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世界观：如何平衡世俗努力与精神需求
不追热点，
这个世界此刻与你无关。
——爱读书Bookworm
编者按：这个公众号的初衷是……欧洲思想史。
只是越写越偏，甚至最近已经写到了伊斯兰。当然，这些也只是我阅读范围中的很小一部分。读书很容易很快，但是写东西很困难很慢。其实现在对比着看起来，理性在欧洲战胜了宗教（而后是科学走向了疯狂），却从中世纪至今未在中东获得重视，这是导致很多憾事的根源。商业催生宽容，而理性是对信仰的制约。但，如果一切社会（无论是欧洲，中东还是中国）都走向世俗化，人类的灵魂或是精神，应该如何安放？
在很大程度上说，伟大的思想家都有两种生活。第一种人生是他们辛勤地在尘世的花园里工作的生活。但还有第二种人生，是发生在他们离世之后，那些他们的思想和想法依然活力四射的生活。在西方思想传统的历史中——这种传统要追溯到爱奥尼亚的前苏格拉底哲人那里——总有伟大的思想家企图去解释人类知识的本质和边界。
在18世纪晚期，一个德国的理想主义哲学家发表了他的一系列重要的哲学论文集——他把这些论文集称之为《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这三部巨著是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作品。困扰着康德，也是困扰着之后很多哲学家的问题就是：什么是知识？这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而且经常伴随着其他问题：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幻觉？我们能够知道什么？了解意味着什么？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前言的开头，康德写道：
“毫无疑问，人类的知识来自于经验。”
（康德，1724年4月22日-1804年2月12日）
这，毫无疑问，是经验主义的信条。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就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伽利略（Galileo）(1564-1642)也是如此，还有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事实上，很多科学家都是经验主义者。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在17世纪晚期，洛克就声称人类的心灵是一块白板（tabula rasa），经验写在上面，就变成了知识。所见即所得。对于怀德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来说，“如果有一头大象，那么它一定会被看见。”客观是存在的——我们经历着他们——这些就变成了知识。但洛克是一个相当“现代的”经验主义者。
第一个经验主义者是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事实上，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对客观事实的经验主义观点。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亚里士多德同样也曾经是柏拉图（约公元前427-347）的学生，而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约公元前469-399年）的学生。简单来说，柏拉图认为所有事情的观念——如正义、美、真理——都有他们自己的客观形式。这就意味着无论人类感受还是不能感受到这些东西，它们都存在。柏拉图认为，人们必需通过不断地追求知识，才能够获得这些独立存在的“真实”。这些观念的存在是“先验的”，意味着，他们存在于人类经验之前，因此是超越于人类经验而存在的。对于柏拉图来说，我们的感觉是充满欺骗性的，我们日常经历的一切不是真实，而仅仅只是真实的影子。这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洞穴比喻》中提出的。柏拉图的“形式”（观念或是宇宙）有它自己的内部思想——这种思想本身存在，之后才会被人类所体验。这一支哲学流派后来被认为是理性主义。所以，公元前384-330年之间，西方哲学传统的两大派系在雅典诞生了。2000年来，哲学家们必需选择自己的追随对象——是追随柏拉图和他的理性主义，还是追随亚里士多德和他的经验主义。确实，柏拉图是第一个哲学家，而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第一个批判者。就像1929年怀德海在《过程与真实》所写的那样：
