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未任过广德军通判
辛弃疾未任过广德军通判
陈 骅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171期
我主编的《广德县志(1978—2005)》，现已出版发行。在编纂过程中，有人据邓广铭《辛弃疾年谱》，撰摘刊于广德一内部小冊子上，对《广德州志》与1996年出昄《广德县志》因未记载“辛弃疾在广德做过官”持有异议。辛弃疾到底在广德做过官与否？能不能补收入志？作为新《县志》主编，似需加以研究、探讨。前几年去广州时，专门寻购到邓广铭著《辛弃疾传》《辛稼轩年谱》一书，拜读后，觉得邓先生认为辛弃疾任过“广德军通判”的结论，有点牵强。
众所周知：辛弃疾（1140－1207），南宋词人，字幼安，别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安徽、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江、江苏等地要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显示其卓越军事才能与爱国热忱。作为南宋著名词人，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更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作品集有《稼轩长短句》，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正如林俊荣先生所说：“辛弃疾是南宋时代文武兼长的民族英雄，是宋代‘南北两朝，实无其匹’（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的爱国词人，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伟大作家之一。”林俊荣先生的评价，除称辛弃疾为“民族英雄”或可商榷外，其余均颇为切合。
元代编撰的《宋史》中有《辛弃疾传》，已将辛弃疾恰如其份地载入正史。自宋至今，或介绍辛弃疾生平，或写辛弃疾年谱、年表，络绎不绝。邓广铭于1955年就出版了专著《辛弃疾传》。为辛弃疾编纂年谱的，除邓广铭于1995年出版《辛稼轩年谱》外，还在其所著《年谱》的《编例》中介绍：《稼轩年谱》旧已成书者有四种：1. 辛启泰（敬甫）所编撰；2. 梁启超（任公）所编撰；3. 陈思（慈首）所编撰；4. 郑骞所编撰。邓先生说：“辛《谱》编刊最早，且曾得见济南及铅山辛氏二族谱，故对稼轩生卒年月日时均知之详确，然除此之外，其有关稼轩出处大端而为族谱所未具者，则讹误百出。后出之梁、陈、郑三谱，均为补正辛《谱》之阙失而作，然其结果则不唯辛《谱》之错误未得是正，反以滋异说之纷纭，盖作者均勇于臆测，疏于寻证，势固不得不尔也。”拜读邓先生《辛弃疾年谱》，也确感底蕴深厚，功力非同一般。我非专事研究辛弃疾生平者，自不便妄加评说,但读过邓广铭《辛稼轩年谱》后，有邓先生的评价基本上全盘否定了辛、梁、陈、郑四人著作的感觉。
