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没有媒体和机构统计过“野生”志愿者的人数和组织数目，没人知道这些原本独立的“补丁”是如何一片片缀成城市安全网。
12月14日，武汉落雪的次日，潇潇在茶室里烧热一壶开水，烫出几只杯子。茶室是她工作室的一间，飘窗上放着罐装和盒装的茶叶，她挑了单枞，野茶，样子不好看，泡开有股花香。这座城市解封已经250天，但潇潇关闭了大半年的装修工作室才刚解封。以往有7个员工，现在只剩她一个人，既做销售又做售后、设计、后勤。每月一万多的开支，靠着老客户的订单才能撑下去。工作室多数时候是冷清的，茶室却时不时地热闹一阵。潇潇手中这一泡野茶是给“野生”志愿者的——那些在疫情期间一起“为武汉拼过命”的朋友们时不时来拜访，和她年龄相仿的珊珊甚至有个专座和专属的天青色茶碗。在这间茶室里，他们聊行业经济，聊父母孩子、萝卜白菜，唯独封城的76天几乎绝口不提。“就像是做了一场大梦，醒来了，生活就该继续了”，潇潇说。但她的“战友”，50岁的大象却并不这么想。他总希望“野生”志愿者们的76天被记住——在发现官方无法出具证书后，他托朋友筹措资金，请某大学生创业团队设计、烧制了属于“野生”志愿者们的纪念品。在茶室里，他打开牛皮纸盒，把这个白色小瓷人立在飘窗边。它30厘米高，全身罩着防护服，眼睛上有护目镜，右手举起，做着宣誓的动作，底座上写着“2020新冠疫情逆行者纪念”。
它不代表任何人和机构，只是证明这一场大梦曾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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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武汉拼过命”
大象，朋友们叫他“象哥”，而潇潇叫他“象爹爹”。他没当过兵，但因为商业探险和户外拓展的职业而总是穿着黑灰或军绿的迷彩服，开一辆军绿色吉普。封城的76天里，这辆吉普车是城市的渡船，潇潇提及一件小事——他往仓库运送物资，自己戴个粉红的一次性医用口罩，打开后备箱，运来的是几箱医用N95。12年前，大象参与过汶川震后救援。离开时，带走唯一纪念是一件白色红领的翻领T恤衫，棉麻的，胸前一个小红圈，里面写着“抗震救灾”四个字。大象拿它先当夏装，再当内衣，穿了又穿，衣服慢慢变得宽松又皱巴，不知什么时候丢掉了。今年3月，当有其他志愿者来问，“象哥，我们能不能有个志愿者证书”的时候，大象想起当年的遗憾。“以后摆在家里，儿孙都能知道我做了什么。”一个叫老狼的志愿者说。彼时，方舱医院陆续休舱，新增确诊病例数持续走低，几个志愿者在临街民居的二楼吃了顿饭。酒后的深夜，几个人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大哭大喊，“我们为武汉拼过命”。
大象的车窗前放着曾用过的护目镜，车里挂的护身符也是疫情中的受助者所赠。
拼命的证据，往大里说，散落在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往小里说，可以是一个黄色镜腿的护目镜。那是纪录片《在武汉》的导演张悦在跟拍时送给大象的，后来疫情结束了，不用了，他摘下来放在车窗前，“也不知道哪天还能用得上。”每每说起“在疫情期间的主要工作”这个话题，大象们总会出现短暂的迟疑——他们没有上级和下属，求助与交接、认领发生在几十上百个微信群里。而在当时，对于这些城市孤岛间的摆渡人来说，每一个需求都有不得不被满足的理由。“我这里志愿者两名，吉普车一辆，可以运送医护人员上班下班，运送以及搬运医疗救护物资，（后排可以坐三名医护人员，座位倒下可以有两平方米的空间），不计报酬，不论生死。”封城第二天，大象与另外一名从事户外探险的朋友加入了护送医务人员上下班的队伍。这是他在医护人员接送群里发出第一条信息。