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命、不要名、不要钱,满怀不平在中华大地游走的日本国民
资耀华在京都帝国大学读经济学。这天走进图书馆,他没有料到,即将看到的一段文献,让他触目惊心。
是湖南耒阳人,中学毕业考上庚子赔款留学生,东渡日本。
家乡的小村子在耒阳深山里,只有羊肠小道与外相通。买鱼肉杂货要走十几里山路,但有一样东西很方便,煤。村子地下蕴藏一种优质无烟煤,烧时无臭无烟,燃尽只留一点白灰。因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外人很少知道。这个地方,在当时最详细的地图上也找不到一个黑点。
资耀华这天查阅的是日本同文书院的中国各省调查报告。忽然,他眼前闪过一个熟悉的地名:“耒阳田心铺”。
这份调查报告里,详细记载着湖南耒阳田心铺某山上有一座无烟煤矿。
资耀华震惊了。他既钦佩,又触目惊心。深深感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之根深蒂固。
“不要命,不要钱,满怀不平”的“大旅行”
同文书院,全称“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日本人1901年在上海创办,从日本国内招收学生。
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学校办到外国,培养学生以求透彻了解这个国家。这是要干什么?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里写道:“同文书院教给学生几年的奸细之术,然后把学生分配到政府机关或各个公司。有些人扎根于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中,终身做奸细。”
同文书院校址
这个培养奸细的学校,有极为重要的一课:“大旅行”。每届学生都要用数月至半年时间对中国进行名为“大旅行”的实地调查。书院四十多年历史中,参加调查的学生五千多人,调查路线七百余条,足迹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区。
调查范围涉及风物、民俗、地理、物产、矿藏、工商、社会、政治诸多领域。有些调查班十分专业,特就某种经济作物、特定社会现象、某类经济活动进行调查,精细入微。
1925年5-8月,书院22期岩屋三男等6名学生从上海出发,到河北、山西、绥远、热河、陕西调查,有时要步行数天。他们在旅行日志里记录了旅途艰辛:
6月18日我们开始走进沙漠了,离开旅馆走了两个小时,周围已经看不到房子,连一棵树都看不到了,闷热的天气,火辣辣的阳光,到中午之前我们带去的水都喝光了。过一会儿,肚子也开始饿了。但这里是一片大沙漠,没有水又没有吃的,空气很干,连口中都是干干的。很多沙子进到嘴里,舌头发涩,很不舒服,头昏眼花,差点儿晕过去。
旅途艰辛,难改他们认真执着之心。他们调查鸦片问题,一直追溯到种植环节。河南:鸦片2元一两,每亩交税15元,每亩鸦片收入30-100元,每亩小麦不超过30元。
“不要命,不要名,不要钱,满怀不平、野心,郁愤丛积,远离故土,会看到大和樱花与旭日国旗在蜀山之巅高高辉耀的那一天。”
同文书院第9期“四川班”学生慷慨誓言,踏上入川调查之路。
1914年9月21日,杉山三树等6名同文书院学生来到成都街头。他们四处游逛,格外着迷各种图册,交通图、矿产分布图、物产分布图、水系图……举凡图册,统统收入囊中。
6人还喜欢拍照和丈量。爬上望江楼、城门楼等高处,俯瞰拍摄成都市区。再用皮尺细细丈量建筑物,城墙的厚度与高度,万福桥、万里桥、安顺桥的长度和宽度。
1914年至1936年二十余年,同文书院日本学生来成都“游历实习”从未间断。
日本学生来到成都,会礼貌地造访政府官员,递上表明学生身份的名片,请求警方保护他们的“游览实习”。名片背后有一段措词质朴谦卑的中文:
因为我们的华语是初学不熟,手不从心,想必有些地方写的不免失礼的,这是我们的衷心,豫先请阁下原谅。
每个学生不仅随身携带措词谦卑的名片,还有号称“三大神器”的仁丹、牙粉和味精,由日本各大公司捐送。这些小东西深受中国民众欢迎。既做了广告,又笼络了感情。
校方将每届学生调查的图文资料作为“毕业论文”装订成册,送交外务省、农商务省和日军参谋本部。
1937年末,国民革命军29军在河北泊头镇击落一架日军飞机,缴获一张日本军用地图。军部参谋处韩立才中尉回忆道:
那一张军用地图正是我们家乡——河北省盐山县一带的地形图。我认真审查了那张地图,不但很感兴趣,而且非常惊奇。原因是日本测绘的那张地图,比我国测绘的一万分之一的地图还精细。我们家乡附近的各个村落的位置、河流及道路走向非常准确,连每个村落里有多少水井、多少人员、多少物资也都有记载,这不“神”了吗?
