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划宽结：论“平城体”魏碑楷书风格
冉令江/文
由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在平城时期胡汉冲突矛盾不断。以崔浩为代表的中原士族为恢复汉晋以来的文化理想，表现在文人书法领域就是对汉晋卫门“古法”传统的传承。笔者在拙文《论卫门<古法>传统在北朝初期的传承》中，曾进行过较为详细的考察。[1]而在铭刻书法领域，则是对汉晋铭刻传统的承续。
早在4世纪初的拓跋代时，辅代的西晋卫操、卫雄就在拓跋代部开展了树碑记行、勒碑颂功等书事活动。到拓跋珪迁都平城建立北魏后，为实现从草原部落体制到农耕封建国家体制的转变，拓跋统治者大量招引汉人士族参政，开始仿汉建制，北魏进入一个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快速发展的时代。在这样一个迅速崛起的强盛胡族帝国，曹魏之“禁碑令”早已成为过往，秦汉的树碑记行、勒碑颂功之风在北方再度复燃，平城刊石立碑风起云涌。碑刻、砖瓦、墓志、造像题记等文字遗迹，共同谱写了北魏平城时期铭刻书法艺术的绚丽多彩，不仅塑造了北朝以石刻为主流的书法艺术发展模式，而且在继承汉晋铭石书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魏碑楷书早期形态——“平城体”。[2]
自上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平城不断的考古新发现，迄今出土记事碑、墓志铭、造像题记、墓砖、瓦当文字等铭刻书迹和漆画题记、写经等墨迹，数十种近百件北魏书迹面世。这些实用性的书迹，既有气势恢宏的帝王巡视记颂碑，也有样式汉晋碑形制的贵族官僚墓志。它们主要沿袭魏晋铭石书旧制，大多为隶书和隶楷书，[3]在字形体势和书法风格特征上，主要呈现出隶意浓厚的“平划宽结”[4]式特征和朴厚古茂、平直方峻、雄肆质拙的风格面貌。
北朝史家、平城书法研究理论家殷宪，在搜集、整理目前所见北魏平城书迹的基础上，根据书迹呈现载体的不同，将其分为：碑铭、砖石铭志、寺院题刻（造像题记）、瓦迹砖文、手书遗迹五类。[5]为了能更准确的反映北魏平城时期书法的艺术风格特征，笔者从书法艺术本体的角度，以平城书迹中所呈现的书体分隶书和隶楷书两类，对其书法风格进行阐述。
（一）隶书
北魏早期的铭刻书迹直接沿袭汉晋铭刻传统，在平城早期的书迹中普遍用以铭石书——隶书。如《魏文朗佛道教造像记》（424）、《太武帝东巡碑》（437）、《嘎仙洞祝文》（443）、《尉迟定州墓门石刻铭》（457）、《邸府君碑》（462）、《叱干渴侯墓砖》（466）、《曹天度造九层石塔题记》（466）、《司马金龙妻姬辰墓志》（474）、《宋绍祖墓砖》（477）、《阳成惠也拔残砖》（490）等。从取法和风格面貌上，这些隶书铭刻书迹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魏晋铭石书风格的隶书；一类是西汉刻石风格的隶书。
《魏文朗佛道教造像记》（424）、《太武帝东巡碑》（437）、《邸府君碑》（462）、《曹天度造九层石塔题记》（466，图1）、《司马金龙妻姬辰墓志》（474）等都属于魏晋铭石书风格的隶书碑铭。这类铭刻书迹以魏晋碑刻“折刀头”式的写刻方法，强化横画的起笔，收笔出以波挑，形成横画两端极具装饰性的翘起，笔画方截厚重，锋芒毕露，结构平直方扁。晋室南渡后，这种写刻的方法在河西北凉写经和铭石书（图2）中比较普遍，学界有“北凉体”[6]之称。此种风格的铭刻书迹在平城出现，应与439年北魏灭北凉后，将凉州士族、吏民、工匠迁到平城，而使平城受凉州文化艺术的影响有直接关系。沉实方峻的用笔，平直宽绰的结字，突显出“平划宽结”的体势特征，尽显其古茂博厚、平直方峻的风格面貌。
图1 曹天度造九层石塔题记（局部）
图2 高善穆石造像塔题记（局部）
