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需要一场自我革命，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9月22日，国家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又一次向国际社会发出强有力信号，表明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坚定决心和立场。
这是中国向全球首次明确实现碳中和的时间点，并得到了各方的积极响应。有来自欧洲的气候变化问题专家评价称，“这是过去十年里最大的气候新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随后明确表示，欢迎主席宣布的控制排放并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欧盟将与中国共同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环球同此凉热”。联合国气象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2015—2019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5年，而2010—2019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0年。气候变化正在加速登革热等传染性疾病的传播，森林大火、蝗灾、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现象的发生更为频繁，并因此导致数千万人流离失所。然而，自2017年6月美国悍然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巴西、澳大利亚等排放大国随后也开始抵制气候谈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忧心忡忡地表示，全球已偏离了实现《巴黎气候协定》所要求的1.5℃或2℃目标的轨道。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美国“退群”有损全球气候共识，这一行为一方面使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出现巨大缺口，美国“退群”带来的“羊群效应”也让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出现危机……多家外媒指出，中方的承诺与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举措形成鲜明对比。国际气候行动亟需注入新动能，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来说，中欧气候合作都具有表率作用，推动中欧气候合作也有其经济和政治上的必然性，就中欧气候合作的相关话题，《中国报道》记者对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巢清尘进行了专访。
巢清尘在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共同应对。
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欧盟是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参与方，长期以来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其施政的优先领域。中国和欧盟分别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成员最多的发达国家集团，均坚定支持多边主义、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策对话和务实合作，有力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和各自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相比中欧在政治、经贸、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关系，中欧在气候变化领域合作时间相对较晚。2005年，中欧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宣言》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意味着中欧正式建立气候变化伙伴关系。”巢清尘指出，这一伙伴关系加强了欧盟与中国在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上的合作与对话，切实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在2020年前实现两项具体的合作目标：第一，中欧合作开发和示范先进的“零排放”煤炭技术；第二，大幅降低关键能源技术的成本，进行示范和推广。巢清尘进一步介绍说，2010年中欧双方建立了气候变化部长级对话机制，深化气候伙伴关系，形成了中欧气候变化部长级对话与合作机制。“部长级对话机制的建立，有助于中欧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的关键问题、各自国内政策和措施以及气候变化具体合作项目的开发和实施交换意见。”巢清尘指出，“这一方面表明中欧双方在气候变化领域具有进一步协调和加强沟通的意愿；另一方面，也表明中欧双方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既有共识也有分歧，通过机制化沟通，努力协调分歧，达成更多共识。”2015年6月，中欧在布鲁塞尔发表《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为“巴黎协定”的最终达成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18年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发表《中欧领导人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联合声明》。“迄今为止，中欧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机制化、法制化进程，成为引领全球减排的重要力量，双方在合作中彼此磨合、增进共识，正在落实“巴黎协定”实施细则。”巢清尘指出，目前，中欧已在气候变化领域开展了两大合作项目。2014-2017年开展的《中欧碳交易合作项目》，欧盟出资500万欧元，与中国七个碳市场试点城市分享欧盟碳市场经验，为中国建立国家级的碳市场的制度设计提供支持，包括碳排放上限、限额发放、市场架构、监督、报告、核查与认证体系等关键机制。2016年6月28日，中欧在气候变化领域达成了总额为1000万欧元的《中欧碳市场对话与合作项目》。该项目旨在通过建立有关碳市场的定期政策对话，继续支持中国建立有助于减少排放的全国碳市场，加强与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今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冲击，但《巴黎协定》确定的绿色低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应对气候变化仍然在全球治理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议程中占有重要地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疫情冲击带来的新风险、新挑战，中欧成功举办一系列重大政治议程，中欧领导人保持密集沟通会晤，并就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取得重要共识，为双方坚持多边主义、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指明了方向，彰显了中欧气候变化合作的全球意义。巢清尘指出，2020年是《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的收官之年，双方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国内举措和国际承诺备受世人瞩目，这也给中欧联手引领国际气候合作带来了新契机。中欧应抓住这一机遇，积极推动双边气候合作，为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注入新动力。