我在军官学校是学工兵的,学习过测绘,我们用相当长时间测绘,有时还测不准确,日本人“没有”在我们家乡测绘,这么精确的地图他们是怎么搞出来的?
国民革命军29军原中尉参谋韩立才接受采访与慰问
成都档案馆也存有一张日本军用地图,是十万分之一的四川地图。地图上用中文日文分别注明:本图系采用“民国”二年所制地图和“民国”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年测图或制版地图加工而成。地图右上角还有日文标注:“军事机密”,“当前支那事变,限军内使用”。
当年同文书院把学生“毕业论文”呈送军方的良苦用心,丝毫没有白费。
“早晨八点钟的男子”和他们的事业
1946年,《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到日本游历后,感慨万千:
“日本人是不会忘情于中国的。我们所见到的日本人,差不多都曾到过中国。这些人,当他们吃不到糖时就想念台湾,缺盐时就想念长芦,缺煤烧时,就会想念我们的东北……”
是的,日本人不会忘情于中国的……
大连市中山区鲁迅路9号,有几座年代久远的古希腊风格建筑。在上世纪前四十年里,这些建筑里常常传出激昂的日语歌声:
看,我们的使命,
象北斗闪烁着光芒!
它照耀着,辽阔的山野,广漠的荒原;
它倾洒在,万里无垠的满洲原野上!
这是“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职员在高唱“满铁之歌”。总部设在大连的一个日本铁路公司,引吭高歌“我们的使命”,勃勃野心何在?
儿玉源太郎作为创始人,在设计方案里写道:“满铁这一事业表面上戴着经营铁路的假面具,暗地里要进行各种工作。”
满铁首任总裁后藤新平讲得更清晰,他的一句话成为这个“帝国主义经营殖民地机关”的座右铭:“文治的军备”。“殖民政策就是文治的军备。以王道为旗帜,实行霸道。”满铁名冠“南满洲”,实图全中华。
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原址
满铁内设的调查部,是这个殖民机关的大脑,“文治”的中枢,“军备”的灵魂。
日本投降后,调查部的一个下属机构、代号“桃太郎”的 “哈铁特别调查班” 的五十多名职员,作为“战犯”被押解到苏联接受审判,有职员对在军事法庭受审表示抗议。
苏联军事法官拍案怒斥:“满铁不正是伪装的日本政府机关吗?特别调查班是关东军的派出机构,满铁职员都是日本政府的公务员,你们都是日本的正规军人。”
后藤新平总裁选人用人的第一条标准是:早晨八点钟的男子。
太阳吞没朝霞,阳光洒遍原野,绵羊遍体金黄,生物活动的时间到了。迎着朝阳开始劳作的人们,正是“早晨八点钟的男子”。
满铁调查部职员的平均年龄三十五岁,正是一批雄心勃勃、教育良好、不图名利、不辞劳苦的“早晨八点钟的男子”。
调查部在四十年里,对中国开展了持久深入的情报调查。他们的调查坚持“野外作业”,坚持同文书院的“走路”传统:“首先要用腿跑路”。
他们的“农村一般调查”设置了55个项目,其中“农家调查”项目有26份专题调查表(农家人口构成表、农业生产调查表、农业副产品收支表、畜产调查表、农家房舍调查表、农户生活费表、借贷关系表……),数百个调查细目。
规定了必须口头调查的对象:县长、秘书、县政府文书、保安团长、公安局长、县城布行粮栈杂货铺主人、商会会长、乡长、副乡长、知情者、农家户主,还要求查阅乡公所的文书档案。
所以不必惊讶,他们的调查结果可以深入精细到叹为观止的程度。
《东三省(满洲)土匪研究》的报告,系统详实地分析了土匪发生的四项原因,详述了土匪内部的十六条戒律,甚至准确掌握了土匪之间心照不宣的四条禁忌:
一、两手不得背后;
二、不得趴着睡觉;
三、筷子不得搁在碗上;
