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启示录--中國文明起源9
都说上古史是层累而成，不真实不靠谱，我倒觉得我们的上古史肯定是有说道有沿袭的，绝不可能是无中生有，依靠考古恐怕是说不清的，还是要结合文献才行，更为重要的是研究漢字學，才能理解中國历史的起源。研究黄帝时期，也就是倉颉造字时期的历史就显得尤为重要。
黄帝时期是上古史的起源原点，历史事件体现了古代先民不断抗击动物野猪灾害，文献中记载的蚩尤之乱，就是指野猪灾害，蚩尤的原型就是野猪！抗灾除恶是中國的古代文明，蚩尤，就是动物灾害的代表。历史事件：黄帝战蚩尤涿鹿之戰。倉颉創立漢字是最真实、最直接、最可靠、最简短的文献。文献可以参考，文字是可以释读的。当代文字学界释读的是漢字在文献中的用意，没有學者研究漢字的造义。
漢字的造义是可以解读的，漢字的造义，也就反映了倉颉創字之初所表述的真义、本义，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如果研究中华上古史，就应该追溯历史的真实，才能具有其特定的意义。更是无从谈起，虽说现在考古工作做了许多也有探源工程，但是要靠考古来重建上古史依然是个笑话，因为考古是死的，历史需要死去活来。
古史难，难如上青天。
古史难，难如上青天。
郭静云教授在她的《天神与天地之道》说道：“在这扶桑树枝上有九只小鸟休息，好像第十只飞走了正翱翔而使天空明亮，剩下的九只将轮流代替它。这里的十鸟象征十日， 树上九鸟代表九日；另一只为当值之日，飞翔于天空，而不见于树……这种构图形象而完整地表达了甲骨文所记载的丧礼中神与日的关系。
扶桑树，就是桑树，桑叶是蚕的食物，蚕，也是丝绸的源泉。丝绸是黄帝时期的帋币、也就是最早的流通货币。扶桑树，就是帋币的源泉。
另外，扶桑树栖息的九只鸟，鳥，代表了阳性。考古发掘的遗址文物是死的，需要解读、解释，历史需要死去活来，述史没有想象力和推理力 怎么可能把缺失的环节串起来。要是那么关注考古，尊重事实，用事实说话，那闭嘴看文物好了。
什么“一份材料说一分话”都是托辞，材料是客观的，说的话是主观的，只要主观的想法就没有不参杂个人意识形态的。
所以最好一句话别说，一个字儿别写，这样才显得客观！
什么“一份材料说一分话”都是托辞，材料是客观的，说的话是主观的，只要主观的想法就没有不参杂个人意识形态的。
所以最好一句话别说，一个字儿别写，这样才显得客观！
这些天一直在为后面怎么叙述才能更好的展示咱们的上古史，全说考古遗址没有温度（这应该是学术界的范式），全讲故事说个人揣度又像是无根浮萍，思来想去并结合自己原有的看法，个人决定采用《竹书纪年》为纲来对上古史做一番考辨和推据。既然要用到《竹书》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辨伪的问题，出土时间及地望等等问题，此处我不准备在这些问题上深入探讨，如果刚兴趣的朋友可以搜一些这方面的专业论述来看看，我个人想做的是《竹书》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在确定《竹书》是具体存在的情况下，再来考据它记述的内容哪些地方有待考究和辨析！
首先根据《晋书 束皙传》的记载可以得知，前后参与的人有荀勖、和乔、卫恒、束皙等《竹书》大概率是存在的；
其次 根据这百年来学界对《竹书》研究、讨论其价值来看，大概率也是承认《竹书》是存在的，因为《竹书》几经散佚，蒐集，增益.......不能确定的是《竹书》的内容是否真实。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竹书》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其内容真伪有待商榷！下面给大家提供一些近百年来转接学者对《竹书》价值和真伪的研究作为参考
首先根据《晋书 束皙传》的记载可以得知，前后参与的人有荀勖、和乔、卫恒、束皙等《竹书》大概率是存在的；
其次 根据这百年来学界对《竹书》研究、讨论其价值来看，大概率也是承认《竹书》是存在的，因为《竹书》几经散佚，蒐集，增益.......不能确定的是《竹书》的内容是否真实。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竹书》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其内容真伪有待商榷！下面给大家提供一些近百年来转接学者对《竹书》价值和真伪的研究作为参考
以下内容来自于 南京大学 程平山教授的研究和分析
百年来学者对《竹书纪年》真伪与价值的研究是承明清学者而来。明清学者对于《竹书纪年》真伪与价值的研究，显示出扑朔迷离的态势，多将今本《竹书纪年》当作汲冢出土原书的整理本，或褒或贬。少数学者或将今本《竹书纪年》当作古本《竹书纪年》亡佚之后的伪作; 或斥《竹书纪年》伪，否定或怀疑其价值; 或以古本《竹书纪年》真，而今本《竹书纪年》为后世的辑补本，可以分析使用; 或以为今本《竹书纪年》原出汲冢，有后人增益窜改处，仍有价值。
百年来学者对《竹书纪年》的真伪与价值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2 年至20 世纪70 年代，王国维的观点流行。
1911 年，王国维《国学丛刊序》( 收入《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 将今本《竹书纪年》当作汲冢原书的整理本。1912 年，王国维在日本借阅罗振玉大云书库所藏清人朱右曾的《汲冢纪年存真》，深受启发。1917 年，王国维将朱右曾的《汲冢纪年存真》重新整理，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一卷及《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均载《王国维遗书》第12 册) ，指证今本《竹书纪年》之伪。二书出版后，随着王国维学术声望的鹊起，中外学者广泛接受他的观点。
此阶段，学者对于《竹书纪年》的真伪与价值主要有5 种观点。①古本《竹书纪年》真，对其价值肯定、怀疑、否定者皆有; 今本《竹书纪年》伪，有少量的参考价值或无价值。持该观点的学者有王国维、梁启超、内藤湖南、新城新藏、钱穆、顾立雅( Herriee G． Creel) 、张心澂、陈梦家、高本汉( Bernhard Karlgren) 、顾颉刚、杨宽、鲁实先、董作宾、普实克( Pr usek Jaroslav) 、范祥雍、许里和( Erich Zürcher) 、白寿彝、何炳棣、劳、吉德炜( David． N． Keightley) 等。②今本《竹书纪年》乃汲冢之旧，是珍宝。持此观点的学者有陈曾则、章鸿钊等。③今本《竹书纪年》原出汲冢，有后人增益窜改处，仍有价值。持此观点的学者有马伯乐( Henri Maspero) 、阿列克谢·德布尼克( Aleksy Debnicki) 、徐中舒等。④古本《竹书纪年》真，而今本《竹书纪年》乃后人据古本《竹书纪年》的残本辑补之作，可以分析使用。持此观点的学者有顾实、蒙文通、朱希祖( 1939) 、李宗侗、杨树达、赵荣琅等。⑤古本、今本《竹书纪年》并伪，否定或怀疑其价值。持此观点的学者有林传甲、崔适、朱希祖( 1919) 、钱基博、吕思勉、山田统等。
第二阶段，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不同观点的对峙。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王国维的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的不足，于是纷纷质疑，并提出一些新的见解，许多认识目前尚未达成共识，于是形成各种观点的对峙局面。 此阶段主要有6 种观点。①古本《竹书纪年》真，有重大价值; 今本《竹书纪年》乃古本亡佚之后的伪作，仍有一定价值。学者只是利用王国维旧说，缺乏新时代新资料下的系统论证。持此观点的学者有范祥雍、白寿彝、杨宽、劳、何炳棣等( 以上坚持原有观点) 、李学勤、平势隆郎、巴纳德、藤田胜久、邵东方、张培瑜等。②以今本《竹书纪年》乃汲冢之旧，是珍宝。持此观点的学者有吴晋生等。③今本《竹书纪年》原出汲冢，有后人增益窜改处，恢复原状即可。持此观点的学者有朱永棠等。④古本《竹书纪年》真，有重大价值; 今本《竹书纪年》乃后人据古本《竹书纪年》的残本辑补之作，可以分析使用。持此观点的学者有方诗铭、陈力、曹书杰、张富祥等。⑤古本《竹书纪年》属于辑佚本、今本《竹书纪年》属于重编本，强调今本《竹书纪年》的价值。持此观点的学者有倪德卫( David S． Nivision) 、夏含夷( Edward L． Shaughnessy) 、班大为( David W． Pankenier) 等。此观点在西方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⑥古本《竹书纪年》、今本《竹书纪年》属于不同的整理本，都有价值。持此观点的学者有杨朝明等。
百年来学者对《竹书纪年》真伪与价值的研究是承明清学者而来。明清学者对于《竹书纪年》真伪与价值的研究，显示出扑朔迷离的态势，多将今本《竹书纪年》当作汲冢出土原书的整理本，或褒或贬。少数学者或将今本《竹书纪年》当作古本《竹书纪年》亡佚之后的伪作; 或斥《竹书纪年》伪，否定或怀疑其价值; 或以古本《竹书纪年》真，而今本《竹书纪年》为后世的辑补本，可以分析使用; 或以为今本《竹书纪年》原出汲冢，有后人增益窜改处，仍有价值。
百年来学者对《竹书纪年》的真伪与价值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2 年至20 世纪70 年代，王国维的观点流行。
1911 年，王国维《国学丛刊序》( 收入《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 将今本《竹书纪年》当作汲冢原书的整理本。1912 年，王国维在日本借阅罗振玉大云书库所藏清人朱右曾的《汲冢纪年存真》，深受启发。1917 年，王国维将朱右曾的《汲冢纪年存真》重新整理，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一卷及《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均载《王国维遗书》第12 册) ，指证今本《竹书纪年》之伪。二书出版后，随着王国维学术声望的鹊起，中外学者广泛接受他的观点。