邓先生在其新版《辛稼轩年谱》中，说：“到80年代中期，我得到铅山县档案馆一位友人的帮助，得见晚清人重编的《铅山辛氏宗谱》的第一册（据云共五册），其中所记述的全为一家于福建迁圣至铅山的辛姓人家的宗族谱牒，而因为辛稼轩早在南宋期内即已定居铅山，且因生前的仕宦业迹与乐府歌词等著作而享有大名，竞也把有关辛稼轩的一篇传略，标题为《宋兵部侍郎赐金紫鱼袋稼轩历仕始末》者抄录于内。”并宣布一条重要发现：这篇《历仕始末》中，在任“江阴军签判”后有“广德军通判”五个字。邓先生说：“稼轩任江阴军签判年满去职，应为隆兴二年（1164）内事，在他离开江阴军后，到乾道四年（1168）任建康府通判之前，这三年中稼轩的事历，在1985年之前我一直未能查得，因而在历次印行的《稼轩年谱》中，我都标著为‘右三年事历不详’，甚至推测说，可能是无职而流落于江湖之间了。从这篇《历仕始末》中，看到他在离江阴军后继即又去做广德军通判，才使这三年的空白完全得到填补。（按：《历仕始末》所述稼轩一生仕宦履历，全无不合，亦无前后颠舛者，故极可凭信。只以其对仕宦各地之年月一概从略，遂致辛启泰撰写《稼轩年谱》时，因无考索之力，故未能充分加以利用耳。）”简言之，“广德军通判”五个字似乎成了解决了邓先生心中久久未解的悬念的至宝。
至于这篇《宋兵部侍郎赐金紫鱼袋稼轩历仕始末》是何人所编，何时所写，邓先生是一概不管的，只要有“广德军通判”五个字就行，还管它什么宋代编的、清末造的，还是民国杜撰的？
到底《历仕始末》是否与真实的辛弃疾“全无不合”、“无前后颠舛”呢？只要与《宋史·辛弃疾传》核对一下，定会发觉：“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六年(1170)，孝宗召对延和殿。……作《九议》并《应问三篇》、《美芹十论》献于朝”，不知被这篇《历仕始末》“全”“合”到什么地方去了。明明是“试兵部侍郎”，怎么就变成了“尚书兵部侍郎”？ 宋代只有“兵部尚书”一职，也有“兵部侍郎”一职，可以“试”之，但绝无“尚书兵部侍郎”之职，也悖常识。“历城县开国男”、“官通奉大夫” 也不知是辛弃疾何年封爵？何时官职？“绍定六年(1223)，赠光录大夫。”“德祐初(1241—)，枋得请于朝，加赠少师，谥忠敏。”这都是辛弃疾去世多年以后的封赠，怎么变成了“绍定庚午，赠少保、光禄大夫，谥忠敏”？ 查一下历史年代简表，南宋绍定年间（1228～1233）无有“庚午”年，只有嘉定三年((1210年)或咸淳六年(1270)才是“庚午”年。“少师”、“少傅”与“少保”，三个官名合称“三孤”或“三少”，但绝不是同一个官名或加衔，懂点历史的，均无人换用、乱用。这一切可算是“无前后颠舛”吗？邓先生对这些凭空编造也“极可凭信”，看来作为史学家的邓先生是用双重标准看待历史的，对合自己意见者，“极可凭信”，不合己意者，是视而不见。
邓先生说辛启泰是“曾得见济南及铅山辛氏二族谱”的人，并批评“辛启泰撰写《稼轩年谱》时，因无考索之力，故未能充分加以利用耳。”从《辛弃疾资料汇编》，可推知，辛启泰所能见的二族谱，当是：其一，“辛启泰於嘉庆间所见之《济南辛氏谱》即有朱熹此序，今《济南谱》已佚”；其二是《铅山鹅南辛氏宗谱》，在该谱《卷首》中，有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 稼轩裔孙辛朝壁所写《辛氏宗谱序》⑺，或包括有明万历二年(1574) 稼轩公后裔辛子实所写《辜墩宗谱后序》、明万历三年(1575年) 稼轩公后裔辛邦直所写《辜墩辛氏族谱序》⑻；也有可能见到清乾隆庚申年（五年，1740）辛才密写有《古墩重修宗谱后序》的谱⑼ (《辛弃疾资料汇编》对谱名未列)。
《铅山鹅南辛氏宗谱·卷首》的几篇序言，以及辛才密《后序》写了些什么？当说一下。
明万历二年，稼轩公后裔辛子实写了一篇《辜墩宗谱后序》，万历三年稼轩公后裔辛邦直又写了一篇《古墩辛氏族谱序》，均收入《铅山鹅南辛氏宗谱·卷首》中。辛子实在《辜墩宗谱后序》中云：“故自辜地秬支而迁者，则举石嘴岭、上金谿、斗桥、石塘、湧桥、霞溪、南源、东山、洽井、菱湖、游村、杭桥、石港、陈坊、汶田、辜染、艾桥等处，而尾岭、永湖、清平、南昌各地，虽出自稼轩公后，乃元子稹公之苗裔也。旧册昭然，循迹足徵。”辛子实在《序》中称，辛氏秬公支和元子稹公支“子孙蕃衍，迁居各地。”
