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相王”，魏国的自救措施，却成了改变战国政治生态的分水岭
笔者的上一篇文章中讲到，经过公元前341年与齐国的马陵之战、公元前340年与秦国的河西之战，曾经的战国老大被彻底打趴下。面对这一窘境，过去在战略上几乎一无是处的魏惠王，终于想起要转型自救。
魏惠王的自我救赎
多年来，魏惠王魏罃虽然昏招迭出，但那也许只是水平问题；就态度方面而言，他并非一无是处。眼下，对于魏国在自己手上一落千丈的现状，他表达了深深的自责（《史记·魏世家》）：
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
并且终于放下了身段听取别人的意见：惠王数被於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史记·魏世家》）。为了缓解被东西两面夹击的危急态势，他采取了魏相、名家学者惠施的建议，往东向齐国示好：乃使人报于齐，愿臣畜而朝（《战国策·齐魏战于马陵》）。
魏惠王的运气还不错。商鞅变法虽然使秦国改头换面，却也在各阶层激起了极度的仇恨：“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沦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商鞅的保护伞没了，秦国各阶层对商鞅的仇视终于等来了爆发的契机。秦惠文王为了平息民怨、拉拢贵族、稳固权力，决定拿“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政，畜百姓之怨”的商鞅开刀，以谋反罪名将其除掉，并对尸体施以车裂之刑。（《资治通鉴》卷二）
秦国忙于处理内政，让魏国在西边的压力得到暂时缓解，魏惠王加紧了在东边的动作。公元前334年，“齐王、魏王会于徐州以相王”，即“齐威王与魏惠王二人在徐州互相称对方为王”。（今山东滕县东南）
实际上，根据史料来看，在这之前，魏、齐两国国君已经在国内自称为王；而这次徐州之会，则是首次承认对方为王，也就是把王的头衔提升到了诸侯国层面。在公元前334年以前，根据周天子的官方认定，魏国国君魏罃的级别是“侯”、齐国国君田因齐的级别是“公”；在周王朝“王、公、侯、伯、子、男”的爵位体系中，之前公认可以被称为“王”的只有周天子（楚、吴是例外，下文会讲）。
表面看起来，这只是换个称呼、互相承认为王而已，为什么说是魏国的自救措施呢？惠施看似简单的一招，其实暗藏玄机。
魏国“徐州相王”蕴含的三层战略目的
首先，与齐国和解，避免成为众矢之的。
这些年来，打残魏国的主要力量是齐国。公元前254年，魏国围攻赵国邯郸时，楚国也曾派景舍率军救赵，但并没有改变大局。第二年十月，邯郸投降，而齐国“围魏救赵”的大军已近逼近大梁，回救的魏军主力在桂陵被以逸待劳的齐军击败；第二年，秦国的公孙鞅在西线趁机伐魏，而齐国为了逼迫魏国退出邯郸，在东线纠合了大小诸侯国围攻魏国的襄陵。公元前251年，面临东西夹击，魏国不得不归还邯郸，集中精力对付秦国。
而在十年后的公元前241年，魏国伐韩时再次中了孙膑的“围魏救韩”之计，经过马陵之战，魏国不仅名将庞涓被杀、太子被俘，十万精锐魏武卒也损失殆尽。而公孙鞅抓住了魏国空前虚弱的时机，在第二年夺回了秦国丢失60多年的河西之地（《资治通鉴》卷二）：
卫鞅言于秦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然后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
因此我们可以这么理解：秦国之所以能冲出关中，齐国在客观上帮了大忙。
甚至在河西之战后，齐国再次落井下石，联合赵国又踩了魏国一脚。更严重的是，所谓树倒猢狲散，不仅韩、赵站到了齐国一边，在十年前纷纷拜魏惠王码头的鲁、卫、宋、郑等小国也改抱齐国的大腿，魏国面临着沦为孤家寡人的境地。因此，及时认清形势、奉齐国为大哥，将极大缓解魏国面临的国际压力。
其二，报复齐国。
惠施在劝魏惠王尊齐时，曾这样解释过用意（《战国策·齐魏战于马陵》）：
王若欲报其乎，则不如因变服折节而朝齐，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斗，则楚必伐齐......是以王以楚毁齐也。
为什么他认定楚国定会迁怒于齐国？在这之前，除了周天子外，南方楚、吴越等国的国君甚至在春秋时期早已自称为王。这两个诸侯国一向被中原视为教化之外的南蛮之地，比如楚王原本的爵位只是比伯还低级的“子”。性子暴烈的楚国君臣咽不下这口气，在疯狂开疆拓土后认为自己的实力足以傲视天下，因此自封为王。而面对这种行为，日益式微的周天子无力征讨，其他诸侯更不愿意吃力不讨好，于是就把这两国视为不懂礼数的蛮夷，置之不理。