此阶段，学者对于《竹书纪年》的真伪与价值主要有5 种观点。①古本《竹书纪年》真，对其价值肯定、怀疑、否定者皆有; 今本《竹书纪年》伪，有少量的参考价值或无价值。持该观点的学者有王国维、梁启超、内藤湖南、新城新藏、钱穆、顾立雅( Herriee G． Creel) 、张心澂、陈梦家、高本汉( Bernhard Karlgren) 、顾颉刚、杨宽、鲁实先、董作宾、普实克( Pr usek Jaroslav) 、范祥雍、许里和( Erich Zürcher) 、白寿彝、何炳棣、劳、吉德炜( David． N． Keightley) 等。②今本《竹书纪年》乃汲冢之旧，是珍宝。持此观点的学者有陈曾则、章鸿钊等。③今本《竹书纪年》原出汲冢，有后人增益窜改处，仍有价值。持此观点的学者有马伯乐( Henri Maspero) 、阿列克谢·德布尼克( Aleksy Debnicki) 、徐中舒等。④古本《竹书纪年》真，而今本《竹书纪年》乃后人据古本《竹书纪年》的残本辑补之作，可以分析使用。持此观点的学者有顾实、蒙文通、朱希祖( 1939) 、李宗侗、杨树达、赵荣琅等。⑤古本、今本《竹书纪年》并伪，否定或怀疑其价值。持此观点的学者有林传甲、崔适、朱希祖( 1919) 、钱基博、吕思勉、山田统等。
第二阶段，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不同观点的对峙。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王国维的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的不足，于是纷纷质疑，并提出一些新的见解，许多认识目前尚未达成共识，于是形成各种观点的对峙局面。 此阶段主要有6 种观点。①古本《竹书纪年》真，有重大价值; 今本《竹书纪年》乃古本亡佚之后的伪作，仍有一定价值。学者只是利用王国维旧说，缺乏新时代新资料下的系统论证。持此观点的学者有范祥雍、白寿彝、杨宽、劳、何炳棣等( 以上坚持原有观点) 、李学勤、平势隆郎、巴纳德、藤田胜久、邵东方、张培瑜等。②以今本《竹书纪年》乃汲冢之旧，是珍宝。持此观点的学者有吴晋生等。③今本《竹书纪年》原出汲冢，有后人增益窜改处，恢复原状即可。持此观点的学者有朱永棠等。④古本《竹书纪年》真，有重大价值; 今本《竹书纪年》乃后人据古本《竹书纪年》的残本辑补之作，可以分析使用。持此观点的学者有方诗铭、陈力、曹书杰、张富祥等。⑤古本《竹书纪年》属于辑佚本、今本《竹书纪年》属于重编本，强调今本《竹书纪年》的价值。持此观点的学者有倪德卫( David S． Nivision) 、夏含夷( Edward L． Shaughnessy) 、班大为( David W． Pankenier) 等。此观点在西方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⑥古本《竹书纪年》、今本《竹书纪年》属于不同的整理本，都有价值。持此观点的学者有杨朝明等。
从古本竹书的内容来看，记述很简略 符合彼时的文字量和表述特点，而且没有五帝记述 是从夏朝开始的，竹书的大部分内容可信度还是很高的
2018年10月23日，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专门组织的“古蜀文明及四川考古专场”中，冉宏林（三星堆工作站副站长 此次发掘领队）在现场以《三星堆城址废弃年代再考》为题进行了演讲。冉宏林表示，一直以来，三星堆和金沙两个古蜀国都城的废弃和启用交接时间都定在商代晚期偏早的公元前1200年左右。但经过重新审视三星堆祭祀坑和金沙遗址的年代，再结合三星堆遗址最近几年的新发现，上述观点发生了改变。“此前我们在发掘三星堆遗址青关山土台的过程中，在南侧大型建筑群和北侧青关山城墙之间的凹地中发现了一个灰坑，出土了大量完整的或可复原的陶器。”
冉宏林介绍，这些陶器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归到三星堆遗址的第四期，即三星堆城址的废弃时期。但通过与遗址北侧新发现的新药铺遗址出土的文物进行对比，发现这组陶器的出土意味着三星堆遗址第四期的时间还可以再进行细化。与陶器共同出土的还有玉器、金箔、绿松石、兽牙和铜渣等，经研究，这些遗物都和以上陶器为同时期文物。
由此可证实，三星堆城址在此时并未废弃，甚至还有城墙补筑的现象。“这些发现意味着，作为古蜀国都城的三星堆城址被废弃的年代可能要往后推移大概50年，也就是公元前1150年左右。同时，由于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作为古蜀国都城的时间是前后相接的，因此金沙遗址作为都城的年代也将往后推移，即商代晚期偏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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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城址是前800~600年左右才逐渐废弃的，并不是突然废弃，金沙遗址也不是三星堆城址废弃后才兴起的，而是三星堆辉煌时期就已经有活动痕迹了，说明二者有一段并行期，金沙取代三星堆成为成都平原的中心应该是在西周时期。
冉宏林介绍，这些陶器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归到三星堆遗址的第四期，即三星堆城址的废弃时期。但通过与遗址北侧新发现的新药铺遗址出土的文物进行对比，发现这组陶器的出土意味着三星堆遗址第四期的时间还可以再进行细化。与陶器共同出土的还有玉器、金箔、绿松石、兽牙和铜渣等，经研究，这些遗物都和以上陶器为同时期文物。
由此可证实，三星堆城址在此时并未废弃，甚至还有城墙补筑的现象。“这些发现意味着，作为古蜀国都城的三星堆城址被废弃的年代可能要往后推移大概50年，也就是公元前1150年左右。同时，由于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作为古蜀国都城的时间是前后相接的，因此金沙遗址作为都城的年代也将往后推移，即商代晚期偏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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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城址是前800~600年左右才逐渐废弃的，并不是突然废弃，金沙遗址也不是三星堆城址废弃后才兴起的，而是三星堆辉煌时期就已经有活动痕迹了，说明二者有一段并行期，金沙取代三星堆成为成都平原的中心应该是在西周时期。
考古需要长期野外作业，为了踏查古迹，经常要出入荒山野岭，走没人走过的路；很多时候，一个探方挖下去，不同时代的地层和遗迹相互叠压和打破，层相交叠，并不那么容易分辨，这是一个体力活也是脑力活，更是个辛苦活。
考古学是做历史的侦探，穿越不同时空打捞失落的文明，让考古工作者坚持下去的动力就是好奇心。
考古学是做历史的侦探，穿越不同时空打捞失落的文明，让考古工作者坚持下去的动力就是好奇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人为，二里头文化所处的时代呈现的是有中心的多元文化态势，三星堆作为区域文化的一支，直接受到二里头文化影响。“正是从二里头开始，一个排他的、体量庞大的、向四周强势辐射的广域王权国家开始出现。”许宏分析认为，从出土器物中可以清晰看到，铜牌饰、牙璋、陶盉等二里头文化因素与其他区域的文化因素一起传播到了成都平原。
许宏推测，二里头文化向西传播，可能从如今的郑州、洛阳进入关中，或者顺着洛河上游到达汉中地区，再从汉中南下进入四川盆地；二里头文化向南传播，则可能从汉水流域进入湖北地区，顺长江流域经过三峡地区再进入四川。“目前，两方向都发现了能够连接中原和三星堆、金沙的文化遗存。”许宏说，至于传播的方式，战争、联姻、结盟、贸易都有可能。
许宏的工作和重心是围绕着二里头的，但二里头似乎很难支撑起他要申诉的论点，所以业界争议颇多 一直没有定论
关于许宏研究员的看法，个人有一些异议，并非挑战许研究员的专业性，而是表达个人的见解。
我并不认为3750~3600年前的二里头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可以远到西边的成都平原。这个时段内它可能向西可能影响到关中平原，向北可能影响到晋中，向南可能影响到南阳盆地，向东...怕是很难影响的，九夷（东夷）就一直没服过，说不定影响是反过来的！
我认为二里头文化向西能进入成都平原并不是因为它强大的体现，而是它落寞的见证，它西进成都平原的空间线路有讨论的余地，但时间上二里头对成都平原施加影响力不太可能超过3600年前。二里头或许可以勉强称之为夏都（之一），但不能以此作为国家形态来理解，考古不支持，文献其实也不支持。
将二里头称为夏都，只能说二里头是夏后氏供奉祭祀的都邑，是夏后氏王族和贵族的都城，它建筑规格很高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原因，但二里头并不具备广义上的国家性质。
我认为二里头文化向西能进入成都平原并不是因为它强大的体现，而是它落寞的见证，它西进成都平原的空间线路有讨论的余地，但时间上二里头对成都平原施加影响力不太可能超过3600年前。二里头或许可以勉强称之为夏都（之一），但不能以此作为国家形态来理解，考古不支持，文献其实也不支持。
将二里头称为夏都，只能说二里头是夏后氏供奉祭祀的都邑，是夏后氏王族和贵族的都城，它建筑规格很高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原因，但二里头并不具备广义上的国家性质。