北魏天安元年（466）的《曹天度造九层石塔题记》虽为隶书，但书写者似乎在无意识中将楷书的用笔渗入其中。在方峻平直的用笔过程中，横画的起笔已经出现了楷书侧切的用笔形态，但收笔处还有意强调上扬挑出，突出隶书的“燕尾”之笔。虽然不乏楷书的“钩画”和“撇画”穿插其间，但在写刻过程中尚未摆脱隶书的用笔方式。如“弘”“乃”“未”等字的“亅”，“凝”“功”“务”等字的“丿”。此题记结字平正稠密，在隶书的横势扁方的造型的基础上，呈现纵向的长方形的楷书结构，如“人”“不”“小”“曹”等字。
承续西汉刻石风格的北魏平城时期隶书碑刻，主要有《嘎仙洞祝文》（443）、《尉迟定州墓门石刻铭》（457）、《叱干渴侯墓砖铭》（466）、《宋绍祖墓砖铭》（477）、《杨众度砖铭》（484）、《屈突隆业墓砖铭》（490）、《阳成惠也拔残砖铭》（490）等。这一类隶书铭刻书迹，多为逸笔草草的刻石和砖文。它们主要以篆籀笔法，取八分开张之横势，笔画不事雕琢，或圆劲雄健，或圆浑朴厚，或平或斜；结字横逸宽绰，欹侧恣肆，尽显雄肆古拙、宽博浑茂的气象和风貌。
太平真君四年（443）的《嘎仙洞祝文》（图3），发现于拓跋鲜卑的起源地今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的嘎仙洞。此刻石为道武帝拓跋焘遣仆射库六官、中书侍郎李敞、傅㝹等，带祝文到鲜卑拓跋“祖宗之庙”祭告并书刻于嘎仙洞石室的。此铭文以篆籀之笔镌刻，笔画圆浑朴厚，虽无八分汉隶之波磔，但笔势横逸，体势方扁为典型的隶书。其与早它三十年的东晋义熙十年（414）《高句丽好大王碑》颇为相似，字形大小不一，欹侧生姿，整体布局有行无列，穿插错路，尽显胡风塞马般的粗犷恣肆和宽博雄浑之风。
太安三年（457）的《尉迟定州墓门石刻铭》与太和元年的《宋绍祖墓砖》（477，图4）、太和十四年的《阳成惠也拔残砖》（490）等墓砖铭风格同类。以秦篆之笔，取横逸开张之势，如长枪大戈，率意恣肆；笔画圆健挺劲，张弛有度，体势舒展，字形欹正多变，大小错落，隶法草情，了无程法所束；从整体上表现了粗率豪放、朴实博大的浪漫气息。并且，这些北魏早期的墓砖铭在形制和风格上都与汉刑徒砖有不可分割的渊源。
图3 嘎仙洞祝文
图4 宋绍祖墓砖
（二）隶楷书
隶楷书，是指具有隶书意味的楷书。我们上文在谈及崔浩等士族所善书体时，已经证实楷书在北魏早期已经广泛用于士人的书写领域。楷书在书写领域普及后，自然会对铭刻体系中碑刻逐渐产生影响，形成体兼隶楷的面貌。同时由于在书体演变的不同阶段和书刻语境的不同，也会出现隶、楷特征的差别。如《嵩高灵庙碑》（436）、《大代华岳庙碑》（439）、《孙恪墓铭》（451）、《司马芳残碑》（424-452）、《韩弩真妻碑》（454）、《申洪之墓志》（472）、《司马金龙墓表、铭》（484）等碑刻，正是隶书特征更为突出的隶楷书。
《嵩高灵庙碑》（436）（图5）和《大代华岳庙碑》（439）是北魏早期的典型碑刻，相对西晋隶书碑刻而言，已是变形走样，呈现隶楷书的面貌。它们用笔斩截方锐，沉雄劲健，笔画方硬峻拔，平直略具版刻之迹，虽然还存在大量隶书波磔之笔，但已经开始向楷书的“捺画”转变，且偶见楷书的“撇画”；其结构上紧下松，重心上提，欹侧多姿；整体上大小参差，巧拙相生，质朴率意，遒迈中略带稚气。由于它们脱胎于魏晋铭刻体隶书，楷法尚未成熟，“体兼隶楷，笔互方圆”，[7]结体自由，用笔无拘无束，于呆板稚拙之中呈现粗犷浑朴，奇诡宽博之风。
而兴安三年（454）《韩弩真妻墓志》（图6）与太和八年（484）《司马金龙墓表》（图7）皆为碑式墓志。它们虽其形制不如汉晋碑之广硕，但恪守汉晋碑之形式，皆有承传汉晋鸟虫余绪的篆书题额。特别是《韩弩真妻墓志》篆额上，还刻有双龙交尾戏珠魑首。这可能与韩真弩和司马金龙皆来自于汉文化的腹地，受汉文化影响较深有关。此二志皆为森严整饬的隶意楷书，用笔方峻劲健，势直体方，书体规范整肃，气息清峻方健、高古典雅，书刻精良，可谓平城墓铭之上乘。《韩弩真妻墓志》笔画方截，显露锋芒，结体方扁平阔，略呈魏晋铭石体与“北凉体”之余绪。《司马金龙墓表》横画微斜，体势上扬，方笔直势之中兼以圆转曲势，已初具楷书法度。