而现在，看到魏、齐这两个大国互相承认对方为王，而自己自封楚王这么多年却一直没人承认，这让楚威王如何不愤怒？再加上魏国的“游人”（即说客）从中煽风点火、声称本国是受了齐王的胁迫不得已而这么做，楚国定会“枪打出头鸟”、找齐国的麻烦。
巧的是，就在同一年，东南的越王本来想北伐齐国，结果在齐国君臣的一番忽悠之下改为攻打楚国，没曾想却被楚国打了个落花流水：楚人大败之，乘胜尽取吴故地。（《资治通鉴》卷二）
不出惠施所料，第二年，楚国大举伐齐，包围了徐州（对，就是齐、魏相王的地方），齐国战败，南线的压力剧增。
其三，破坏秦国“尊周自重”的战略。
战国时期，随着三家分晋，周王室的权威一落千丈；各诸侯国虽然在面子上仍奉周天子为“天下之共主”，但实际上早已越来越不把他当回事。但有一个国家例外，这就是秦国。公元前362年秦孝公即位时，可怜的秦国甚至还没完全融入周王室的体系（《资治通鉴》卷二）：
秦献公薨，子孝公立...是时河、山以东强国六，淮、泗之间小国十馀...皆以夷翟遇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
年轻的秦孝公深以为耻，他因此决定奋发图强，“布德修政，欲以强秦”。在这种前提下，在魏国担任中庶子的公孙鞅入秦后，被秦孝公当做救命稻草一般委以重任，由此开始了“商鞅变法”。
经过十余年的变法，秦国逐渐改头换面，国内焕然一新：“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不再是西陲的“夷翟”；对外也锋芒毕露，数次击败韩、魏等国军队。
而在周王室面前，秦国也迎来了高光时刻（《资治通鉴》卷二）：
王致伯于秦，诸侯皆贺秦。秦孝公使公子少官帅师会诸侯于逢泽以朝王。
这一年是公元前343年。大意是说，当时的周天子（周显王）封秦孝公为方伯，各诸侯国都前来祝贺。秦孝公命令公子嬴少官率领军队，在逢泽与诸侯举行会盟，而后朝见周显王。这是战国以来，秦国首次得以参加中原诸侯国的会盟，秦孝公经过近20年的努力，终于一雪前耻。
虽然周王室已日渐式微，但秦国扯着这面大旗，不仅能引来一批小国簇拥，也能给魏国带来舆论上的压力（毕竟自己是瓜分了晋国而来的）。因此，在魏国与齐国共尊为王后，连同南方的巨无霸楚国，当时最强的几个国家集体把自己拉升到与周天子同等的地位，等于让秦国几十年努力得来的“方伯”头衔变得毫无价值。
然而，魏国这一自救战略带来的结果不仅仅局限于以上三点，若放到整体政治大局来看，更给战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深远影响。
徐州相王，撕掉了诸侯国的最后一层遮羞布，纯粹的“战”国到来
齐、魏称王，给了周王室的分封体系致命一击。
在春秋时期，中原霸主晋国是周天子的本家，东边的齐国是则姜太公的后裔，这两个实力最强的诸侯国，数百年内不仅是周王室的代言人，也是分封制的维护者和捍卫者；齐桓公“尊王攘夷”的旗号，更是让周王室得以续命。
在三家分晋后，魏国继承了晋国的政治遗产；齐国虽然“田氏代姜”，但也仍延续了对周天子的臣属关系。公元前389年，田和代齐后，正是在魏文侯的帮助下，才获得了周天子的官方认证（《资治通鉴》卷一）：
齐田和会魏文侯、楚人、卫人于浊泽，求为诸侯。魏文侯为之请于王及诸侯，王许之。
而现在，这两个曾经力撑周王室的大佬带头与周天子平起平坐（在实力上更是远在周天子之上），彻底否定了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周王室的最后一丝尊严也被无情剥落。
公元前325年4月，经过数轮与东方各国的合纵连横、拳脚相向后，实力进一步积累的秦国，终于放下了最后一丝“矜持”，也跟风自封为王；
公元前323年，“韩、燕皆称王”。而赵国国君赵雍虽然让臣子称自己为“君”，但在各项规格待遇上与“王”已无二致。（他死后，被追加“赵武灵王”的谥号）
公元前318年，宋国也自称为王。加上别具一格的先行者楚国，战国八个最有实力的诸侯至此全部自封为王。
公元前三家分晋时，《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曾哀叹：“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而“徐州相王”之后，“君臣之礼”彻底荡然无存，以“尊王”为名的争霸模式彻底被扫进了历史的旮旯；无需伪装、不用掩饰，弱肉强食、强肉被更强者食的纯粹战国吞并时代彻底到来，以战国七雄为首的原诸侯国，开始各显神通，推动华夏大地进入迈向“大一统王朝”的新时代。
参考资料：《史记》《资治通鉴》《战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