二里头文化向西能进入成都平原并不是因为它强大的体现，而是它落寞的见证------切到了点上
论上古史不能加入过多的意识形态和守旧认知，应该将考古和文献有机结合起来根据相应的历史背景客观分析和叙述
三星堆文明具有东、西方文明的许多共同特质，是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灿烂结晶。以我国黄河流域为中心形成的商周青铜文明，不仅辐射影响到整个早期中国，也同时影响到历史上的“东亚文化圈”。在这个固有的青铜文明体系中，三星堆很显然出现了诸多新的文化因素，它既有中原青铜文明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器物，同时又创造出铸造高大的青铜人像（或神像）和头像、大量使用黄金制品——包括制作黄金“权杖”、用黄金面罩覆盖于青铜头像表面、崇拜很可能与“太阳神”“宇宙树”有关的青铜神树等诸多以往在东亚青铜文明体系中所罕见的新事物。而这些事物，在古代中亚和西亚青铜文明之中却并不鲜见。由此可见三星堆文明很可能在传统的中原文明和地域性显著的巴蜀文明的基础之上，还广泛地吸收了来自周边其他古代文明的某些因素，从而同时具有东、西方文明交融的特点，成为中华大地上早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成果。
从地理位置上看，三星堆文明处于所谓的“华夏边缘”地带---中国弧上，但却与其西北方向的“陆上丝绸之路”很早就有着固定的交通路线，南面可通过滇、缅、印之间的古道直接通向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沿海各地，甚至与被视为“人类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早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就有了交往和联系。汉代开通“丝绸之路”，一个重要的动因，就是汉使节张骞在大夏（巴克特里亚）看见了蜀地商贾通过古代天竺（今印度）辗转贩运而来的蜀布、邛竹杖和枸酱等土特产，从而游说汉武帝开始了“凿通西域”的壮举。因此不难设想，青铜时代的巴蜀与外部世界之间，绝不会是一个彼此封闭的空间，这个区域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给三星堆文明提供了走向世界的强力支撑。
当下认识三星堆需要一个全新的视角和大视野观。
从地理位置上看，三星堆文明处于所谓的“华夏边缘”地带---中国弧上，但却与其西北方向的“陆上丝绸之路”很早就有着固定的交通路线，南面可通过滇、缅、印之间的古道直接通向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沿海各地，甚至与被视为“人类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早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就有了交往和联系。汉代开通“丝绸之路”，一个重要的动因，就是汉使节张骞在大夏（巴克特里亚）看见了蜀地商贾通过古代天竺（今印度）辗转贩运而来的蜀布、邛竹杖和枸酱等土特产，从而游说汉武帝开始了“凿通西域”的壮举。因此不难设想，青铜时代的巴蜀与外部世界之间，绝不会是一个彼此封闭的空间，这个区域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给三星堆文明提供了走向世界的强力支撑。
当下认识三星堆需要一个全新的视角和大视野观。
要整合华夏上古史大禹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的人物。史籍中大禹的功绩主要有两件。一件是治水，另一件是征三苗。征三苗早期记载中是没有的。我曾经论证过以当时的物质和地理条件，大禹组织大规模远征绝不可能。这是后世为提升中原王朝威望编造的。
因此如果大禹真实存在，那么他借以取得核心权力的唯一重大功绩就只有组织实施了治水。在上古传说中大禹治水是唯一一个可以不依赖文字记录而通过自然历史考古查证的重大事件。而且这是一个塑造了华夏民族气质的重大事件。如果大禹治水不存在，那么华夏文明很大一部分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反过来，大禹治水是真实的，那么符合史籍记载和当时历史环境的真实事件是什么呢？要让大禹这个形象真实地挺立在历史画卷之中就必须找到这个事件。如果找不到令人信服的证据，那么，嘿嘿，那也就只有《典籍中的中国》了。
因此如果大禹真实存在，那么他借以取得核心权力的唯一重大功绩就只有组织实施了治水。在上古传说中大禹治水是唯一一个可以不依赖文字记录而通过自然历史考古查证的重大事件。而且这是一个塑造了华夏民族气质的重大事件。如果大禹治水不存在，那么华夏文明很大一部分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反过来，大禹治水是真实的，那么符合史籍记载和当时历史环境的真实事件是什么呢？要让大禹这个形象真实地挺立在历史画卷之中就必须找到这个事件。如果找不到令人信服的证据，那么，嘿嘿，那也就只有《典籍中的中国》了。
有道理，一个合乎逻辑的说法和能合理解释考古的证据链很重要
三星堆目前的状态是剪不断理还乱，中华上古史则是两眼一抹黑，本来文献上编排的好好的，现在考古一出搞的不知所措，很麻烦
考古一出手 历史就发抖
上古历史有许多儒家意识输入
现在的文献考古与田野考古及其他多学科考古都已经非常清楚。夏人作为一个集团在中原的长期存在毋庸置疑。但是并没有形成能支配周边族群的中心王朝。不仅夏不是而且商，甚至周也不是。历史上具统治力的中心王朝有个发展和成型过程。认为夏一开始就建立了成熟的官制和五服非常荒唐。
夏的概念出现很晚，在商时期甲骨文中没有夏。如果夏在商之前，那商叫夏什么，有研究说是西邑，那西邑可能是三星堆吗？三星堆也太偏西了！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制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2)》，将聚落考古、社会考古作为今后几年内三星堆遗址的主要工作和研究方向。这意味着对三星堆的追问将向着“祭祀坑”群的形成过程、空间格局以及祭祀行为和祭祀体系等行进。按照“考古中国”项目的计划，下一步将继续对新发现“祭祀坑”开展精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并在“祭祀坑”的外围勘探发掘，把握祭祀区的整体格局、形成过程，以期系统、全面地把握古蜀文明祭祀体系。
考古工作就是这样，需要一点点走，一点点发掘，不想要突如其来的答案，也有可能不需要答案，即便是答案也该有考古人来给出，这里面涉及的“内涵”太多！
“内涵”丰富，现实很现实
下班后还有应酬先把作业交了，时间有些仓促，不足之处还请师友们多多担待。
从魏王墓里出土的《纪年》并没有《五帝》记载，在文献记录上，《五帝纪》一般是以附录的形式存在的，据文献考据和分析《五帝》的传说和由来大概率出自春秋时期，但我认为尧舜禹的传说应该从西周就开始了！前面的黄帝、颛顼、帝喾什么的应该是后来人按照“五德理念”（非武德）即土、木、金、火、水给补上的。况且五帝的排序和认定自古以来都有歧义，五帝原指五方上帝，后演变为上古时代中国传说中的五位部落首领：《世本》、《大戴记》、《史记·五帝本纪》列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礼记·月令》以太皞（伏羲）、炎帝（神农）、黄帝、少皞、颛顼为五帝；《尚书序》、《帝王世纪》视少昊（皞）、颛顼、高辛（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此外，后世又有把五方天神合称为五帝的神话，东汉王逸注《楚辞 惜诵》中的“五帝”为五方神，即东方太皞、南方炎帝、西方少昊、北方颛顼、中央黄帝。
现在，五帝一般采取《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不仅如此，为了体现前后相续便于理解和一脉相承的皇族文化，于是这五位可能不是“人”的称呼还有了血缘上的先后顺序，在此，我想再次重申一下个人观点，五帝极大概率不是五个人，有可能是五大部落或者后世给印象模糊的这个时代加的一个称谓；“五帝”间在时间上大概率不存在简单的第次关系，但可能存在部落之见的裙带或从属关系，这种关系在时间上还有并行的可能；“五帝”在空间上，也存在同时并行的可能。
看到这里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基于“五德理念”的排序，“五帝”占完了，被神格化的大禹（禹神）没地方放了，于是大禹成了夏朝的开国者，或者古人本身就是这么安排的。严格的说，大禹并不能算夏朝的开国者，一则大禹可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西来的族群，二则夏朝还算不上一个国家，是原始民主形式下的天下共主，三则如果非要把夏朝算作一个国家，那夏朝的开国者应是夏启。不过，我个人不认为夏朝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夏后氏只能算彼时社会上层的一个大氏族或大集团，下文我会详细阐述个人理由。
综上，尽管五帝的存在可能是古人乃至今人的美好想法，他们也许不存在，但我们考古发现的遗址、器物和其体现出来的文化属性，明白无误的表明5000年前甚至更早，以今天咱们中华版图为边界的大地上就已经出现了文明的迹象，前文已经对诸多考古遗址做了简要的分析和梳理，此处就不一一例举了。因此，我个人愿意采信在我们中华历史上，客观的存在着那么一些人、族群或部落，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给我们中华文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个人想要做的是结合考古发现、文献典籍去探索和推究这些人或这些族群他们做过什么、为什么要那样做，做的怎么样………….