消息不断扩散，电话很快打进来——走路上下班要4个小时的护士需要接送；一个母亲去世、父亲感染的女孩需要一台冰箱储存免疫球蛋白；一个患了肾病的19岁男孩需要去医院透析。电话那头的声音有时烦躁，有时带着哭腔，其中一位老人让他记忆尤为深刻，“声音听起来不像是在人间，像是个天外人。”那是一位医生的父亲。医生在一线，辗转托付大象将一台制氧机带给家中疑似感染的老人。大象开车绕过架起路障的街道和杂乱的垃圾堆，把制氧机放在电梯左手边的老人家门口，又在上面放了一箱苹果，一袋蔬菜。“你的儿子值得人尊敬，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继续找我”，他在纸条上留下几行字，写下电话。下楼之后，他打电话给老人，询问东西是否收到。“他说，嗯，好，对，收到了，谢谢，再见，”没有急躁或者感动，平淡得像是收到了一个打错的电话，“就像是已经放弃了。”大象在地震时做过志愿救援者，探险时带人攀雪山、穿沙漠，腿摔骨折了也没掉过泪，但武汉的状况残酷过野外。
大象在深夜接送医护人员。（受访者供图）
当大象们在路上奔波时，潇潇的工作就是筹措物资——她最初不过是扫了朋友圈的二维码，接下来，一个又一个的志愿者群拉她进去。后来一群素未谋面的人建成一个新群，有人找到一家腾空的房屋中介门店，将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物资通过私家车，源源不断地送到这里。民间仓库的成立，弥补了当时红十字会仓库运转的瑕疵。“野生”志愿者李明告诉全现在，他所在的公司为不同医院筹措了大量医疗物资，但当时所有捐赠物资必须先运往红十字会。这些物资迟迟不到位，他只好在一个地下停车场成立了民间仓库，自己负责筹措、对接。在2月3日《北京青年报》的报道里，“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进来，但1月31日，越来越多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却是武汉若干定点医院物资领取困难的消息”，一位仓库里的志愿者说，“我们知道仓库里有东西，能不能你们向上面汇报，快点分下去，红十字会就说这份职责不在我们这儿，我们没有权力做这个事。”在上述采访结束时，这位志愿者说，“已经将自己志愿者工作的重心，从红十字会的接线员转移到了为民间慈善组织运输物资上。”直到2月1日，武汉市红十字会才做出调整：境内外单位或个人如有定向捐赠医院，可直接与定向捐赠医疗机构对接，确认后可直接将物资发往受捐单位。在《南方周末》2月10日对“野生”志愿者的报道里，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贾西津说，由于志愿机制不同于行政体制的强制性、统一性、官僚性，而具有多元、灵活、及时、直接、细化的特点，是与行政体制不同的另一种资源配置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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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是小姐姐，是妈妈呀”
大象无法像学者一样，用专业的语言解释“野生”志愿者和“官方认证”志愿者的区别，但他努力想证明自己和朋友们曾“为武汉拼过命”——他看新闻，电视里的一位领导正在讲话，就发信息给张悦，询问对方能否联系到这个机构；他想起一位在公益组织工作的朋友，就拜托对方去询问武汉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消息发出去，收到的只有“抱歉”，“志愿者都是注册审核后登记，”两位朋友都无法提供帮助。武汉市社区志愿者协会给出了类似答案。