“欧洲哲学传统是一系列对于柏拉图的脚注。”
现在，让我们回到康德。“尽管我们的知识起源于经验”他写道“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都来自于经验。”当康德写这句话的时候，他只是在综述——对于2000年来哲学对于本质和人类知识疆界的必要综述。这句话，使康德这位独居的路德派哲学家获得了在西方思想史上的中心位置。然而，或许没必要提及的是，有人先于康德说过同样的话，但只是它使用了不同的哲学路径，而且也没有产生深远的影响。
（托马斯·阿圭纳，1225年-1274年3月7日）
这个提出者就是13世纪末期罗卡塞卡（Roccasecca）的“哑牛”，圣·托马斯·阿圭那（1225-1274）。在13世纪末期，基督教已经成为中世纪欧洲的世界观。但是基督教——特别是被它的世俗形式，即所谓的教会及其阐释后的基督教——总是受到这样那样的挑战。一个挑战就是人类理性——即思考的能力，它被希腊人发现，被罗马人接受，却在后来的数世纪中被教会教父们傲慢地列为异教。这些教会教父——奥利金（Origen）（185-254），圣·杰罗姆（St.Jerome）（约342-420）和圣·奥古斯丁（354-430）——他们试图仅仅依靠启示和信仰，来解释圣经。但，很快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写作需要经典作家们的帮助。所以，对于像杰罗姆或是奥古斯丁这样的基督思想家来说，像柏拉图或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43）这些人简直是眼中钉。
阿圭那看到了这些，并企图为此做出和解。但，不像康德在1780年做出的对两种哲学传统的妥协，阿圭那把两种办法联合起来了。理性不再被认为是信仰的天敌。哲学也不是神学的敌人。相反，阿圭那结合了这两种办法，并表示这两种办法通向唯一的真相：“上帝存在。”这种办法，或多或少可以让人想起阿尔伯特在一个世纪前的做法。但我们需要审视一下这个妥协的历史背景。
在12世纪，欧洲到处都是觉醒和进步的力量。举例来说，庄园主们变聪明了，他们学会更好地利用他们的农奴。他们解放了农奴，而这些农奴从此被称为农民。农民不再因为对于主人的劳动义务，而被紧紧地束缚于土地之上。他们付地租。同时，老城市附近出现了附城区，而新的村庄在一个接一个涌现出来。总的来说，欧洲社会变得更为多元化，而生活也变得更为舒适。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这个阶段被称为12世纪的文艺复兴。从北欧到英格兰，农民不再有劳动义务，而且还被提供了土地——要付租金的土地，这些都是非常诱人的条件。农民们扩张到了新的土地上。他们所到之处，森林被砍伐、沼泽被抽干。他们还有更好的工具。犁耙开始被广泛使用，风车也变得比以前更为普遍，土地的产量似乎也提高了。尽管有很多不利之处，北欧的农民们逐渐意识到三圃农作制（three field system）比双圃农作制（two field system）的产出要多。结果是，农民们的生活更好，不再惧怕饥荒，可以养育更多的孩子，因为土地可以支持更多的人口了。而且，农民也确实在养育更多的孩子。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人口在持续增长。
在那些农民聚集的地方，村庄变成了城镇，城镇变成了城市。城市化开始了——这个进程，罗马在公元3世纪就曾经出现过，但却由于野蛮人入侵而不得不放弃了。罗马就是这样一种城市文明。罗马人喜欢他们的城市，以及城市提供的种种便利。但是，4世纪时，德意志部落越过了多瑙河，步步逼近帝国的中心，这一点改变了罗马的城市化。5世纪时，罗马帝国陨落之时，德意志部落已经到处都是。德意志部落不仅带来了他们的语言，宗教，习惯，他们还带来了他们对扩张型国家的喜好，和对城市化的拒绝。所以，在5世纪和11世纪之间，之前罗马帝国带来的城市化倒退了。直到11世纪，这种城市化进程才再次开始。原因之一是野蛮人的移民运动带来的威胁开始减退了。这种逐渐的减退的原因是，野蛮人部落的酋长们开始皈依了基督教。而且，一旦酋长皈依了，所有他的部落人民也都皈依了，以向他表示驯顺和忠诚。