四、不得说“睡觉”二字(土匪黑话里“睡觉”即“死”)。
报告还指出:
满洲易出土匪,与满洲马的步幅、旱田垄沟的宽度很有关系。满洲马遗传驴的血统,低矮腿短,奔跑时不像英国纯种马那样前后蹬开,四蹄飞驰;而是马步小,步频高,步幅与垄沟距离一致,便于土匪骑马四窜。
《中国抗战能力调查》是调查部在1939年提出的一份重量级报告书,由三十多篇调查研究文章组成。调查极为深入,材料极为详实,形成的观点犀利高妙。这份标注“极密”的报告书当时只送日本政府和军部(战后由日本“三一书房”出版)。中心内容有:
——日本军队占领的是中国大陆资本主义发达的沿海地区,但中国的基本经济结构在农村。因此,无论怎样控制沿海一带,也不会削弱中国经济。
——中国的抗战力量产生于大陆内陆,为此,改变对农民有利的社会关系实为上策。
——比较国民党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国民党采取的是允许地主继续统治的政策,共产党则让农民拿起武器,在改革社会关系上是成功的。
——战争需要的武器当然不能来自农村,但这对抗战力量来说是次要的问题。而且现在正从美国和英国补充武器。
——根据上述理由,日中事变已经不能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只能以政治方式来解决。满铁调查部的报告,没有一份是文人的纸上谈兵,都是践行后藤新平总裁“文治的军备”的无血杀器。
调查部四十余年历史中,从全局宏观到专门分类的调查报告,计六千二百多份。
日本投降后,一个日军少尉的30年游击战
杨佩尧头“嗡”的一声,眼前的惊诧场景令他一生难忘。
他是3团1营2连的新兵,连队所属的37军60师驻守在汩罗江南岸新市镇的东线。湘北会战是他第一次参加实战。
9月23日新墙河防线失守后,日军逼近汩罗江。军用浮桥上匆匆走过南撤的军队和扶老携幼的难民。
杨佩尧的任务是给机枪手老赵换子弹盘。他从射击孔向外探望时,愣住了。
难民中突然响起“哒哒哒”的机枪声,一个蓝长衫、戴眼镜、教书先生模样的瘦小男人手里瞬间变出一挺轻机枪,边射击边向岸上冲。他身后十几个“难民”也不知从哪里蓦然端出机枪,冲向岸边的60师的防御工事。
一个“难民”冲近岸边的一个工事,掏出手雷咬掉保险,塞进射击孔。杨佩尧只觉得空气无声震动了一下。几个“难民”又扑向另一座工事。
多年后杨佩尧才知道,这就是神秘的日军“大陆挺进队”。
他们都能讲流利的汉语,熟悉中国军队的口令和战斗方式,穿中国军装或便服,使用中国军队的武器。任务是穿插到中国阵地后方,执行袭击,侦察、情报、暗杀等特种任务。
他们大都是日本“陆军中野学校”的毕业生。
一年前的初春,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从靖国神社走下九段坡,经过军人会馆再往深处,有一栋油漆斑落的二层小楼,挂着一块小木牌:“陆军省分室”。当然这不是它的真实名称。
一个当作教室的房间里,军装整肃的教官在训话。
“战争的态势已由野战转化为国力综合战。因此,军事情报单纯依靠驻外武官提供是不够的。……诸位在这座培养所里受到一年教育后,将被派到苏联、中国或者英美等世界各国。诸位要准备把忠骨抛在那里。在那儿永远扎下根,去搜集武官们搜集不到的情报。”
“这座培养所”,全称“后方勤务要员培养所”。校址由靖国神社附近迁到东京中野围町二番地后,更名为“陆军中野学校”。
“诸位都是可造之才。只要你们拿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懈努力,将来就可能成为大学校长、公司总经理。但现在,日本为了保卫国民安全,为了国家发展,需要的不是大学校长、公司总经理,而是不求名利,愿舍弃身家性命,为日本民族发展做一块铺路石的人物。”
