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郎郎：我的母亲陈布文
张郎郎作品《心中自有莲花》
我的母亲陈布文
文|张郎郎
原载《名作欣赏》2020 年第 8 期
她自幼就与众不同
1920 年，母亲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孟河镇五圩埭村，武进县现在属于常州市郊区。如今人们已看不到当年一个个村落，一条条河流这样青山绿水的景致了。听我妈妈说外公曾是镇里一位读过书的人，所以，才会把他最小的女儿送到常州去读书，一直读到高中。
1950 年，我母亲三十岁的时候，带着六周岁的我一起还乡。可惜外公、外婆都已经仙逝了。我跟着妈妈一起去给二位老人上坟，妈妈写了一篇祭文，她在坟前读完焚化，母亲望着远方，久久无言。
当我妈妈回到她老家的时候，又变成了江南淑女。在旧屋找到的她上学时候订阅的大量刊物，还都完好留存，其中包括刊登过她文字的《论语》《宇宙风》等杂志。我记得，她经常挑灯到半夜，似乎又回到当年的状态与心情。后来，这些杂志都被她带回了北京。在我的记忆中，阅读和写作成了她每天最主要的功课，几十年如一日。
1937年冬的陈布文与张仃，摄于西安
那时，因我们家孩子多，需要帮助的亲戚也多，母亲持家必然精打细算，非常节俭。可是，在精神层面上，母亲可以用去大部分存款，支持父亲收藏顶级字画、名帖，收藏多种版本的书籍，为我们蕴藏丰富的精神食粮。
她是一个优秀的老师
母亲是一位优秀的教师，曾任教延安保小，哈尔滨中学，北京男五中、女四中，并在中央工艺美院开过课，受到热烈欢迎。但她首先是我们孩子的好老师，从我们记事起，她就给我们讲故事。记得 1948 年在哈尔滨的时候，她就给我和姐姐绘声绘色地讲小说《简·爱》，让我们感悟到了文学的力量。到北京以后，她让我们读鲁迅翻译的苏联小说《毁灭》，给我读希克梅特、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作，等等。
1955年全家合影后排左起：张郎郎、陈乔乔，前排左起：陈布文抱着张寥寥、张仃抱着张大伟
20 世纪 50 年代，我们家人在北京团聚的时候，经常会一起做游戏，都是妈妈亲自主持，对对联，连句，猜谜语，讲故事，都离不开文字或写作。到 20 世纪 60 年代，我们的家庭游戏变成了人人动手“出版”家庭手抄杂志，每期杂志母亲总会写一两篇美文，父亲也会画一两张画，来支持这份只有一份的杂志，父母一直在文学艺术中引领我们前行。
她对孩子们的关怀
母亲有六个孩子，大姐乔乔下面五个男孩子。她从来不娇惯我们，如果哪个孩子处境艰难，她才会出手帮助，在一视同仁的情况下，稍有倾斜。
譬如我身体一直不好，有风湿性心脏病。她就对我多加关注，千方百计为我治病而奔走。小时候就带我到处求医，甚至去过中南海，请那里的医生给我看病，希望那里的专家能够把我治好。
后来我一度身陷囹圄，她在家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设法每个月送东西给我。等我可以见家属的时候，她第一时间和我弟弟寥寥前往石家庄看我。那天她对我说：等你刑满释放的时候，如果回不了北京，那我就到石家庄来陪你，给你做饭。
张郎郎与母亲陈布文、父亲张仃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们的情况都好转了。可我姐姐乔乔的生活却陷入困境，母亲就让姐姐把她的女儿薇薇放在北京由她来带。那时候母亲身心劳累不堪，可是为了支持女儿开始新的生活，再次全力以赴。
20 世纪 80 年代初，父亲主持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作，一切似乎顺利起来，可是我大弟张大伟，还在一度发不出工资的庐山中学当老师，母亲就以各种方式帮助他，最重要的是在精神上对他支持，给他写了许多书信，让他开阔眼界，大步走向未来。这时候，大伟又成了她最关注的孩子。
可是，她绝不会娇惯任何一个孩子，当我们一个个渡过自己的难关以后，可以独自前行了，她就立刻放手让我们各自走各自的路，绝不干涉，甚至要求大姐乔乔也不要干涉、不要参与弟弟们自己的事情，要让我们每个人自己成熟起来，必须从精神上彻底断奶，逐渐适应不同的社会环境。母亲非常理性，知道每个孩子的路要自己走出来，才能步伐坚实、稳定。
《春天的来客：陈布文文集》目录
母亲也不愿意依靠任何一个孩子，虽然她曾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场合可能都说过：年老的时候可能去与这个孩子同住。当母亲看到我们个个都可以自立了，她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去任何一家久住，她依然特立独行。
她洁身自好，并非盛气凌人
她对一些看不上眼的人，不但不给好脸色，甚至当面痛斥。比如她的一位老友来我家做客，在聊天时，不觉就自鸣得意起来，对我母亲说：“现在咱们老伴儿都是院长了，咱们……”话音未落，我母亲就说：“你是什么夫人是你的事，如果你再说这种话，就立刻走人，以后也不要再来了。”
还有一次，一位文化名人来找我老爸喝酒，我母亲去开门，一见到是他，就迎面怒斥他：“赚了点儿稿费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就断然抛弃你太太和孩子，你还有脸来我们家吗？”说完就把门摔上。那位文化名人，从此没敢再来我家。
