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书法艺术中的生命意识

孙红德/文

摘要：书法是中国艺术的典范形式，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在书法中得到充分体现。汉字以“象”为本，它以笔墨组合、线条结构、形式创造等方式构建了中国书法独特的精神品格。书法以取象造势的方式内蕴了宇宙万物的生命情趣，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书法的美学趣尚，使之成为中国人生命智慧的结晶。

关键词：汉字；中国书法；生命意识

汉字以“象”为本，既是一种语言符号，也是一种生命符号，它不仅提供了人们交际的语言系统，也影响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塑造了民族最基本的精神品格。汉字与中国艺术有密切关系，书法是汉字的艺术创造，它形成华夏民族独有的书法艺术，而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也在书法世界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书法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从日常生活的实用技术逐渐发展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它不断吸收绘画、音乐、舞蹈、建筑等艺术创造的经验与技巧，以提高书法的表现力，沉淀形成了如纂书、隶书、楷书、行书和草书等各种书体，也生成了各不相同却又相通的书法流派，产生了无数独具风格的书家。

书法通过笔墨运用，点线结构、行文章法等方式，表现书家的精神气质、人生品格和理想情操。汉字面向生命，凝固生命，启发生命，它是生命的一种特殊形式，[1](P104-109)也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从书写符号上升为艺术的文字，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中国书法的发展。中国书法的流变过程，就是华夏民族审美经验的沉淀与升华过程，它不但有生命的外观，也有生命的内涵与本源，[2]是人们探索民族精神历史的“活化石”。

一

墨线飞舞，以表性情，但中国书家并不把书法定位为一种简单的书写艺术，而认为它与天地宇宙相通，是宇宙自然大化的生命符号。唐孙过庭说书法要“同自然之妙有”，张怀瓘说“书道大玄妙”，能“浑天地之窈冥，秘鬼神之变化”等。他们都将书法之源头归于“道”，这可被称作中国书学之形而上学。而书法之“妙道”在于书家能体道、悟道、化道，在书法中达道。

书法是汉字的艺术、线条的智慧、有意味的形式。[3]其基本技法和表现形式是用笔、用墨、结构、章法、韵律和风格等主要方面，它们在书法中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书法之用笔重在行笔的方式方法，如刚柔、急缓、轻重、藏露、提按等技巧形式的运用，它形成一种有气势、有韵律、有生气的书法艺术。书家的创造要“同自然之妙有”，要从宇宙自然中体味和把握万物“妙有”的生命精神。因此，书家要遍走青山，遍涉绿水，沐浴于日月光辉之中，浮沉于烟霞岚气之间，要体察自然万物的生命形态，更要缘象识道，借自然之水墨表达生命之情感，融自然生命、书家生命于一体，将生命的精神转化为点线结合的书法形式。张怀瓘《书断》说：“玄妙之意，出于万类之表；幽深之理，伏于杳冥之间。岂常情之所能言，世智之所能测？”因此，书家所寻之道，是万物的变异之理，是自然的生命之韵，是宇宙生生不息的精神，是那些蕴藏于自然之中的生命之“道”，书家只有通过生命的经验与体验，才能“发现”、获取，才能在书法创造中显现出来。宋米芾说自己是“刷”字，蔡襄是“勒”字，黄庭坚是“描”字，苏轼是“画”字等，这既是书家生活体验的写照，也是自然之道的体现，是不同书家的艺术技巧的实践，创造并呈现了书法的整体生命精神。

