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愤立说】挚挚育人愿，拳拳爱国心 | 特立独行的读书人冯济川之五
作者简介：
马夏民，高中语文特级教师，孝义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在教育期刊学报发表论文20余篇，正式出版著作6本，点校《汾州府志》《永宁州志》《孝义县志》等古志书7部，参编《吕梁市志》《孝义教育志》《孝义农业合作化史》《孝义市续志》等新志书5部。累计著述四百多万字。
挚挚育人愿 拳拳爱国心
——特立独行的读书人冯济川
五、忧愤立说
大清亡，进入民国时代，辞官归里的冯济川于民国元年被聘为汾宁中学校长。管理学校教书育人正是他在此乱世的理想事业。
投身教育之中，似可不问政治，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他忧国忧民的思绪，不能阻止他对社会发展的关心。
进入民国，国事犹如一场场闹剧，政治奸雄、各路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战争频仍，动乱不止，官贵贪蠹，为富不仁，百姓贫困，生灵涂炭。
面对这一切，作为山西议员的冯济川忧心如焚。他的议员身份，是以往兴教办学之声望使然，但他犹惧被人视为贿赂竞选所得。他是真正关心国家前途，百姓命运的议员。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友人白鼎铭去世，冯济川写了这样一副挽联：
泪眼看中华，国无所寄，民无所归，与其为马为牛不如速死；
伤心谈后事，父能自顾，子能自谋，独此痴儿痴女何以图生？
对世事不满之愤懑毕现，忧国怜民之情怀尽抒！
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南北统一，政府调各省有声望者成参议院”，冯济川也在被邀请之列。这时，他似乎看到了希望，精神为之一振，“拟上书言广求贤才挽回危局，是时徐世昌为内阁总理，倘吾言得入，天下事或可有为”。
冯济川著述手稿
冯济川上书中核心部分为：
“自来得人才者兴，失人才者亡。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也”。
“学务商务，则国家之最重要机关矣，学校为造就国民作育人才设也。”
“良以政治非人才不办，人才非教育不成，学术治术，如影随形，学术正则人才蔚起，国虽乱必治，否则虽治必乱，自古迄今，昭昭不爽”。
“治本则从教育部入手，先定宗者，使全国从事教育者，皆有一定之方针，然后乃能统一全国学校，一致进行，小学造就国民，大学作育人才，宗旨定而人心一”。
言之凿凿，衷情系之。对于国家广求贤才，培养人才，提出自己的完整见解。
然而，“稿成，四月间入都，求一参酌吾文者而不得”；既无知音，又于“五月初誊真，呈政事堂，求转递总统府”，依旧石沉大海。
总统谋称帝，官僚求发财，一位读书人的恳切上书，当然难引起政府注意。曾满怀希望的冯济川，此时只能无奈地感叹：“吾自问对于民国之义务尽矣”。
此时的冯济川，虽为议员，但只是一教书先生，“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责任感，使他在上书无果后，并不灰心，依旧上书言事。
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他又被选为议员，于是再次上书，对于议员选举提出自己的建议。
“民之困苦颠连，已达极点，而一切待决于议员，不知议员是何神圣。……只有选举议员，或可冀望得人。……两议两院，国会议员，如所选议员有运动（贿选）情事，查出或经人告发，知事革职，本人终身不得预选。省长罚俸一年，本人终身不得预选。……不运动（贿选）则正人君子可以出矣。正人进则邪之退，君子长则小人消，治乱之机，全在于此”。
“哀民生之多艰”的怜悯之心，对正人君子议员的呼唤，是冯济川的心声。然而，社会黑暗，奸佞当道，要求腐败政府代表民意，选出正人君子议员，无异于与虎谋皮。这样的建议，也不会引起波澜，只能不了了之。
上书屡上屡无声息，冯济川虽也苦闷，“然对于国家，心总也不死”。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年届花甲的冯济川“上书之意又动”，于是耗时三月，“所拟书成”。
“书”的内容：
一为述当今国家治国无良策，国乱不知病源。“自民国以来，日即于乱，于今七年，不惟未见建设之才，详求治法，循其秩序，纳人民于轨道，即求诸言论，如贾生之策治安，诸葛之隆中对，亦未之闻也。此如医家不悉病源，岂能得适当之方剂，病危旦险矣！日取陈方杂乱以投之，有不速之死者哉！”
二为指出国家混乱之病根是自私自利。“世谓今日之病，在自私自利，乃反复清之所以亡，今之所以乱。默察全国，见乎自是态度，习以成风，始知自私自利，其病犹显而自以为是，其病其深，非国手不可以救药也”。