重新开始的城市化进程，其经济因素开始影响欧洲社会的各个阶层。然而，欧洲的农民阶层从这种城市化中收益最少。同样，地主们对农民的要求也更少了。农民们可以转租土地。农民们可以让自己的儿子去继承土地。换言之，某种程度的自由已经渗透进欧洲的农民阶层。当农民们在乡村潦草地过着生活时，工匠们生活在城镇和城市。手艺人、小商店主、建筑师和买卖人，他们把劳动的果实带到了一个更大的市场，从北海到北非，从康斯坦丁堡到里斯本，到处都有他们的市场。在意大利的城镇，特别是比如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这样的港口城镇，对赚钱的热情导致了它们最终变成了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在意大利，出现了在后世特别寻常的商业实践和态度。意大利商人们学会了如何换钱，他们完善了复式记账法，而且他们成立了商贸联盟以保护他们的商业利益。所以，到13世纪末期，已经存在着一种中产阶级的思潮，这种状态包括了自担风险的精神，对利益的追逐以及要求更大的政治自由。然而，尽管我们看到了一个成长中的中产阶级思潮，但却没有中产阶级文化的诞生迹象——而这，需要时间。
统治阶级也在迅速变化着。解放农奴和农业增产的最大受益者们是贵族。由于农业增产，贵族们可以收到更高的租金，获得更多的农业产品收益。尽管贵族们赚到了更多的钱，但是他们花钱的速度却比他们赚钱的速度要快得多。所以，他们开始改良他们的城堡——城堡变得更大更精美。他们买更好的武器和盔甲。来自各个城镇和城市的手艺人们，聚集在一起组成了所谓的行会。他们很乐意给贵族们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当贵族们建更大更坚不可摧的城堡，买更好的盔甲和武器时，他们也要买更好的衣服。而来自城市的商人们，也是行会的成员们，会销售给他们这些。
欧洲的大部分贵族开始追求更为精美的生活。经济因素上的改变也给他们带来了文化和思想的进步，特别是与之前的世纪相比较。十字军，不再存在了。如果杀死不信仰者和他们的孩子这个需求不存在了，那么中世纪的骑士们该干什么呢？贵族中曾有部分人会打猎和竞赛，但现在他们转向了文化和教育。封建法庭，原来仅仅是骑士们用来参加圣杯聚会时的宴会之地，现在的作用变成了文学活动。但是，说中世纪的骑士更有文化了是不对的。中世纪的其实依然只是一个战斗工具，他还只是一个在多数情况下狂暴的，贪婪的武士。
在12和13世纪，英格兰和欧洲大陆兴起了艺术和文化的复兴。这种复兴更多的是发生在西欧，而不是东欧。从欧洲历史上看，东欧一直都相较西欧落后原始。这次文艺复兴的重要方面是对无数拉丁经典的重新发现。对12世纪和13世纪的哲学家们、神学家和诗人们来说，从维吉尔（公元前70-19年）的《埃涅伊德》，或奥维德（公元前43年到公元后17年）的《变形记》，或是古罗马的雄辩家西塞罗，或是赛内加（公元前5年到公元后65年）的《斯多亚》中，可以获得无尽的智慧。
除了经典作家们带来的思想，对这些文本的重新发现对写作风格的影响也是重大的。这种写作风格就是经典拉丁。只要想一想，12世纪的学者们现在看到的是1200年前的拉丁语文本。毫无疑问，1200年会使得拉丁语本身产生深刻的变迁，就像英语在这100年来发生的变化一样。想象一下，当你发现古代文本还是可以看得懂的，而且它们读起来表达内涵更为丰富，而且更具韵律，你会怎么做？所以，12世纪、13世纪的诗人们开始用这些词汇表达自己。而且，诗人的读者群也更大了。诗歌更多地采用了韵律的表达方法。同时，尽管大部分诗歌的主题是宗教，但也要部分诗人开始歌颂更为世俗的主题。
吟游学者（Wondering Scholars）和吟游诗人们（Goliards）最先开始使用更本地化的拉丁语，而不是经典拉丁语、中世纪拉丁语或是法国卡洛琳王朝的拉丁语。吟游诗人的诗歌更自由和快乐——他们出离于中世纪的虔诚与宗教奉献之外，对现代读者来说更为可亲近。《吟游诗集》（Goliardic Verse）与其说是用来读的，不如说是用来唱的，它歌颂了尘世的快乐，也诉说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吟游诗人们也是“体制”的批判者——特别是对骑士阶层、主教们和教授们的批判。这些吟游的学者们对自己的时代深感不满，所以他们反抗之以醉生梦死的生活——他们是欧洲第一批波西米亚人。
