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变形记》：回顾一生，也许“我们”只是输给了逃避

作家马克斯·勃罗德曾说：《变形记》是“无情或纯自我孤独的象征”，因为人变成了甲虫，不会说话，没有表情，失去了和外界的交流，但是他又保留了人类所有的情感，因此他的孤独感，就能令人感到更加的凄惨可悲。

试想一下，假如一觉醒来，你变成了一只甲虫，会是什么感觉？你大概会以为自己在做梦吧。

《变形记》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刚开始也以为自己在做梦。这部小说完成于1912年，当时正值西方工业革命时期，人的生存环境异化，人被金钱物化，并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主宰权，逐渐异化成了“非人”。而《变形记》，正是作者卡夫卡，以“非人”的视角，讲述了销售员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遭全家嫌弃，并孤独离世的悲剧故事。

马克思针对异化现象曾说：“异化”即是现实的物，对人进行的绝对统治，物质产品对生产操控者的统治。

也就是说，随着科技文明的进步，人的物质水平虽然提高了，但是精神世界却空虚了。于是，人性就在道德沦丧、金钱利益的腐蚀下，丧失了人自身固有的属性。在现实的压抑、束缚中，格里高尔是弱小的。所以他选择了变形成一只甲虫，来逃避家庭与社会带给他的责任。

《出生前的踌躇：卡夫卡新解》中曾写到：变形意味着格里高尔·萨姆沙从各种社会角色中脱落，恢复到原形。变形的原因有二：第一，是格里高尔无力承担社会角色之恐惧心理的展现；第二，则是争取自己真实自我的生存权，并与他人建立真正的关系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格里高尔虽然身体变成了甲虫，但却还拥有着人的思维，这就说明了他的逃避，注定会是一场悲剧。回看格里高尔的一生，如果他没有选择逃避，或许也不会失去追求幸福的权利。

一味逃避劳动责任，却忽视了权利和义务的关系

父亲生意破产后，为解决家庭经济上的困难，格里高尔成为了一名旅行推销员。但是，他却并不喜欢这份工作，可为了生计，他只能硬着头皮，牺牲自己。他每天早出晚归，从不敢生病请假，除了要听愚蠢不堪的人的差遣外，还不得不接受周围人七嘴八舌的闲话。

格里高尔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无望的，而且他也不再想成为家里赚钱的工具，他渴望能得到休息的机会，希望能与现实世界分离。于是，他如愿以偿地变形成了一只甲虫。

然而，变成甲虫后的格里高尔，依然拥有人的思维和记忆，依然想着要早早出门，去赶火车。当秘书长被他吓走后，格里高尔不仅发泄了自己长期以往的怨气，还彻底告别了过去的自己。想到自己之前的付出，再看到一直照顾自己的妹妹，格里高尔相信，家人一定会帮他渡过难关的。但，随着家人的日渐嫌弃和厌恶，格里高尔才意识到，原来一直以来，他都忽视了权利和义务的关系。

“福柯指出：英国经验主义带来了利益主体的全新观念，主体的内涵不再是自由，不再是灵魂与身体的对立，不再是基于原罪的观念，而是基于不可转让不可化约的利益选择。”

也就是说，世界在丧失了具有宗教性质的超越性后，主体在内化系统的控制下，只能以“利益主体”的形态存在。格里高尔认为，家人会念及过去他的奉献，所以，一定会帮他渡过难关。但其实，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超越性的幻想。他忽略了人的“利益性”，将家人们想成了“无私的利益主体”。

而事实上，即使是家庭成员间，也并不存在“无私的利益主体”，因为要利益，就要履行义务，一旦停止了义务，利益也将不复存在。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格里高尔的家人会嫌弃他，甚至是甩掉他的原因。

一味逃避与家人交流的责任，让他与家人的“分割”越来越坚固

格里高尔自从成为了家里的经济支柱后，和家里的交流就仅限于金钱上的给予，和生活上的付出。工作的压力、养家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格里高尔被金钱物化，觉得生活无望，所以，他产生了一种抗拒，而这种抗拒，让他害怕与家人交流。

变形后，格里高尔的嗓音发生了变化，这正好给了他逃避与家人交流的机会。而格里高尔的家人，也从未尝试过理解“甲虫”说的话，而是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之间无法沟通。事实上，即便家人们给“甲虫”机会，让他知道大家在做什么，并创造与他沟通的机会，也是徒劳的。因为如果格里高尔本人想要逃避交流的话，即便别人怎么努力，也没办法实现有意义的沟通。