“文者，象也。”汉字是生活物象的摹拟创造。南朝刘勰说：“文象列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4](P347)汉字的特点是有形有象，它具有鲜明感性特征和视觉效果。张怀瓘说：“书者，如也，舒也，记也，著明万事，记往知来……”书家取象既是对社会生活的摹拟记录，也是借以抒发心中情怀。于此，古人在书象摹拟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奠定了书法艺术创造中的多样技巧。如书家用笔强调“逆入、涩行、紧收”，即落笔行文要藏，运笔要缓，收笔要回，运笔以中锋为主、侧锋为辅，两相配合，做到中锋取劲，侧锋生妍，这样，整个文字才能体现出刚柔相济的艺术效果，显示出生命之道的内在要求。又如书法用墨，提出“墨分五彩”，即墨的焦、浓、重、淡、清，外加宣纸或布帛的颜色，书写要注意墨的着色程度和变化形式，在多色的相互对照中烘托出书家的神采、意境和情趣等。所谓“润含春雨，干裂秋风”“润取妍、燥取险”“带燥方润、将浓遂枯”等评语都是书家用墨经验的描述。书家用墨也能体现其所处环境的要求。如唐颜真卿楷书多用浓墨，给人以端庄厚重，气势恢宏的感觉，这和大唐国势“尚韵”有关系；明董其昌则常用淡墨，给人以章法疏朗，风格清玄的感觉，它和明朝社会理学精神的“尚意”不无关系等。南北朝谢赫画技“六法”的第一条是“气韵生动”，他肯定笔墨构型需要给人的以绵延不断，韵味无穷的感觉，才能显出万物的生机与气韵。我们认为，书法艺术是笔墨的结合，“以笔取气，以墨取韵”，两者相得益彰，才能使书法更具“气韵生动”的特征。

书法的生命意蕴还渗透于文字的结构中，即书法中字的分间布白、经营位置等，每个字的结构、大小、疏密、斜正等，它们都需书家精心考虑，做到前后呼应，左右对比，完整一体。书家用笔墨常常赋予线条结构以美的韵律，它如生活中的诸多建筑，前后衔接，起伏不已，它既有内在聚合的向心力，又有向外扩散的伸张力，给人以连续不断的生命张力感。如王羲之《兰亭集序》的文字结构给人以摇曳多姿，兼蓄众美的感觉，它启发人们联想晋人自觉走向自然，与山林为伴，追求简淡玄远，超脱世俗的理想生活。书家因风格各不相同，字体又有差异，他们在书写中常将当时的生命境遇融会在书法的创造中，使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给人以整体的生命美感。如颜真卿《祭侄文稿》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是在强烈情感驱使下，无意为文，却又写的浓墨重彩，浑然一体，给人以喷薄而出，一泻千里的感觉，它使人联想到颜真卿当时所处之境遇，在强敌压境下，将胸中悲愤之情化为波澜起伏、粗细变化、姿态离奇的书法艺术。可以认为，这些多姿多彩、韵味无穷的书法艺术既是书家人格“风韵”的艺术写照，也是他们书法艺术经验的形式升华。不同书家的书法形式各有差异，但其书体风格却都遵循了艺术创造中“美的规律”，即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同时，将生命的创造体现在书法中的比例、平衡、对称、有机等，他们赋予汉字以特殊的生命形式，使之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书法艺术之章法即作品的整体布局，如大小、长短、收放、停留、点画的轻重，结构的样式等，书家创作要考虑布白，处理虚实，做到虚实相生，韵味无穷，它是书家用笔用墨的整体风貌，文字结构的整体形态。点画运动的连续性实现了书家积画成字，进而成行，最后成篇的艺术创造，全篇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内蕴了书家全部的生命精神。因此，书家创作常要一气呵成，才能使书法作品自成一体，集中呈现出万物的生命意蕴与书家的自由精神。凡此种种都和书家当时的心情、外在环境、艺术想象等多种因素相关，即使同一字、一句、一篇，若心情不同、环境变化等，都会影响书家的艺术创造。如果说书家之用笔用墨体现的是生命的时间意识，那书法之结构章法则体现了生命的空间意识。空间是时间的延展，它是生命情感在时间过程中的形式创造，也是书家艺术技巧的实践，能给人以无限的审美想象。书法艺术之韵律则是书家笔、墨、结构和章法等共同作用而体现出的动静、起伏、枯润、规律等艺术效果。如王羲之书行书之“中和”精神，颜真卿楷书中之“气韵”不已，董其昌行草书中之“清淡”倾向等都是书法韵律的概念表达。书家风格来自他作品的整体特征，是他笔、墨、结构布局、章法处理、韵律变化等方面在长期实践中的总体艺术效果。如“颜筋柳骨”就是对颜真卿、柳公权书法风格的描述，前者笔画刚直、浑厚丰筋、整齐大度，后者结构紧凑、骨力劲健、刚健有力。

古人说书法是“无声之音，无形之相”，它表现了天地幽微之道的本质特征，它无声而有音乐之和谐，无色而有绘画之灿烂，它是书家“独闻之听，独见之明”的形式呈现。作为一种表现艺术，它也体现了书家“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生命境遇，书家使书法艺术成为他生命最直接的展示和确证。

