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镜像中的回顾

1949年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文联）。作为全国文联的下属协会之一，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简称文协，1953年9月文协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于稍后的7月23日在北平正式成立，茅盾任全国文协主席。作为文联团体会员的作家、艺术家组织中，中国作协最为重要。一方面，作协领导层多由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作家、文艺理论家担任；另一方面作协也具有一定的行政权力，从而影响当时一系列的文学事件。

中央文学研究所的成立是第一次文代会的间接产物，是作协建立的直接产物。最初由全国文协创作部草拟了一份《创办文学院建议书》，建议建立一个国家文学院，将这一想法落到实践操作的层面。最终，因为创办国家文学院的计划过于庞大，转而办成了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从总体来说，建立一个文学研究所符合新中国成立初期整体的文学情境。

鲁迅文学院档案资料中，有一份1952年《中央文学研究所创办以来的工作情况报告》，报告中指出：中央文学研究所于1950年10月创办，1951年正式开学。这是根据党的指示，在周恩来总理和中宣部的帮助下，并经过中央文化部1950年工作计划正式确定及全国文联四届扩大常委会1950年工作任务的决议，由文化部领导，并由全国文联协助创办的。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一份关于文学研究所创办原因的书面材料。关于中央文学研究所建立的原因，及其对于这些原因的探讨，或者可以从多层面多角度来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情境。

马烽是文研所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第二任秘书长，他曾积极建议创建文学院，并和田间、康濯等同志具体参与筹办工作。刚刚建立的文联，一切工作都要委托文协代办。文协下设有创作小组，组长是田间，副组长是康濯，组员有马烽、胡丹沸、陈淼等人。创作组没有具体创作任务，创作组的好多同志认为文化部把原北平艺专改成了美术学院，同时正在筹备戏剧学院和音乐学院，就猜想一定也会成立一个文学院。可是经过多方打听，得知文化部并没有创建文学院的打算。只好把希望寄托于文协，并把这一想法向主持文协工作的副主席丁玲汇报了。丁玲肯定了这一要求，并且说，一些青年作者也要求有一个学习提高的地方，特别是解放区土生土长的一大批作家，急需要提高他们的文学素养。她和作协的其他领导人都交换过意见。

陈明曾经回忆：“当时（1950年），田间、康濯、周立波、马烽和我们都住在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他们与丁玲有的是在延安，有的是在晋察冀就认识。大家长期相处，丁玲有一种感觉：这些同志，在战争年代就开始写东西，但是战争环境中读书的机会很少，看作品的机会很少。如果在和平、安定的环境给这些同志们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就好了。在和田间、马烽、康濯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都甚有同感。丁玲也觉得对他们有一种责任，就决定搞一个一边学习一边创作的环境。并向组织反映了这些想法。”

从马烽的回忆可见，文研所的创办实际是由文协提出的，而文协的提出，是由于具体作家的现实要求。

1949年筹备第一次文代会期间，《文艺报》主办了几次题为“新文协的任务、组织、纲领及其它”的座谈会。在第一次座谈会上，茅盾谈到：苏联作家协会有文艺研究院，凡青年作家有较好成绩，研究院如认为应该帮助他深造，可征求他的同意，请到研究院去学习，在理论和创作方法方面得到深造。培养青年作家是非常重要的事。学生们经常提出问题来，文协应该对青年作家尽量帮助。郑振铎在这次会上说：发现一个青年作家有写作的天才，就介绍到文艺研究院去，训练他怎样写作，使他在各方面有所深造，如西蒙诺夫就是从那里毕业的。

根据《讲话》的精神，建立无产阶级的文艺队伍，尤其是从工人、农民、士兵中发现培养作家成了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延安时期已经具有一定的写作成就和经验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必然成了培养的重要对象。

作为文研所的创办人，丁玲在1950年2月“谈文学修养”时提到，要从事于文学工作应该有长期打算，积累生活经验，要不断地学习—写作—生活—学习—写作。同时强调多读文学书籍，古典、现代与当代的书都能够提供给人丰富的知识与写作经验。最后提出关于学习、生活和写作的几种态度：一是虚怀若谷；二是要老老实实；三是自己有见解，用自己的进步来修改自己的错误见解；四是要坚持，经得起刺激、挫折和失败。这是丁玲在“大众文艺星期讲演会”上的讲演，经过整理刊发在《文艺报》上。8个月之后，文研所第一期开办，作为第一任主任，丁玲对于文学与创作的认识当然对文研所的办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1949年9月25日，茅盾在《一致的要求和期望》中谈到了四个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是加强创作活动。他提出，在创作活动上不应当小视已有的成就，已有的成就是够辉煌的，然而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创作活动是落在现实要求之后。革命在全国胜利了，新形势提出了新的问题。放眼一看，在农村，在城市，新问题随时在发生，也随时在解决，新困难也随时在发生，随时在克服，经验在积累，新的人民英雄在积极涌现。

