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之毛懿公考
先秦史暨毛氏文化
观中外时事写吉光片羽窥见
研古今历史发一鳞半爪臆解
毛懿公，仅见于今本《竹书纪年》。书载：“康王十二年，...秋，毛懿公薨。”徐文靖《竹书统笺》曰：“周书克殷解武王入商，毛叔郑奉明水，即毛懿公也。”言毛懿公与毛叔郑为一人尔。
毛叔郑，典籍中亦仅二见，一在《史记周本纪》，一在《逸周书克殷解》。记载基本一致，皆说在周武王克商后举办的受天明命革殷大典上 “毛叔郑奉明水”。
阴燧，亦称方渚，毛叔郑所捧大致就是这个玩意
大典仪式有个献祭上帝环节，有四人配合武王献祭，一是“毛叔郑奉明水”，毛叔郑捧着方渚之明水（以鉴取于明月之水，代表天命）。“卫康叔傅布兹”，布兹就是草席，卫康叔拿着草席。“召公奭赞采”，赞采就是古代祭祀时臣子帮助君主拿着币帛等祭物。“师尚父牵牲”，师尚父姜太公牵着一头牛。
我们今天可能不太理解史官为何记载这些祭祀的细节，谁捧明水，谁拿草席，谁拿着币帛，谁牵着牛。为什么细节这么重要？因为体现了参与者的地位。
左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那个时代，一个人的地位由“祀”与“戎”所决定，也由“祀”与“戎”来标志。
左传书影
助祭的四人中，毛叔郑、卫康叔，这两人是武王同父同母的亲弟，召公奭是武王同父异母的哥哥，三个人跟周武王是血亲关系，只有师尚父不是血缘亲属。但师尚父是伐商首功之臣，亦是周武王之岳父，所以忝为末位。
召公奭虽然比毛叔郑、卫康叔年长，但因其是武王庶兄，以宗法只能位列第三。毛叔郑、卫康叔并为武王母弟，但周人重幼子，认为幼子才是家国的最后守祧者。故卫康叔虽年长却屈居毛叔郑之后，显然毛叔郑就是文王嫡幼子冉季。
王国维对尚书顾命篇的评价
哲按尚书顾命以考，谓成王托孤之臣，顾命之毛公是毛叔郑次子中旄父，以司空职位至三公之太师。则康王十二年薨者未必为毛叔郑，或为顾命之毛公。
又引徵班簋、邓簋（应释作隥簋）、师毛父簋三器铭，证知顾命毛公名隥，字中旄父。成王三十一年被命为太师职。可反推毛叔郑在成王顾命前应该已经去世。
班簋铭中，毛班不但已明刻其父名，其祖名也昭昭在焉。“毓文王王姒圣孙隥于大服”句，前辈学者（包括我自己）大多数是将“圣孙”后读断，释隥为登，释读为登于大服之位。然文王王姒圣孙多矣，毛班述父祖勋功以刻彝，本应有实指，圣孙后一字“隥”实应释作人名。
《邓簋》（应释作隥簋）2007年出土于陕西省韩城市梁带村遗址，而该遗址学者一致认为就是西周末年迁徙的芮国。隥簋是该遺址M586墓地出土的。
隥簋铭：“身皇剌侯迺／闭朕毛父用／辛祀，隥乍（作）为／宝，用（享）于其皇／文且（祖）考，其万／年永宝／子子孙孙用。”
隥簋铭文拓本
簋铭有“毛父”二字。据哲研究，“毛父”乃是周成王对毛叔郑的敬称，见班簋铭。遍检出土铜铭万余方，“毛父”仅见于班簋、师毛父簋和隥簋三器。此簋中，隥字是反写字。参见铭中它字显然可辨。铭文字元结构从阶登声，实非鄧字。与班簋中隥字同。
铭文首句较难懂，哲用白话解释下：迺，乃也。闭，阖也，合也。用辛祀，用骍牛祭祀。此句意思是名叫“身”的祖父皇烈侯和我的父亲“毛父”共同用骍牛祭祀。
古祭祀用牲有太牢少牢之别。《礼记·郊特牲》云：“牲用骍，尚赤也。”用辛祀，即用红色的骍牛祭，是谓太牢。太牢用于隆重的祭祀。按古礼规定，一般只有天子、诸侯才能用大牢，说明皇烈侯和“毛父”的地位相当高。哲认为毛父即中旄父的父亲毛叔郑，皇烈侯盖为中旄父之兄芮伯也。可推身是中旄父之侄孙。此簋是中旄父（隥）为侄孙身制作用于祭祀其大祖的礼器。