《纪年》是客观存在的，无需赘言，那它的记录是否可靠呢？关于《今本》有许多声音表示这是伪书，在我看来伪书不是假书，我更愿意理解为是前辈大能探索的一种集合和总结。“伪”可能是因为加入了后来人含有主观要素的分析和考辨，不是当时史官的秉笔直书，我坚持在古蜀史帖中的观点，公元前841年前，没有历史记录，历史是源自评帝王一生功过的谥法。过多的思辨就不展开了，借用司马大人的一句话做个总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继承前人研究阶段结论的基础上，下文将在以王国维的《今本竹书纪年疏正》的基础上，一点点分析，一点点考据。
从魏王墓里出土的《纪年》并没有《五帝》记载，在文献记录上，《五帝纪》一般是以附录的形式存在的，据文献考据和分析《五帝》的传说和由来大概率出自春秋时期，但我认为尧舜禹的传说应该从西周就开始了！前面的黄帝、颛顼、帝喾什么的应该是后来人按照“五德理念”（非武德）即土、木、金、火、水给补上的。况且五帝的排序和认定自古以来都有歧义，五帝原指五方上帝，后演变为上古时代中国传说中的五位部落首领：《世本》、《大戴记》、《史记·五帝本纪》列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礼记·月令》以太皞（伏羲）、炎帝（神农）、黄帝、少皞、颛顼为五帝；《尚书序》、《帝王世纪》视少昊（皞）、颛顼、高辛（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此外，后世又有把五方天神合称为五帝的神话，东汉王逸注《楚辞 惜诵》中的“五帝”为五方神，即东方太皞、南方炎帝、西方少昊、北方颛顼、中央黄帝。
现在，五帝一般采取《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不仅如此，为了体现前后相续便于理解和一脉相承的皇族文化，于是这五位可能不是“人”的称呼还有了血缘上的先后顺序，在此，我想再次重申一下个人观点，五帝极大概率不是五个人，有可能是五大部落或者后世给印象模糊的这个时代加的一个称谓；“五帝”间在时间上大概率不存在简单的第次关系，但可能存在部落之见的裙带或从属关系，这种关系在时间上还有并行的可能；“五帝”在空间上，也存在同时并行的可能。
看到这里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基于“五德理念”的排序，“五帝”占完了，被神格化的大禹（禹神）没地方放了，于是大禹成了夏朝的开国者，或者古人本身就是这么安排的。严格的说，大禹并不能算夏朝的开国者，一则大禹可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西来的族群，二则夏朝还算不上一个国家，是原始民主形式下的天下共主，三则如果非要把夏朝算作一个国家，那夏朝的开国者应是夏启。不过，我个人不认为夏朝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夏后氏只能算彼时社会上层的一个大氏族或大集团，下文我会详细阐述个人理由。
综上，尽管五帝的存在可能是古人乃至今人的美好想法，他们也许不存在，但我们考古发现的遗址、器物和其体现出来的文化属性，明白无误的表明5000年前甚至更早，以今天咱们中华版图为边界的大地上就已经出现了文明的迹象，前文已经对诸多考古遗址做了简要的分析和梳理，此处就不一一例举了。因此，我个人愿意采信在我们中华历史上，客观的存在着那么一些人、族群或部落，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给我们中华文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个人想要做的是结合考古发现、文献典籍去探索和推究这些人或这些族群他们做过什么、为什么要那样做，做的怎么样………….
《纪年》是客观存在的，无需赘言，那它的记录是否可靠呢？关于《今本》有许多声音表示这是伪书，在我看来伪书不是假书，我更愿意理解为是前辈大能探索的一种集合和总结。“伪”可能是因为加入了后来人含有主观要素的分析和考辨，不是当时史官的秉笔直书，我坚持在古蜀史帖中的观点，公元前841年前，没有历史记录，历史是源自评帝王一生功过的谥法。过多的思辨就不展开了，借用司马大人的一句话做个总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继承前人研究阶段结论的基础上，下文将在以王国维的《今本竹书纪年疏正》的基础上，一点点分析，一点点考据。
任何一种结合考古和文献的合乎逻辑的研究都值得尊重。不是的，我只是拿竹书做一个行文大纲，为免散乱，便于理解
竹书的记载太简略了，寥寥几个字，以此为纲作为论述依据怕是有些艰难的
古往今来竹书只有搜集者和梳理者，王国维的今本竹书纪年加入的内容最多，方氏的搜集整理最为齐全。
关于《竹书纪年》的考辨，民国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说：“这部书的依据有三：一是传说。西周以前的事，其实全部是传说，因为没有历史的文字材料。这个部分，价值不太大。二是春秋时代的部分，因为有了《春秋》这部书，所以价值也不算大。三是战国部分，由于是当时的纪年，所以价值之大，如同《春秋》一个样。这部书，仍可以纠正司马迁所著《史记》中关于战国史事的错误。
既然说西周以前的事是传说编写的，无有史料，那么顾老是不是承认《尚书》、《国语》、《史记》的三皇五帝也是编的？假如承认《史记 五帝本纪》是真的，可靠的，那为什么《竹书纪年》有关夏商周的记载就是假的？《竹书》并无五帝的记载，五帝记载应该是后人添加的，为附录
既然说西周以前的事是传说编写的，无有史料，那么顾老是不是承认《尚书》、《国语》、《史记》的三皇五帝也是编的？假如承认《史记 五帝本纪》是真的，可靠的，那为什么《竹书纪年》有关夏商周的记载就是假的？《竹书》并无五帝的记载，五帝记载应该是后人添加的，为附录
这个提问会陷入循环逻辑，最后结论 都是神话传说编的，麻烦大了
想给竹书做注跟古蜀史完全不一样，古蜀史可以说是什么都没有，虽一穷二白但也没什么约束，方便展开；竹书可就完全不一样了，有考古有文献，还有甲骨卜辞，看起来资料丰富，实际上难度系数远远大于论述古蜀史！
注解竹书面临崩盘或硬伤的可能性极大！
谢谢朋友们的提醒，我只是用《竹书》作为一个纲领和指导，并非给其做注，况且 竹书 有些内容我个人也是不赞同的，不论 古本 还是 今本 都难言秉笔，况且我固执的认为公元前841年前没有历史，所以五帝时代，夏商时代我主要是以考古为主，文献为辅，尽量将二者有机融合，但是当二者出现抵牾的时候，我会自动以前者为主。
晋武帝太康二年，汲郡人盗墓，得到墓冢的竹简数十车，皆以古文(比当时通用的文字还要古的战国文字)记载，史称"汲冢书"。其中有记载夏商周年间的史书十三篇，晋人初名之"纪年"(又称"汲冢纪年")。 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奉命将散乱的竹简排定次序，并用当时通用的文字考订释文，遂有初释本竹书纪年。又称"荀和本"。凡十三篇，按年编次，叙夏、商、周三代，接以晋国、魏国排次。
古人又为何对这本书如此排斥呢？到现在许多人都不知道《竹书纪年》?那是因为其中的内容跟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记载差异巨大，来看一看耳熟能详的典故在竹书里是如何记载的：
1、舜囚禁尧，最后把尧杀死，夺取帝位;
2、舜大肆消灭尧的死党，将其称为四凶，其中就包括禹的父亲;
3、禹据夏地抗舜，最终击败舜，将其流放到苍梧，舜遂死在苍梧;
4、禹死，启即位，益密谋夺位，结果被启杀掉;
5、伊尹杀商王自立，后被杀;
6、商王文丁杀周文王父季历;
7、共和元年。不是周公、召公联合执政，而是诸侯国共国伯和代周天子执政，而称“共和行政”
8、周文王被纣王拘押，不是因为崇侯虎进了谗言，而是周文王与纣王发生军事冲突，败而受俘;
9、周武王乘纣王主力东征东夷，进而偷袭商都。
。。。。。。。。。。。。。。。。。
随便哪一条提出来都足以震铄古今，让人难以平静！楼主你还敢以此为纲，不怕砸楼？
古人又为何对这本书如此排斥呢？到现在许多人都不知道《竹书纪年》?那是因为其中的内容跟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记载差异巨大，来看一看耳熟能详的典故在竹书里是如何记载的：
1、舜囚禁尧，最后把尧杀死，夺取帝位;
2、舜大肆消灭尧的死党，将其称为四凶，其中就包括禹的父亲;
3、禹据夏地抗舜，最终击败舜，将其流放到苍梧，舜遂死在苍梧;
4、禹死，启即位，益密谋夺位，结果被启杀掉;
5、伊尹杀商王自立，后被杀;
6、商王文丁杀周文王父季历;
7、共和元年。不是周公、召公联合执政，而是诸侯国共国伯和代周天子执政，而称“共和行政”
8、周文王被纣王拘押，不是因为崇侯虎进了谗言，而是周文王与纣王发生军事冲突，败而受俘;
9、周武王乘纣王主力东征东夷，进而偷袭商都。
。。。。。。。。。。。。。。。。。
随便哪一条提出来都足以震铄古今，让人难以平静！楼主你还敢以此为纲，不怕砸楼？
从《竹书》入手，争议多风险大，不论从哪个层面看都讨不了好，这心得多大!