二

康有为说：“古人论书，以势为先。”书学中的“势”*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在笔墨、结构、章法、布局中均有体现。“势”是宇宙万物特有的一种内在生命力，是万物得以继续发生发展的自然依据。书家在书法中的取“势”，使相对松散的汉字形体变成为一个气韵生动的有机整体。沈宗骞说：“笔墨相生之道，全在于势。势也者，往来顺逆而已。而往来顺逆之间，即开合之所寓也。”书法之势即为书家书写中所体现的往来运动之态势，它有一种内在的生命力量，能使宇宙万物的生命情趣在笔墨世界中鼓荡起来，形成开合并起、虚实相生、伸屈自如的动态平衡。汉字因“势”，而实现了从静态转向动态，它使书法具有了宇宙生命的飞动之趣。

现代书法家沈尹默说，世人公认中国书法是最高的艺术，是因为它能显示惊人的奇迹，它既有图画的灿烂，也有音乐的和谐，能引人欣赏，使人心畅神怡，具有展示生命，舒畅生命的气韵。当它和文学结合时，就更能加深它的生命意蕴，成为表达民族精神的最高艺术，集中体现出华夏民族的生命意识。书家的书法创造首先是自然的节奏化、形式化，是对水、墨、毛的自由组合与创造。水是生命之源，墨是生命之色，毛是生命之羽，对笔墨的占有和使用，就是对生命本身的体验和感受。张怀瓘认为书法与自然的关系是“囊括万殊，裁成一相”，“囊括万殊”是书家对生活万物的体验，以书法抽象概括生活万物；“裁成一相”则强调书法不是消极的简单模拟，而是将生活“万相”化为书法的“点”“线”组合，以笔墨交融的方式表达生命的意蕴。这种高度的概括包含了书家对自然生活的体验和书法技巧的实践。中国古人认为天下万物无不有生气贯乎其间，任何一物都是一个生命整体，万物皆有生命，且能贯通感应，宇宙就如生命之网，每一生命则如这一网上之纽结。所谓“声一无文，物一无文”，汉字的结体是线条的组合，线条是对外物的抽象概括，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有机体，而汉字之间还是孤立的、分离的。“两物相对待，故曰文，若相离去，则不为文也”，书家的取“势”，就是要使简单的、有限的、个体的汉字结为一体，创造书法的内在生命之势，这既是书家生命创造的“物化”形式，也为书法欣赏者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书家取势，以象为本，不断周转创造，延展书法之势。徐悲鸿说：“中国书法造端象形，与画同源，故有美观。演进而简，其性不失。厥后变成抽象之体。遂有如音乐之美，点画使转，几同金石铿锵，人同此心，会心千古。”[5](P158-159)他认为书法所体现的生命韵律和自然界的生命节奏具有同构性，生命的情感节奏与自然万物的生命具有一种无言的共鸣，它们融会在书法创造的形式中，表现为书法的生命之势。书家要取法自然山水之势，效法鸢飞鱼跃之势，摹拟花开花落之势等，书家要在分散杂乱的宇宙中寻觅生命的关联性，要发掘生命间的血脉情感，通过笔势、字势、一行之势、一篇之势显示书家的创造性。孙过庭《书谱》：“一笔成一字之规，一字乃通篇之准也。”[6](P243)笔势是书法生命的基础，笔画内部须显示生命的节奏变化。又“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其点横竖撇捺之间既相互关联，又各自表现其独特性。笔画之间血脉相通，结为一体，以显汉字之势。王羲之说作字要“筋脉相连”，形成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或如字之“九宫”，八面朝中宫，而中宫又散为八面，形成一种收聚放散的态势。字字相连，成为一行，又有上下流动的关联，乃通于一篇之布局，字有其体，体有其势、势势相连，相互作用，而成就书家一篇之风格体貌等，凡此都能表达书法之势的生命创造，成为显示书家生命意识的重要领域。