芮伯乃叔郑长子，封于千阳，为芮侯。佐成王为卿，则称芮伯。尚书顾命篇之芮伯是也。书称芮伯以司徒职与太保召公共同向康王宣成王遗命，地位之高，可见一斑。
周书毕命乃成王命诰之辞
再来看《尚书顾命》中的一段话：太保奭“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这段话千百年来人们大多断读为“仲桓、南宫毛、吕侯”三人，其实这段话里是四位人物，即“仲桓、南宫、毛俾及齐侯吕伋”。
其中的“毛俾”，哲以为就是班簋铭中毛班之父毛爽（燛），顾命毛公之子。此处南宫即冉季（毛叔鄭）幼子。可见成王顾命托孤主要是依靠武王嫡母弟康叔家族、冉季（毛叔鄭）家族以及召氏家族、齐太公家族、毕公家族等，尤以冉季（毛叔鄭）家族为重。
毛叔鄭长子芮伯任司徒，次子毛公任司空，为二顾命大臣。幼子南宫、孙子毛俾（燛）与毕公之子仲恒及太公望之子齐侯吕伋同为代表迎接康王登大位。此份荣耀和地位是一般人不可比及的，也是由毛叔鄭的地位（文王太姒嫡幼子冉季）、师毛父（中旄父）所建立的功勋（三年靖东国）决定的。
由此分析可知，冉季（毛叔鄭）三子在成王世就裂土分氏为毛氏、芮氏、南宫氏。成王顾命时，毛叔郑虽已经不在人世，但其子其孙（太师毛公兼司空、司徒芮伯、幼子南宫，成康之际任大正职的孙子毛爽）一直是周成王时最为依靠的股肱大臣。
竹书纪年 书影
既然毛叔郑不可能于康王时尚在世，则今本《竹书》所记毛懿公是否指毛叔郑，即成疑案。往昔，哲推论其或为顾命之毛公，即叔郑次子中旄父之谥号。然谥号之得，非位尊者不与。查考竹书所记，周初有谥号者唯有师尚父（齐太公），周公旦（周文公），召公奭（召穆公）三人尔。康叔封无谥称（或缺载），鲁公伯禽无谥，周公子君陈也无谥。文王太姒嫡幼子叔郑尚不见称谥，则其子毛公有谥记于典乎？存疑至今，不敢遽定焉。
今本《竹书纪年》在康王十二年条下，除了记载毛懿公薨事，同年还记载“（康王）十二年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哲因曆日以推，得证《尚书“毕命”》乃成王命诰之辞，事在成王亲政十二年（公元前1025年）。如是，疑在同简的“秋，毛懿公薨”，盖亦或存错简之虞，唯无它据可佐证而已。
清 《古今图书集成》
近日闲暇，翻阅《古今图书集成》，在其《明伦汇编官常典宗藩部之5》中，赫然有记“成王十二年毛懿公薨，按竹书纪年云云”，所载与流传今本《竹书》截然不同。
古今图书集成，原名《文献汇编》或称《古今图书汇编》，是康熙皇三子胤祉奉康熙之命与侍读陈梦雷等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康熙皇帝钦赐书名，雍正皇帝写序，《古今图书集成》为此冠名“钦定”，开始于康熙四十年（1701），印制完成于雍正六年（1728），历时两朝二十八年，采集广博，内容丰富，正文10000卷，目录40卷，共分为5020册，520函，42万余筒子页，1亿6千万字，内容分为6汇编、32典、6117部。
被称为“古代百科全书”的《古今图书集成》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列为中国古代三部皇家巨作。《永乐大典》因毁于清朝八国联军的战乱，现存不足4%；《四库全书》因受清文字狱影响，大量书籍被列为禁书，遭到销毁删改，因此收书不全，错漏甚多。而成书时间较早的《古今图书集成》则收录了《四库全书》不收或未曾收录的典籍，还包括康熙晚年所出的律令、方志等。