图5 嵩高灵庙碑（局部）
图6 韩弩真妻墓志
图7 司马金龙墓表
同时，由于北魏平城时期对“古法旧体”的崇尚，在此时的书迹中难免还不同程度的保留有隶书的笔意和体势。“平划宽结”仍是此时期楷书的主要特征。如《平城长庆寺造塔砖铭》（431）、《皇帝南巡碑》（461）、《冯熙书杂阿毗昙心经》（479）、《定州五级浮图石函盖铭》（481）、《云冈第11窟五十四人造像题记》（483）、《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题记》（484）、《晖福寺碑》（488）等。
神䴥四年（431）的《平城长庆寺造塔砖铭》（图8），是目前所见北魏较早的楷书铭刻书迹。而在此之后《太武帝东巡碑》（437）、《嘎仙洞祝文》（443）、《尉迟定州墓门石刻铭》（457）、《邸府君碑》（462）、《叱干渴侯墓砖》（466）、《曹天度造九层石塔题记》（466）、《司马金龙妻姬辰墓志》（474）等书迹，却是以隶书体铭刻的。由此可见，北魏平城时期的铭刻书所用书体，起决定作用的是书刻的语境，即碑刻的规制和书手、刻工对各种书体的掌握能力。此碑用笔细劲，提按明显，特别是横画的收笔处已经出现后世唐楷的顿笔回护用笔。如“辛”“未”“平”“寺”“年”等字的横画收笔，“未”“大”“木”“以”等字的捺画以及转折都接近成熟唐楷的写法。但其多用笔取平势，结字方扁、宽绰有余，隶书的体势结构明显，其风格简古劲险，隽秀典雅，应出自北魏善书者之手。其从用笔、体势到整体风格都与唐楷名家褚遂良极其相似，对我们借此探究褚遂良书法之渊源大有裨益。
和平二年（461）的《皇帝南巡碑》、太和七年（483）的《云冈第11窟五十四人造像题记》和太和十二年（488）的《晖福寺碑》（图9）都是北魏平城时期楷书铭刻书迹中的精品力作，也是“平城体”魏碑的典型代表。它们用笔方峻，时见篆笔隶意，点画峻整遒健，线条高古浑朴；结字宽博开张，体势略右昂，渐呈“斜画宽结”之势。此类铭刻书迹古健丰腴，雄肆壮硕的风格特征，尽显出拓跋鲜卑的雄壮繁盛、塞马胡风的气象及浓厚的民族特色。
魏碑楷书在北魏平城晚期的太和年间（477-494），已臻至成熟。如太和八年（484）的《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题记》（图10）及以太和三年（479）《冯熙书杂阿毗昙心经》为代表的北魏写经，已完全摆脱隶法，是晋楷向唐楷过渡，成熟魏碑楷书的典型面貌。其用笔沉着开张，起收方截果断，已完全消除平城早期碑刻横画两端翘突夸张的隶书笔意，笔势开张，笔法精妙，有锺王楷法之气象；结字体势多取以平势，平正舒展，呈现出典型的平划宽结特征，骨气峻健，端庄秀丽，古朴典雅。特别是《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题记》风格与《高贞碑》、《张猛龙碑》等接近，是由“平城体”向“洛阳体”过渡之典型。
除北魏平城书迹中的隶书、隶楷和楷书外，在《嵩高灵庙碑》（436）、《太武帝东巡碑》（437）、《大代华岳庙碑》（439）、《韩弩真妻碑》（454）、《皇帝南巡碑》（461）、《晖福寺碑》（488）等碑刻中，还有篆书题额，可以此窥见北魏早期篆书之风貌。笔者在前文已经提到这些篆书题额，皆为鸟虫意味的小篆。它们不仅在形制上直接承传了汉晋碑刻传统，而且在书体上也与汉代书幡信及卫派所擅长的鸟虫书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
图8 平城长庆寺造塔砖铭
图9 晖福寺碑（局部）
图10 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题记（局部）