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全现在，他们认可的志愿者，必须是现在社区登记、注册，拥有社区志愿者的身份，才能记录服务时长，获得认证，“就像你在医院挂号再看病一样，有了合法身份才能获得服务记录。”而武汉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工作人员则建议到相关的获赠单位开具证明，“我们的每一个志愿者都是有记录的，参与活动的时间、服务的项目、报销，全都有台账可查。”但对“野生”志愿者来说，筹措物资和捐赠都未经过上述系统，“官方查账”自然无从谈起。不过，为了避嫌，除了对亲近可信的亲友，潇潇从不接受任何现金和转账。她会把捐现金的人和卖物资的人拉到同一个群，她只见证交易与捐赠。一位在银行工作的志愿者承担了库管的工作，负责收货和出货。大象则通过手机相册和收到的单据记录物资流向——给金地格林、龙井和北华社区的防护服、口罩和护目镜；给广水第一医院和福建省救援队的物资和给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300斤橘子；还有更为零碎的，一个女孩的母亲患癌症，需要两套防护服去医院做冲洗治疗；另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母亲和舅舅在医院陪床，大象就送去两套防护服和护目镜，还有4个N95口罩。
大象在深夜往医院运送物资。（受访者供图）
防疫政策带来的需求像潮水一样推着志愿者们往前走。潇潇记得，小区实施封闭管理几天后，她在楼下看到一位拖着防水布拖车的奶奶，后者说了几句话，就瘪着嘴要哭出来，“家里没菜还行，但现在已经没米了，再不让买，老两口就要饿死了。”潇潇赶紧上楼——几乎把冰箱掏空，用红菜苔，泥蒿，莴苣和花菜，再加上5公斤的一袋大米塞满老人的拖车。老人掏出花布小钱包，抽出一叠10元钱递给她，潇潇没要钱，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她留下了。从这天开始，潇潇又开始募捐米、菜，79个社区的民间志愿者们为她搜集起5800个独居老人的名单，送菜分文不取。后来，社区工作者开始解决独居老人们的食物来源问题，潇潇和其他志愿者就将手中的名单交给他们，结束了捐赠。对于民间志愿者留下的照片与捐赠记录，社区志愿者协会的工作人员持有更冷静的态度，“疫情期间鱼龙混杂，我们怎么认定这些是志愿活动，而没有获利呢？”她举出社区代购物品的例子，“有些人想要‘疫情防控最美志愿者’的荣誉，但到了社区一问，他们确实帮老人买菜了，但却收过代购的手续费，这怎么算是志愿者？”而在武汉市青年志愿者协会，表彰上报早在4月份就结束了，即便是补齐了相关的证明与材料，也只能在系统里获得一份志愿服务的记录。对于官方志愿者，媒体上有着更为详细的记录。根据《湖北日报》的报道，“武汉‘志愿服务关爱行动’招募通知发出一周多时间，报名的志愿者超过7万人”；《中国青年报》报道，“武汉共青团的发动和组织下，先后有两万余名青年志愿者挺身而出。8月26日，中宣部和中央文明办表彰了100名疫情防控“最美志愿者”，10月23日，共青团中央和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表彰了295个“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青年志愿服务先进个人”。电视剧《最美逆行者》拍下了他们的事迹——一位接送医护人员、为医院送盒饭的青年司机，在与医生出现误会后，亮出自己的红袖标：“这怪我，两次都没有正确佩戴志愿者标志。”至于“野生”志愿者，则至今没有媒体和机构统计人数和组织数目，没人知道这些原本独立的“补丁”是如何一片片缀成城市安全网。直到最近，大象才成为央视一部纪录电影里的角色。更多时候，大象们是新闻和历史里的片段。一二月份的报道里，一些志愿者组织的名字短暂地出现——大象救援队，代表月亮消灭病毒，8090车队，向日葵等。《在武汉》也记录了其中部分人的身影，包括大象和潇潇。疫情结束后，大象与朋友们签下的五份“生死书”被收藏进了湖北省博物馆，“代表月亮消灭病毒”一张签满名字的旗帜则被收进地标展览馆——武汉客厅的专题展览。这一年，潇潇几次拒绝了媒体采访。只有一次，《在武汉》剧组跟拍大象时，远远地拍到了她。镜头里，大象把药和蔬菜装在袋子里，放在路边长凳上，坐回车里；潇潇穿着红色白边的披风出现，远远地招了招手。