世俗文学特别容易出现在那些教会势力衰落的地方。但拉丁语从中世纪拉丁语过度到世俗拉丁语还有别的原因。在法国北部，职业的书记员们发现用拉丁语写官方文件越来越困难。而口语，即方言（langue d’oc），使用起来又是那么得方便。口语是随着生活不断变化的，而文本，无论是官方文件还是诗歌，需要去反映这些变化。到1200年，大部分的官方文件已经使用世俗化的拉丁语写作了。其他的世俗化文本的例子有：《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或许是最好法语例子。在德国，《德国大事记》（Kaiserchronic）是一个例子。当然，14世纪或许可以被称为世俗文学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诞生了Geofferey Chaucer（1345-1400）的《坎特伯雷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的《十日谈》（Decameron）， William Lanland（c.1332-c.1400）的《农夫皮尔斯》（Piers Plowman）， Jean Froissart（c.1333-c.1405）的《历代志》以及Dante的《神曲》（Divine Comedy）。
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发生着这些变革的时候，一种新的学习机构也出现了，这个学习机构中可以学到很多新的知识。到13世纪末期，牛津、巴黎、柏林、帕多瓦和博洛尼亚，出现了大学这种机构。大学学生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程度在四个学科中获得B.A, M.A或是Ph.D的学位。这四个学科是：神学、哲学、医药和法律（包括D.D, Ph.D.，M.D和J.D）有的学校法学出众，如博洛尼亚大学——一所由学生管理和控制的大学。其他大学，如巴黎的大学，它的神学和哲学学科非常出众；帕多瓦的大学的医学非常出众。就是在大学之中，我们可以找到我们所非常感兴趣的西方思想的传统。确实，就是在大学，才可能会出现现代的思想。在巴黎，举例来说，我们可以看到Abelard（阿尔伯特），一个如此雄辩、具有说服力，教学如此精湛的老师，他吸引着来自全欧洲的学生。即便后来他由于和海洛薇兹（Heloise）的恋情而被巴黎驱逐，学生们依然蜂拥去他那里听他讲解神学和哲学。从另一个角度说，阿尔伯特是一个大学的产物，也就是说他是城市文化的产物，那个时代的经济社会环境的产物。当大学培训着人们对于教父神权和基督教义的顺从和遵守时，大学也孕育出来不同意见者，或是最少来说，它培育出了一种探索的精神。阿尔伯特并不是异教徒，但是当他把教父的权威作为质疑的对象时，他实际上已经在表达了他的不同意见。一种探索和质疑的精神由此而生。
（阿尔伯特和海洛伊斯《天堂窃情》）
或许我们会习惯于把像阿尔伯特这样的人贴上不同意见者的标签，或者是激进者的标签，但是他从来没攻击过教会或是它的权威们。相反，他只是提出问题，且把决定权留给了读者。但是在13世纪初期，比阿尔伯特走得更远的，对教会进行直接挑战的人并不少。这些挑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如同阿圭那这样的人所生活的思想和宗教环境。
第四次拉特兰会议（Fourth Lateran Council）是中世纪宗教生活中的一个分水岭。在1215年11月11日，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描绘了教会在异端邪说的海洋中分崩离析的可怕场景。他之所以描绘这样一幅场景，是因为到处都是异端到处都是新教运动，比如华尔多教派（Waldensians）比如阿比尔派教派（Albigensians）。教会受到异端邪说的挑战，这种挑战可以在教会议会的第三法典中看出来。邪说威胁着教会和教父权威的根基。但是对于教会的批评来自于四面八方——贵族、物理学家、法官、商人、男人和女人还有更多来自社会底层的人们一起，协力批评教会的权力滥用和不忠。
（英诺森三世，最有影响力的教皇之一）