可是，她对其他普通人，都耐心热情、和蔼可亲。比如，家里的晚辈亲戚，都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给他们介绍工作，给他们写信出主意。比如，她的那些学生，无论是北京男五中还是女四中的，还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来家里看她，一起喝茶聊天，有任何问题她都耐心解答，举一反三。
陈布文给张郎郎的书信手稿
20 世纪 50 年代初，王蒙先生还是位文学青年，母亲看到他那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后，遇到了麻烦，就主动给他打电话，鼓励他不要灰心，同时也告诉他文学道路会长远艰难，让他有精神准备。后来，王蒙先生日子更不好过的时候，妈妈给他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信。这封信让王蒙先生几十年来念念不忘，前几年为了纪念母亲，写出了一本魔幻小说《女神》。
对遇到的年轻人，她像母亲一样来关怀他们，甚至我的同学或大伟、寥寥的小朋友，还有她朋友们或同事们的晚辈只要到我家来，请教她任何问题，她都会苦口婆心、诲人不倦。她从来都是和颜悦色，从来没有对他们发过脾气，没有人知道她还有火爆脾气的另一面。比如，我的同学张久兴、张新华、化夷、杨孝敏等，都曾经来我家和她促膝长谈，还有工艺美院的学生丁绍光、庞媛等，也都是她忘年交的小朋友。丁绍光要去美国的时候，没有机票钱，我母亲二话没说就给了他。
她用全部身心抚育我们成长
我和我弟弟开始写作的时候，她每篇都仔细读过，并像中学老师那样，逐字逐句加以修改。在改动过多的时候她就帮我们重新抄写，她抄写和订正过我的上百页的长诗《燃烧的心》，也帮寥寥抄写订正过不少长诗。可惜，那时候我少年气盛，在创作方面不愿意完全被她引导，还是坚持用自己写的稿件，觉得这样才算原汁原味。她也理解我的想法，就把她修改过的长诗抄本付之一炬，让我去独自飞翔，在风雨中锻炼。
我不在母亲身边的那十年里，大伟和寥寥渐渐成长起来，也是在她的影响下，都喜欢阅读、思考和写作。寥寥十八岁的时候，就写出了荒诞派剧本《日蚀》，后来又写作了大量的长诗、短诗、剧本、小说、散文、小品，从现在可以找到的许多手稿上，可以看到母亲给他改动错别字和修订字句的笔迹。
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母亲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
她愿意为她爱的人献出一切
母亲为这个家庭付出了一切心血，首先是为我的父亲张仃先生，然后是为了我们这些孩子，最后才是她所留存下来的星星点点的“抽屉文学”作品。
我的老爸自称农民和小学生，他好学读书的习惯，全是由于母亲一直在他身边，每天和他探讨文学、艺术、生活、哲学。从延安时代起，妈妈和他在被边缘化的时候，他们就一起手抄美文和诗歌，这些内容来源于从萧军、艾青等友人那里借来的书。进城之后我们家的书多了起来，在东北，在北京大雅宝胡同、景山东街一直到白家庄，我经常听到妈妈读书给爸爸听，并把自己的心得加以讲解。他们还喜欢一起讨论，从《史记》到鲁迅，从《红楼梦》到《麦田里的守望者》。他们也将讨论的成果讲给我们听，与我们交流互动。那时，母亲已经决定把自己当成“天才的泥土”，如果没有她的无私奉献，就没有张仃先生的装饰绘画和焦墨山水。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她一个人背起全家的重担，从物质到精神都靠她来支撑。那个时候，父亲处境艰难，母亲像他的一个战友，一个诤友，一面严厉地告诉他，不能在他们面前倒下，一面耐心地劝说他、鼓励他，要相信人民，相信时间，历史会给他一个公正的答案；同时叮嘱我们几个孩子，密切关注他的情绪反应，夜深人静，他独自外出时，轮流远远跟着他，以防不测。她还让我联系作家海默，和父亲在颐和园西堤后湖那边的小岛上见面畅谈，解开父亲的心结。
后来父亲从干校回到北京的时候，母亲又陪她在香山租了农民的一间老屋，给父亲安排了安静的生活环境。也是在那里，父亲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才得以枯木逢春。父亲拿着小学生的墨盒和毛笔，在山里开始画画，重新开始了艺术创作，父亲就是从这里开始，走上了焦墨山水之路，并达到他的艺术高峰。这都是母亲全身心支持的结果。
父亲和母亲在一起经历了五十年的风风雨雨，相濡以沫，踏遍了万水千山，看尽了艰难困苦，互相搀扶，在他们度过的每一个人生关口，母亲都是父亲最忠实的守护神。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我们家情况有所好转，父亲和孩子们都踏上新路，都重新焕发青春，而她已经耗尽最后一滴心血。来本洁去还洁，她就自己放下了。
在她临走之前，我去看她。她说：“郎郎，你的心脏有很大的问题，我走以后就把我的心脏移植给你吧。”我哽咽着对她说：“妈妈，我知道你的心意，是希望我恢复健康。可是，现在的医学还没有到这个水平。你还是好好养病，争取健康起来吧。”
1960年北京朝阳区白家庄，张仃与陈布文
母亲说：“可惜，我想帮你都帮不了了。我也不想再继续苟延残喘下去。你不知道，人的死亡是一点点死去的，什么事都不要勉强。生而何欢，死而何悲？”
母亲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在梦中见到母亲和父亲，见母亲的次数更多。在梦中有人告诉我，其实母亲还在，隐居在另一个地方，因为她不愿意被打扰。我就千方百计找到她，她见到我就笑笑，说我还是那么固执，那么糊涂。有力气就写写东西，没力气就画画。自己高兴就好，别那么认真。我们在一起聊得很开心。
在梦中，母亲和父亲都很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