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路遥有没有说过那句话？路遥兄弟失和的原委

在路遥研究中，有一个问题，长期被人们忽略了。

这个问题，就是路遥与弟弟王天乐的“兄弟失和”。

虽然他们的“断绝关系”，不像著名的周氏兄弟失和那样引人关注，但也绝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区区小事。因为，这件事不仅严重影响了路遥的情绪和身体，而且还关系到他的文学形象，也关系到他的一些文学言论的真伪。

外在地看，路遥显得高傲而严肃，给人一种很不好接近的印象。实质上，他是一个善良而热情的人。他重亲情，也重友情，总是想方设法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亲人和朋友。有时，他甚至表现出慷慨的牺牲精神——他将招工指标让给自己的初恋女友，就是一例。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放弃招工指标，就意味着放弃了改变自己农民身份的机会，也就是放弃了彻底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在他的朋友中，受他帮助最大的，是作家海波。他为了给海波找工作，多方擘画，四处求人，不厌其烦，费了很多心力，最终安排他到青海做编辑，后来又帮他回到西影厂做编剧。

在他的亲人中，受他恩惠最大的，是他的四弟王天乐。为了给他找工作，为了把他变成城里人，路遥不知给人说了多少好话。1980年秋天，王天乐终于摆脱农民身份，被招到铜川矿务局当采煤工人。后来，路遥又费了很大力气，先后把他调到《延安报》和《陕西日报》当记者。

海波与路遥情同手足，对他终生感念，有不亚于亲人的深爱。但是，王天乐最后却让路遥大失所望，甚至怒不可遏，在病床上宣布与他断绝关系。对于这件事，在陕西文学圈内，几乎尽人皆知，也有不少人表现出对王天乐极大的不满，例如，西北大学出版社在出版《早晨从中午开始》的时候，直接就将“献给我的弟弟王天乐”删掉了。出版社负责人认为，把这句话放进去，“就是对路遥的不尊重，也是不公平。原因不说你也清楚，如果路遥活着，他也会这样处理。我需要告诉你的是，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是经过慎重考虑，集体研究决定才去掉的。”（航宇：《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428页）尽管如此，却很少有人对路遥兄弟失和的原因和后果，进行深究和详述，遂使此事扑朔迷离，模糊不清。



那么，王氏兄弟失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

就性格来看，路遥和王天乐都属于个性很强的人，脾气都不怎么好：“路遥争强好胜，发起脾气不给人留一点面子，而且语言相当刻薄犀利，一般人承受不了。”（《路遥的时间》，第256页）王天乐或许没有路遥的个性这么强，但亦约略近之，也属于性格外向而刚硬的人。也许因为王天乐很有个性，也比较有才华，路遥便觉得这个弟弟，是他的兄弟中最有出息的，所以，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也有着更多更严格的要求。

然而，王天乐偏偏又是个很自信甚至很自负的人，不仅不会事事顺着哥哥，而且，还常常表现出很强的好胜心，发表一些独出心裁的意见，很有一点“偏不如此”的怪脾气，有时甚至还跟路遥拧着来。例如，路遥虽然将文学写作看作劳动，甚至认为他与农民的劳动具有相同的性质，但是，对他来讲，文学自有其高于一般劳动的美好而神圣的性质。然而，他的弟弟王天乐却不这样认为。他当着路遥的面，直接否定了文学，认为“最伟大的作品就是父亲种过的地”，甚至说他恨文学，“我会恨它一辈子”（厚夫：《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54页）他有时极大地高估了自己，认为自己在路遥的创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他说，《人生》的“全部构思”，就是在1980年5月底，路遥与自己“三天三夜没睡觉”“长时间对话”之后完成的。然而，王天乐所说的这个“激动人心”的事情，并不是事实，因为，“现有的资料证明，路遥早在1979年就开始创作这部这篇小说”（《路遥传》，第134-135页）