楼主大作，知识丰富。赞！ 一点点建议：
1、从史书出发，或者以文物为证，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有多少人能放空思想去“出发”、去“为证”？何况，当，春秋笔法成为历史界普遍存在，史书本身就未必是信史了。当，拿丹青照汗青的时候，汗青多少都会被照褪色点。
2、国家是正义的，皇权集团是优胜者，这两点应该首先接受，这是公平评判的前提。
层主好像不是很淡定。以前有个名人名言，叫存在就是合理的。如此这般讨论问题受情绪影响可能就会小一点。
个人觉得，这楼中有个观念，用有些朋友喜欢的语言，叫越来越清晰。这个观念是楼主清楚表述出来的。这个观点非常重要。我认为它反映华夏文明的本质。这个观点就是：华夏文明多源一体，一体多元。如果还要再精炼点，那就是融合共存。
多源一体和一体多元是一个观念不可分割约有机组成，就太极图的阴阳魚一样不可分拆。多源一体是说这个文明有多个源头，而且这些源头尽管有大小，但并不分主从。而且这个源头是可以不断添加的。一体多元是说这个文钥不是排它的，在其中多种文化可以共存。而且是持续性地共存。这点尤其重要。是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纵观华夏历史，远古暂且不说，仅汉晋南北朝唐宋五代十国宋元明清直到现代，可以看到有多少本士各地和外来文化元素的交织一共存。这些文化一但进入华夏文明体系后，基本上没有完全的断绝和彻底被替代的现象发生。那怕是有些文化是随异族的入侵并伴随屈辱带来，华夏文明仍然能以一种博大的态度接受其中的精华。还不是限定在某个特定方面，而是在哲学艺术政治技术等全方位的吸收融合并发扬光大。这在克里斯蒂文明和买买提文明中是看不到的。
从这个现象出发，完全有理由置疑是夏商周朝代武力征服更替的简单历史。
从这个现象出发，完全有理由置疑是夏商周朝代武力征服更替的简单历史。
我觉得要全面重塑华夏文明的起源史是一个复杂长期慎重的事。太史公著《史记》用了若干年，所以楼主没必要着急交作业。有时油加得太多一把火烧没了不如细火慢炖。
《竹书》藏于魏王墓，不能流传于世，说明至少公元前300年，这样的理念是不被世人接受的，那此时流传着什么呢？是诸子百家，春秋末期儒家可能不受重视，但战国时期经过孔门先贤的宣传和运作，儒家理念已经有了相当的市场。终所周知，孔子是无冕之王，他塑造的理想王国此时已经发挥起了一定作用，王侯级别的拥泵者不少，在这样的环境下，《竹书》是属于异端邪说般的存在，尽管墨子、荀子、韩非子有一些看法，但都是只字片语，未有系统论述！异端邪说般的《竹书》散佚不难理解！
谢谢古宇老师的见解，《竹书》的产生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缘由，因篇幅和行文所限，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有时间单独起一篇来说明
很长一段时间内，《竹书》就被当做异端学说，散佚不难理解
今天交作业，下文的论述大体分为【摘】、【解】两部分，【摘】是《今本竹书》的内容和相应典籍的引述，【解】是我个人的剖析和见解！供师友们参考！
黄帝轩辕氏
【摘】（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云：「《纪年》篇起自夏、殷、周。」《晋书/ 束皙传》云：「《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惟《史记/ 魏世家》集解引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
母曰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于寿丘。弱而能言，龙颜，有圣德，劾百神朝而使之。应龙攻蚩尤，战虎豹熊罴四兽之力。以女魃止淫雨。天下既定，圣德光被，群瑞毕臻。有屈轶之草生于庭，佞人入朝，则草指之，是以佞人不敢进。（以上《宋书/ 符瑞志》。案《宋志》此节杂采《大戴/ 五帝德》、《春秋元命苞》、《山海经》、《史记/ 五帝本纪》、《帝王世纪》诸书为之，但伪为附志者，实袭《宋志》，故但引《宋志》证之，不复旁及他书，以下放此。）
【解】关于三皇五帝，略作表述，《符瑞志》中远古帝王（夏代之前）依次为：赫胥氏、燧人氏、宓羲氏、神农、黄帝、帝挚、颛顼、帝 喾、尧、舜。而《世本》、古本《竹书纪年》《帝系姓》《五帝德》与《史记·五帝本纪》中五帝均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中间并未提及帝挚太昊氏，可见《 符瑞志》中的五帝系统与这一脉并不完全相同。《世经》中排定的古帝王系统前面八位依次是：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挚）、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 ，其中前五位与《吕氏春秋· 十二纪》中所列相同。后来的《白虎通》、《帝王世纪》等著述又有所变动，这说明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理念。
白寿彝前辈在其《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对《符瑞志》有这样的评价：“《宋书》的天文、符瑞、五行的三志，以十二卷的篇幅，集相法、星占、望气、阴阳、灾异、符命、图谶、僧谶等神秘记录的大成，目的不过在企图证明皇权神授、天命有数。”以“土木金火水”为序的旧“五德终始”说以土德的黄帝轩辕氏（有熊氏）作为历史开端，认为朝代更替是遵循“土木金火水”的五行相胜而进行，仅涉及皇帝、夏禹、商汤与周王。“五德学说”也是在不停的变动过程中，比如后来董仲舒“天人感应”、《世经》弄出一套以“木火土金水”为序的“新五德说”，这套学说里历史的开端就不是黄帝了，而是伏羲。东汉时期王符《潜夫论》又出一套帝王具有血缘承袭的德行理论，再到刘宋时期沈约的《符瑞志》又来一套…......这些学说虽然无从考证但大体为学术界采信，而不为采信的谶纬学说更是车载斗量不计其数，最著名的莫过于《河图》、《洛书》、《尚书纬》等等。
“圣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纪，盖所以神明宝位，幽赞祯符，欲使逐鹿弭谋，窥觊不作。”《符瑞志》杂采众书，吸收五德学说理论，利用天人感应进行建构，用谶纬学说充实与完善，它与其他封建正宗史家一样，试图运用祥瑞与天命来服务君王，完善封建等级秩序，由此呈现出了以天命、王权、德行为主导因素的叙事格局。
《符瑞志》中的符瑞之物充满了政治寓意：通过记载大量的图谶、天象、祥瑞动物、植物等受命之应，论证前朝因不德而气数将尽，新王朝有圣德 取而代之即是众望所归。这种“自古以来”的著述基调和立场决定了我们的文化属性和表达形式。凡此种种，无不表明我们的历史和文化是一直在不断的升级迭代和更新换代，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思想理念注入，这种做法被顾颉刚以“层累造就历史”的解释。
个人认为，我们中华文化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积累而来的，或许有时代背景下的刻意追求XX正确，更多的则是客观历史环境和人文环境决定的，因为那样的做法符合相应历史各阶段的人文特征和精神需求，也就是说，那样的做法是合理的。如果没有古人先贤的点滴传承、梳理和阐释，就不可能有我们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更不可能有今天以“中华文化”为关联基因的中华民族！
为什么专门把《符瑞志》列出来解说？因为《符瑞志》和类似于《符瑞志》的著述隐含着中华文化的真切思维和变迁路径，于探究史实参考性或许不大，但对中华思想的演变却有着极强的参考性。可以说，自古以来的类“符瑞志”思维影响到了今天，或许还会到以后，“秉笔直书”的史官是人，是人就有思想、有思维和受制于时代、权力的做法，二者相辅相成，是历史的一体两面！作为今人，客观看待就好，不必过度解读！
【摘】（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云：「《纪年》篇起自夏、殷、周。」《晋书/ 束皙传》云：「《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惟《史记/ 魏世家》集解引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
母曰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光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帝于寿丘。弱而能言，龙颜，有圣德，劾百神朝而使之。应龙攻蚩尤，战虎豹熊罴四兽之力。以女魃止淫雨。天下既定，圣德光被，群瑞毕臻。有屈轶之草生于庭，佞人入朝，则草指之，是以佞人不敢进。（以上《宋书/ 符瑞志》。案《宋志》此节杂采《大戴/ 五帝德》、《春秋元命苞》、《山海经》、《史记/ 五帝本纪》、《帝王世纪》诸书为之，但伪为附志者，实袭《宋志》，故但引《宋志》证之，不复旁及他书，以下放此。）
【解】关于三皇五帝，略作表述，《符瑞志》中远古帝王（夏代之前）依次为：赫胥氏、燧人氏、宓羲氏、神农、黄帝、帝挚、颛顼、帝 喾、尧、舜。而《世本》、古本《竹书纪年》《帝系姓》《五帝德》与《史记·五帝本纪》中五帝均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中间并未提及帝挚太昊氏，可见《 符瑞志》中的五帝系统与这一脉并不完全相同。《世经》中排定的古帝王系统前面八位依次是：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挚）、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 ，其中前五位与《吕氏春秋· 十二纪》中所列相同。后来的《白虎通》、《帝王世纪》等著述又有所变动，这说明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理念。
白寿彝前辈在其《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对《符瑞志》有这样的评价：“《宋书》的天文、符瑞、五行的三志，以十二卷的篇幅，集相法、星占、望气、阴阳、灾异、符命、图谶、僧谶等神秘记录的大成，目的不过在企图证明皇权神授、天命有数。”以“土木金火水”为序的旧“五德终始”说以土德的黄帝轩辕氏（有熊氏）作为历史开端，认为朝代更替是遵循“土木金火水”的五行相胜而进行，仅涉及皇帝、夏禹、商汤与周王。“五德学说”也是在不停的变动过程中，比如后来董仲舒“天人感应”、《世经》弄出一套以“木火土金水”为序的“新五德说”，这套学说里历史的开端就不是黄帝了，而是伏羲。东汉时期王符《潜夫论》又出一套帝王具有血缘承袭的德行理论，再到刘宋时期沈约的《符瑞志》又来一套…......这些学说虽然无从考证但大体为学术界采信，而不为采信的谶纬学说更是车载斗量不计其数，最著名的莫过于《河图》、《洛书》、《尚书纬》等等。