三为指出自私自利之小人当国小人弄法，民不聊生。“迨袁世凯承其乏，则小人而自是矣，以自是之小人当国，尚可以国乎？此清之所以亡，积此不改，民国之亡无日矣！或谓今日国家为法定机关，不可不依法而行，亦当使君子执法，不可使小人弄法。回溯六年之中，何一非小人弄法，况民主国以民为前提，今全国之民困苦无告，其遭水旱兵火之灾者，十之七八，固无以聊生；而一人一家之费用，比五六年前加三四倍（今加十倍）。生财之道既促，糊口之方又穷，于民何知，有不铤而走险者哉？名为民国，而为官者皆残民以逞。佥日宪法，而当道无不背法而行，盖法非人不行，胥全国在位，假法行私，无论国事日棘，小民无以谋生，就令一时苟安，民亦惟有自毙而已。况兵事不已，水旱频仍，当道讵可不思变计，今日之势，国是当早定，而以缓也。”
四为寄希望正人君子出而挽救时局，否则国家将亡。“官场之污杂极矣，学校之来源，益混浊而清，苟非号召全国贤人君子，出而维持之，匡正之，则民国之亡，行不远也。幸而不亡，亦十年之后，亦无以振兴之也。当道纵不为国家计，独不为身名计乎？纵不为身名计，独不为子孙计乎？奈何以转瞬之空名，俾子子孙孙永堕泥犁，如朝鲜（已亡国）今日，群受其实祸也”。
此“书”其情诚，其意切，凝聚着花甲老人毕生思考。忧国忧民，冯济川始终魂牵梦绕的就是国家何时安定，百姓何日康宁。
古人云：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冯济川仕途无意，上书无果，郁闷非常。于是萌生方便百姓治病救人之想法。冯济川家乡，百姓常受缺医少药之苦与药行奸商之骗。他在兑镇街上买了一座商铺。本来冯家祖上经商致富，到冯济川主持家政，他与两个弟弟分家，将两个商号全部分给弟弟，自己只经管所开办的两座煤矿（到晚年仍在经营，煤矿是其养家办学购书之经济基础），并发誓再不经商。而今买商铺只为开不盈利之药铺。
药铺名曰“体仁堂”，宗旨如药铺门联所云：
体天地好生之德
与乡党共济于仁
他与同仁相约：药必真，价必廉，讲究信用，济世活人。
晚年冯济川，依旧关注时事，教书育人，也用较多的精力著书立说。其家藏书之多是其读书、著书之基础。
观其《日记》及《石像山人年谱》，其购书、著书之记述比比皆是。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冯济川在省城会试完毕，“归，购书两大簏，“二十四史”，价八十八金，连脚不过百金”。
光绪二十三年，乡试“揭晓，李元晋中式，吾邑科名，至指示益恳切，并将生平著述、日记、批牍使余排比，余随抄两卷，皆躬行心得之言，辛亥印行于世”。
光绪二十四年，“余将历年所购之书，分经子史集，编为目录，约千余种，万卷有奇，金石文附，将终身焉，编四十自述”。
光绪二十五年，“编辑古文源流毕，计文百二十篇，后又改名《国文一贯》。又选陶诗、苏诗各一卷，小楷誊抄。随将先考时文封存，择抄二卷，并将余所作时文之佳者抄二卷，名《鸡肋集》”。
开始办学后所著多为教科书。
光绪三十二年 ，“是年陆续编成《教育学》、《小学教科书编纂法》、《小学校教授管理法》，皆有序”。
光绪三十四年，“余夙受明师指示，复译西哲名言，以为吾国经典籍，惟朱子所编《小学》为伦理学专书，可与西洋伦理学并峙。归自日本，先将西洋伦理学译毕，随就朱子《小学》编成《中国伦理学》，以为高等小学修身课本”。
进入晚年，犹勤奋著述，“壮心不已”：
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自审年将六十，国事纷乱，不可以有为，而平生著述，多未就绪，藏书万卷，亦须整理，因是终年不出，日事排比”。
民国九年，“是年仍在白马沟讲学，学习之余，重订《论语》讲义，编《毛诗读本》、《冯氏别录》，笔削《甲寅、乙卯日记》，重订《日记》十卷，批《汉书》、《老子》、《墨子》、《淮南子》。去年得《淮南子》精校，今年又得》《墨子闲诂》，于是朝夕研究而得其通焉”。
民国十一年，“是年，重订《经济学》、《图画学》、《音乐大意》，批点《今文尚书》、《尔雅》、《左传》、《国语》、《周易》、《逸周书》，重撰《孝义县志》。入冬，研究《元史》、《明史》，成《明末八十年大事记》，手抄《王氏释词》”。
冯济川批点古书，既稽古亦讽今：
光绪十四年《年谱》讲：“编五代志，以袁四之破坏清室，有类于朱三之扑灭唐家，而开武人雄踞中原之端，五代之后有宋，民国将来，不知何结局也！”
冯济川堪称藏书万卷，著作等身之硕儒。
因藏有三部宋代所刊“子书”，他给自己的书斋取名“宋版三子书室”。
冯济川的著作，批注典籍部分，弘扬了国学，传播了儒教；新编教材部分，则展现了他中体西用，教育救国的新思想。
对其著作，我们尤应深刻研究与感悟的是他的《诗草》与《石像山人年谱》等等。
这些内容，使冯济川这位忧国忧民读书人的形象更为丰满，令人景仰！
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除夕口占》：
六十二年今又尽，世间万事不由人。官儿刮地皮连骨，学子漫天鬼亦神。古来亡国亡家者，麻木谁如此不仁。
