃树林。每年桃子收摘以后，那桃林就成了同学们读书和谈心的好去处。优雅的环境，静谧的氛围，能让人萌生出一种步入仙境的感觉。特别是在桃花盛开的季节，每当漫天朝霞洒满桃林的时候，同学们便三三两两步入林间，手捧书卷，斜倚桃枝，或潜心默读，或轻诵浅吟。朝霞映着带露的桃花，桃花映着带笑的脸庞，耳边有蜜蜂飞舞，身旁有莺燕穿枝。那种油然而生的意气风发的感觉，我相信每一位同学都会终生难忘。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首令人精神振奋的歌，是同学们最爱唱的一首歌。那时，连续三年的困难时期已经过去，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人们虽还不能吃上好饭，却也好歹吃上了饱饭。而且，同学们还能背着玉米面、地瓜干面，提着咸菜瓜子、炒盐粒子，来三中读书了。不久的将来，这碱场窝里（三中周围多盐碱地），说不定还会飞出几只金凤凰。这一切，又怎能不让同学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充满了希望？

虽然几十年过去了，我却依然记得同学们那意气风发的形象。

郑丕忠，班长。大眼睛，大嗓门，热心肠。风风火火，爱说爱笑，人称“郑三炮”。

张桂芝，团支部书记。小学毕业时，就加入了共青团，可见此人道业不浅。为人热情，处事老练，经常找我们这些差生谈心聊天。

赵振江，学习委员。白白净净，满脸书生气，终日爱作严肃深沉状。

张文龙，劳动委员。我从小的同学，为人忠厚，心地善良，性格有些内向。每次分配劳动任务，不论我的手举多高，他从不派我去掏厕所。

张春光，体育委员。我的本家兄弟，原名张传信，临上小学时他说，有俩张传信了，我要改名，改成了张春光。人如其名，整天春风得意，满面春风。

左延荣，文娱委员。出自小清河南“左钢”世家，我从小用惯的“左钢”镰，原来就是她们家打造的。她聪明活泼，清丽秀气，堪称七级二班的班花，完全不象是在铁匠炉边长大的姑娘。

黎逢国，我同窗三年最要好的同学、朋友，也是我人生旅途中最要好的兄弟、战友。逢国也是“副取”，和我同时补入七级二班。两人身份相同，又是同时来到班上，自然多了共同语言，很快就粘在一起了。他是干部子弟，是全班唯一吃商品粮的，跟老师们一起吃小食堂。但是，他却没有丝毫优越感，经常将他的白面馒头送给我吃，他啃我的硬饼子。我皮，他也皮，很投脾气。他不知听谁说我拔骨碌（摔跤）很厉害，经常追着我，笑嘻嘻地要跟我拔骨碌，比试一下。我都笑得浑身没力气了，那能比试？只好也笑着跑开。1965年，部队来学校选拔飞行员和滑翔员。我和逢国积极报名，并顺利通过了县级体检，准备送往北镇，参加地区级体检。同时过关的，还有七级一班的耿玉亭同学。这下子，热闹了。同学们纷纷祝贺，也不乏羡慕的目光。我的同桌张桂美，开玩笑说：这下，你要远走高飞了，到时可别忘记老同学。我和逢国整天笑得合不拢嘴，连走路也轻飘飘的，仿佛自己真的要飞起来了，真的要远走高飞了。尽管，我和逢国在地区的复检中未能过关，两人却没有丝毫的失落感。青春的梦想，己经插上了翅膀，等待远飞。1968年初，我和逢国又同时报名参军，并被批准入伍，共同来到了遥远的福建前线。

作者入伍时的照片

张英明，我的又一位好同学，好朋友。他也是干部子弟，却吃不到商品粮。他很聪明，待人和气，见到人就笑眯眯的。我们都是直呼其小名，叫他做“平”。他虽吃不到商品粮，却能穿得上灯芯绒裤子，人们习惯叫做“条绒裤”。在当时，那可是稀罕物，同学们大多是老土布粗衣裳。“平”曾经将他的“条绒裤”，借给我穿过一个星期，并穿回庄上显摆了阵子。有的同学说，这俩家伙，真是好到穿一条裤子了。