“这就是本教官对你们的期望。”
陆军中野学校旧址
为了这个期望,学校除传授谍报特工技能外,更注重精神培养。
“不图名利、地位、金钱,为了祖国和民族,把自己当做一块被抛弃的石子,悄然死去。”在学校的不懈灌输下,这种观念在学生心中深深扎根。
武士道精神历来为日本军人崇尚。中野学校却认为武士道精神远远不够。校方请来一位忍术名家授课。
“在武士道精神中,死,被誉为极其了不起的行为,但在忍者的手段中,死是最卑怯的行为。因为人一死万事皆休,痛苦,烦恼,一切的一切,全化为乌有。哪有比此更安乐的事呢?而忍者之道,则是无论多么艰苦,千难万难也要闯过去,活着返回来。即使被砍断手足、割去舌头、挖去眼睛,只要心脏还在跳动,就是爬也要从敌阵里爬出来,回来向我方汇报敌情。”
中野毕业生没有让母校失望。
派往中国华北的“益子挺进队”,就是左权将军牺牲的直接罪魁。
1942年5月,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展开“五一大扫荡”,益子重雄率领的一支“大陆挺进队”提前出发,任务是侦察八路军总部机关,暗杀领导干部。“益子挺进队”全副八路军装备,自带干粮,不生火做饭,不走大路,潜入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八路军根据地,在郭家峪一带侦察到八路军总部机关的行迹。
“益子挺进队”突袭没有胜算,发电给日军主力部队,指明八路军总部机关方位。结果八路军总部机关在十字岭陷入日军大兵团重围,激战中左权副参谋长殉国。
这不是我们的八路军嘛!NO!他们是……
日军“大陆挺进队”之“益子挺进队”(前左为中队长益子重雄)
不仅“大陆挺进队”,还有更多的中野学校毕业生伪装成其他身份潜入中国社会,不求名利,舍弃身家性命,为日本民族发展做一块铺路石的人物。
不过,在中国南昌郊区参加“扫荡”的小野田宽郎少尉,被选拔进入“陆军中野学校二俣分校”受训后,没有再返回中国,被派到了菲律宾。
到达菲律宾不久,他的上司谷口义美少佐、派遣军参谋部情报特别班班长给他下达了命令:“奔赴卢邦岛,指导当地警备队实施游击战……”
两人没有想到,这道命令,使小野田宽郎少尉的命运异光闪烁。两人重逢,要三十年后等一回。
小野田到达卢邦岛4个月后,美军登岛。岛上约200名守备日军或死或降。日本政府不久宣布投降后,有4人不知所终。
小野田宽郎少尉与另外三名士兵走进了植被茂密的热带丛林深处。他们认定“日本投降”是美军施展的诡计,坚信日本人是个不屈的民族,绝对不会投降。他们也坚决不愿上当屈服,铁心继续战争,在卢邦岛开展游击战。
每天清晨,小野田少尉带领三名士兵爬上山峰,对着旭日敬礼,立志实现使命:“确保对卢邦岛的完全占领”,等待日军反攻,将卢邦岛作为跳板,一举夺回马尼拉。
他们在旱季稻谷收获时节频繁发动“狼烟作战”。小野田率队在傍晚天色昏暗时出发,开枪驱赶岛民,将浸透椰子油的布团扔到稻谷垛上,狼烟遍地。有时还袭击菲律宾军警。
他们以此显示存在,令岛民心生恐惧,达到小野田认为的精神上占领全岛。
游击战之外,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在断绝后援的情况下生存下去。
首先要获取食物。他们狩猎的目标有:马,野猪,山猫,蜥蜴,鱼,以及“征用”岛民放养的牛群。猎杀一头牛,熏烤成250片扑克牌大小的熏肉片,在缺乏食物时食用。
进入雨季,菲律宾军警不再进山,“小野田部队”暂停四处躲藏的生活,在密林深处山坡上用树木藤条盖起小屋。有时大雨倾盆无处安歇,他们蜷缩身体,将枪弹紧紧护住。
威胁他们的还有毒虫蛇鼠。小野田在一次熟睡中遭到一种大型蚂蚁噬咬,导致左耳失聪。