明 《永乐大典》
《古今图书集成》有保存完好的雍正版内府铜活字本，成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类书。哲相信，《古今图书集成》编撰者一定看到过与今传《竹书纪年》更为完善的內府藏本。且其记毛懿公薨于成王十二年，与哲考定尚书毕命作于成王亲政十二年之结论耦合。不得不让哲坚信流传今本《竹书》存在误系王年的可能。
如同在今本《竹书》载，“康王六年齐太公薨”。哲往昔就怀疑，以齐太公遇文王之高龄，迨不能于康王世尚存。且成王亲政元年（继位八年）即有“命鲁侯禽父齐侯及迁庶殷于鲁”事，则师尚父盖于成王六年薨，较为合理。奈何前儒后学者皆依《竹书》之误系王年，而推齐太公寿龄高至一百三十余岁乎？
徐文靖（1667年～1756年）
徐文靖《竹书统笺》 龚王“九年春正月丁亥王使内史良锡毛伯迁命”条，其笺注引称“竹书康王十九年毛懿公薨”，与今本《竹书》载言亦完全不合，或是徐文靖别有所见乎？
哲以为，“康王十九年毛懿公薨”与“康王十二年毛懿公薨”皆一事尔，皆指成王亲政十二年。成王纪年，因有周公摄政七年事，故史官实录流传后世有不同版本。
如尚书毕命篇，哲据其曆日以考，是在公元前1025年，是年为成王亲政十二年，成王继位十九年。史官实录，以成王亲政始纪元，则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丰。以成周之众，命毕公保厘东郊。”
哲已考证得出周武王克商年在公元前1050年4月11日（夏历三月初一甲子日），在位六年崩，则前1044年（丁酉年）为武王丧年，次年成王继位，武庚以叛，周公摄政达七年。前1037年反政于成王，次年（前1036年）为成王亲政元年。后世史官整理，将周公摄政七年归并于成王纪年，则尚书毕命也即成王十九年事。
如今本《竹书》载：“成王十九年黜丰侯。”成王亲政十二年正是在君陈薨前一年、黜丰侯同一年。这与《毕命》的内容高度契合，可以说是无缝对接。且可以认定，成王在命毕公的同时，确实有让作策书《丰刑》的可能。刘歆《毕命丰刑》记载非是空穴来风，古人所记诚不我欺也。
可见，今本《竹书》载：“康王十二年，秋，毛懿公薨”乃史官实录，是记成王亲政十二年事。唯《竹书》误系为康王十二年。
班簋-西清古鉴
哲考证班簋“铜铭曆日”在公元前1026年8月13日，即成王亲政十一年（成王继位十八年）周正八月初三甲戌日（夏正乙卯年癸未月甲戌日）。是日，周成王命文王嫡幼子冉季（毛叔郑）次子（异名：中旄父、叔旄、盩伯毛、毛伯、师毛父）“更虢郑公服”为周师统帅，率师伐东夷叛戎。
毛叔郑或随子毛公出征，故班簋铭中屡见成王谆谆以令，“王令吴白（伯）曰：以乃师左比毛父；王令吕白（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原卸任周师统帅的虢城公遣，也谆谆告诫毛公，“以乃族从父征，竭城（诚）卫父身。”此类记载，出土铜铭中概无第二。是知铭中“毛父”，乃成王对毛公父亲毛叔郑的敬称无疑。
毛叔郑应该是在次年秋去世，班簋铭因为毛班详记其祖毛公训诰及三年靖东国事，或不记其皇祖毛叔鄭去世事，但也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其铸器时，毛班皇公（毛叔郑）盖已去世无疑。
西周彝铭书法自有规则，凡追述前王之事，其纪年文字中概不出现“唯王某年”样式，是考虑先王与时王的时空关系。故班簋铭乃追述毛公成王时三年靖东国事，其铸器当在康王世无疑。
