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曹魏屯田的剥削方式

主要有两种不同看法。

[分成制说]

郑佩鑫、束世激，赵幼文等持此说。

郑佩鑫认为：“从剥削形态上讲，国家对自耕农的剥削是采取田租和户调的方式”，“而对屯田客则采取分成制的剥削形式，即用官牛的，其收获物官得六民得四；用私牛的，与官中分。可见屯田客所遭受的剥削和汉代大族庄园里的农奴──'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的剥削大致相等”。

束世澂认为：“在曹操募民屯田许下时，大家一致主张：'计牛输谷，佃科以定施行’，'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灾除’，这就是三十税一的田制，此外，租官牛的另出牛租；这就是主张仍照汉代民假官田的办法。曹操本人也是这样主张的。惟有枣祗则极力主张按照汉代兵屯的办法，征收百分之五十，外加牛租十分之一。大家都反对说：'如祗议，于官便，于客不便’。但由于枣祗的坚持，并且照他的办法，官家可以多掌握粮食，对整个形势有利，所以最后还是采用枣祗的主张。”

赵幼文认为：“在屯田规划草拟中，首先便展开了征租标准的讨论，'议者皆言当计牛输谷’”。但“却遭到枣祗的反对。他主张不能只按租牛的头数去课征，而是应根据官牛私牛订出不同的征收标准。田客租用官牛，便须多付一份谷物作牛租，统治者也就多增一部分的收入。田客因租牛而收入减少，在客观效果上可以刺激蕃殖牲畜的兴趣，屯耕所需的动力，因此会逐渐增加，对统治者开发计划也是有利的”。“其次，多数主张'定额制’和大收不增租、水旱除的原则。枣祗又加反对，建议采用'分成制’；他认为大收不增水旱除，肯定为削减政府收入的租制。两种不同意见，争辩异常激烈。侯声尖锐地指出'取官牛为官田如祗议，于官便，于客不便’是严重的剥削方式。但枣祗主张完全是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所以曹操独排众议，而用法律形式颁布实施了。”

[经历了计牛输谷阶段，即由定额租到分成租说]

施光明、高敏等持这种观点。

施光明指出：“曹魏屯田制度的实施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采取何种剥削方式是有争议的，在实践中也确曾实行过不同的剥削方式。”“大致说来，从初平三年（192年）毛玠提出'修耕植、畜军资’的建议后，屯田在个别地区就已开始，但这时尚未作为一种制度推行，采取的剥削方式则是'计牛输谷’，即屯田民纳租的多少以僦牛的多少而定，实际上是固定地租”。“从建安元年（196年）起，屯田作为一种制度开始推行，继续实行这种剥削方式就带来种种不便，就如枣祗所言：'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灾除，大不便’。不仅国家的粮食收入无法保证，而且随着屯田的扩大推广，政府也难以管理，因此在经过一场辩论后，最终按枣祗的意见实行分成地租。”

高敏认为：根据“建安元年正式确立与推广屯田制时透露出来的讯息”，“当时在采用何种租税方式上，存有分歧。大多数人主张'计牛输谷’，而且'佃科已定’，但'施行后’枣祗却极力反对，'反复来说’，而曹操的态度则是'犹以为当如故’，只因枣祗坚持己见，最后曹操才同意了他的按成分租的办法，并任枣祗为'屯田都尉’《通鉴》系枣祗为'屯田都尉’事在建安元年，则建安元年之前实行过的不是按成收租的办法，而是'计牛输谷’的办法，否则，当枣祗提出异议时，便说不上什么'犹以为当如故’。因此，这说明在建安元年之前，屯田制确已实行过，而且是'计牛输谷’的办法。到建安元年，才正式确立按成收租的剥削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