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之辨，为经学正本清源
《左氏》不传《春秋》，不当列于经部，可列于史部（先君子所记）或者子部（刘歆所按）。《左氏》或为先秦史家之书，原不主为经发。至于《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于文为俭，通经为长。孔圣修经，褒贬善恶，类例分明，为万世制法；《左氏春秋》为鲁史，载述时政，以日系月，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盖太史氏之流也。《春秋》所以为经，当与《诗》、《书》、《礼》、《乐》、《周易》等列；《左氏》所以为史，当与《史记》、《汉书》等列。至于刘歆所按，可与《晏子》、《吕览》等列。
“传”是解释“经”的，有“经”才有“传”。汉代之前（确切说是汉武帝之前），基本上“传”都是依靠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后来才逐渐行诸文字。说到“左传”，它最初本来也不是“传”，就好比《吕氏春秋》不能叫“吕传”一样，“左传”成为“传”完全是靠汉儒中的古文学家（刘歆为始作俑者）的发挥。
仲尼如果不删诗，《诗经》就只是一部文学作品。同理，如果不改鲁国国史，《春秋》也只是一部史学著作。但是一旦删改了，就不一样了。哪里不一样呢？因为当中有了圣人的“微言大义”，有圣意的才叫做“经”。六经皆言义理，非诗歌、文章、制度、乐曲、卜卦、史记之流。
先汉之初，立《春秋》之学为官学，设博士。所传者，即仲尼传之于卜子，卜子传之于公羊子，公羊子世传至公羊寿，始著明其书，而胡董并传，至于邵公。故余者勿论，《春秋》并无二传三传之别，唯有真伪之分。大抵圣哲传经，经为常道，岂容两可？故汉初《春秋》之传，一而已矣。至于汉运将终，刘向、刘歆、马融、郑玄、王朗、王肃等辈，委托“谷梁”“左丘”之名，以己意附会先圣先哲之意，皆名教万世罪人。
关于《左传》，我的看法是：左丘明实有其人，《左传》则托其名而作。“左”通“佐”，“丘”不言而喻，“明”是昭明之意。左丘明者，佐孔子之言而昭明其义，卜子夏也。史载吴子传《春秋》，吴子所传之《春秋》，即孔子所以传卜子，而卜子所以传公羊子也。圣人所传，一而已矣，岂容两可？
古文学派的“忠孝”思想明显来源于韩非子，编写出来的“忠经”“孝经”与《韩非子·忠孝篇》实质一脉相承，是以乱德。“孝悌忠顺之道”非儒家正传，乃是旁门左道，不可入于尧舜之道。臣议君之过，公义也。子隐父之恶，天理也。若以臣为子，以君为父，绝父子之义，依此乱德之说，置尧舜汤武于何境地？
《春秋》大义，君臣道合，君无道，则君臣之义绝。以有道诛无道，圣人之教也。孝者，亲亲之谓。所谓“忠孝之道”，则过矣。亲亲者，受之于天；忠君者，受之于人。道在，则君臣义合；道不在，则君臣义绝。所以孔颖达云：“君臣义合，道不得则去。”
道为君纲，君臣道合。君无道，则君臣之义绝。君行不义，臣复仇于君，可也！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而《春秋》大之。人心所归，惟道与义。君失其道，以有道诛无道，此天命也！
所谓“孝经”，就凭“以孝侍君”这一句，就已经可以断定是汉儒伪作。人心所归，惟道与义。道为君纲，君臣道合。君无道，则君臣之义绝。以有道诛无道，此天命也。如果非要“以孝侍君”，置汤武于何境地？父子之义，受之于天；君臣之义，不过受之于人，能够混为一谈吗？上古之世，“天子”不过是一个职务，所以有尧舜禅让之事。世上又岂有天生的君主和臣民？何况乎，君无道，臣之复仇于君，亦可也！须知齐襄公复九世之仇，而《春秋》大之。难道圣人之说，还会自相矛盾不成？故凡是主张“以孝侍君”而又以“仲尼弟子”自居者，皆是数典忘祖的名教罪人和斯文乱贼，以阿谀谄媚之术求取一己之名利而已。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大家只知道儒家主张“君为臣纲”，不知道儒家也主张“道为君纲”。如果君无道怎么办呢？孔子很明确的回答说:“应该以有道伐无道”。所以，商汤、武王没有说他们弑君的，“诛一独夫而已”。荀子说：“从道不从君，道在君，则从之，非从君也，实从道也。”如果君不从道，怎么办呢？孟子说：“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仇寇。”有人举例：《论语》上说，曾子主张“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这个问题，朱子在《四书集注》中阐释过：“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忠”这个字，最早的内涵并不仅仅专指“忠君”。