我们认为，书法艺术之发展也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从生活物象到书画抽象的过程，而“物象中的'文’，就是交织在一物象里或物象和物象的相互关系里的条理：长短、大小、疏密、朝揖、应接、向背、穿插等的规律和结构。而这个被把握到的'文’，同时又反映着人对它们的情感反应，这种'因情生文’'因文见情’的汉字就升华到艺术境界，具有艺术价值而成为美学的对象了”。汉字以象为本，它取法于宇宙自然，社会生活，是生命的特殊符号，是天地物象的抽象。宋郑樵说：“六书也者，皆象形之变也。”六书是象形的流变与转化。唐兰认为，截至目前，中国文字还不能算是记号文字，“还是形声文字”。[7](P109)其意断势联的特征还非常明显，而书家对汉字的研究、使用和创造，使汉字具有了更充分的生命意识。这些抽象的“点、线、笔、画”等，仿佛构成了生命体的“筋、骨、血、肉”，其“骨”是生物体的间架结构，字因“骨”而立；其“筋”附于“骨”上，是生命运动的源泉，是字势动作的主持者；其“肉”覆于“骨”“筋”之外，使生命之体有了形象，是字势的形态呈现；其“血”流贯于“骨”“筋”“肉”之中，滋润了生命的全部形体，是字势的内在生机。所以，书法的感性直观、鲜活生命，在于它包含着自然生活中涌动不息的生命精神。书法不是简单的物象模拟，而是通过抽象的点、线、笔画、技巧等，将书家的生命情感、想象和意志渗透到书法形式中，使人们在客观的直感形象中不断发现生活的内容和意义。

书法是空间的艺术，它能化静为动，在空间体现时间的节奏，在抽象的线条中展示生命的转变情趣。《宣和书谱》评怀素说：“字字飞动，圆转之妙，宛若有神。”张怀瓘《书断》评李斯书曰：“画如铁石，字若飞动。”清宋曹说：“无非要生动，要脱化。”书家创作要使“飞动之态，尽入笔端”，每一笔、一画、一字、一行、一篇都有“生动”，都有“活趣”，才能显出书家的生命气韵。而中国书体发展从篆到隶，从隶到楷，从楷到行，从行到草的历时性转变，也能大致反映出书家对书法动态之美的自觉性探索，这种探索虽然与书法的实用性有必然关系，但它更反映了书家对天机自动、生意盎然情趣的关注。宗白华认为中国的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表达着对生命更深一层的形象构思，它是一种反映生命的艺术。它把人生命的情感、自然的节奏、书法的点画融为一体，是生命之美的直接呈现。[8](P137)在这种朦胧美的世界中，浮游着一种关于自然的想象，一种对自然的深切感悟，一种对生命的自然觉解。因此，“师法自然”是中国书家提高创作技巧的主要途径，自然是“无字之帖”，但它也是最高的艺术规范。如怀素“夜闻嘉陵江水而草书益进”，“观夏云多奇峰尝师之”等。因此，世间万物无不成为书家师法效法的对象，如此这般，才能洞悉宇宙自然与万物生命之间的节奏共鸣，从而发现书法的生命之意。

三

书法的内在生命是非机械性的书写，它有很大的随机性，以有序的排列而显现为一种节奏化了的生命整体，它是时空的合一，线条的交融，“像八音之迭起”，此起彼伏，在空间的组合中展示了时间的流动，在节奏的变化中展示了生命的意蕴。明李日华说：“凡状物者得其形，不若得其势，得其势，不若得其韵。”“书画同源”，对书法来讲，从字之形到书之势，形成一种飞动之感，其生命之势周转不已，而从势到韵，则形成了书法的生命之趣，它是书家生命品格的一种体现。苏东坡说：“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认为书法的生命情趣是书家创作的最高境界，也是书家生命意识的集中显现。