综上所述，北魏平城时期书迹，沿袭汉晋传统，应规入矩，无论隶书、隶楷，还是楷书，“平划宽结”是它们典型的笔画和结体特征，也是塑造“平城体”魏碑独特面貌的根本所在。伴随着孝文帝迁都洛阳，魏碑又滥觞于河洛，奠定了“洛阳体”魏碑的繁盛。“平城体”在汉晋铭石书和北凉体的基础上，又施以方笔斩截的笔法，加之受鲜卑少数民族剽悍粗犷之风的影响，遂形成魏碑朴厚古茂、方峻平直、雄肆质拙、奇姿百出的典型风格，正如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所说：“北朝望族质朴，不尚风流，守旧法，罕肯通变，惟是遭时离乱，体格猥拙，然其笔法劲正遒秀，往往画石出锋，犹如汉隶，其书碑志，不署书者之名。即此一端亦守汉法。”[8]
然而，北魏前期书法的恪守汉晋传统原因有三，一是拓跋鲜卑本身没有文字，文字之举只有依靠汉人来实现；二是拓跋鲜卑强势入主中原之后，汉士族为保存、恢复华夏文化的“护华”之举；三是铭刻书系统自身的艺术发展规律所致。同时期以流行妍美流便的今楷、行草等翰札之体的东晋、南朝，其所出土的为数不多《谢鲲墓志》（323）、《张镇墓志》（325，图11）、《王兴之夫妇墓志》（348）、《王丹虎墓志》（359）、《王仚之墓志》（368）、《王建之墓志》（372）、《谢琰墓志》（378）、《爨宝子碑》（405）等墓志、碑刻书迹。可以证实，在南方与北魏同样遵循魏晋铭石书传统，沿用汉晋铭刻书传统，以隶书和隶楷书体，呈现端重古朴、浑厚质拙的风格面貌。
北魏平城时期的铭刻和墨迹，不仅为我们考察魏碑楷书的早期形态及其形成提供了原始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对探究北魏平城时期的书法艺术风格及隶、楷书体在碑刻系统中的演变具有重要书法史意义。它上承汉隶余风、下开隋唐真书，完成了铭刻书体从隶书到楷书，铭刻书迹从“古”到“今”、从“拙”到“秀”的演变，创立了隶楷兼形、方正凝重的魏碑书体。呈现出了“魏碑书法产生和发展的来龙去脉，进而了解大同魏碑与汉隶、洛阳魏碑，以及与唐代楷书的承继关系，了解它与南朝书法既并肩而立又相互影响、渗透、融合的关系”。这些鲜活的书迹，所呈现出的朴厚古茂、方峻刚健和雄肆质拙的艺术风貌，既反映了儒家文化温文尔雅的古风，也突显出了北方少数民族粗犷剽悍的胡风。
图11 张镇墓志（碑阳）
注释
[1] 冉令江、杨树国.论卫门《古法》传统在北朝初期的传承[J].中国书法，2019（08B）：35-39。
[2] 北魏平城书法的研究者殷宪先生，在与被称作“北邙体”（学界也常有“洛阳体”、“邙山体”之称）的元魏墓志铭刻书对比的基础上，将北魏早期平城时期的铭刻书迹称作魏碑中的“平城体”。殷宪.北魏早期平城墓铭析[J].北朝研究（第1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177。
[3] 隶楷书，是指具有隶书意味的楷书。
[4] 沙孟海在《略论两晋南北朝隋代的书法》一文中，曾将北碑结体分为“平划宽结”与“斜划紧结”两个类型。沙孟海.沙孟海论书丛稿[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223。
[5] 殷宪、殷亦玄.北魏平城书迹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殷宪编著.北魏平城书迹[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
[6] 施安昌.北凉体析——探讨书法的地方体[J].书法丛刊，1993（36）。
[7] 康有为著，崔尔平校注.广艺舟双楫注[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1.170。
[8] 上海书画出版社等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632。
（原载于《书法赏评》 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