“圣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纪，盖所以神明宝位，幽赞祯符，欲使逐鹿弭谋，窥觊不作。”《符瑞志》杂采众书，吸收五德学说理论，利用天人感应进行建构，用谶纬学说充实与完善，它与其他封建正宗史家一样，试图运用祥瑞与天命来服务君王，完善封建等级秩序，由此呈现出了以天命、王权、德行为主导因素的叙事格局。
《符瑞志》中的符瑞之物充满了政治寓意：通过记载大量的图谶、天象、祥瑞动物、植物等受命之应，论证前朝因不德而气数将尽，新王朝有圣德 取而代之即是众望所归。这种“自古以来”的著述基调和立场决定了我们的文化属性和表达形式。凡此种种，无不表明我们的历史和文化是一直在不断的升级迭代和更新换代，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思想理念注入，这种做法被顾颉刚以“层累造就历史”的解释。
个人认为，我们中华文化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积累而来的，或许有时代背景下的刻意追求XX正确，更多的则是客观历史环境和人文环境决定的，因为那样的做法符合相应历史各阶段的人文特征和精神需求，也就是说，那样的做法是合理的。如果没有古人先贤的点滴传承、梳理和阐释，就不可能有我们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更不可能有今天以“中华文化”为关联基因的中华民族！
为什么专门把《符瑞志》列出来解说？因为《符瑞志》和类似于《符瑞志》的著述隐含着中华文化的真切思维和变迁路径，于探究史实参考性或许不大，但对中华思想的演变却有着极强的参考性。可以说，自古以来的类“符瑞志”思维影响到了今天，或许还会到以后，“秉笔直书”的史官是人，是人就有思想、有思维和受制于时代、权力的做法，二者相辅相成，是历史的一体两面！作为今人，客观看待就好，不必过度解读！
可以说，自古以来的类“符瑞志”思维影响到了今天，或许还会到以后，“秉笔直书”的史官是人，是人就有思想、有思维和受制于时代、权力的做法，二者相辅相成，是历史的一体两面！------历史是人的历史，任何一部历史都可能写成当代史，根本不可能完全无意志添加，不可能的
《符瑞志》记祥瑞，《五行志》记灾异，这两部书虽有很多主观意志的添加，但参考性也是有的，其中很多是神话传说的蒐集，蕴含的很多思想跟传统文化也有很强烈的关系。
我们的历史确实有很多传说的成分，但这就是历史，没有文字记录的时候只能口耳相传或者用一些符号纹饰表示
五帝的排序说以“五德说”排序是可能的，《大戴礼记 五帝德》，而不是《大戴礼记 五帝纪》或《大戴礼记 五帝本纪》，可见不同的文献资料有不同的偏向和叫法，《史记》《世经》《帝王》等等都是以这为范本。五德理念启蒙于春秋，成熟于秦汉。
战国时期 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学说，五德始终等学说影响也是很深远
世居君和古蜀君说的没错，五德理念是古人看待天时物候人文循环变化的一种理念基础，也是一种文化记录载体
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叶舒宪指出：在当代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思潮引领下，系统梳理我国史前神话系统和文学人类学研究方向已出现新的范式。考古学文化中的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龙山文化以及齐家文化中出现的“玉礼制观”面貌，已将史前大传统中的“玉信仰”现象成为学术界研究的前沿课题。作为初始中华文明最高等级与核心理念的“玉崇拜”也是“三皇五帝”时期极其重要的文化标志，分子考古学与分子人类学的综合研究显示，不同区系的人群有遗传差异、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通过新技术和新方法对古人类的基因提取，可以证实古老神话的遗产真实性。在目前针对某些史前遗址墓葬个案的古基因研究中初步发现，“三皇五帝”的神话或可被基因技术突破，构建新的史观或成为可能。
一直以来追寻华夏文明之源的脚步就不曾停留，文献考据，考古寻踪，溯古探源，人类体质学，基因分子学.........做法很多，各执一词，似乎有理，但又不尽如人意，探古溯源的话题似乎还会一直存续下去。
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遗址考古分子学考古怎么可能考出个三皇五帝。三皇五帝明明白白是春秋战国及更后一些的时人为在当时的条件和社会需求下整合已知历史而编造的。现在还不能以科学唯物主义精神去对待历史，老实说还是一种缺乏历史自信的表现。
基因分子学只能作为一种方法一种参考不能作为民族研究的铁律，中华民族是以中华文化为纽带，不是以血缘基因来论的
谶纬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富有神秘色彩的文化形态之一，兴起于西汉末年，在东汉达到顶峰。东汉末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谶纬在政治打压之下渐渐式微，而作为民间文化形态的谶言纬语却依然盛行，谶纬所留下的文化血脉在堪舆、命相、择吉、占卦等纷纭繁杂的文化现象中多有体现，绵延流传。
两汉时期，谶纬之学大放异彩，“谶纬”之学，所谓的“谶”，是预言，昭示祸福凶吉，源自《河图》，《洛书》。所谓“纬”，则是儒家学说对神学理论的发扬与阐释。本质上是为政治服务的，在汉代，今，古文经学是主流，占据官方学术地位，其表现在内容上则是论证统治者的合法性。
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说：“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所谓神器不可易与。
《秦楚之际月表第四》中说：“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而汉高祖五年荡平天下，受命又何其速。太史公之惑，指出了最核心的矛盾，就是汉朝统治合法性的问题，是困扰着当时思想界的顽疾。
汉武帝刘彻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对于“天命”与“德运”的阐释，则以天人感应为基础，上承战国邹衍五德终始说，认为汉为尧后，为火德。而“天意”与“人事”之间的沟通机制，在于统治者，天象有变，则为人事所感，乃是统治者的失德所致，若出现灾异，皇帝本人会理所当然的下“罪己诏”。
谶纬之说自两汉兴盛，蔚然成风，前后延续两千年余！
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说：“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所谓神器不可易与。
《秦楚之际月表第四》中说：“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而汉高祖五年荡平天下，受命又何其速。太史公之惑，指出了最核心的矛盾，就是汉朝统治合法性的问题，是困扰着当时思想界的顽疾。
汉武帝刘彻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对于“天命”与“德运”的阐释，则以天人感应为基础，上承战国邹衍五德终始说，认为汉为尧后，为火德。而“天意”与“人事”之间的沟通机制，在于统治者，天象有变，则为人事所感，乃是统治者的失德所致，若出现灾异，皇帝本人会理所当然的下“罪己诏”。
谶纬之说自两汉兴盛，蔚然成风，前后延续两千年余！
巫觋之术 祭师祭祀 文化流传的根本
谢谢古蜀君指教，谶纬里面的天命观有着太丰富的内涵，是我们文化基因的一种，而这跟上古时期的历史演变有着直接的关系！
不是古本竹书 还是今本竹书 直到今天也没有被学界认同，其中很多内容跟我们传统文化差异巨大甚至是格格不入。楼主 您既然以竹书 为纲，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认同了竹书的记载或者它要宣扬的理念？
这个问题昨天有回复过您，但不知道为什么被删除了，简言之，我个人承认竹书是客观存在的，而且竹书的记载体系是上古知识精英阶层的记述和《尚书》《国语》等是同一体系，算是上古官方，民间的则是各种经、记、志等，毫无疑问其中有许多真实的历史，知识内容需要考据。
不是古本竹书 还是今本竹书 直到今天也没有被学界认同，其中很多内容跟我们传统文化差异巨大甚至是格格不入。楼主 您既然以竹书 为纲，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认同了竹书的记载或者它要宣扬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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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犹豫踌躇的原因，也是我最开始写古蜀史的顾虑所在，大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此贴跟古蜀史帖的区别。在和各位老师交流的过程中，慢慢发现有些事想回避是不可能回避的了的，古蜀的认知如果藏着掖着很可能又是一团浆糊，要厘清又必然涉及到中华上古史乃至西南地区西北地区的历史变迁，面就更大了，但如果不这么做，不过是和稀泥，意义何在？如此种种.......
最后为什么选择《竹书》，在我个人的观念里，《竹书》传承的体系和《尚书》《国语》是同一体系，都是上古知识精英阶层（官方）的流传，而非民间流传（各种经、志），相对来说更为靠近历史事实。
为什么会出现《竹书》的版本跟流传于世的史书差异过大，这其实并无多少疑义，因为《竹书》不能满足当时意识形态和国家融合的需要，魏王想必是明确的知道《竹书》根本无法流传于世，所以一起带走了！
自古蜀史帖中，我有说过《竹书》其实已经很儒家了，记载的内容（传说）已经很保守了，上古时期绝对不是黄金时代，它必定符合人类社会、人类历史（不是文化）最基本的演化规律，所以我选择《竹书》为纲，里面有很多内容需要修正、补充和复位，请各位师友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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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犹豫踌躇的原因，也是我最开始写古蜀史的顾虑所在，大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此贴跟古蜀史帖的区别。在和各位老师交流的过程中，慢慢发现有些事想回避是不可能回避的了的，古蜀的认知如果藏着掖着很可能又是一团浆糊，要厘清又必然涉及到中华上古史乃至西南地区西北地区的历史变迁，面就更大了，但如果不这么做，不过是和稀泥，意义何在？如此种种.......