明万历三年，辛邦直在《古墩辛氏族谱序》中写：“吾家本信之铅山期思辛氏，祖曰弃疾幼安者，别号稼轩，宋谥忠敏公也。来自山东济南，志切澄清，扫除腥膻，挈还君父。不合权奸，遭谗危间，子孙易姓，避患散处。吾祖秬公迁居古墩神山，仍加古於辛，易姓辜氏。尤恐后世而忘其本，故名其地曰辛峰里，凡冠婚丧祭，昭告祠堂，皆曰辛公嗣孙某某，令子孙世传而知其所自也。”这篇《古墩辛氏族谱序》明明白白地写了“不合权奸，遭谗危间，子孙易姓，避患散处。吾祖秬公迁居古墩神山，仍加古於辛，易姓辜氏。”皆因“不合权奸，遭谗危间”而迁居。
清康熙三十七年，辛朝壁所写《辛氏宗谱序》，也收入《铅山鹅南辛氏宗谱·卷首》中，写道：“我祖稼轩公，生济南府，属山东历城县，仕至显宦，有功於宋，载诸南渡史册，鳞炳灿然。后以刚直罢废而归。於斯时也，岌岌乎江山半属金矣，公有家亦难投矣。于是流寓信之铅州鹅湖期思而卜筑焉。其子秬公后以难故，易姓而逃七节桥九枝松下，遥望神山，茂林阴翳，秀丽钟英，号曰古墩，我族之蕃，实自此始。予也不敏，幼承礼训，游艺鹅湖，偶得铅志，捧而读之，始知朱、陆、谢三夫子赞我祖之盛德节气凌空，忠诚贯日，不胜击节。而询及族谱，仅得残篇之余。”特别写明“其子秬公后以难故，易姓而逃七节桥九枝松下，遥望神山，……号曰古墩，我族之蕃，实自此始。”这是一百多年后再次重述了明万历初所已记写过的史实，辛弃疾裔孙们因故“改姓为辜、移徙异地”。
清乾隆庚申年，辛才密在《古墩重修宗谱后序》中云：“先祖稼轩，契考亭之论水源，溯甲公之衍陇西，著作宗谱以遗后嗣。传世久远，不无惫坏。明正德间，宗冶炳公官游荆楚，返辕鸠宗，我所志出，无不志之。非其族类别，摈而斥之。鼎新宗牒，焕乎文章。万历二年，东阁鼎梅氏搜罗缉补，复相重修。奈今日百有余岁，屡经兵燹，幸老成而保庇，仅存十一，遗馁败於蠹歺。康熙戊寅（三十七年，1698年），虽经謄录，黄庭之笔纔试，王坏之需频来。……今庚申（乾隆五年，1740年）春，三位族众，有意於谱牒，推侄岘为鸡头，冀果执牛耳，……及太阳临鹑尾之月，谱助吉成，装订三十卷本。”该谱则记述了稼轩后裔历经陇西、荆楚，又返回鹅湖寻谱，亦属佷正常的事。笔者家族的宗谱“文革”期间被造反派烧毁，十存其三。前几年，家族重修，笔者就曾去广州陈家祠寻觅过线索。“游荆楚，返辕鸠宗”，“鼎新宗牒，焕乎文章”，“搜罗缉补，复相重修”乃属正常不过之事。
凡研究过家谱的人（笔者曾参加过四清运动，以及近年来编纂县志，先后有机会接触过七八部宗谱），了解一个家族兴衰史的人，一定会发现“子孙蕃衍，迁居各地”应是家族发展历史上常有的事。家族发展大了，有人犯事，“以难故，易姓而逃”也在情理之中，谁能保证“子孙蕃衍”的大家族，一定会无人犯事呢？。辛弃疾的后人，根据家族发展经历，口口相传，在明代、清代家谱中，以《序》的形式记录下来，正反映了家族的变迁过程。邓先生了解辛氏家族各宗支发展的历史过程吗？应当是只有辛弃疾的后人才真正了解。怎么能说“稼轩的子孙后世一无所知，遂编造了一篇谎言”呢？看来邓先生思维中有一种固定模式，凡是与自己意见相背的记载，则习惯性地要大批一通。
辛启泰于清嘉庆十六年 (1811) 刻印的《稼轩集钞存》，后附《辛稼轩年谱》，可知辛启泰当是嘉庆年间（1796～1820）前后的人。可以确定他不可能见到1948年刻的《铅山鹅南辛氏宗谱》⑽。从另一方面，则可推断辛启泰在见到的《铅山鹅南辛氏宗谱·卷首》中，或许有《宋兵部侍郎赐金紫鱼袋稼轩历仕始末》一文⑾，但辛启泰未发现有“广德军通判”这五个字，更可能是他在《铅山鹅南辛氏宗谱·卷首》中，圧根儿就未见到过这篇《历仕始末》，这都属正常的事。辛启泰未见到“广德军通判”这五个字，当然就未能为一百多年后的邓先生无中生有地安上这一条依据。邓先生因辛启泰未能满足他自己的期盼，故批其“无考索之力”，似不足为怪，但批评得怨。