为独居老人门口留下食材之后，潇潇敲敲门就会走远，很多拿到食材的老人并不知道她是谁。
后来，潇潇的女儿看到了这个片段，也看到了弹幕里刷过的“小姐姐”，她很开心，“我要去弹幕里让别人都知道你是我妈妈——你不是小姐姐，是妈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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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满足”
纪录片《在武汉》2月底播出，某大学生创业团队的成员张燎在里面认出了大象——他们曾在一场活动里相识，此前联系不算密切。他在武汉读了十几年书，总想为这座城市做点什么，就联系了大象。大象说，他希望自己筹款，为朋友们做个纪念品。张燎想到了奥斯卡奖小金人。以此为原型，他设计出了身穿防护服的小瓷人，它站在白色的方型底座上，右手握拳做宣誓状，左脚向前迈出一步，防护服像所有曾在一线的人一样写了名字，“逆行者”。还有一个圆形奖牌，上面是一张戴着防护服帽子、口罩和护目镜的正脸照，细细的眼睛显示人物原型是大象。小瓷人的初稿建模以男性志愿者的照片为原型，但张燎从头到脚做了调整：防护服的设计更加贴身，戴着帽子的后脑勺更饱满，眼部、臀部和胸部的线条更柔和，肩膀也改窄了一些。“这是更加中性的设计，帽子鼓起来，或许是因为塞着长发，肩部、胸部、裆部和臀部都削减了性别特征。”张燎告诉全现在，女性医护人员被剃光头时的眼泪，过于宽大、不合身的防护服都让他难过，因此他希望无论男女，每一个志愿者都能在这个小瓷人的身上看见自己。“这个事情激起我心里的劲，像回到当时和他们一起战斗一样，”张燎说，彼时学校尚未开放，各地的陶瓷工厂也未开工，只有福建的厂子刚刚复工，他用奖学金垫付了打样、设计、物料、包装等费用，做出不到20个。他将整套的小瓷人与奖牌寄给钟南山、李兰娟和张伯礼三位院士。后来，他与团队成员到广州专程拜访过钟南山，小瓷人就摆在书桌上，一眼就能看得到。但另一边，负责筹款的大象却迟迟没有动静。从4月初在朋友圈发出小瓷人的设计图后，他一笔钱都没有筹到。潇潇受大象之托，问了疫情期间捐过物资的企业和个人，其中不乏大手笔的大公司——某个公司在疫情期间捐赠的医疗物资和食品价值17万元，但没有一个企业愿意捐钱。“表彰难道不是官方该做的事情吗？”有人问。“有个人跟我说，潇潇我非常信任你，也认可你在疫情里做的事情。如果让我给几百个老人捐赠吃喝，那就算没办法我也会去想办法，但给志愿者纪念品，我没法做到。”潇潇向全现在转述，“这种精神上的需求不迫切，我没办法满足。”被拒绝过几次后，潇潇也感到愧疚和犹豫，“那个时候疫情平稳了，经济还不乐观，有个医疗耗材企业连去年一半的销售额都没有达到——就好像是人家没有吃饱饭，我就已经开始追求精神上的满足了。”7月下旬，张悦在微信上找到武汉皇冠蛋糕店的老板王秀梅，“做总比不做好，能让一个志愿者收到鼓励而不是寒心就仍有意义，”他对王秀梅说。“给我账号，大概多少钱？”王秀梅干脆地问，后来直接捐助了6万元。她也是疫情期间的捐赠者，曾为火神山项目捐赠了1000份面包。
“代表月亮消灭病毒”的旗帜在武汉客厅展览。（受访者供图）