作为文协的领导人，茅盾提纲挈领地提出了时代对于文学的要求和期望，将个人性的文学创作，提高到家、国、历史使命的高度。要分历史家的半席，做半个太史公，写出可以垂之久远的文学作品，最起码是半部《史记》。茅盾此时的话语充满了对于宏大革命历史的庄严感，历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情境中，显示出某种绝对的单纯与明朗，而这种自觉地发自内心的时代认同感，才是无数经历和反映这段历史的写作者们之所以去写的“元动力”。而在某种程度上，没有经历过这些宏大革命历史的国统区作家，即便是进步的国统区作家，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丧失了写的“元动力”。文协领导人茅盾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文学的社会功用，所谓诗可以兴、观、群、怨。在现行的政治体制刚刚建立，资深的文艺理论家和作家站在历史的角度，从宏观上把握时代的氛围，提出了时代具有宏大革命历史叙事的要求。对于茅盾、丁玲这类经历了几个历史时代的作家们来说，在社会历史发展变革中，文学在承载政治意义的同时，更多承载了太史公的叙事身份与责任。

周扬在“全国文联半年来工作概况及今年工作任务——在全国文联四届扩大常委会议上的报告要点”谈到：1950年文联应该做的工作，第二条就是筹办文学研究所，征调一定数量的有实际工作经验和相当工作能力的文艺青年，加以训练，提高其写作水平。周扬从中宣部的角度，提出了切实的文学工作任务，而创建文学研究所就是其中八项任务之一。以周扬为代表的主流话语，更多在宏观的层面上把握文学状态，强调文研所教师和学员的数量和质量。文学研究所不只是教学机关，同时又是艺术创作与研究活动的中心，是一个培养能忠实地执行新中国文艺方针的青年文学干部的学校。

《文艺报》和新中国几乎同时诞生，是文协的机关报，也是当时文艺方面最具权威性的报纸。当时在同苏联的类比中，《文艺报》指出当前对于宏大革命历史叙事的表现，是缺失的。同时《文艺报》非常明确具体地提出了宏大革命历史叙事的内容，侧重点是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事件、英雄人物。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文学主要承载的是政治意义，而政治意义才是所有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正是这些相当敏锐的前沿理论家，指出了50年代初文学创作的不足，同时暗示整个50年代文学整体走向：重现几大战役的辉煌和再现革命历史中的英雄人物。整个十七年文学史也的确沿着这样的思路延展。

《文艺报》在创刊之际，有相当多的关于苏联文学和作家的报道。1949年10月10日，在文协的会议厅，应文协主席的邀请，法捷耶夫谈文学问题的座谈会在此召开。文协方面参会的有茅盾、周扬、丁玲、郑振铎、胡风、冯乃超、俞平伯、赵树理、冯雪峰、曹靖华、黄药眠、萧三、沙可夫、巴金、周立波、田间、艾青、冯至、钟敬文、刘白羽、何其芳、陈企霞等。座谈会上提出了“苏联的作家是怎样进行政治的与艺术的教育”这一问题。法捷耶夫回答时，首先简单介绍了作家协会领导下的创作组这一类的机构。这一组织机构的领导者都是苏联有声望有经验的作家；其学习内容除了和各大学文学系类似的课目以外，还有专门创作方面的课程。在这种创作组里学习出来的不一定都有很好的成就，如果他们没有创作出什么作品，就送他们去做教学工作或编辑工作，因为他们有文学知识。也有许多作家不一定是从这里学习出来的，而是靠自学的。在文学俱乐部内有文学方面的系统的讲演，大家可以自由去听。此外，马列学院也经常举行各种讲演，不仅讲文学理论，而且也讲政治理论。从这些系统讲演里面也培养出不少作家来。法捷耶夫的回答非常具有启发性，从后来文学院的创建来说，提供了机制与教学模式的某种参考。在稍后进行的筹备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中，许多参加过这次座谈会的人又参与了具体的筹备工作。

1950年3月9日，由陈企霞负责起草了一份《国立文学研究院筹办计划草案》，参与者还有刘白羽、周立波、雷加、艾青、曹禺、赵树理、宋之的、陈淼、碧野、杨朔、何其芳、柯仲平等。1950年4月24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向文化部打报告，在报告中提出了“创办‘国立文学研究院’申报理由及构想”。同时，文联党组也有一个报告。二者的开头是：根据文化部1950年工作计划及全国文联四届扩大常委会1950年工作任务的决议，今年要创办国立文学研究院。

在这两份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到了学校可定名为国立鲁迅文学院，建议初步筹备工作由下列同志负责：丁玲、沙可夫、黄药眠、杨晦、田间、陈企霞、康濯七人组织筹备处进行工作，由丁玲负责。文研所的讲课以讲座形式为主，聘请当时北京的知名学者给学员授课。除了创作课程之外，马列主义政治与文艺理论课程也占有相当的分量。同时，当时文研所读书风气很浓厚，思想活跃，社会实践活动参与度很高。

总而言之，由全国文协创作部草拟一份《创办文学院建议书》，要求建立一个国家文学院，将这一想法落到实践操作的层面。文学研究所的筹备实际上是暗合了当时国家文化与文艺政策、文协领导的文学理念、具体创作者的文学理想等因素，所以才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一个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学研究所。新中国建立之后，“新文化（文学）”的建设依靠什么人来实现，是文学建设中的一个难题。中国作协直接创办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则在相当深入的程度上，回答了如何培养新文化建构者的问题，从作家、作品、创作和出版等方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的文学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