事实上，就文学来看，王天乐实在算不上路遥的知音，也算不上能与路遥产生深刻共鸣的精神上的兄弟。王天乐在回忆文章中说：“有一天，我正在洛川县采访，路遥突然打电话到报社，让我速到榆林（《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初稿是在榆林宾馆完成的），我以为他的身体出了新问题，赶快奔赴榆林，一进房子，他对我说田晓霞死了。半天我才反应过来这是他作品中的人物，我对他说：'你已经成了弱智，你想过没有，我好不容易争取的这么点时间，赶快采访一两篇稿子，你怎么就把这么些不上串的事打电话叫我跑来，别人知道后肯定会认为咱们是精神病。’”（马一夫等编：《路遥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334页）事实上，作家与自己笔下的人物朝夕相处，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亲人一样的密切关系，人物的喜怒哀乐，皆与自己痛痒相关，而他们的死亡，也自然会令他们有棰心之痛。在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的那一刻，托尔斯泰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像小孩一样抽噎哭泣。就连福楼拜那么超然和冷漠的作家，也会对包法利夫人爱玛的痛苦和死亡，感同身受，感觉自己满嘴砒霜的味道，仿佛中了毒。因而，路遥郑重其事地将田晓霞的死讯，告诉自己的弟弟王天乐，也就不是什么“弱智”和“精神病”，而是一个优秀作家极为正常的心理反应和情感表现。其实，路遥不仅对田晓霞这样的美好的人物充满深情，对那些几乎可以算作是“反面人物”的人物，他的态度也是包容甚至温柔的。例如，当海波说田福堂是“阴险的农村政治家”的时候，路遥“生气了，好半天不理我，最后才谈了对这个人物的理解。当他说到这个人物失势后在山梁上像嚎叫一般咳嗽时，竟流下了同情的眼泪。能看出，他完全忘记了那是自己虚构出来的人物，而把其当作一位熟人甚至亲人来理解、爱护。”（海波：《人生路遥》，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69页）可见，对路遥的小说创作，王天乐既无深刻的理解，也无强烈的共鸣性。

当然，仅仅这种性格上的冲突，仅仅是文学交流上的障碍，仅仅在一般事情上表现出来的唐突和不得体，还不至于使路遥对王天乐失望，也不至于使他们兄弟失和。路遥之所以失望、不满和愤怒，是因为王天乐背着他，以他的名义，干了一些他完全不能接受的事情。有人甚至在路遥面前，冷嘲热讽地抱怨，说他受了别人的好处，却连一句话也没有。事实上，路遥对所谓“好处”根本不知情。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路遥想见王天乐，王天乐却躲着路遥，不来见他。

路遥病重，在延安住院期间，特别希望王天乐来照护自己，多次催促高其国给他打电话，怎奈王天乐就是迟迟不来。这让路遥极为失望和伤心。后来，过了好些天，8月23日，王天乐终于来了。当他到病床边问候路遥的时候，“路遥没有回答他，也没有给他发脾气，却表现出一种冷漠的态度，就像没看见他一样。”（《路遥的时间》，第257页）到了晚上，王天乐又找借口，没有留在医院陪护路遥。路遥了解自己的弟弟，所以，当航宇宽慰他的时候，“路遥干笑了一声说，他陪我？你等等看。如果他陪我，不会找那么多理由不来延安，实在太让我寒心了……”（《路遥的时间》，第259页）事实证明，路遥的判断是对的。王天乐不仅不来陪路遥，而且连招呼也不打。他的表现，极大地影响了路遥的情绪：“第二天，路遥的情绪变得非常糟糕，不仅不跟任何人说一句话，我给他打好洗脸水，他也不去洗脸，也不怕护士长批评，赌气地在病房里一个劲抽烟。”（《路遥的时间》，第260页）王天乐又说，有人不同意路遥当作协主席，借口“这事只能由我出面解决”，于8月24日，就径自回西安了。

