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诞辰70周年■白描：送儿子去上学——少年路遥的家庭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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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儿子去上学

——少年路遥的家庭故事

文/白描

路遥解放那年冬天出生于陕北青涧县。七岁时，过继给伯父家做儿子。

路遥的祖祖辈辈都是庄稼汉，没有一个人曾走出陕北的大山，走出那古老而荒凉的黄土地。父辈兄弟二人，家境贫寒，目不识丁，他们比别人所具备的长处，似乎只有那对贫穷超凡的忍耐力和终年在土地上辛勤劳作的好力气。

路遥的养母。路遥七岁后直到上大学前，一直生活在这个家庭中。（摄影：郑文华）

白描  李秀娥（陕西作协创联部主任）路遥（1985年）

1985年左起：白描路遥贾平凹  和谷

1985年夏末，陕西省召开长篇小说促进会。左起：子页  白描  贾平凹  路遥 京夫  陈忠实。这是陕西文学创作一个里程碑式的会议，尔后引发了“陕西文学东征”现象。照片摄于会议期间陕北毛乌素沙漠。一个多月后，路遥便一头扎进铜川陈家山煤矿，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的写作。

家境贫寒，成家自然成了难事。这户王姓人家，老大已到了不小年纪，才以六十元彩礼，娶回一位姑娘进了家中的破土窑。两年后，老二也终于用毛驴驮回了新媳妇。老二讨回的这媳妇，比大媳妇的身价可高多了，彩礼一万块，尽管当时使用的货币比两年前贬值了许多，可也是大媳妇的彩礼翻多少个跟头也追不上的。对此，老大两口心里没有半点不平，而且这老二媳妇是他们一手操办娶进门的，人家模样俊，身架好，心灵手巧，彩礼不超过大媳妇就冤了人家。

命运也是个怪东西，在王家俩媳妇之间，它似乎更青睐老二窑里那个后进门的女人，这女人很快就为王家添丁续口，头胎就是个儿子，后来又生下四男三女，而老大窑里的女人生倒是生了三个娃娃，然而不是“四六风”就是一些说不清的怪病早早就夺去了娃娃的命，一个也没有抓养活。老大夫妇觉得这是命，不能怨天尤人，认了。

陕北是个穷地方，清涧又是陕北的穷地方，生活的担子像黄土山包一样沉重。王家老大眼看着在家里熬不出个像样光景，便带着妻子走出家门去闯荡。夫妻俩在外帮人种地扛活，后来在延川县落了脚。他们掏了一孔窑，盘了炕，砌了灶，算是有了一个家，但在这个家里面，许多个冷风凄凄的夜晚，夫妻俩是蜷轱在灶角的柴窝里过夜的——热炕头让给了那些从榆林一带下来揽工的石匠、皮匠和窑工，为的是多少能挣几个钱。辛勤劳苦，省吃俭用，夫妻俩又掏了两孔窑，添了些农具，养了鸡羊，一份家业算是置办起来了。

老大无子嗣，而老二家娃娃一长串，过继给老大一个儿子，可谓两全其美。路遥在兄弟姊妹中是老大，懂事早，长得也壮实，把他过继给伯父撑起王家另一爿门户最为合适，尽管路遥很不愿意，但他还是噙着眼泪告别了生身之地，告别了母亲和兄弟姊妹，尾随在父亲身后，一路讨吃要喝，翻过清涧和延川之间的一道道沟壑墚峁，步行二百多里地，来到延川。在延川县黑龙关郭家沟那三孔窑洞里，他由人侄转变为人子。

