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举人的封赏待遇

乡试作为抡才大典的第一级考试，其中式之举人例称一榜或乙榜，而再经考试取中之进士则称两榜或甲榜，以示等级之区别。举人无论会试取中与否，无须再应乡试，可以按科无限期应会试，亦可授官。

科举中式例赐出身，乡试中式之举人，亦称之出身。以举人身份入仕者，同进士入仕一样，同为正途出身。由科举带来之出身，除有过犯被黜革者外，可以终身享用。举人出身者，依例有赏赉，除继续参加会试外，亦可授职。

举人的封赏待遇

清初沿明制，新科举人均有旗匾银及冠服之赏。旗匾银又称牌坊银、坊价银，专供中式者竖旗、制匾、建牌坊之用，以荣耀乡里。冠服之赏，或为实物，或折银，视各省情况而定。

清初规定：新中式举人，各按名给旗匾银二十两，顺天举人于户部领取，各省举人于布政司领取。但在长期推行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各省在领取方式上并未划一，二是有些省分并不按规定数额发放。

因此，乾隆元年（1736年）议准：“凡乡试中式举人，定例每人给牌坊银二十两，应行令该省巡抚转饬布政使，照例全数给发。嗣后，遇乡试之年，中式举子概于赴省填写亲供之后，即将应领坊银，当面给发，不拘名次，随到随给，不得强迫扣留抑勒，以滋弊窦。如有奉行不实，或令士子虚出领状，或将公项蒙混报销者，听督抚题参议处。”

条例虽然颁布，但仍有不遵行者。乾隆三年（1738年），因御史甄之璜奏报：“各省乡试中式举人例给坊银二十两，远省遵行不实，如贵州则给发三分之一，广西则全行扣留。”

而经部议，令该省巡抚、藩司确查，亦未结案，乾隆帝特颁谕旨，禁扣举人坊银：“今朕访闻得远省中式举人有应领之坊银，每见主考长途跋涉，即以恩赏之项，行其束脩之敬，而识见浅小之考官亦遂收纳不辞。此风行之已久，今若追溯从前，一一清查，徒滋案牍之繁，未免扰累，究于举子无补。着从宽免其追查。嗣后，考官等各宜恪遵功令，不许收受此项银两，该藩司亦必照数给发，不得丝毫扣留，务使中式举人实需恩泽。”

乾隆七年（1742年）议准：中式后磨勘试卷，笔迹不符，革去举人，其所领坊银，应行追缴。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进一步明确：顺天乡试中式举人，其应领旗匾银两，属八旗者，由各该旗出具印结，赴户部支领；各省贡监生中式举人，由国子监赴户部支领给发；直隶中式举人，由顺天学政赴户部支领给发；惟奉天中式举人，因回籍路远，户部札令顺天府就近支领给发。

举人覆试制度确立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议准：新举人于中式后未经覆试而病故，所有旗匾银两应准支领。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规定各省新科举人一律赴京覆试后，次年又规定：新中式举人旗匾银两，待覆试后，礼部将覆试各举人开单知照各省，再行开销。未覆试者，不准支给。至驻防、翻译举人旗匾银两，亦照文举人之例办理。



鹿鸣宴

新中式举人于鹿鸣宴后，亦有衣服、顶带之赏。各省分别依例而行，多不划一。嘉庆五年（1800年），户、工二部核准各省赏给举人衣服、顶带等物及用银数额，准分别正科及恩科，于额征科举银两、额编正项，以及地丁项下等项目内动支。

举人的入仕之途

举人除参加会试外，尚有入仕之途，为拣选、截取、大挑诸项。举人之授职，旨在体恤寒畯，使人人各知自效。清初,因朝廷急需用人，故科举中式者授职从优。当时进士授职，有二甲授参议，三甲授知府者，“进士释褐，即为四品监司、郡守”，实属罕见。