自2019年11月欧盟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以来，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欧盟最重要的议题之一。2019年12月，上任刚一个月的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绿色新政》，明确到2050年欧盟经济社会全面绿色发展的增长战略。提出通过转向清洁能源和循环经济，投资尖端科技、改革碳排放交易系统、减少污染等一系列措施，实现2050年区域内碳中和（zero neutrality）目标。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欧盟委员会提出了75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近三分之一额度计划用于气候变化行动。
气候合作是中欧关系发展的重要领域。欧盟把推动中欧气候合作作为气候外交的重要方向。对欧盟而言，推动与中国的气候合作是发挥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的关键之举。欧盟单方面提高减排目标难以推动全球减排新共识的达成。欧盟希望利用中欧双方领导人多次会晤来推动中欧气候合作文件的达成。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欧盟更将气候合作视为推动中欧经济复苏的关键举措。5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阿登纳基金会发表演讲时称，对华关系是德国担任轮值主席期间的工作重点，而推动中欧气候合作则是其任期内的主要目标之一。6月11日，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Josep Borrell）在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话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疫情过后气候合作更加重要，中欧都需要抓住这个机会，以绿色和可持续的方式改变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在6月22日中欧领导人以视频方式举行会晤，欧理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向主席表明了欧方再度与中国加强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合作的强烈愿望。欧盟为《绿色新政》实施设计了全面的保障措施，科技创新是其中重要方面。欧盟计划将“地平线欧洲”项目至少35%的预算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研究，在7大重点行业大规模部署新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同时结合超级计算机、云计算、超快网络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增强欧盟预测和应对环境灾害的能力，而这些都是中国的优势产业。同时还明确了将氢能作为促进经济增长和恢复能力、创造就业机会和巩固欧盟全球领导地位的优先投资项目，这对中国正在蓬勃兴起的氢能产业浪潮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会。绿色新政提出要在2040年以前实现电力行业零排放，其中的建筑翻新计划则要将目前的建筑翻新率提高两倍，这对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和建筑业而言是巨大的潜在市场，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商机。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能源结构逐步优化，可再生能源产业蓬勃发展。中国是对可再生能源投资最多的国家，可再生能源装机已占全球的30%，在全球增量中占比44%。截至2019年底，中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15.3%，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7.94亿千瓦，占全部电力装机的39.5%。2019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2.04万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的27.9%。在建筑行业，我国大力推动发展绿色建筑。随着中国绿色建筑政策的不断出台，标准体系的不断完善，绿色建筑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呈现出良性发展的态势。“十二五”以来，中国绿色建筑进入规模化发展时代，把节约、智能、绿色、低碳等生态文明的新理念融入城镇化的进程中，建设低碳生态城市，因地制宜推广普及低碳绿色建筑。
巢清尘表示，《绿色新政》不仅将对欧盟乃至全球低碳循环经济转型发挥积极作用，也是当前我国加强与欧盟科研合作的新机遇，提升我国绿色发展的新途径。“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我们可以将欧盟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和经济转型作为契机，结合《欧洲绿色新政》实施对欧开展绿色外交，加强双方在全球气候环境治理方面的合作，对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而破解当前外交和国际经济发展困局发挥积极作用。”巢清尘说。
新冠肺炎疫情后的经济复苏是中欧两国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欧盟和中国均宣布了各自的经济复苏计划，并表示将投入更多资金来重振经济。如何在快速提振经济的同时避免污染排放增长，确保多余的资金不流入高排放和能耗行业，这对于中欧双方而言都是挑战。新政提出的碳边界调整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和排放交易系统（ETS）改革也很可能增加中国对欧盟出口的成本，双方亟需通过加强对话与协调来避免绿色新政的一些举措成为中欧贸易的新壁垒。“欧盟提出的2050年碳中和目标也对气候变化的中欧合作带来挑战，我国是否能在较短时期进行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的重大调整？欧盟气候治理手段将更加强调市场规则和法律规则，我国是否能适应新一轮规则建设……”巢清尘认为，我国可以在相关技术上加强中欧合作，进一步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科学、技术战略性创新，着力解决制约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和参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需要破解的突出问题。
撰文：《中国报道》记者 王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