王寿增，在学习上给过我很大帮助的好同学。聪明，好学，白白净净，玉面书生。1971年初，全军紧急战备时，他应征入伍，直接拉去了珍宝岛。冰天雪地，林海茫茫。没有营房，只能借住农户家的火炕。姑娘媳妇们住东炕，他们战士住西炕，晚上睡觉不能脱内衣，一个冬天没处洗澡。白衫衣穿成了黑衫衣，脖梗子脏得象碾轴心。那内衣缝里，虱子都成了堆。多年后，在电话中和寿增聊起当兵的经历，他那爽朗的笑声，透出的尽是豪情，早已不是那秀气的玉面书生。

张传法，我的本家兄弟，从小的老同学。他自幼丧母，家境清贫，靠老父亲缚笤帚，供其读到中学。他为人质朴，诚实豪爽，待人亲切热情，学习成绩优异，做事干练出脱。记得，当时学校要求，放假以后，各村的学生要组织宣传队，每晚向社员们作广播宣传。我们几位都不好意思开口，唯有传法敢于登上房顶，手持话筒向社员们作广播讲话。

牟秀君，在班上年龄最小，“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蒄梢头二月初。”杏脸桃腮的黄毛小丫头，天真活泼满脸孩子的调皮相。

王文兰，王金兰，一样娴淑，一样善良，一样是稳重大姐的模样。

鲍学让，象贾宝玉一般秀气，从小学一年级起，就是班干部。到了三中，却未能弄个一官半职，由此可见七级二班人才济济。

常祖河，耿直，义气，粗犷，脾气倔犟，敢冲敢闯，勇于担当。

高同中，性格豪爽，说话高声，确似铜钟。

许兴亮，全班头号大个子，人称“许大个子”。

闫延怀，看上去病病秧秧，一手美术字却写得十分漂亮。墙报、板报之类的任务，多由他来担当。

陈同文，我的文友。个头矮，声音高，喜欢诗歌散文，我们两人曾凑钱合订过《人民文学》。

王三元，大个子，黑脸堂，眼神不好，其家庭生活困难，全班享受助学金属他最高。每次发放助学金，王传贵老师便不急不慢地念：“王三元，三元！”全班哄然大笑。一气之下，王三元改名王三欣。那副脾气，也确实敢“闯”。

高怀远，果然心高志远。冬天晒完被窝，他高兴地告诉我们，他能从那刚晒过的破被窝里，闻到一股子“太阳味”。

牟秀华，个头不高，喜欢大笑，一副“太平”锣鼓的味道。

牟明洲，两颗大铲牙，却喜欢吹笛子。想到他那“牟”姓和他那笛声，我就会想起一句诗：“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

王建成，帅气，喜相，不用笑，脸上也会露出笑容。他和牟明洲、牟秀君、左延荣等人排演表演唱《送小伙去参军》，就主演那帅小伙。“春风吹开遍地花，小伙参军就要离开家，大家来送他……”那充满了青春活力和美好憧憬的歌声，至今忆起，依然激动。

在班上，与其他同学相比，我除去作文略好些外，其它方面都很一般。因为偏课，所以深受第二任语文老师刘曰庆的喜欢。他常常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给我吃“小灶”，额外辅导。还曾将我的作文拿去展览，供同学们参观阅读。那时，我喜欢毛主席诗词，有空就钻到桃林里诵读，37首背得滚瓜烂熟。刘老师也喜欢毛主席诗词，常常将臧克家、周振甫等人解释主席诗词的资料，借给我阅读。刘老师的关心和引导，使我增强了对文学的兴趣及爱好。每每念及此事，就会对刘老师心存感激。

操场

1991年5月，我回故乡时，车子从三中门前路过。家人见我隔着车窗向学校张望，就对我说：三中早没有了，改成阎坊中学了。我只是点了点头，没有吭声。

三中怎么会没有了呢？她永远在我的心中，永远在我的梦中……

校园外观

（本文原载作者文集《八月的云霞》，2016年8月21订。本文图片来自百度博兴吧，经部分校友确认为原博兴三中校园）

作者：张传桂，博兴县刘官庄张氏第二十一世孙，1949年11月出生。1968年3月份入伍，1974年2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长期从事新闻采编工作，曾任中国华艺广播公司总经理、总编辑。业余时间爱好文学创作，对新闻理论及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研究，著有《中国名乡大全》《走向彩虹》《八月的云霞》《登高望太平》《乡村风物》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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