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石像山人年谱》中记载：
山人为学，以仁为己任，以君子为依归，与人则时存不自是之心。遭时大乱，隐居乐道，以著述为自娱。自作《铭志》。
以下为其是年所作《墓志铭》：
山人为学，以仁为己任，以君子为依归，与人则时存不自是之心。遭时大乱，隐居乐道，以著述为自娱。已刊者：《李菊圃先生遗文》两卷、《国文一贯》十卷、《冯氏宗谱》二卷；未刊者：《今文尚书》六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礼记著华录》十二卷、《教育丛书》十五种二十六卷、《山西风土志》一卷、《西河杂志》一卷、重撰《孝义县志》三卷、《冯氏别录》二卷、《家乘》二卷、《文抄》三十二卷、《诗草》四卷、《日记》八十卷；批注《尔雅》、《周易》、《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老子》、《庄子》、《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藏书万卷，皆善本。爰自铭曰——
维曾与祖，世得清芬。我考仁孝，兴起斯文。嗟嗟小子，十五而孤。耳濡目染，罔非乡愚。母曰男儿，志在四方。求师访友，汾晋之阳。癸未之冬，我年二五，太守朱公，译之以古。经史子集，曰守一编。如英如玉，左右后先。博浪沙椎，虽误击付。圣贤心传，藉此口授。洪维李师，克己力行。小学大学，言为心声。我用自治，省察操存。学之十稔，乃得其门。年三十六，始登贤书。两上春官，依然弃予。是时海烽，日恶一日。东败于倭，中传拳术。戊戌政变，庚子师熠。我渡海国，欧美胥觇。兵战商战，不如以学。海外归来，育英是乐。自己迄酉，勉竭我能。一齐众楚，吾乃不胜。宣统纪元，五旬有奇。天子命我，作邑于岐。我来周京，革命纷起。辛亥孟冬，大清亡矣。中华民国，群小乘时。石像山叟，归去来辞。与来十年，夙夜匪懈。继往开来，筋疲力惫。岁在壬戌，六十有四。自为之铭，自为之志。
冯济川自撰《石像山人墓志铭》赵铁山书丹拓片
此时，冯济川正患“怔仲”之疾病。一生“以仁为己任，以君子为依归”，而国事日非，民不聊生，满腹经纶，却报国无门，是其患病之主因。
晚年只能整理藏书，著书立说，传之子孙，传之后世。“满楼书籍如农事，万苦千辛理不清。留与儿孙为世业，任他耘耨任他耕”。
冯济川留与世人的还有这样一首送年诗是：
“行年六十七，梦见花生笔。孔子成《春秋》，吾今亦有述。朱三不是人，袁四甘与匹。蠢尔乱端开，武夫相继出。八姓五十年，有天无日月。嗟嗟国民军，狐狸杂虮虱。豺狼肆贪残，次第为统帅。”
年近古稀之老人犹日日关注时局，忧愤国事。
老人一生都在期望国家安定富强，垂垂老矣的晚年仍在期盼“今必先得一休休有容之人，俾有技彦圣，皆得效用于国家，然后国可振兴也”。“吾有挽救中国之良策，上书数次，却如石沉大海，谨有治国良策，也无可与言者。今老矣！中国之乱，方兴未艾，乱极思治，其惟不自是以求贤人君子，与共图之，国家才有希望”。
古稀老人怀着富国强民的期盼，以兴教办学的丰富业绩，以万卷善本藏书，以煌煌等身著述，遗憾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告别了世界。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彪炳千秋的精神遗产！
老人身后三年，他所预言忧虑的“方今海外各国，日以瓜分中国为言，日本之心，尤为叵测，如不自振，印度安南之绩殆不远矣”，变为现实。1931年日本侵占东三省，1937年又大肆进犯华北，继而整个中国。于是，抗日战争爆发。
石像村“抗日模范村”纪念碑
老人的家乡，小小的石像村，仅九十余户，就有108人参加抗日队伍。冯氏子孙秉承“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操，积极救亡抗日。抗日烈士冯全英是冯氏子孙抗日救国的杰出代表。石像村提出了颇具文采气壮山河的抗日口号：“出人出力出钱出物，石像人与抗日共存；打寇打鬼打奸打特，石像村与国土同在！”石像村是孝义县闻名的“户户皆抗属，无人不抗日”的抗日模范村。
倘若老人九泉之下有知，他一定为家乡有这么多读书明理之人投身抗日救亡而感到欣慰，也一定为自己当年在家乡办家塾办文社办学馆的育人举措感到高兴。
我们参观完冯家“大夫第”大院，村主任带我们来到为纪念抗日烈士而建的“报国亭”，讲述了冯举人孙女冯全英的抗日事迹。村主任又带我们走到村子南口，指着一处地方说：这里曾经是山梁，上面有一座村民集资兴建的叫“文笔”的毛笔形状建筑，文笔很高，建文笔是为了使村里文风大盛，人才辈出，建起文笔就出了冯举人。可惜文笔也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浩劫中被拆除了。
听着村主任的介绍，我脑海里浮想联翩，冯济川在石像村、在孝义、在三晋大地不也是一座高耸挺直的“文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