路遥外表显得坚不可摧，其实内心很敏感甚至很脆弱。所以，在沉疴缠身的时候，就特别希望自己的亲兄弟能待在身边。这样，也就不难想像，王天乐的“临阵脱逃”，让路遥有多么难过：“他这么一走，路遥便闹开了情绪，我给他从营养灶上打来的饭也不吃，甚至也不跟我说话，直挺挺地躺在病床上，眼睛死死盯着天花板。”（《路遥的时间》，第261页）9月5日，路遥转院回到西安，从火车站的广场往停车场走的时候，“他宁愿让林达去搀扶，也不让天乐靠近他身边，几次甩开天乐搀扶他的胳膊。”（《路遥的时间》，第304页）大概过了十几天，路遥终于把自己的愤怒和不满，向王天乐劈头盖脸地发泄了出来，按照王天乐自己的话说，“路遥现在一满就不是一个正常人了，像个疯子，刚才我去医院，还没来得及跟他说一句话，他就狗血淋头把我臭骂了一顿，把写小说那些精彩语句全部用来挖苦我，说我背叛了他，没我这个弟弟，以后再不想看到我，跟我断绝了关系。”（《路遥的时间》，第335-336页）王天乐的反应也非常激烈，满是怨气地对航宇说：“不是我不理解他，关键是他不理解我，我能有什么办法。现在路遥已经跟我断绝了关系，他是死是活，跟我没一点关系，我也不会再到医院让他讨厌，让他后悔一辈子。”（《路遥的时间》，第336页）航宇回到病房，看见路遥用被子蒙着头。他拉开被子，看见路遥红肿着双眼，脸上挂着泪痕，便好言劝慰他，但路遥的情绪非常激动，双手拍打着床板，“号哇哭叫地说，他要害死我，你还给他帮腔。他哭得什么也不顾，也不害怕医生和护士看见笑话，委屈得就像是一个孩子，不停地在床上翻腾，两只手自始至终没有停止使劲拍打，好几次几乎从床上滚下来。”（《路遥的时间》，第337页）他让航宇立即找陕西人民出版社的陈泽顺来。他要向他这位好友安排自己的后事。

那么，王天乐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使路遥如此愤怒和伤心？

路遥是个自尊心极为敏感的人。他最看中的，就是别人怎么看他，就是他的道德形象。他希望，在别人心目中，他是一个体面的、有尊严的人。所以，路遥之所以如此震怒，主要的原因，恐怕还不是因为王天乐不懂得感恩，不知道体贴和照顾自己，而是别有所在。

后来，10月份的某一天，路遥打发他的小弟弟九娃（王天笑），去了一趟铜川。九娃回来以后，在传染科的院子里，跟航宇闪烁其词地聊到了自己此行的目的：一个是叫王天乐来西安的医院；一个大概是要向他质询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

关于九娃去铜川这件事，我们暂且按下不表，回头再说。现在，先来谈另外一个相关的事情。

从2000年开始，人们在纸媒读物上，后来，又在微信平台上，常常读到这样一个颇有意味的故事，那就是，路遥在赴京领“茅奖”之际，弟弟王天乐赶到火车站，给他送了5000块钱，还刺激得他对文学大加诟詈。

那么，这个给路遥送钱和路遥詈骂文学的叙事，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构出来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搞清楚这样一些问题：路遥上北京领“茅奖”，到底是谁给他买的票？又是谁始终陪着他去的西安火车站？有没有什么人突然出现在火车站来送路遥？

目前，关于来火车站送路遥的叙述，至少有两种：一种是王天乐的，一种是航宇的。

路遥去世八年后，王天乐在《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一文中说：路遥没有钱去北京领奖，他找朋友要了5000元钱，送到了火车站。他对路遥叙述了拿钱的经过，并且告诉他，“今后不要再获什么奖了，如果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可给你找不来外汇。路遥只说了一句话：'日他妈的文学！’”（《路遥纪念集》，第336页）

从王天乐的叙述里，我看见了路遥在经济上的拮据，看见了他内心的委屈和不平，看见了他对文学的迁怒，但也难免会产生这样的困惑：作家的困境，固然可悯，但是，将这一切都归罪于文学，是不是有些不公？