邓先生对于辛弃疾裔孙们写的几篇反映辛弃疾子孙蕃衍历史的《序》也是不屑一顾的，为了突出他发现了“广德军通判”这五个字，不仅批评辛启泰，对《铅山鹅南辛氏宗谱·卷首》收录的序文也是要批评的，说：“又因对稼轩的子孙后世一无所知，遂编造了一篇谎言说，稼轩的儿子中有的犯了重罪，乃改姓为辜，全部移徙异地了。但是，不管所造谎言如何荒唐，这一篇《稼轩历仕始末》虽然也因辗转传抄之故而多有讹脱，却毕竟是一篇确实可信的稼轩的传略，而我们从其中也毕竟得到了一些收益，一些启发。”辛启泰“无考索之力”，写《序》的辛弃疾裔孙们，也是“荒唐”的“一篇谎言”；《稼轩历仕始末》同样也遭批，只因有“广德军通判”这五个字，是至宝，放过一码。我揣测，邓先生当是因辛启泰未能为之找到“广德军通判”五个字而横遭批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进而波及写《序》的稼轩公后裔。总之，邓先生批评辛启泰，批评为《铅山鹅南辛氏宗谱》写《序》的辛弃疾裔孙们，也批评《稼轩历仕始末》一文，只要有“广德军通判”这五个字就行。
问题还得回到辛弃疾到底有无任过“广德军通判”上来。
首先，邓广铭先生依据1948年刻的《铅山鹅南辛氏宗谱·卷首》刊有《宋兵部侍郎赐金紫鱼袋稼轩历仕始末》一文，文中在任“江阴军签判”后有“广德军通判”，仅凭这五个字，就断定：辛弃疾任职经历与文中所写“全无不合”，任过广德军通判也“极可凭信”，有点牵强、轻率。邓先生甚至以“官闲心定”也能推论出：“稼轩《进十论札子》中有‘官闲心定’及‘越职之罪难逃’ 等语，知稼轩此时必有官有职，盖正任广德军通判也。”辛弃疾做江阴军签判，就不是官？即使调任、候选赋闲，也还是闲官，“官闲心定”应当正是其时的真实情况；至于“越职”，“签判”上书朝廷是越职，“建康府通判”上书也还是越职，为什么偏偏认定只有“广德军通判”上书才是越职呢？并以此推断出“盖正任广德军通判也”，也毫无理据。只不过是邓教授用的是“假设你是张三，所以你就是张三”的证明方法，即：因为设定是×，所以结论就是×。
我以为：五字孤证，就轻易下结论，这不应当是一位权威史学家严谨治学所应抱有的治学态度。此范例一开，将有失史学界的尊严与公正。证据不充分，当不能令人信服，也不可作为权威证据。顺便指出，辛更儒先生编《辛弃疾资料汇编》时，将《宋兵部侍郎赐金紫鱼袋稼轩历仕始末》列为宋人“佚名”作品，是否似乎也缺少依据，至少应考据一下是何年、何许人所编。《辛弃疾资料汇编》中，列“佚名”作品的，南宋有3份，金元有4份，明有1份，计8份，其余7份根据括注大致可推知其写作年代，唯有这份《宋兵部侍郎赐金紫鱼袋稼轩历仕始末》列为宋人“佚名”作品，其括注依据是根据1948年刻本《铅山鹅南辛氏宗谱》卷首。尽管该篇文章之前有“宋兵部侍郎”，但指的是辛弃疾，而不能指该文是宋代文章。假如当代有人写了一篇《唐代大诗人李白》，就认定此文一定是唐代文章，这岂不是笑话。又，《辛弃疾传》列为脱脱个人作品似也欠公允。
其次，《宋史·卷四○一·辛弃疾传》：“绍兴三十二年(1162)，京令弃疾奉表归宋，高宗劳师建康，召见，嘉纳之，授承务郎、天平节度掌书记，并以节使印告召京。……仍授前官，改差江阴签判。弃疾时年二十三。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绍兴三十二年之后，为孝宗隆兴元年（1163）、二年，接后是乾道元年(1165年) ，并无辛弃疾任过“广德军通判”记载。《宋史》系官方正史，虽署一人之名（实际上署脱脱等修），实为集体之功。所写史实，当有史料可据。官方正史可能也有失误处，但后人若无确凿证据，似不可妄改。