那时，父母给他起的大名叫王卫国。

有了儿子，王家老大两口心里踏实下来。儿子就是他们未来的指靠，是他们在世上过日子的盼头。他们喜爱这个儿子，家里光景过不到人前，不像样儿，但破衣烂衫，总想让儿子穿得暖一点，粗糠野菜，总想让儿子吃得饱一点。在遭饥荒的年月，儿子饿得面黄肌瘦，母亲硬是拉下脸面撑起腰杆走出门去，讨饭都要为儿子讨回一口食来。年幼的儿子似乎从一开始就明白了他在这个家庭里处于什么角色和要承担什么责任，拦羊、扒草、背粪、掏地，嫩弱的肩膀和双手早早就在劳动中打磨，而且身上有种倔强、不示弱、不服输的劲头，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极强的自尊心。老两口虽然不敢对落脚在这个穷家贱户的儿子的将来抱什么奢望，但他们已经看出，这小子日后不论做啥，准能成事。

村里的学校又到了招收学生的时候，不少娃娃背上了书包，路遥羡慕他们，但一贫如洗的家庭哪能拿出钱来给他报名、给他买笔买纸买课本?更何况他还承担着家里好多活儿。他把热烘烘在心里拱动的愿望强压住，没有向父母亲张口。

一天早晨，母亲却把他从炕上叫起，在他脖子上挂上一个书包，轻声说： “上学去吧!”

那一刻，路遥的眼睛湿润了。

陕北山沟里的娃娃上学，识几个字就行了，谁也没指望娃娃喝几滴墨水就能成龙变虎。父母对儿子的指望原本也是这样，但路遥从上学第一天开始，似乎便有了他自己的想法。能够读书，在他觉来是命运对他的一份额外的恩赐，他感谢父母给了他这一机会，他年幼的心里抱定一个信念：只有发愤读书，才有可能在将来改变自己苦难的命运。

村里的学校只有初小，也就是一年级到四年级，五、六年级属于高小，只有县城才有。迈进高小的门槛不容易，但路遥却考上了。随后的问题是，他的家庭有没有能力送他去县城读书?

父母亲没有犹豫，儿子坐进县城的教室里了。

陕北人把上山劳动叫作“受苦”，路遥父亲一身“好苦”。他以当年在他乡异土初创家业那样的劲头，在生产队挣断筋骨地干活，在黄土里拼命地刨食，母亲也是一个好劳力，除了和男人一样上山“受苦”，还要揽起家里喂鸡养羊缝缝补补一大堆事情。一年辛苦到头，劳动手册上的工分记了不少，但生产队一直“烂包”没有个景气相，很难从队里拿回几个钱，而支靠在家中窑角的粮瓮，往往还没到春荒三月就亮出了底儿。儿子是背干粮上学的，星期天离开家里时背三天吃食，到了星期三，母亲便挎着篮子，赶十五里路，进县城给儿子送去后三天的吃食。在家里已经揭不开锅盖的时候，母亲的篮子里，仍有红薯，有南瓜，还有掺着糠的窝窝。南瓜是老人自个在窑背上种的，红薯是留给来年的苗种，窝窝面是向村里人讨借来的。家里再作难，就难在大人身上吧，不能让儿子在学校里断了顿。

高小毕业，路遥在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录取率中考取了初中。

这是1963年。三年饥荒灾害拖留下来的长长阴影，仍笼罩着陕北高原。能否再把他送进中学校门，能否再供这个已长成半大小伙子、在生产队差不多已顶得上一个劳力的儿子继续读书，是父母亲面临的又一次抉择。

他们再次艰难而明智地作出了后来令他们感到无限欣慰的决定。

当他们把儿子送进县城中学大门的时候，实际上已为儿子的人生作出了另一种选择。

那个大门连通着一个更为广大的世界。

路遥生前的朋友看望路遥母亲

白描，作家、教授、文学教育家、玉文化学者，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驻院作家。曾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玉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玉雕专业委员会会长，现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作家书画院执行院长，中国玉文化研究会佛造像专业委员会会长，兼职中国传媒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延安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

在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文学教育之外，长期从事玉文化研究和玉雕艺术评论工作，出版和发表玉文化专著《翡翠中华》《中华玉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文化的尊荣徵徽》《玉演天华》等。连续多年主编《中国玉器百花奖获奖作品集3》并担任总鉴评，多次主持全国性玉文化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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