《中庸》云:“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事死如事生”，“父在，则观其志；父没，则观其行”，孝道于斯已尽，须“孝经”何为？以孝事君乎？此显为汉儒之伪作。更有甚者，伪经鼻祖马季长，犹嫌伪经造得不够多，不够谄媚，居然也依葫芦画瓢般写了一部“忠经”，大谈“忠孝之道”。他算哪门子圣人？居然自比于“仲尼”，堂而皇之地作起“经”来，实则是奴颜卑恭，以谄媚之术求取高官厚禄而已。
究其原因，君臣之礼乱，所以邪说层出不穷。“古之君臣坐而论道。周礼，天子见三公，下阶；见卿，离席；见大夫、士，立，抚席。诸侯、大夫下拜，天子答拜。汉制，皇帝为卿、相起。唐制，臣下皆坐。宋时始改立礼。元乃改跪礼。其后仍之。”须知儒家推崇的是三代之治，而非先秦以后的乱礼之行。若依古制，只有祭祀天地时，方用跪礼，臣拜君，深揖而已，君起身答拜。君臣跪拜之礼本不是中原汉族的文化，乃是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
更何况，除了上古圣王和尧舜禹汤以及武王之外，余者皆不足谓之天子。所谓皇者、帝者、王者，皆一爵称而已，至于两千余年所谓皇帝者，非篡即僭。
即使仲尼亲口所说，也应择捡再三。因为他说这句话的前提条件与你所面临的情形未必一样，这个时候就需要“执经用权”。朱子说用其理就可以了，凡事不必去照搬，照搬就是“以文害义”，也是一个意思。所谓经权之道，本来就是为这种情形准备的。所以不管“孝经”是不是伪经，我都认为它不适用于今天，也是基于以上的判断。何况我至今没有见到谁能够驳倒历来提出的一些非常中肯的能够证明“孝经”是汉儒假托孔子所作的论据，甚至我觉得“汉儒作孝经”基本是不需要去怀疑的定论。
我说得再明确些，作“孝经”的就是以马融为代表的鼓吹“古文经学”的这一批人，因为他后来又写了一部“忠经”去遥相呼应，义理和用语跟“孝经”如出一辙。当然了，这两本书都写得很好，否则也不至于打着仲尼的旗号欺世盗名那么久，虽然有它的时代局限性。应该说每一个儒家学者，依照自己的观点著书立说来阐释圣人之道都是无可厚非的，哪怕说错了，只要主观上不是为了欺世盗名，这都是可以的。但是假托仲尼所作，堂而皇之的叫做“孝经”“忠经”，而非“孝传”“忠传”，这就是马融等辈的问题了。古文经学学派这帮子人很多都是为了迎合当时的统治者所需，也确实读了许多儒家的正经正典，而且胆大妄为，居然堂而皇之的编起经来，同样的事他们不止做了一两次，至少在马融以前，王莽的鼓吹手刘向刘歆父子（楚元王刘交后裔，史载其儒学传家，可惜学成了“乡愿”）时期就已经前科累累了。只是这些伪经流传到今天的都是凤毛麟角，是被时代所筛选了的确实有水平的欺世盗名之作，如果叫做“传”我并不觉得它们有任何问题，只是不适用于今天。而圣人所作的经，一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实际我觉得历来高估了“焚书坑儒”的影响力，因为秦作为一个统一王朝来说太短暂了，之前那些“漏网之鱼”活到汉朝的大有人在（儒生刘交是一个，荀子的弟子、韩非子和李斯的师弟、汉文帝的丞相张苍是另一个，同样是荀子的弟子汉初易学大师孟喜又是一个），所以口耳相传怎么就不可以呢？至于说先秦时期的古书失传了很多，君不见汉朝如此崇儒，许多至少当时还在的儒学典籍也同样失传！须知在没有发明活字印刷术和纸张，单靠在竹简和帛书上抄写来保存信息的时代，失传是再所难免的！今天有了各种电子产品和网络，信息自然就不那么容易失传了，这根本不是“焚书坑儒”所带来的问题。
不敢说全部，我觉得总体而言，“今文经”比“古文经”可信。“古文经”的依据是经过秦火，很多先秦之时的典籍失传，问题是很多“古文经”有史可考的是秦已经灭亡很多年后西汉晚期才冒出来的。从这点看，我觉得不如有明确师徒传承关系的记载，直承孔子口耳相传而来的“今文经”可靠。
假定古文经学学派的大师们都是圣人，都有资格作经。那么也只能说，“今文经”才是仲尼所述的“古经”，“古文经”反而是后圣所作的“新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