再者，邓先生还写道：“(隆兴二年，稼轩二十五岁) 江阴签判任满，改广德军通判，当为本年秋冬间事。按：据《江阴县志》卷十二《宋职官志》，谓知军一员，签判一员。又据其卷十一《宋代职官题名》，则前后之任签判者，均著录甚详，其隆兴二年下之签判为吴一能，以承议郎任，至乾道二年则为王琮，以朝奉郎任。是则稼轩于年满后必即离江阴而赴广德，其事疑在本年秋冬间。”据《辛弃疾资料汇编·引用书目》所列《江阴县志》当系《嘉靖江阴县志》。邓先生由《江阴县志》记载，就推断出其时辛弃疾“必即离江阴而赴广德”，宋代官场似无这种规矩，这从《宋史·职官志》可以得知。就以邓先生《辛稼轩年谱》所记，辛弃疾“在上饶家居”，“赴福建提点刑狱任时”，曾有《浣溪沙》一阙记行，邓先生加《按》云：“按：《宋史》稼轩本传谓‘绍熙二年起福建提点刑狱’，与此词题相参，疑是诏印在去年冬而赴任则在本年春也。”可推知官员就任新职，也当无前任职“年满后必即离江阴而赴广德”之类史实。
其四，不知邓先生是否知晓还有《嘉靖广德州志》？邓先生查阅过沒有？既云在广德军任通判，又不查阅《广德州志》，令人不解。《嘉靖广德州志·卷七·秩官志·宦籍》：“时煜，隆兴中为广德倅。”后来的《万历广德州志》、《康熙广德州志》等均作同样记载。据《宋史·职官志》，大军可有二判官，但要裁员。广德军在宋代不是大军，仅领广德、建平二县，“广德军”不可能有例外设二“倅”。
再者，辛弃疾在南宋时，即是著名词人，人们常以“苏辛”称之，与苏东坡并列；辛弃疾官至试兵部侍郎，曾为高官，若果真任过广德军通判，这对广德州来说，是提升地方地位、档次之大好绝机，也是无尚荣光之事。范仲淹曾任过广德军司理参军，《广德州志》不仅为之作传，连《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也录入传中。⒄按常理，《广德州志》当巴不得加以记载，关键是历代为广德修志之人找不到可予以入志之理由。现存宋代的《桐汭志》、《桐汭新志》、《广德军志》(该三志已佚，在《永乐大典》中残存有少量佚文) 、明代的嘉靖、万历《广德州志》和清代康熙、乾隆、道光、光绪《广德州志》，对辛弃疾无片纸只字的记载，也沒有留下辛弃疾所写的半点文字。恰相对照，多部《广德州志》就载有辛弃疾的好友陆游《放生池记》。《大明一统志》和《嘉庆重修一统志》，对与某地有关的有名历史人物，都有适当记载。在这两部志书中，辛弃疾的故乡、寓居地和为官过的府、州、县，都有有关辛弃疾的文字记录。《大明一统志》、《嘉庆重修一统志》的《广德州》章《人物》部分，对与广德有关的有名历史人物，不论其任职高低，都有记载。涉及宋代人物，除一些知军事外，还记有权通判王俦、判官黄震、录事参军董槐等人。但见不到有关辛弃疾的记载。可见，辛弃疾与广德军、广德州的历史无法牵连上。
鉴于上述，可知：辛弃疾并未任过广德军通判。
辛弃疾既未任过广德军通判，邓兆铭在《辛稼轩年谱》中关于乾道元年(1165) 、乾道二年、乾道三年，稼轩在“广德军通判任”， 以及“在广德军通判任”“奏进《美芹十论》”都成了毫无根据的年谱。其实，《宋史》卷四○一《辛弃疾传》已记载明确：“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六年，孝宗召对延和殿。时虞允文当国，帝锐意恢复，弃疾因论南北形势及三国、晋、汉人才，持论劲直，不为迎合。作《九议》并《应问》三篇、《美芹十论》献于朝，言逆顺之理，消长之势，技之长短，地之要害，甚备。”辛弃疾作《九议》并《应问》三篇、《美芹十论》献于朝，当在乾道六年前后，不可妄加于“在广德军通判任”。
邓教授业巳辞世，已不能再聆听其教诲了，但望史学界同仁批评指正，并以此回答广德某内部小册子所刊文章的抄录者。新出版的《广德县志(1978—2005)》，同样未补收辛弃疾入志。这样做，正是为了尊重历史，若辛弃疾在天之灵能知悉此举，他也许会说：“实事求是。”
（作者系广德中学退休特级教师，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