让我尤感困惑的是：一个对文学如此热爱和虔诚的作家，一个苦行僧般的文学圣徒，怎么会如此粗野地问候文学的“母亲”？就我所知，古今中外，似乎没有一个作家如此轻慢地抱怨文学。总之，路遥的这句陕北腔调的粗话，流布甚广，给读者留下了消极的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文学形象和文学声誉。

那么，路遥真的在火车站见到过王天乐吗？真的拿了他送来的5000块钱，而且还恨恨不已地骂了一句文学吗？

关于这些问题，航宇的《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叙事文本：

3月23日晚上，路遥兴致蓬勃地来到我房间，用从来没有过的商量口气，喜笑颜开地对我说，你明天能不能不要睡懒觉了，起早一点行不行，然后到火车站给我买一张去北京的软卧火车票，我要去北京领奖。

我看着路遥兴奋的样子，笑着问他，中国作协是不是已经给你来通知了？

路遥高兴地说，就是，已经来通知了。

我问他，那我给你买哪天的火车票？

路遥说，你看能不能买到25号的，我听说到北京的火车票非常难买，如果实在买不到25号，你就给我买26号的火车票，而且要软卧，最好是一张下铺，上铺我一满爬不上去。

我说，这个你就不要操心了，你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那是天大的事情，哪怕我一晚上不睡觉，也要第一个排在售票窗口，我就不信买不到一张卧铺票。

……到了第二天上午8点，在我的急切等待中，火车站二楼售票大厅的门终于开了，我第一个跑到售票窗口，顺利买到25号西安到北京的软卧火车票。

……晚上，路遥来到我的房间，从我手里接过给他买的火车票，他没跟我说几句话，就让我跟他一块去了远村办公室。

路遥进得门，就开心地给远村说，中国作协给我来通知了，让我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1991年3月25日，这是作家路遥去北京领取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日子，我和远村答应送他去火车站，承诺就要兑现，这是做人的原则，因此这一天我俩哪里也不能去了。

晚上8点一过，路遥看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就挎着他的那个黄帆布挎包，早早来到我的房间，在我床上躺了一会，突然坐起来，让我看远村在干什么，要不现在就去火车站。……我和路遥还有远村一块离开了建国路的陕西作协，在大门口乘坐了一辆出租车，说说笑笑地到了西安火车站广场。

路遥和远村在火车站的进站口等着我，我拿着路遥的软卧车票，在窗口买到两张站台票，在火车站广场无所事事地遛达了老半天，然后一同走进了西安火车站的站台。

路遥就要上车的时候，跟我和远村分别握了手，然后给我俩说了一句，回来见，便走进了火车车厢。

我和远村给他招着手，祝他一路顺风，凯旋而归。

路遥走进火车的软卧车厢，把他的挎包放在卧铺床上，然后又从卧铺车厢里走出来，坐在卧铺走道窗口跟前的一个凳子上，微笑地看着我俩，一个劲地给我和远村招手，让我俩赶紧回去。

尽管路遥这样吩咐，我和远村一直没有离开，静静地站在站台上，看着开往北京的火车载着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路遥缓缓地驶出西安火车站，我俩才回到西安建国路。

两个叙事文本所讲述的，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发生的同一件事情：同一年同一天的同一时间——1991年的3月25日，同一个地点——西安唯一的火车站，同一事件——送路遥去北京领奖。有没有可能，两路人马都曾出现在车站，也都去送了路遥？航宇的《路遥的时间》，几乎属于巨细靡遗的“实录”，详细得近乎别样形态的“流水账”，怎么会遗漏掉路遥的亲弟弟亲临车站，厚币送之，且发了很多高论的细节呢？怎么会让路遥的一句足以惊听回视的“国骂”随风飘逝呢？

我曾亲自问过航宇：那天在火车站，你们两人是不是一直跟路遥在一起？有没有看到王天乐？航宇的回答是：从陕西作协出发，到路遥所乘的火车开动，我们两个一直跟路遥在一起，没有看到王天乐出现。

