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元 | 比较中国和日本看文言废存的影响
徐晋如按：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王文元先生的这篇鸿文，是应鄙人之约而写成的，对于文言文在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作出了极精当的评价。全文刊发于《社会科学论坛》2015年10期。兹分五期连载，文中观点如蒙认同，祈分享给更多的人。
《社会科学论坛》杂志编者按：
最近，已经沉寂一百多年的国宝——文言文露出一丝复苏的迹象：2015年年初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陈永正、徐晋如主编的精装巨制《百年文言》，精选了从1911年至2011年百年间将近四百篇优秀的文言文作品。2015年下半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了王文元的文言文学术新作《儒道释疏观》。此外，民间也暗流涌动，屡有才华横溢的文言爱好者初露锋芒。
尽管如此，保护国粹的形势仍很严峻。不妨与邻国日本做一下比较：日本的文言文是从中国舶来的，但在整体水平上，我们与日本在掌握文言文的写作技巧方面仍存在巨大差距，日本人至今仍然普遍用文言文书写新年贺卡与往来书信。日本民间的吟道同好会（吟唱汉诗的文化团体）会员竟然超过五百万。
文言文究竟有什么魅力，让日本人念念不释？国人究竟因为什么弃国宝如弃敝屣？在现代化的当今社会文言文究竟还有什么用处？文言文与历史文化传统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文言文现象”的本质是什么？这种现象只发生在东方吗？文言文在本土能够复兴吗？……本文试图廓清以上种种疑惑，揭示出文言文的本来面目。
比较中国和日本看文言废存的影响
——呼唤文心的复苏（四）
王文元
日本与中国先后进行了维新变法，然而二者所追求的目标恰恰相反。
如果说乾隆十年是东方古国衰败的起始点，那么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两个历史事件则骤然加速了这个古国的沉沦。清末的魏源、宋育仁、廖平、康有为等爱国人士的变法受到王船山与乾隆的深刻影响，他们所主张的变法带有强烈否定传统的倾向，说严重些就是一边变法一边“去中国化”。他们的变法建立在“厚今薄古”与“全盘西化”的基础上。
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代表作均未出考据学之范畴，仍然是在执行乾隆的旨意。变法所带来的物质利益不足以弥补因丢弃传统所蒙受的软实力方面的损失。没有文化传统这一软实力的支持注定要衰败。甲午战争中，“GDP”高出日本十倍的中国反而被日本打得落花流水，充分证明了软实力的重要。不妨将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做一下对照：
日本的明治维新分为两部分：第一是强化文化传统，幕府还权于天皇。具体措施主要是“王政复古”、“大政奉还”、“尊王攘夷”，民族凝聚力因此而得到增强，在软实力上提高了一大块；第二是引进西方的一些政治文明，如内阁制、立宪制，对传统体制做了一些调整，如废藩置县、废除武士特权等。一方面保守，一方面革新，二者相得益彰，取得明显的效果。
戊戌变法只做一件事：托古改制，扬今抑古，全盘西化。与明治维新相比少了“保守”。这样，变法在增强软实力方面不但没有作为，还造成软实力的流失。同样是维新，日本通过维新在增强硬实力的同时也强化了软实力，振奋了民族精神；中国则是一味强化硬实力，一味“去中国化”，为此不惜牺牲软实力，结果事与愿违，维新反而使得中国更加孱弱。康有为等人，把孔子作为托古改制的工具，将其工具化，大大削弱了孔子的形象，进而大伤中华文化的元气，使中国在变法之后反而变得更加不堪一击。
二十世纪前后，“去中国化”的步伐明显加剧。卢戆章、宋恕、王照等率先提出以“切音文字代替汉字”的主张，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毫不掩饰地打出“去汉字化”的大旗，响应者如云，至今仍不乏拥护者。其实“去汉字化”就是“去中国化”的方便说法。“去汉字化”的口号比“去中国化”更容易为人理解。后来，胡适和吴稚晖等人不满足于“去汉字化”，喊出“全盘西化”的口号。
日本人也一度迷恋“全盘西化”的口号，然而经过深思熟虑，在福泽谕吉的力主下最终放弃了这个口号，采取两条腿走路的策略，在文化上坚决保守日本的传统；科学技术与政治文明（主要是司法文明）方面则唯西方马首是瞻。显然，在应对时局上中国人输给了日本人。令人痛心的是，中国人不但没有纠正自己的错误，反而在“去中国化”道路上越走越远。