汉扬雄说：“言为心声，书为心画。”[9](P161)书法是心灵的艺术，是生命的情感，它可以抒情、移情，可以表现心志，古人用“心花”“心泉”“心潮”等词语说明书法形式背后的情感意蕴。对书家来讲，每个字都是有生命的个体，都是情感的表现，完整的书法作品就是一个和谐统一的生命体，是中国“天人合一”精神的具体落实。而中国古代书论、画论、乐论等都强调“和”的精神，“和”是中国人的文化理想和审美原则，“礼”是“和”的制度表现，“文”是“和”的审美形式，人们通过仪式之“和”才能实现事物和宇宙万物之“和”。[10](P19)“和”的本质是多样的统一，它更能体现书法的生命精神。孙过庭《书谱》提出“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的书法创造原则。他要求每一个字的点、画和线条等，都相互交织而不混乱，它们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书法之“和”还指向作品本身富有变化而不单一的属性，千变万化的自然万物在书家的点画运动中达到统一，它既能展示出笔墨生命的运动美、和谐美，将生命的动态美化为书法的静态美，也能将书法的静态美化为生命的动态美，给人以审美想象的空间，达到“化美为媚”的艺术效果。事实上，每个字在笔画、结构等方面有大小、长短、繁简的区分，书家笔画的排列组合也千变万化，各不相同，它们本身都内蕴了宇宙生命周转的随机性和矛盾对立的统一性，书法是宇宙自然生生不已的形式写照。书家在书写中还会因自身的情感、经历、环境、知识、修养、技巧等因素，影响书写的创造性。《兰亭集序》中的二十个“之”字，七个“不”字，六个“一”字，三个“足”字，它们通而不同，相通的都是书家的书写，相异的是书家情感流变的体现。书家在变化中追求统一，在统一中实现创造，他使整部作品尽善尽美，体现出生命之“和”的精神。相反，如果书法中的字“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那它就不再是书法，而是点画的模拟。孙过庭说书贵情性，“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其“形质”是书的形式构成，“情性”是“形质”产生的风韵，书法要表现情感，创造新生命。书乃心学，意在笔先，情感在书法中是一种自然的“显现”，它是一种抽象的模糊的内容，是一种情感的总体趋向，这种趋向通过书法线条的组合，结构的变化而形成，它们因势利导，相辅相生，共同构成了书法的美学特征，展现出动态下的均衡互补，静态下的刚柔相济，将各种对立矛盾的因素统一起来，如虚实、疏密、浓淡、舒敛等。刘熙载说：“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根本。”其根在于人的性情，即人对万物生命的体验和感悟，如此，才能创造出具有情趣、有意蕴的作品。

“书法者，书而有法之谓，故落笔纸上即如法中。”“法”本意为刑法，从水，如水持平，后引申为标准、模范，可仿效的意思。[11](P57)书法就是书写的规矩，但在书法体式上，书家各有不同法度，它们通而不同，书家并不是凝固不变地遵循，而是灵活运用，达到无法之法。东汉蔡邕说：“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三国钟繇说：“每见万类，悉书象之。”晋卫恒说：“睹物象而致思。”王羲之以“经天纬地”为创作法则。苏轼以“无法之法，是为至法”为书写依据。可见书家书写并无固定“法式”，他们从用笔、蘸墨、文字结构、行文章法、空间布白等方面综合考虑书法如何在变化中保持统一，在周转流变中体现天地规律，在书写中表达生命的情性，传递出自然“妙道”。其“法”是相对而言，重要是效法自然，但不停留于自然的形式，而要探求自然的内在生命。自然周流不息，无处不在变化之中，当书家处身于天地之间，仰观俯察，远望近取，莫不感受到生命川流不息的运动之力。所以中国书家强调在效法天地自然中，要使书法成为连接天地人伦的一种技术，要使我心入宇宙，宇宙入笔端，使自我小宇宙与天地大宇宙合而为一，发现生命的韵律，创造书法的规则。

书法是“有意味的形式”。书家眼见山川草木、日月星辰，笔下则一线交错往复，将其转化抽象为不同的点画线条，形成不同书体，构制不同布局，在无物象之形的同时却能呈现出自然千变万化之姿态，表达出书家不同的生命情志。书法世界中点线源于自然物象，但却超越了物象本身，书家将生命的情感、思想、品格、才智、学问等都应用到对天地自然的体味中，在忘我之境的世界中，创造出含天地造化的书法艺术。卫夫人说：“心存委曲，每为一字，各象其形。”[12](P161)颜真卿的字雄浑刚健，王羲之的字妍美潇洒，赵孟頫的字秀媚温润等，它们既显示了书家生命创造的个性特征，又渗透了特殊时代的精神风貌，“点画之间，各有异趣”。朱光潜认为：“书法往往表现出人格，颜真卿的书法就像他为人一样刚正，风骨凛然；赵孟頫的书法就像他的为人一样清秀妩媚，随方就圆。我们欣赏颜字那样刚劲，便不由自主地正襟危坐，模仿他的端庄刚劲；我们欣赏赵字那样妩媚，便不由自主地松散筋骨，模仿他的潇洒婀娜的姿态。”[13](P84)因此，好的书法能让人联想不断，给人以无尽的享受，能在人们的头脑中幻化出丰富多彩的生命意象，实现对自然时空的超越和对万物生命的贯通，达到天地人艺之间的同化。