变形后，格里高尔很享受被人照顾，且不必与家人沟通的感觉。但，接下来事情将如何发展，他自己也不知道。

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逃跑意向虽由动物变形得到了暗示，但是，并没有真正展开逃跑路线。

所以，就格里高尔而言，他只是出于与家人沟通的恐惧，想逃避维持交流的责任。至于要逃避到什么时候？逃避之后要做什么？等具体事项，格里高尔却从来没想过。而事实上，格里高尔想要通过逃避交流，来摆脱生活的压迫和现实的恐惧，并不是作者一时兴起的荒诞设计。因为现实中的卡夫卡，也因种种的压力，渐渐患上了“失语”症。

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这样写道：“由于不可能进行平心静气的交往，于是，另一个其实很自然的后果产生了。我把讲话的本领荒疏了，最终我沉默不语了。首先是出于抗拒心理，再就是因为我在你面前，既不能思想也不能讲话。

卡夫卡的父亲读书很少，他对卡夫卡的教育，是压迫式的。在父亲的压制下，卡夫卡变得沉默不语，渴望用逃避交流的方式，避免与父亲产生冲突。正如格里高尔一样，无望的工作、令人心碎的生活，让他害怕也不愿与家人沟通。

诚然，逃避是可以减少冲突，但却也会让你与家人的分割，越来越坚固。家人们更会因为不懂你的辛酸，而彻底放弃你。

一味逃避，以极端的方式回归家庭，注定了格里高尔悲剧的结局

德勒兹和瓜塔里，在讨论卡夫卡的专著中曾提到，是“再俄狄浦斯化”直接导致了格里高尔的死亡。

“再俄狄浦斯化”指的是，回归旧的秩序和范畴。从表面看来，变形是逃避家庭责任和义务，实际上，却是以极端的方式回归家庭，并希望恢复“无辜”的家庭关系。

格里高尔是乡下人，一直以来他都认为家庭是“无辜”的，所以，为了实现家庭的美好，不惜放弃自己“人”的身份，变形成甲虫。这样的想法虽然荒诞，却是宗教性的、超越性的理想追求。

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在败溃中，格里高尔用尽全力去保住一张女人画像，他整个身体紧紧黏在画框上，不肯脱离。事实上，这个画像上的女人，其实就是他母亲的“化身”。从俄狄浦斯恋母情结的角度上说，格里高尔取代父亲，成为家里的经济支柱后，他对母亲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他认为，母亲理应该是“属于他的”。

表面上看，格里高尔恋母的行为，是违反道德准则的。但实际上，格里高尔却是想要退回旧秩序，通过“再俄狄浦斯化”的方式，向往母亲的庇护，并由此切断与外界一切的联系。

但是，从结局上看，格里高尔的这种想法过于天真。因为这种变成“非人”的行为，实际上是脱离了，家庭权利和责任的一种极端行为。也就是说，这种脱离了家庭本身，去追求家庭美好的行为，注定是不切实际的。

格里高尔作为一个乡下人，他忽视权利和义务的关系、逃避交流、沟通、渴望脱离家庭本身，去追求家庭美好的行为，注定是失败的。所以，他也只能在孤独中，黯然等待死神的降临。

写在最后

索克尔认为：格里高尔不应该指望，在无意识和社会要求之间，达成和解。然而，不能达成和解，不意味着能放弃任何一边。非人和人的状态之间，没有并置的可能，这才是现代人的真实宿命

“非人”和“人”之间，似乎没有并置的可能，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一对矛盾的存在。格里高尔一方面在社会秩序、家庭束缚中苦苦挣扎，渴望变形为“甲虫”，好得以解脱。一方面又对生活和生命充满了误解，甚至在变成“甲虫”后，因为拥有人类的记忆，而继续苦恼。如果他可以顺从无意识的本愿，抛弃一切责任，挥动翅膀飞走。那么，也许他就可以真正摆脱，“人”所要面临的现实的苦难。

但显然，卡夫卡创作《变形记》，并不是想要我们去学会逃避，而是要我们学会直面问题，并与世界和解。因为只有面对与和解，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内心的自由，才能得以解脱，然后去拥抱更美好的未来。

马克斯威尔·马尔兹曾说：想象困难做出的反应,不是逃避或绕开它们,而是面对它们,同它们打交道,以一种进取的和明智的方式，同他们战斗。

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难题，你当然可以选择逃避，但你却只能逃避“逃避”本身，而如果你能够学会直面问题，就会有机会与世界和解，并真正意义上，实现内心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