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的第一章节摘抄了歌德的这段诗歌引文后，我在书桌前坐了好长一会儿。感慨和沉默不止出于对深刻复杂的表达的敬佩，还有因为它是一部分真实历史而带有的沉重分量。
《昨日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史行果译，作家出版社2017年7月版）是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回忆录。但这本回忆录并不完全以个人生活作为叙述的中心。“我本人根本没有资格站在前台，我只是扮演幻灯报告的解说员，时代给出画面，我只是为它们做注解。而且，我叙述的并非是我个人的命运，而是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我们这代人遭遇了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命运磨难。……在无以数计的人群当中，我知道自己最具备发言权，因为我是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作者在前言部分这样写到。“一个人的命运永远与人类整体的命运相连，尽管他极力反抗，共同的命运还是把他拉扯进去，不容抗拒。”“一个理智的时代……这种太平赋予生活真正的价值”。“人们生活在既有秩序中，认为一切都不会变……对未来生活无忧无虑，感觉良好地享受眼前的生活”。而且，经过几个世纪的艺术熏陶，具备了无与伦比的艺术鉴赏力。“在维也纳的'上流'社会，一个不具备艺术修养和礼仪的人是不可思议的。即使在社会底层，连最穷的人也具有对美的本能，这是自然景色和人生的快乐情景赋予他的。”“在当时的报纸上，并没有每天都充斥着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派别与派别之间的仇恨，人与人，民族与民族还未被隔离，公共生活中的大众情绪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激烈得令人厌恶。在那时，个人行为的自由是天经地义的，这在今天不可思议，人们并不像今天这样将宽容视作软弱，而将它尊为道德的力量。”
而有几分似曾相识的是，茨威格少年时候就读的学校并不令人愉快。“五年小学、八年中学，每天坐五到六个小时的木板凳，课余时间被家庭作业霸占”。“我们必须经过漫长的等待才能得到任何形式的进步”。因为学校、家庭、社会环境带来的压力，茨威格很早便显示出对自由的热爱，对专制、居高临下的谈话方式深恶痛绝，反感所有武断、教条的说教。他把被压抑的、在学校无法满足的求知欲，对于精神、艺术和享乐的好奇心统统交付学校外面的世界：剧院、博物馆、书店、咖啡馆。二十世纪的孩子更加活泼、独立、自然，可以在学校和家里更加坦率地讲出愿望、爱好，与老师更平等地聊天，没有隔膜感。“十九世纪的人是因为内心对性的问题没有把握而只好胆怯地回避它”。各方面都沉默：校方、牧师、沙龙、司法机关、报刊、书籍和科学界。体现在服饰上：女人全身上下遮得严严实实，“像骑士穿上盔甲一样”。“如果妇女不得已提到一件有引起性欲嫌疑的物品，比如男子的内裤，她必须选择一个无邪的词来替代，例如'下装'，或者用一个出于此类忌讳而专门发明的词：不宜言说之物”。随着学校、社会风尚的变革，青年一代不必再在人前撒谎，而是可以忠实于自己，坦诚面对自然情感和欲望。读到这一部分，是我联想到自己成长经历的世纪之交——好像这是一个容易产生变革的时间点。教育改革，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社会风尚随之改变。当希特勒占领维也纳后，茨威格写到：在一九三八年，世界良知却沉默不语，它或许只是轻声咕哝了几句，随即便忘却和原谅了这所有的罪恶。而位于亚洲的中国，早在1937年已经身处战争中，世界良知是否也同样沉默不语，是否有过轻声咕哝？“那是另外一个西班牙，在一片未曾沾染鲜血、未被仇恨玷污的辽阔的新土地上，它古老的文明得到了保护和延续。”但这似乎有悖于作者所说的描绘历史的两个基本前提条件：公正和不抱偏见。
茨威格青年时期在欧洲大陆游历，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文化界人士。他对人的描写全面、深入，像是小说中对人物的描述——既写出个性，做事风格，也写了作者本人对他们或认同或疑问的态度。尤为重要的是，书中写下了一战、二战前后奥地利、德国的社会状况。比如，经过了一段好笑又酸楚的通货膨胀、社会激荡后，奥地利怎样从一战的阴影中走出来。还有，当时的政府官员如何应对社会变化，而使得希特勒一步步掌握了权力。“一九三九年的战争具有一种思想上的意义，它关系到自由，关系到对一种精神财产的保护，这样为了一种信念去战斗的性质使得人们坚强刚毅。而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对于真相一无所知，它只是为一种妄想效劳，梦想获得一个更美好、更正义、更和平的世界。叫人产生幸福感的正是这样的妄想，而不是对现实的了解。”茨威格对于昨日世界的叹惋，源于他认为“一战以来，世界急剧倒退”。“人们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自由权利也遭到削减。一九一四年以前的世界是属于所有人的。人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相待多久就待多久，不需要别人的同意和批准……那时候没有许可证，没有签证，没有刁难。”——我甚至不敢想象曾经的世界以那样自由的秩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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