这笔钱让中断的“逆行者”计划继续，并在11月底举行了颁奖典礼。大象本以为不会有太多人，但出席的“野生”志愿者们坐满了现场的大堂，开场视频里空荡荡的街道、泛着光亮的小瓷人让不少参与者落泪。闷热却能带来些许安心的防护服、口罩和护目镜；工人用蓝色矿石染料花费半个小时画上去的蓝色线条；写在防护服背后的“逆行者”，每一个元素都是过去时光的明证。几乎每一位曾经的“野生”志愿者都表达出对小瓷人的喜爱，但他们都会说，自己并不想争取这份荣誉——半年多来，大象只在3月时听到几个朋友私下表露过委婉的遗憾。“那些都过去了，人该往前看”，潇潇说，“当时做志愿者，是为了缓和封城之后的慌乱——当时真正做点什么事情，我就不哭了。那个时候心态上的平和就已经是回报了。”“我不是为了得到荣誉证书或者要点奖励，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另一个志愿者说。但小瓷人对她来说并非全无意义，后来，她结识了一位曾在一线工作的医生，将小瓷人转赠给后者，“她比我更配得上这份纪念，”这位志愿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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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与不忘
武汉的冬天又到了，上一个冬天还不相识的几个人如今凑在一起喝茶。潇潇把萝卜切成小指粗细摆成一盘，紫的是紫美人，绿的叫青龙望月，萝卜皮带着点辛辣，正适合天凉了吃。天色暗下来，珊珊放下天青色的茶碗，去接儿子放学，大象和李明则留下吃晚饭。潇潇到阳台上的小厨房做饭，冰箱里冻着腊鱼和腊鸭，前者清蒸，后者跟萝卜一起炖汤，出锅了放一把香菜和青蒜，素炒黄豆芽被戏称是鱼翅，而香菇是素鲍鱼。她在一个小时里变出5道有荤有素的菜，上桌前高声宣布，这里的规矩是主人做菜，男士洗碗。潇潇戏称茶室餐桌的谈话是“比惨大会”。解封之后，生活的重压并没有放过他们，大象在江边的拓展基地受洪水影响，半年未开，民宿也生意惨淡，李明的销售业绩远不如去年；而她则父亲、妹妹接连生病，收入也大减，直到最近还清上半年欠下的大半债务，才能喘口气。哪怕话题绕到了疫情，他们也更愿意把故事讲成段子。“当时有志愿者帮忙给独居老人送菜。一开门，老人感动得跪下磕头。志愿者一看慌了，马上跪下对着磕头，回头他跟我说，怎么像是拜堂一样？”潇潇笑说。“四川当时捐来一批菜，说是儿菜。我拿到后备箱，谁知道这批菜运了太久，已经臭得流水，我的车上几天都弥漫着那个味道。后来过了几天，又有人叫我去运菜，我说我不要运儿菜，对方说没关系，是娃娃菜。等拖到车上，我闻着车里的味道——还是儿菜。下次再有人要我运菜，我就说不要儿菜，不要娃娃菜。这一次，对方跟我说，运的是新鲜榨菜——放到车上，居然还是儿菜。”连着运了三次儿菜之后，味道在他的车里久久不散，李明做出最后的努力——在车里喷了香水，“结果，又香又臭，那个味道啊，要是，可以拿来当化学武器。”“人们知不知道我做过的事情，其实早就不重要了”，趁大象和李明去刷碗，潇潇又冲出一泡红茶，她说，自己疫情之后多了不少可信任的朋友。李明和潇潇都给大象送过口罩和防护服，大象则回报以护目镜；而大象在潇潇发烧、咳嗽的时候找遍了媒体记者，给社区打了十几通电话，把她送到医院——他们时常半开玩笑地对彼此说，“你救过我一条命。”至于疫情到底在自己心里留下了怎样的烙印，潇潇一时也说不清。她以为那些故事早就翻篇了，可前几天在武汉火车站看见穿着防护服的人，眼泪无知无觉地就流下来。哭了一会，她擦擦眼泪笑一笑，“这是干嘛，这怎么这么脆弱了？”她看看窗边举着右拳的小瓷人——这是大象下午刚刚摆上去的。她把小瓷人收进盒子，放进衣帽间的柜子里，“它只要在那里就好了，但是看着，心里就好难受——但你不要告诉象爹爹。”（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潇潇、珊珊、李明、张燎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