同时，对举人的授职，亦很优待，准许举人会试下第后，愿就选者，考授推官、知县、通判等官。顺治九年（1652年），山东道监察御史王秉乾疏奏：请将进士，举人，贡监分班掣选，疏通铨法。吏部议定：“嗣后，拣选举人，以会试三科为限，以隆作养，省淹候。”且定，以推官、知州、知县考用。

其后，为照顾边远省分之士子，顺治十二年（1655年）题准：福建、广东、四川，湖南地方边远，该地举人不拘科分，即准拣选。后又增广西、云南、贵州举人，亦不限科分。顺治十五年（1658年）又定：直隶等近省举人，以会试五科不中为限，方准拣选。顺治十六年（1659年）规定：举人拣选，以推官、知县考用，而停授知州。康熙三年（1664年），停止举人拣选。康熙九年（1670年），又恢复旧例，但规定，考选后俱以知县用。

显然，随着科举入仕者日众，举人所授之职衔也逐渐降低。康熙三十年（1691年）复准：举人拣选，改于四月十五日考试。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议准：“嗣后拣选举人，除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湖南等省，仍照旧例外，直隶等近省举人，俟会试三科不第后，有情愿拣选知县者，准其拣选，挨次补用。"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吏部等衙门议准：“各省举人，吏部于每年四月十五日考试，以知县用，并无去取，亦无分职衔大小之处，考试实属无益，应行停止，俱照各省中式年分、名次注册，挨次选用。”具体做法是：举人拣选停止考试。远省一科与近省五科不中者，照乡试录取名次先后挨序选取。而近省四科、三科者，照其科分先后，若科分相同，则照名次先后，若名次相同，则照省分次序，逐科分榜注册挨选。

由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已定，近省三科不中者可以拣选，故定：“嗣后一科与三科之人，俱照乡试名次为序。”旧例，各省举人准自行具呈就任中书。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以中书缺少人多，吏部题准：各省举人就中书者，“此内有愿就知县、教职之人，听其具呈改注，仍以科分、名次序选”。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议准：举人候选中书者，停其选授，改归知县、教职等项用。

雍正元年（1723年），行举人截取例。截取，为清代任用官员的方式之一，即以一定的资格、条件（如食俸年限，科举中式的科分、名次）为标准，按录用人数依次选取。时，吏部题准：“现在截取丙戌科以前拣选举人，听其赴部，照例铨选。其余无论已未就拣选之员，除一科之外，行令直隶各省督抚，每于乡试事竣，会同主考官将情愿就知县者，传集秉公验看。凡年力精壮、可以作县者，令督抚据实照依科分、名次先后，汇造总册，给文各员，赴部铨选。”



雍正十一年（1733年），吏部再次强调要注意截取人员之精力：“截取起文之时，督抚再行验看，其年力可以作县者，给文赴部；如年力衰迈者，咨部以教职注册。乾隆四年（1739年）奏准：“嗣后举人候选知县，俟截取时，各该督抚仍照旧例验看，给咨赴部。其下科乡试时先行验看之例，概行停止。至各省举人就教，应于每科会试榜发后。”

同时，进一步对远近省举人之科数、精力、丁忧等情况做出明确规定：“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湖南等省会试一科后，直隶等近省会试三科后，愿就知县者，在部具呈拣选，择年力富强者，准以知县注册；其年力就衰者，以教职注册。倘有患病、丁忧事故，未经拣选，准其下科补行拣选。”

举人虽然可以授职，但比起进士还是有明显的差距。不论是拣选还是截取，只是先注册在案，真正授职还要有一段时间。至乾隆六年（1741年），月选授知县，“进士已用至乾隆元年，举人甫用康熙五十三年等年之人”。

乾隆皇帝也感到，“进士选期颇速，而举人则太迟矣”，遂谕吏部：“国家除授官员，当乘其年力精锐之时而用之，始可望其分猷宣力。今见举人年老者多，若置而不用，情有可悯，用之又恐不能办理地方事务，所当略为变通者。着吏部将进士、举人铨选班次，稍为通融之处，悉心妥议具奏。”