书法是中国哲学的一种凝缩，在总体倾向上，它是一种生命哲学，生命是宇宙间最高的真实，所有的人生实践都须表现生命的意蕴。书法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它具有很大的涵盖性，能相通于其他艺术，和文学、绘画、音乐、舞蹈、建筑等都有密切联系。文学既是书法的对象，也是书法创造的结果，历史上诸多著名书家也都是著名的文学家。清诗论家叶燮《原诗》曰：“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14](P344)天地万物总而持之为事、为理、为情，三者统而贯之为“一气”，“气”即生命之本，它使万物可以统合为完整生命之流。书家只有得其气，才能铸伟辞。《说文》：“书者，如也”，书写模拟要刻画出万物的生命之情，要表达出书写者的内在性情。刘熙载说：“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而言之如其人而已也。”[15](P405)“书画同源”，书法和绘画都以水墨为载体，“画写意”，“书如情”，两者有必然的血缘关系，它们都用笔墨进行线条造型，创造艺术。古人说：“画家要以天地为师，其次以山川为师，其次以古人为师。”其作品要“蕴古今之妙，成造化之功”等，其“妙道”在生命会通性。音乐有鲜明的节奏和韵律，给人以自然的美感，它与书法中的起伏跌宕、舒缓快慢相一致，表现了天地自然的生命流变，人生的酸甜苦辣等。舞蹈千姿百态，飞舞灵动，是生命的曲张与变换，它通于书法的线条形体，如优美的舞姿，在白净的舞台上展示。建筑的造型与布局，力度与气势，呈现了生命对自然环境的认知和改造，以生命的力量创造生存的居所，实现人与物的生命贯通，它通于书法结构布局的舒展与聚合，时空的流转与凝缩等。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指出，书法由接近于绘画雕刻变而为可等同于音乐和舞蹈。并且，不是书法从绘画而是绘画要从书法中汲取经验、技巧和力量。运笔的轻重、急涩、虚实、强弱、转折、顿挫、节奏韵律……净化了线条如同音乐旋律一般，它们竟成了中国各类造型艺术和表现艺术的灵魂。[16](P135-139)作为空间艺术，书家并不像画家或雕塑家那样描绘生活中的物象，不如舞蹈家、建筑家必须遵循自然严格要求，而以主观的改造，将生活物象进行抽象处理，在线条、墨色、笔姿、结构、布局中融会精神的意趣，创造出生命的“大象”，以显示书法的生命意蕴。

《易传》谓“天地之大德曰生”，扬雄说：“天地之所贵曰生。”天地以生物为本，天地精神就是不断化生生命，创造生命。书家的书法创造，不仅要从天地万物中领悟天地的生命规律，还要以自身的实践创造生命的情趣，“一切艺术的真正要素乃在于生命，且丰富其生命。有了生命，时间和空间都不能限制它”。中国艺术家以体现生命、表现生命为艺术创造不二法门，而生命也是一切艺术魅力的最终源泉。

刘熙载《艺概·书概》：“意，先天，书之本也；象，后天，书之用也。”书法创造重在“写意”，贵在“生趣”。清画家邹一桂说：“画有两字诀，曰活曰脱。”它通于书法创造之“气韵生动”的效果。因此，书家要不断经验万物，体天地自然之性，悟万物之“天趣”，以自然为师，才能创造出“风行水上，自然成文”的书法艺术。书法之“文”，既是自然之“文”，也是天地万物的生命之“文”，是书家生命的体悟和表达，他在浑然一体的书法中蕴藏了万物之“生机”。因此，“书法之妙，当以神会，难以形器求也”，它是生命的哲学艺术，充满了生命的气息。

中国书法是民族的艺术，它没有停留在纯粹的符号阶段，而走向了艺术美的创造，它面向生命，启发生命，是表现民族美感的重要方式。书法以自身特有的笔墨构型和美学趣尚，影响了中国艺术的发展，构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审美情趣和艺术精神。一幅好的书法作品，既有沉郁顿挫之感，也有飞扬飘逸之美，既有天地永动不息的生命感，也有万物旁通不滞的流转变化之势，是一个充满“生机”与“天趣”的生命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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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