最后为什么选择《竹书》，在我个人的观念里，《竹书》传承的体系和《尚书》《国语》是同一体系，都是上古知识精英阶层（官方）的流传，而非民间流传（各种经、志），相对来说更为靠近历史事实。
为什么会出现《竹书》的版本跟流传于世的史书差异过大，这其实并无多少疑义，因为《竹书》不能满足当时意识形态和国家融合的需要，魏王想必是明确的知道《竹书》根本无法流传于世，所以一起带走了！
自古蜀史帖中，我有说过《竹书》其实已经很儒家了，记载的内容（传说）已经很保守了，上古时期绝对不是黄金时代，它必定符合人类社会、人类历史（不是文化）最基本的演化规律，所以我选择《竹书》为纲，里面有很多内容需要修正、补充和复位，请各位师友观效！
《竹书》不能满足当时意识形态和国家融合的需要，魏王想必是明确的知道《竹书》根本无法流传于世，所以一起带走了！----这样的吗？有意思
《竹书》从出土以来，就没说清楚过，一直都处在辨伪和争议的状态，有点悲哀，不去讨论可能的历史情形而去追逐学术争端，难道这就是学术？
《竹书》《史记》中有些东西完全可以通过考古发现和逻辑分析得出定论。然而学界有些人就喜欢在故纸堆里捉迷藏。有一种吃饱了没事干的感觉。
交作业
【摘】元年，帝即位，居有熊。《白虎通·爵篇》：“黄帝有天下，号为有熊。”《史记·五帝本纪》集解：“谯周曰：黄帝，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
【解】
一：《古本》里没有年代的记录，《今本》疏正添加了王国维版的年代考证，本文以为此年代可为叙事先后参考，做时间论据，不确。
二：黄帝的氏有许多，这折射出后人认识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窃以为轩辕氏和有熊氏可为一参。本文以为五千年前很难说有共主的这种可能，只是在不同文化区域内，有不同的部落首领，所以不以“帝”称之，且以有熊氏或轩辕氏称之。远古时期无所谓地名，哪个大氏族或大部落活动过的一段时间的地界，后世多以该氏族或部落的氏为名，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传世典籍或神话传说里同一个地方有不同的称谓。据考古体现而言，有熊氏活动范围可能在燕山以南太行东，南临黄河中下游的三门峡到郑州开封一带，与古河济地区（齐鲁豫区域）的伏羲氏为首的东夷诸部落为邻。结合上文的分析，少典氏是自西向东，而后有熊氏自北而南，此时西北和东南的天堑是不断改道的黄河，两大差异文化（游牧VS农耕）是隔河而望。有熊氏为后世称道的原因本文以为是有熊氏有改革精神，主动与东南势力接触（安徽凌家滩、南京北阴阳营等），向东夷文化学习，这也是早期中华南北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体现。
三：谯周（散骑常侍）是蜀汉时期巴蜀学术界最为广博精深的学者，其在世时已膺“通儒”、“硕儒”之称，著述颇为丰富，《传》称：“凡所著述撰定《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书之属百余篇。”尤其是以记人为主的地方志《蜀本纪》的散佚最为可惜，其徒陈寿著《三国志》彪炳汗青，却无有传袭《蜀本纪》，甚是遗憾。常璩的《华阳国志》或能补充一二，仅蜀志而言，《国志》的完整度可能是不及《蜀本纪》的。
综上所述，在以西北文化为主体文化的体系里，有熊氏，当有其族，其为西北文化体系远古氏族杰出代表。在西北势力和东南势力逐鹿系列战后，有熊氏成为西北势力范围内最强的部落，为众部落联盟之首，自此开启了西北（北方）地区具有原始民主形式的大首领时代！其活动时间约第六千纪下半叶到第五千纪前段，主要活动区域在燕山以南，太行山以东，南临黄河中下游的三门峡至郑州开封一带，历史贡献是善于变通，主动学习，促进了中华远古阶段文化的初步融合。
【解】
一：《古本》里没有年代的记录，《今本》疏正添加了王国维版的年代考证，本文以为此年代可为叙事先后参考，做时间论据，不确。
二：黄帝的氏有许多，这折射出后人认识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窃以为轩辕氏和有熊氏可为一参。本文以为五千年前很难说有共主的这种可能，只是在不同文化区域内，有不同的部落首领，所以不以“帝”称之，且以有熊氏或轩辕氏称之。远古时期无所谓地名，哪个大氏族或大部落活动过的一段时间的地界，后世多以该氏族或部落的氏为名，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传世典籍或神话传说里同一个地方有不同的称谓。据考古体现而言，有熊氏活动范围可能在燕山以南太行东，南临黄河中下游的三门峡到郑州开封一带，与古河济地区（齐鲁豫区域）的伏羲氏为首的东夷诸部落为邻。结合上文的分析，少典氏是自西向东，而后有熊氏自北而南，此时西北和东南的天堑是不断改道的黄河，两大差异文化（游牧VS农耕）是隔河而望。有熊氏为后世称道的原因本文以为是有熊氏有改革精神，主动与东南势力接触（安徽凌家滩、南京北阴阳营等），向东夷文化学习，这也是早期中华南北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体现。
三：谯周（散骑常侍）是蜀汉时期巴蜀学术界最为广博精深的学者，其在世时已膺“通儒”、“硕儒”之称，著述颇为丰富，《传》称：“凡所著述撰定《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书之属百余篇。”尤其是以记人为主的地方志《蜀本纪》的散佚最为可惜，其徒陈寿著《三国志》彪炳汗青，却无有传袭《蜀本纪》，甚是遗憾。常璩的《华阳国志》或能补充一二，仅蜀志而言，《国志》的完整度可能是不及《蜀本纪》的。
综上所述，在以西北文化为主体文化的体系里，有熊氏，当有其族，其为西北文化体系远古氏族杰出代表。在西北势力和东南势力逐鹿系列战后，有熊氏成为西北势力范围内最强的部落，为众部落联盟之首，自此开启了西北（北方）地区具有原始民主形式的大首领时代！其活动时间约第六千纪下半叶到第五千纪前段，主要活动区域在燕山以南，太行山以东，南临黄河中下游的三门峡至郑州开封一带，历史贡献是善于变通，主动学习，促进了中华远古阶段文化的初步融合。
以西北文化为主体文化的体系里，有熊氏，当有其族，其为西北文化体系远古氏族杰出代表。-----这么说黄帝是西北体系中了，后来的所谓中原也是西北体系吗？
前面就说划分为西北和东南两大势力，还不太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
有关“黄帝”有熊氏或轩辕氏的史料记载简拟：
西汉 司马迁《史记 五帝本纪》：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东汉 班固《白虎通义》：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姓，万世不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故称黄帝也。
西晋 皇甫谧《帝王世纪》曰：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生寿丘，长于姬水，龙颜，有圣德，受国於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号，治五气，设五量，及神农氏衰，黄帝脩德抚民，诸侯咸去神农而归之，黄帝於是乃扰驯猛兽，与神农氏战于版泉之野，三战而克之。又徵诸侯，使力牧神皇直讨蚩尤氏，擒之于涿鹿之野，使应龙杀之于凶黎之丘，凡五十二战，而天下大服，有妃，［注］《太平御览》七十九妃上有四字。生二十五子，黄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岁矣，或传以为仙，或言寿三百岁，葬于上郡阳周之桥山。
东晋 葛洪《抱朴子》曰：黄帝生而能言，役使百灵，可谓天授自然体之者，犹复不敢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受丹经，到鼎湖而飞流珠，登崆峒而问广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东岱而奉中黄，入金谷而谘子心，论导养而质玄素二女，精推步则访山稽力牧，讲占候则询风后，著体诊则受雷岐，审攻战则纳五音之策，穷神奸则记［注］ 抱朴子极言篇记下有白字。泽之辞，相地理则书青乌之说，救伤残则缀金冶之术，故能毕记秘要，穷尽道真，遂勒升龙以高济，与天地乎冈极。 ……………………………………………………………
从史料记载可以发现，越往后有关“黄帝”的记载，事迹越清晰，形象越具体，能耐也越大........这是后世之人典型的祖先崇拜和精神向往体现！
东汉 班固《白虎通义》：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姓，万世不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故称黄帝也。
西晋 皇甫谧《帝王世纪》曰：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生寿丘，长于姬水，龙颜，有圣德，受国於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号，治五气，设五量，及神农氏衰，黄帝脩德抚民，诸侯咸去神农而归之，黄帝於是乃扰驯猛兽，与神农氏战于版泉之野，三战而克之。又徵诸侯，使力牧神皇直讨蚩尤氏，擒之于涿鹿之野，使应龙杀之于凶黎之丘，凡五十二战，而天下大服，有妃，［注］《太平御览》七十九妃上有四字。生二十五子，黄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岁矣，或传以为仙，或言寿三百岁，葬于上郡阳周之桥山。