人民，这欧洲人口中的大部分，特别具有批判性。他们不懂神学思想中的精华，也不懂得教会的管理。他们抱怨的是教士阶层的非教会式生活。如果他们能够读但丁的《神曲》，他们一定会赞同但丁把七个教皇都放在地狱。让事情更为糟糕的是，人民中的任何人都不懂得拉丁语。如果他们一旦参加弥撒，他们就会听到完全不明白的语言，教士们作者他们完全不明白的仪式和礼仪。如果中世纪的欧洲是基督的世纪，或是基督的王国，那么什么才叫做基督徒？或是什么才是好的基督教？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自己对福音书的需要——他们追求自己的基督，而不是被罗马所决定的基督。非常明白的是，教会不会允许人们这么做，也不会满足人们这样的要求。所以，作为抗议的一种形式，人们被异端邪说吸引了。教会所做不到的，异端却做到了。
决定一个人成为异教徒的因素有两个。第一，大部分人已经对最高教会权威——教皇和红衣主教——失去了信心。第二，他们已经不满于僧侣式的生活。13世纪出现的各种自由和新可能性，使得大部分人觉得享受生活给予的，比严格遵守《本笃会规》（Benedictine Rule）不断地去自我否定而过着禁欲生活，要有意义得多。然后，这就出现了中世纪基督教的一个基础问题：一个人该如何在世俗努力与精神需求之间保持平衡？
欧洲的觉醒，是一把双刃剑。城市的出现，贸易的兴起，使得人们看到了物质世界可以带来的丰厚回报。但是，这就与他们的宗教情感产生了冲突——这种情况或多或少与教会编织在一起。基督教是一种社会控制形式，而在12世纪、13世纪时，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可以参见英诺森三世与东西方教会的大分裂（Great Schism））.宗教没有遇到质疑或是抛弃。基督教也没有遇到质疑或是抛弃。只是教会权威，遇到了这样的挑战。
从十二世纪开始，欧洲就开始了这样一种宗教运动。这场运动中流浪的布道者们模仿基督的生活，即悔过、贫穷和使徒的生活。就像现在的远程福音传道者，这些流浪的布道者们使徒散布的好消息。他们利用人们反对教士、反僧侣生活的观念。更重要的是，他们把福音书带给了人们。如果人们无法从教士那里获得指引，他们会从别的地方去寻找自己的指引。换言之，人们早就需要一些流浪的布道者去带给他们弥撒。这些布道者说出的，不过是人们早就想听的。
早在1030年，米兰的异教徒组织就宁可被烧死在火刑架上，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信仰。只有福音书才是真正的权威。从12世纪到13世纪，独立思想家、神学家啊和哲学家们中到处都弥漫着异端思想。这些想法最早在贵族阶层中产生，然后最终到了农民阶层。尽管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农民阶层乐意追随异端邪说，但是为什么贵族阶层也会如此？因为贵族们把邪说看做是对抗教皇权威的一种方法。第三，因为所有人都想要进天堂，所以对贵族来说或许越靠近教会越有可能会得到救赎。但是，普通人不能加入僧侣阶层，因为僧侣阶层是封闭的。普通人也不能加入教会管理层，因为这些职位是世袭的。所以，作为抗议的一种形式，贵族也加入了异端的队伍。
尽管异端邪说大批出现的理由之一是它满足了大部分人的精神需要，但它的出现或许还有别的原因。到13世纪末，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的分歧并没有那么大。这也是为什么古代的异端学说和宗教与正统基督教思想可以共存。古代的异端学说和宗教大部分是由前基督教的宗教思想，迷信和占星术。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前基督教的宗教思想，早期基督教的历史可能会大不相同。基督教并不是出现在一片真空之中。它是一种必然性，就像圣徒保罗曾经说的：“所以在那之前必须要有异端邪说。”教会的责任就是发现一个邪说就尽早扑灭它。教会为了扑灭异端邪说，它派出了十字军、成立了宗教裁判所，甚至多明我会的修道士去城市和小镇挨个地去拯救欧洲这些精神上濒临饿死的灵魂。
举几个异端邪说的例子。在1175年左右，在法国的里昂，这里是正统基督教的温床，但当然也是异端邪说的温床。Peter Waldo（或是Valdes）付费聘请一个穷学生去将福音书翻译成法语。在Peter Waldo身边，一场世俗的基督运动正在酝酿。这场运动，被后人称为“里昂穷人派”（Poor Men of Lyons），或是更简单点，韦尔多教派（Waldensians）。韦而多教派的主要活动是读本国语言的圣经，以及对基督生活的严格模仿。里昂穷人派收到了主教们的镇压，然后它发展为一场叛乱，最后变成了彻底的异端邪说。韦尔多教派反对圣徒的遗骨崇拜，也反对圣徒狂热。他们不认为死者荣耀，也不会为死者祈祷。他们宁可在谷仓或是马棚祈祷，而不是去教会。“远离大教堂！”他们说道。韦尔多教派，由于他们使用本土化的圣经，本土语言的祈祷和歌曲，一个和社区互动的生活，他们自己的学校，组织良好的传道工作以及宣传册，使得他们的思想迅速在意大利、法国南部以及西班牙传播开来。他们激烈地反教权主义和反罗马，使得他们与其他的异端组织，如清洁派（Cathari），联合起来。