据此，我认为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3月25日，路遥并没有在火车站见到他的弟弟王天乐。

那么，王天乐送来那5000块钱呢？路遥到底有没有拿到这笔钱？它的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现在，我们回过头，再来看看，那天在传染科的院子里，九娃跟航宇到底说了一些什么话，这些话跟那5000块钱，跟路遥的兄弟失和，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却说，九娃在讲完王天乐拒绝来西安的话题之后，开始旁敲侧击地跟航宇谈到另外一个话题：

九娃吸了一口烟说，不说这些了，我想问你件事，就是我哥（路遥——引者注）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真的单位连路费也不给他报销？那他那个副主席也就当哭了。

我说，这个我不清楚，但我估计不是这样，他堂堂一位作协副主席，还是领茅盾文学奖，不存在不给他报销路费的道理，而作协也不敢这样。

九娃说，那我哥告诉我，他听人说他去北京领茅盾文学奖，我四哥（王天乐——引者注）说他路费也没有，就到处伸手向人家要钱，他不知道他要的那些钱都哪里去了？反正他一分钱也没看到，就觉得是丢了他的脸面。

……九娃说，就因这事，我哥非常不满，觉得是他坏了他的名声，对我四哥产生很大看法，觉得自己还获什么茅盾文学奖，简直就是要饭的。再说，我哥也不是能够沉得住气的人，一听就火冒三丈，他还当着我四哥的面骂过他，再别打着他的旗号干这些不要脸的事。而我在铜川也问过我四哥，哥去北京领奖，你真的在别人跟前要过钱？可我四哥说他还不是为他，你看他穷的精尻子撵狼一样，一分钱也没有，到北京不请朋友吃顿饭。同时他告诉我，他把那些钱都送到火车站，一分不少地都交到我哥手里了。可我哥说他什么都不知道，在火车站哪里见他了，完全胡说八道。我哥还说，你不相信问远村和航宇，是你俩把他送上的火车。（《路遥的时间》，第387-388页）

现在，事情清楚了。3月25日那一天，路遥在火车站连王天乐的人影也没见到。他既没有收到王天乐的那5000块钱，也不曾大不恭敬地骂过文学。他之所以与王天乐兄弟失和，断绝关系，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他的这个四弟瞒着自己，又借着自己的名义，跟别人伸手要钱。对路遥来讲，这样的事情，简直就是让人百口莫辩而又无地自容的耻辱。难怪路遥要痛心疾首，失声痛哭，大喊王天乐要“害死”他。

在我看来，这件事给病重的路遥带来的伤害，是极大的。从此后，“他把痛苦和忧愁，深深埋在自己心里，常常表现出一种可怕的沉默”。他找不到恰当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情绪，只能通过无节制地吸烟，来麻醉自己：“医生和护士看到他如此自暴自弃的样子，深感忧虑和不安，在他们所治疗的这些病人中，还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他算一个特例，觉得他再这样下去，恐怕真的是无药可救了。”（《路遥的时间》，第390页）路遥在吸烟上的这种自我放纵，并不是因为“任性”，而是因为痛心、失望和绝望。

路遥去世以后，王天乐的内心，并不平静。就在路遥去世的当晚，作协安排他和弟弟九娃，住到了位于作协院内的招待所“创作之家”。但是，王天乐却无法安睡，眼前影影绰绰，晃动着路遥的影子：“天乐从创作之家的房子里走出来，急急忙忙走下楼，径直走到作协后院我的房间，有些惊慌地对我说，你一会把远村叫到创作之家，晚上咱住一起，我一从创作之家房子里走进去，就感觉到路遥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路遥的时间》，第403页）

2007年4月，王天乐也因肝病猝然离世，年仅48岁。

人生多艰，他的命运遭际，也很值得同情。

愿路遥和王天乐，在另一个世界，兄弟怡怡，和好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