往昔哲因囿于今本《竹书》记康王十二年毛懿公薨，误认毛懿公乃顾命之毛公（中旄父）。于是判读班簋铸造下限当在康王十二年前，且进而推论毛班之父去世当在毛懿公前。今既已考证确知毛懿公乃是毛叔郑谥号，则前述结论需要重新厘定。
欧阳修《集古录跋》
北宋欧阳修《集古录》中有龚伯彝铭：“A#作皇祖懿公文公武伯皇考龚伯尊彝。A#其熙熙万年无疆，霝终霝始。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享于宗室。”吕大临《考古图》亦有收入，其考释云：“祭及四世，知古之大夫惟止三庙，而祭必及髙祖。武伯龚伯，其祖考之为大夫者，以谥配字，如文仲穆伯之类。益公文公，其曾髙之为诸侯者。大夫祖诸侯，末世之僭越也。”今观之，大临之言未必中的。
哲以为，此懿公者，毛叔郑谥号也。文公者，尚书顾命之毛公谥号也。武伯龚伯，分氏之称也。周之封建派氏，得氏者皆称伯，非限长幼。如叔郑次子仲旄父承继大祖氏称，为毛伯。周公旦庶子，分氏为凡、蒋、刑、茅、胙、祭，亦各自称伯、称公。
春秋时，应侯尚祭武王（见应侯鼎），卫蒯聩亦“敢昭告皇祖文王，列祖康叔，文祖襄公。”（见左传·哀公二年）何况周初封建分氏，五世之内，皆亲族也。敬天怀祖，孝德存焉。所谓“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乃后世儒者缪谈也。
龚伯彝铭“A#”字，哲释读为郑，乃以皇祖叔郑字为氏也。原父、欧阳修以龚伯彝、毛伯古敦铭二器，推论《毛伯古敦铭》中“郑”乃武王时奉明水之毛叔郑，实误也。正如毛叔郑三子皆裂土受氏为芮、毛、南宫氏，因毛文公三年靖东国之大勋劳，其子其孙亦皆有受土封氏，是谓武伯、龚伯。毛班父爽或是武伯兄弟，龚伯则与毛班同辈。至龚伯之子因作五邑有功，为五邑祝，受封得氏，以皇祖叔郑字为氏，则为郑氏之祖也。郑自毛出，盖源自此。
周初因成王、周公大封建授土派氏，导致氏中分氏繁复。人物称谓之多变，血亲世脉之难解，不唯古人难以稽考，今学者也不甚了了。毛叔郑家族因是文王太姒嫡幼子的显赫地位，又加上毛公三年靖东国奠定成康之治的大功勋，其子，其孙累世有被周王室受土受氏，故西周时毛氏史迹于典籍中若隐若显，并不明显，然实则是辉煌无比。看似矛盾，实际并不矛盾。亦难怪司马迁写史记世家感慨，文王嫡幼子冉季之后无从见，故阙世家言。
哲自2003年始作两周毛氏先祖考，追蹑先祖史迹于典籍彝铭，锱铢必较于点滴，篦珠玉于污泥，穷凤麟于碧落，务求辨证精核，还原先祖之世系，孜孜不休，至于今，累积二十余年矣。
今终可定论。毛叔郑者，文王、太姒之嫡幼，周武王亲弟也。初名爯，以排行称，则谓季爯，文王时食邑古陈仓。古文爯载同字，典籍因而写作季载，又衍误为冉季载或简称冉季。周武王克商后四年，以祭司身份随兄嵩山祭天，武王封爵为郑伯（见天亡簋），故宗人亦称其为叔郑。奉母太姒居邰地氂城（丰邑）。成王时，以邰城为宗周，以镐京称成周。故班铭称皇公（毛叔郑）“受京宗懿斄”之地。有三子，分氏为芮伯、毛公、南公（南宫氏祖）。
徐文靖笺注毛懿公即是武王时奉明水之毛叔郑，此论正确。唯今本《竹书》载毛懿公薨之王年有误，实在成王亲政十二年。此盖为西晋学者整理竹书误系王年，亦或是《汲冢竹书》散失后辑录者传抄错系致误。今既明了，当流布天下为今世乃至后世学者、宗人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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