于是吏部遵旨议定：“查进士选用知县，向例原止于双月，嗣因进士候选壅滞，加单月分选用四人。今进士选期已速，而举人尚迟，应将单月进士班次，以举人抵选。至即用之新进士，不过十余人，俸满之教职，亦属无几。嗣后，双月新进士即用无人，即将进士抵选；单月新进士即用，及双单月俸满教职无人，俱将举人抵选。则通计每年举人选用一百四十余人，自可日见疏通。”

次年又规定：远近省举人选知县，届应行截取之时，每次截取三科，俟选用将完，再行具题截取。同时，对截取之员是否有能力任职，也成为清廷关注的重点问题。乾隆三十年（1765年）议准：“嗣后截取举人时，令各督抚接到部文之日为始，定限一年内，行文各州县调取，秉公据实验看。其有年力尚健，能够管理地方者，给咨赴部，悉照科分先后挨选。若科分相同，则照名次先后；名次相同，则照省分次序，以知县挨选。其有年在六十以上，及虽未六十而实属衰颓、自问不堪供职，愿就京衔者，造册具题，以八品京衔掣定；七十以上者，以七品京衔掣给；八十以上者，以六品京衔掣给。此项人员即毋庸人于截取之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又规定：举人截取知县，自认不能胜任，呈请就教，不准截取，如系报捐教职人员，原系急公报效，仍应按科分、名次，准其截取。

嘉庆七年（1802年）奏准：各省年老钦赐举人，并会试年老特恩赏衔人员，概不准其截取、拣选就职。嘉庆十二年（1807年），特准召试钦赐举人，于会试后呈明拣选就职，归于本年分之后注册，一体截取选用。



道光十八年（1838年）规定：现任教职，例应截取之员，轮届本科应选时，行文截取。凡系自认不能管理地方，呈请就教，及由举人出身之教职降补训导者，均不准截取。咸丰五年（1855年）议定：截取举人，如因留京会试，适届截取，准取具同乡京官印结，赴部验到，由钦派验看月官大臣详加察看，或以知县，或以教职用，秉公拟定，交吏部附入月官人员之末，恭候钦定。

光绪六年（1880年），因咸同年间有多个省分数次停科，后又补行，特规定：补科中式举人，以补行科分为断，较名次先后截取。举人大挑，是举人入仕的重要途径。所谓“大挑”，若从铨选制度看，仍属“拣选”之列，然以“大挑”称之，则在于这种拣选更集中、更固定,范围也更广。

实际上，举人大挑是从科举落第政策来概括对举人的拣选。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在《更部·除授》项内有“举人大挑”，与“举人拣选”并列；在《礼部·贡举》内也有“举人大挑”，则列入落第政策之内。

举人授职与进士授职一样，清前期较为优厚，如举人可考授推官、知州、通判。其后，所授职衔逐渐降低。乾隆时，选途壅滞的矛盾已经出现，而以后科举中式之人日增，故中式与授职的矛盾愈发凸显。虽然清政府对授职条例屡有通融变动，可是矛盾实难解决。

尽管如此，有清一代由举人人仕之数量还是不小的。由举人入仕，后居高官，且在朝野有重大影响者亦不乏其人。如“康熙中平定台湾之姚制军启圣，雍正中平定苗疆之鄂文端尔泰，乾隆中平定金川之阿文成桂，同光中恢复浙江及平定新疆之左文襄宗棠，则皆举人出身”。

又据近人朱彭寿统计，自道光元年（1821年）辛巳恩科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科，其间三十六科之举人，“官至一、二品者”包括大学士、内阁学士、尚书、侍郎、左都御史、总督、巡抚、布政使、漕运总督、提督、将军、都统、副都统、镇边大臣，共计102人。总之，清代对举人之授职，还是很有成效的，从选拔人才的角度看，其作用不可低估。较之明代，“凡京朝官清要之职，举人皆不得与”的状况，清代的做法要进步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