东晋 葛洪《抱朴子》曰：黄帝生而能言，役使百灵，可谓天授自然体之者，犹复不敢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受丹经，到鼎湖而飞流珠，登崆峒而问广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东岱而奉中黄，入金谷而谘子心，论导养而质玄素二女，精推步则访山稽力牧，讲占候则询风后，著体诊则受雷岐，审攻战则纳五音之策，穷神奸则记［注］ 抱朴子极言篇记下有白字。泽之辞，相地理则书青乌之说，救伤残则缀金冶之术，故能毕记秘要，穷尽道真，遂勒升龙以高济，与天地乎冈极。 ……………………………………………………………
从史料记载可以发现，越往后有关“黄帝”的记载，事迹越清晰，形象越具体，能耐也越大........这是后世之人典型的祖先崇拜和精神向往体现！
有一点想特别提出来探讨，现在黄河南岸发现的诸多上古考古遗址，诸如新郑的唐户遗址（有熊之墟），巩义的双槐树遗址（李伯谦前辈称之为河洛古国）、灵宝的铸鼎原遗址等，这些古城（邑落）的修建和有熊氏几乎没有关系。黄河中下游南岸的很多城址（邑落）都是云梦泽势力、太昊集团、少昊集团、乃至后来的共工氏修筑的，也许有熊氏后来参与过这些古城（邑落）的管理或经营活动，但筑城之事跟有熊氏没有太多关系，有熊氏为首的西北势力主要是迁徙无长处游牧经济，没有太多筑城的必要。
黄河中下游南岸的很多城址（邑落）都是云梦泽势力、太昊集团、少昊集团、乃至后来的共工氏修筑的，也许有熊氏后来参与过这些古城（邑落）的管理或经营活动，但筑城之事跟有熊氏没有太多关系，有熊氏为首的西北势力主要是迁徙无长处游牧经济，没有太多筑城的必要。-----这一棒子打下来整个学术界蒙圈
黄河中下游南岸的很多城址（邑落）都是云梦泽势力、太昊集团、少昊集团、乃至后来的共工氏修筑的-----这有什么说道吗？
从史料记载可以发现，越往后有关“黄帝”的记载，事迹越清晰，形象越具体，能耐也越大........这是后世之人典型的祖先崇拜和精神向往体现！
有一点想特别提出来探讨，现在黄河南岸发现的诸多上古考古遗址，诸如新郑的唐户遗址（有熊之墟），巩义的双槐树遗址（李伯谦前辈称之为河洛古国）、灵宝的铸鼎原遗址等，这些古城（邑落）的修建和有熊氏几乎没有关系。黄河中下游南岸的很多城址（邑落）都是云梦泽势力、太昊集团、少昊集团、乃至后来的共工氏修筑的，也许有熊氏后来参与过这些古城（邑落）的管理或经营活动，但筑城之事跟有熊氏没有太多关系，有熊氏为首的西北势力主要是迁徙无长处游牧经济，没有太多筑城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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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在研讨《竹书》而是在叫板整个学术界和考古界，胆儿够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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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在研讨《竹书》而是在叫板整个学术界和考古界，胆儿够肥的
学术界表示没空 考古界表示很忙
这完全是要另起炉灶的节奏，有信心把上古史厘清吗？
学术 学术 不学无术 情何以堪！
夏商周其实都不能说是国家，是建立在文化和意识上的“一统”，真正一统天下的是秦汉时期，只能算是中國历史上的一段时期，并非关键的节点。
秦始皇登基的时候意气风发慷慨激昂，因为他认为他做到了前人没做到的事。是中國历史上一个关键节点，“百代都行秦政治”，至少是沿袭了秦代的统一政治的局面。无论秦政治是独裁、集权等政治形势，无论是正确与否，主要沿袭了秦代的政治模式。
从史料记载可以发现，越往后有关“黄帝”的记载，事迹越清晰，形象越具体，能耐也越大........这是后世之人典型的祖先崇拜和精神向往体现！
五帝时代：有传说，也有历史，如何将历史史实从传说中剥离出来，并且求证这些历史史实。其实，也就是从倉颉創立漢字的宗旨，就是抗灾除恶，抗击动物灾害，抗击蚩尤之乱，野猪灾害，抗击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抗击瘟疫疾病等，只要是符合抗灾除恶的宗旨，就没有脱离历史史实。
山海经中也有史实，只是剥离起来很难
我们当下的历史体系和文献典籍肯定是有取向的，内容不尽属实，比如《史记》把商王序列记的很清楚，甲骨文也印证了这一点，这说明司马迁手上有的资料远比今天多，也比今人详实，可能他不知道有甲骨文，但是从商王序列和事迹叙述来看，他能搜集的资料应该是很多的。
诡异的是，居然没有妇好的记录，经过近代甲骨文的破译，甲骨卜辞对妇好可是大书特书，考古证据妇好墓，其规格，用度简直比帝王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很能说明问题。
诡异的是，居然没有妇好的记录，经过近代甲骨文的破译，甲骨卜辞对妇好可是大书特书，考古证据妇好墓，其规格，用度简直比帝王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很能说明问题。
都知道我们的历史有修饰的成分，但就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加上有意无意的掩饰粉饰更是不知其里
去表就里，逐步分析
俗人，还想追求或弥补《史记》的五帝三皇祖先排列顺序，而神不是这样想的！
神说，谁用学术欺骗人民，谁将是醉人，包括死去数千年的古代学者！
神说，谁用学术欺骗人民，谁将是醉人，包括死去数千年的古代学者！
如果古代学者仅仅只是探讨摸索，并非主观故意，如果这种理解只是今天的学者误以为以前的探索就是事实而“乌龙”呢？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你看哈，在封建社会阶段里，为何会有一些愚昧的事情出现呢？因为人民是无知的！何为无知呢？封建迷信思想的专家说啥都有人信！和如今的状态一样！无论专家怎样说，都会有支持着！因为，五帝三皇都能当成三皇五帝进行学术研究，这种学者也只适合玩游戏，不适合做学问！
央视节目《典籍里的中国》，挺火的，现在上上下下对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已经不太在意了，在意的各自立场的意志表达和思想倾诉，对不对的无所谓好玩儿就行。
借用文中观点，历史是任性的，发生过的事不是后世文过饰非就可以改的了的，总有蛛丝马迹让人追寻事实的可能面目，勇敢的接受事实和曾经可能的不如意才能让今人更安静。
时光一逝不复回，往事难回味！
时光一逝不复回，往事难回味！
在当下思想意识形态里，不同的真知灼见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为大众知道，郭静云和郭立新异军突起有10来年了，出过书做过讲座，上过媒体网络，也就那样，论持久战理论 有效
我在前面说过华夏文明多源一体一体多元是一个不可分拆的整体。但是在过去的历史描述中过多地注重多源一体的过程。特别是在上古史的整合中，充斥j太多的攻伐与呑并。而对一体多元，也就是多种文化的共存与交流轻描淡写甚至刻意删改。封建时期的史家们为了一些或可告人的目的还人为编造一些家世谱系。这种现象延继到近代，影响到很多人产生了很刻板的观念，各地文化都是划地为牢。一个遗址中出士一件或一批特殊器物，那一定就属于遗址所在地的文化。如果在其他地发现有类似器物，那么两地一定属同一文化。这是很有局限的认识。试想，日本发现了大量唐朝文化遗迹，能不能得出结论奈良是大唐属F的一个城市呢？再如，假使数千年后，成都发现了若干韩流文化元素的遗迹就说成都是棒子国一部分呢？
从文献和甲骨文知道，商王从太乙，即汤向前还有至少十二代王。从汤距今约3600年上推，商集团可靠历史可到3800年前。考古发现二里头的初始大约就是在3800年前。现在公认二里头文化延续至少到3500年前，但并不是商文化。甲骨文显示武丁时期商人与羌人存在大量武装冲突。而夏人又公认来自古羌人。因此，不管怎样说夏商实际共存至少也有几百年。这几百年间绝不可能天天年年都在互殴。就像后世中日关系一样，即使是在最敌对的时期仍然有经贸文化交流。所以商文化通过交流传递到其他族群集团控制约范围并不需要商人的统治势力到达那些族群活动的范围。反过来也是一样。不能看到某地有商系器物的发现就认定商的势力就控制了某地。
从文献和甲骨文知道，商王从太乙，即汤向前还有至少十二代王。从汤距今约3600年上推，商集团可靠历史可到3800年前。考古发现二里头的初始大约就是在3800年前。现在公认二里头文化延续至少到3500年前，但并不是商文化。甲骨文显示武丁时期商人与羌人存在大量武装冲突。而夏人又公认来自古羌人。因此，不管怎样说夏商实际共存至少也有几百年。这几百年间绝不可能天天年年都在互殴。就像后世中日关系一样，即使是在最敌对的时期仍然有经贸文化交流。所以商文化通过交流传递到其他族群集团控制约范围并不需要商人的统治势力到达那些族群活动的范围。反过来也是一样。不能看到某地有商系器物的发现就认定商的势力就控制了某地。
这是考古和历史研究过程中的一些认知局限性，还是单线论和一统论在作祟
字水君所言有理，也是因为时间丢失，事件丢失，不可能一天到晚打打杀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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