鲁迅在向年轻人推荐图书时居然蛊惑他们只读外国书，少读或不读中国书。殷海光在台湾遥相呼应，企图在台湾搞“文化换血”。中国人纷纷将落后的原因归于中华文化传统不好，科举制不好，孔子等圣人误事，更是迁怒于汉字，认为是方块字害了中国，迁怒于文言文，认为文言文是祸国殃民的种子。一时间崇洋媚外的叫嚣铺天盖地，不可一世。许多名噪一时的人物都成为“去中国化”的先锋，包括陈独秀、瞿秋白、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许地山等一大批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批判完全是不顾事实，恶意中伤，要把它彻底掀翻。
1927年完成北伐之后的政府最高实际领导人蒋介石竟然是基督教徒，接受了所谓洗礼。中国这个泱泱大国不是由尊重中国文化传统的中国人领导，而是由一个异教徒领导，而且这个闹剧持续了二十多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这种示范效应的带动下，“去中国化”方兴未艾，如火如荼。抗日战争中，造成艰难局面的首因并不在武器装备上，而在于软实力的巨大反差上：日本军人心中有偶像天皇，他们为天皇而战；中国军人并不以孔子为自己的精神领袖，孔子在整个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甚微；日本人用文言文下达作战命令，让士兵感到一种历史使命感；中国人则用苍白无力的语体文下达作战命令，与日方形成鲜明对比。
日本与中国，一个在民族化，一个在去民族化；一个拼命动员历史文化资源为国家现代化服务，一个拼命否定五千年历史——这便是日本越来越强中国越来越弱的根本原因所在。
文言文是“去中国化”的重灾区、随着文言文的沉沦，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民族精神以及民族凝聚力也江河日下，昔日的辉煌渐行渐远。
一个民族试图征服邻国，抑或一个民族试图抵御外族入侵，首要因素不在器物文明，而在精神信仰。——日本人悟透了这个道理，所以全民一心，所以明治天皇倾尽私财购买军舰，他们这才打败了中国。实际上，这个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当今世界美国最强，似乎美国并没有什么悠久的精神信仰传统可言。其实，就民族而言，美国的建国先驱是由不同民族的人组成的，但他们都信奉基督教，也都是柏拉图主义的信徒。他们握住这个几乎舍此无他的属于所有人的东西不放，这才强大起来。
正如汉族不是一个纯血缘体，欧洲信仰基督教的人群也不是靠血缘维系的。他们有信仰，有传统，而且他们懂得保守信仰与传统——这便是他们最厉害的地方。至少他们在两个方面显示出很强的坚持性。一个是基督教信仰，另一个是艺术追求。古希腊人对艺术的追求中，有一个东西长期被中国人忽视，那就是对语言文字艺术性的追求。这种追求与中国人通过文言文体表达美的诉求一般无二。这说明，文言文现象不独发生在中国，它具有普遍性。
西方人不满足于字母文字的简单表音功能，他们追求文字对口语规律的超越。这对于使用字母文字的民族来说难度是太大了。但他们锲而不舍，为创造优美简洁甚至蕴含形而上因素的字母组合（这种组合并没有固定的名称，亚里士多德称其为诗格或格律文）而努力，直至今日仍然如是。所谓格律文，就是通过不同于口语的音律节奏的变化产生韵律美的文体。比如使用三音步短长格、对句格（交替使用六音步长短短格或五音步长短短格）形成西方的所谓诗格。这是西方追求文字美的独特路径。
从荷马、恩培多克勒（约前493-433）到但丁（1265-1321）、莎士比亚（1564-1616），再到雪莱（1792-1822）、拜伦（1788-1824）可谓群星灿烂，现代西方诗界还出了一位超级格律文大师——尼采。尽管在中国文人看来那些诗格不能称其为真正的诗，与中国的古体诗甚至近体诗都无法相提并论，然而有一点中国就是不如西方，那就是在坚持不辍的韧劲上。
追求美，追求超越常态，要求摆脱平庸——这是人的一种本能，不分国家与民族。西方人至今守格律文如玉，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丢弃了精神上的坚持人会变庸俗，会坠入物质的陷阱。光有物质的享受，没有精神的追求，这样的人生是畸形的。精神追求能给人带来金钱带不来的乐趣，正因为如此，西方人给予格律文以极高评价，并在创作上乐此不疲。
反观中国，现在已经很少有人问津文言文，无人有心思去追求那些与金钱无关或与金钱关系不大的艺术，以至于文言文岌岌可危。在中国数不过来的各种危机中，文言文危机是最令中国人痛心疾首的，因为不仅文言文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文言文创作所使用的文言文体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文言文体所使用的思维方式，其价值绝不在逻辑思维之下。