1950年6月,一等兵赤津勇一无法忍受绝望环境的煎熬,“逃跑”离开,向当地军警投降。1954年5月, 下士岛田庄一在冲突中战死。
1959年5月,日本再次组成搜索队对“小野田部队”进行为期半年的大搜索。数万份劝降传单飞遍丛林,里面有小野田母亲和一等兵小冢金七妹妹的家信。小野田宽郎和小冢金七认定这是家人迫于美军淫威的违心之作。
每天清晨,小野田与小冢依然挺立山巅,向东升的旭日敬礼。
搜索无果,日本政府再次确认两人战死。“ 战死公报”第二次送到他们家中。1960年,小野田家乡和歌山县海南市为他举行了葬礼。
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科技革命,日本经济崛起,日美结盟……
卢邦岛热带丛林里,两个活着的幽灵仍在为天皇的大东亚共荣圈作战。
1972年10月,小冢金七阵亡。
小野田宽郎深受打击,唯一的战友走了。他掩埋了小冢的背包,精心包裹好他的38式步枪,藏进岩缝。
小野田宽郎回忆录里记述了此刻心情:“一种难言的寂寥感侵袭而来”。
他曾怀疑谷口义美少佐把他忘了,几十年也没有命令给他。他想到自杀,但是放弃了。中野学校的教育他铭记在心:自杀是懦夫行为。
他设定了“生命年限”:再活十年,“在60岁生日那天突袭卢邦岛雷达站,子弹全部打完,豁出性命……”
小野田几十年如一日精心保养枪械,随身携带40发常备子弹,剩余子弹分类放进拣来洗净的空瓶里,铁皮封口,瓶体贴上“可靠”和“稍微可靠”的标记,放入毒蛇盘踞的悬崖缝隙。每次枪战后,清洁枪管和弹膛,涂上椰子油。
小冢金七之死再次引起菲日两国对小野田的关注。又一次大搜索铺开。小野田宽郎87岁高龄的父亲,前上司谷口义美都登上了卢邦岛。
搜索仍无结果。撤离卢邦岛前,他们在山中建造了一栋小屋,取名“小野田山庄”,放置了新衣裤,还有日文报纸和亲人的书信。
小野田宽郎发现了这个小屋,侦查无人时,将书信拿走仔细阅读。他认为这是日本谍报机构和自己秘密联络的方式。有封信件提到谷口义美早已退役,现在是宫崎县一个书店的老板。小野田认为这是上司的伪装身份,他实际还是一名地下谍报员。
两年后,小野田在山里遇到一个日本人,24岁的探险家铃木纪夫。
两人经过交流,铃木纪夫以战后出生青年所具有的直率和“天真烂漫”个性,使小野田的思想发生了动摇。
小野田向铃木提出了最关心的问题:“日本人全部吃上白米饭了吗?是不是还过着贫困的生活,终日辛勤劳作?”
小野田向铃木表示,只有得到上司谷口义美少佐的命令,他才会投降。
一个月后,小野田宽郎在“小野田山庄”看到一封铃木留下的信件:谷口义美到达卢邦岛,将向他宣布“命令”。
1974年3月9日黄昏,小野田身着自己拚补的杂色“军服”、全副武装越过山头,来到铃木纪夫的帐篷外面。
谷口义美手执“投降命令”走出帐篷。小野田向30年未见的长官郑重行了军礼。谷口义美向52岁的少尉郑重宣布“停止作战”。
小野田宽郎向谷口义美敬礼
卢邦岛副行政长官埃拉莫斯察看了小野田在丛林里的藏身之地:“那里很干净,墙上挂着'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标语,还有刻在香蕉叶上的天皇肖像。”
谷口义美(右)向小野田宽郎宣布投降命令
30年里,小野田部队毙伤菲军民130余人。许多菲律宾人呼吁将小野田绳之以法。
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赦免了小野田,允许他返回日本。
小野田归国时带回了小冢的遗物。小冢的38式步枪仍然保养良好。带回的42发子弹,警视厅科研所进行了射击检查,3发变形,24发可以正常击发,15发哑弹是美军登陆时未及时修理的弹药。小野田说,这些哑弹用于恐吓射击。
在归国后的记者见面会上,有记者问:“你人生中最宝贵的30年在森林中度过,对你的一生有什么影响?”
“能够在年轻气盛的时候全身心地投入战斗,我认为是一种幸福。”少尉无怨无悔。
这些年,这些人,这些事……
都是历史了,一切都过去了。东亚同文书院、满铁、陆军中野学校,在日本投降后都停办了。
但是,精神恒久远,基因永流传。
东亚同文书院作为间谍机构在日本投降后被勒令关闭,在华人员遣返日本。仅仅一年后,同文书院末任院长本间喜一就率领书院众多教职员创办了爱知大学,将书院遗留资料全部移至该校。爱知大学官网在学校介绍里,自豪地将校史追溯到1901年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
爱知大学官网的校史介绍(红线标注部分)
戴季陶感慨:“'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到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
同文书院的“解剖”事业,爱知大学继承了。如今,爱知大学是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大本营之一,爱知大学的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ICCS)是近年日本最活跃的当代中国研究机构。
满铁调查部没有了,但是他们的精神在日本企业中被传承发扬。台湾“国安局”第一处前副处长萧台福说:
日本有个商社出了一份《如何跟中国人谈话》的报告,日本情报机关拿去用做参考。报告写的是,怎样跟中国大陆的干部、商人谈话,套取他们的资料。报告写道,不要到办公室,下了班私底下来,找一个酒馆,大家坐那儿慢慢喝酒,慢慢地聊。不要想一次就挖到根,要好多次,要不停地回头,而且记得不要直接地问,要慢慢来,慢慢地问,有的时候要送点小礼物。很多人慢慢地在谈话中就把东西泄露出来了。
日本人回去以后,就从张三的一点、李四的一点、王五的一点,整理出一个整体。我们不得不说,讨厌日本人是一回事,佩服日本人的手法是另外一回事。
“日本男人最适合当特务、日本女人最适合当护士。”蒋百里此言不虚。
“不要命,不要名,不要钱,满怀着不平、野心”的同文书院学生在中华大地消失了。
但是,在今天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仍有那么一些日本国民,像当年同文书院的学生、满铁调查部的职员、陆军中野学校的毕业生那样,不辞辛劳地奔波着。
2005年9月23日晚,新疆和田机场附近一处建筑的屋顶上,两个黑影正在安装一台设备。这是日本株式会社国土情报技术研究所所长大林成行和他的学生东俊孝,在安装一台GPS接收机。他们观测采集了和田机场、当地重要水利设施和公路的地理坐标数据,精确度达到20厘米。两人被查扣后,电脑里还发现了中国其他省市的相关测绘数据。
2007年3月,江西省南丰、鹰潭、上饶、铅山等地,有两个日本人忙碌了好几天。佐藤正光、水上和则携带两部手持GPS接收机,1∶25万、1∶50万比例尺英文版地形图光盘,进行他们所说的考古研究。但是,在他们采集的坐标点位数据中,发现了2个绝密级、4个机密级、1个秘密级军事秘密。
2008年河北某军事设施附近,2010年2月新疆塔城地区,2015年5月浙江东部一个军事设施内,2017年上半年山东和海南……日本国民不辞辛劳的身影,频频闪现。
小野田宽郎也没有休息。他在巴西经营牧场二十年后,又回到日本,在福岛县阿武隈山脉南端山坡下,开办了“小野田自然塾”,招收日本孩子。
陆军中野学校这位著名毕业生不仅给孩子们教授理论,还组织四天三夜的野外生活,用自然环境磨砺孩子们的野性和坚定意志。小野田十分宽慰:“我这个只知道战争与自然的人,终于找到了剩余人生的生存价值。”
小野田宽郎与“自然塾”的孩子们
小野田宽郎不能忘情于菲律宾的岁月。1996年5月他故地重游。卢邦岛有些岛民接受了他的拥抱,有些人仍然不能原谅这个”罪犯般的刺客”。
小野田少尉初心不改,傲然作答:“军人就是服从命令,在不违反国际法律的状况下,我没有责任。”
1946年王芸生游历日本后还有一段话:
“今天中国是战胜国,却并不强;日本是战败了,但到它国内看看,尽管贫穷,尽管残破,但无形中总使你感到它有一股子气。”
8月15日又要到了。
73年前,日本投降了。
73年了,日本投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