西方的格律文与中国的文言文有一个共同之处，二者都是人性的展示。歌德认为狮子无缘无故地狂吼，是因为生理上需要那样发泄。是的，那正是超越生活常态的举动，对于狮子来说那是展示自我的一种壮举。人是具有灵性的动物，不能像狮子那样通过吼叫释放自我，人注定会选择最难、最有价值的释放方式，唯如此才能体现生命的高贵。在人类的发明创造中，语言文字的发明与使用是最伟大的，与信仰最贴近的，对填充心灵空虚也是最为有效的。从文字产生与使用的时候开始，无论东西方文字便有了两种不同功能，一种是有用之用的功能，另一种是无用之用的功能。文言文就具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无用之用。
人类从能够自由表达思想的那时开始，文字竞赛就展开了，无论使用怎样的文字，所有的民族都念兹在兹，坚持不辍。在用文字表达世界这件事情上，人类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智慧与创造性，这种创造性的价值丝毫不亚于器物的发明创造。每一个时代都以为自己已经登峰造极，然而后代总能出人意表，写出一些先人写不出或想不到的文字。这一点在使用文言文的中国人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人对它的追求永无止境。不过，在文字表达上，西方明显逊色于中国，这似乎是命里注定的，因为无论如何字母文字也无法摆脱其局限性。西方人在进行格律文创造时，总要将已经形成的单词或短语进行分解与重新组合，从而产生自己所希望的韵律流，让其产生美感。无形之中，这样做会伤害文字的稳定性。德里达总是感慨，只有中国的诗是存于永恒之中，而西方的诗总是属于一个时代。
如果仅仅是诗歌如此也就罢了，可以将诗歌视为不可复制的古董也还不失其价值。问题是，当文字用于记录历史时情况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如果一个民族的历史是用变动不居的文字记录下来的，那么这种历史就很难为后人解读。我经常接触西方哲学研究者，他们最羡慕中国有文言文，他们认为，中国人将道德伦理、精神信仰装载到文言文中，使得中国的文化形态产生了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对于人类来说是弥足珍贵的。
说到西方人珍视格律文，不能不提及日本人。日本将自己视为西方的一员，然而日本人并不愿意完全抹去中国的基因，虽然明治维新时他们疯狂地“去中国化”，叫喊要取缔汉字（取缔汉字当然也要取缔文言文），但后来他们停止了这种愚蠢做法，开始纠正自己的过激行为。他们停止了关于是否取缔汉字的讨论，叫停了删除中小学国语课文中的文言文课文，在部分小学校增设了围棋课与书法课。不仅如此，日本社会普遍以文言文水平高低作为衡量文化教养水平的标志。
日本人写的文言文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全部使用汉字的文言文，一种是假名、汉字混合使用的文言文。后者更为普遍。日本流行一种简易的评价方法，那就是汉字出现率高而且文雅的文章为上品。日本人一如中国古人，重要场合的文书是用文言文的，甚至1945年的裕仁天皇投降诏书也是文言文的（有人说这是为了让日本人听不懂，其实主要还是出于惯例）。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酷爱文言文，文言文的水平很高，其弟子三岛由纪夫继承了老师的风格，写作也带有强烈的文言风格。他们的作品虽然难读，但很受读者喜爱。《论语》在日本是不翻译的，直接阅读，汉诗也是直接吟诵，不转译为日文。在日本经常吟唱汉诗的人达到520万之众，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我年轻留学日本期间有很多事情留下印象，其中最深刻的印象是：日本人的汉字素质普遍比中国人高，文言文写作水平也远远高于中国人。日本没有中国那么多书法家，但几乎人人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日本也没有那么多作家，但能用文言文体写短文的人非常多；日本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之一，但日本社会的“年中行事”（传统仪式）不断，祭祀接着庆典，庆典接着节日，人们仿佛生活在古代。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