法国南部的清洁派（Cathari），它的另一个名字是阿尔比派（Albigensians）,比韦尔多教派更加危险。最起码，教会认为他们更加危险。清洁派甚至不是名义上的基督教派，因为他们的精神准则是来自于前基督教的宗教信仰。清洁派集前基督教、非基督教和反基督教于一体。在1150到1250之间，清洁派起码造起了十六座教堂：六座位于意大利，另外六座位于康斯坦丁堡，还有四座位于法国。清洁派拒绝任何犹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传统：现存的政治权威、国王和王储、死刑、宣誓和战争。更进一步，他们拒绝物质世界，因为它是邪恶；他们不结婚，不吃肉，禽蛋和牛奶。所有的清洁派都宣称会死于自己之手——最好是饿死。对于纯洁派来说，他们不会参加基督教的洗礼仪式。为什么，因为水是来自于这个世界的，所以是物质的，因而它也是邪恶。因此，清洁派只能在死亡之际由别的清洁派教徒洗礼。
它们听起来是很诡异。清洁派和韦尔多教派打算赢得大量信众。贵族们把这些异端组织看做是攻击主教和其他教权人士的一种方法。对人民来说，它们获得除了基督教以外的精神指引。这些运动扩展的如此之快，以至于教会不得不做出反应，它召唤来了十字军。教会还找来了西班牙的修道士组成的多明我教徒（Dominic）（c.1170-1216）.多明我教会让它的教徒生活在乞讨式的贫困里，并把他们发往法国南部去驯顺和转化纯洁派。在采用了颇有智慧的论点后，多名我教徒也获得了些胜利，但到最后，他们变成了一个新的教会阶层——多明我教派——他们出离于教会之外。看到问题了吗？教会原本是让多明我人去转化异端邪说，使它们归顺罗马。但是，最后多明我人创造了多明我教派！尽管多明我教派并不是异端邪说，但他们却做着原本应该是教会自己去做的事情。这一点告诉我，而也肯定告诉了13世纪的人们，那就是教会自己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
只有给人们他们所需要的精神指引，教会才能获得更多的受众。所以，当多明我教徒在法国乡村游走传教，唤醒民智时，一个名为Francis of Assisi开始唤醒民心。Francis是一位富有商人的儿子，年轻时起他就梦想着成为一名有力量的骑士。然而，他青少年时期的一次受伤使得他的骑士梦变得遥不可及。Francis过着富足的生活，所有Assisi城镇的人们都仰视着他。Fransis享有的知名度大概就像现代人看到的娱乐明星或是运动明星一样。Francis享受着他的声名，直到有一天他的身上发生了一些事。他开始看进自己的灵魂，他发现自己的灵魂已经没有办法和俗世的自己和平共处，他需要更高的精神真相。所以，就像Peter Waldo在成为Peter Waldo之前，就像Muhammed成为Muhammed之前，就像Luther成为Luther之前，Francis拒绝物质世界。他想像基督一样生活——在贫困中生活，所以他选择了弃世。但是当他向临近村庄迷失的灵魂宣扬他的智慧时，很多人被他的教导和生活方式所吸引。再一次，Francis可以获得如此之多的支持的唯一原因是他给了人们所需要的明确的精神指引。他自己都不知道，甚至非常违反他自己的意愿，Francis成为了一个新的宗教领袖，这个宗教就是方济会。
直到他在1226年去世，已经差不多有5000名方济会教徒，以及1000名以上等待被承认的方济会教徒。圣方济会与多明我会一样，都不是异教。但是，很讽刺的是，圣方济会的运动使得人们在精神上开始依赖圣方济，而不是教会。所有的这一切都显示出了教会在失去需要它提供精神指导的羔羊们。第二，这件事也显示出欧洲人民令人惊叹的精神活力。人们并不反对基督教。他们只是厌倦了教会森严，以及它对于圣经教义的解释和操控。福音书传道士，如瓦尔多教派，如清洁派，多明我教派和方济会，只是因为说了人们所希望去听的，所以才会如此发扬光大。人民渴望精神上的教导。福音书运动是危机或是衰败的信号。毕竟，如果人们对教会是满意的，那么还需要这些改革运动做什么？所以，之所以在意大利、法国南部有如此多的改革运动——很多我们还没有提及——是因为基督教会作为机构的衰败。从根本而言，或许某种形式的改革运动，是很有必要的。
在我看来，真正的内部改革是被一个其一生处于13世纪中后期的一个人所进行的。就像我开始曾经指出的一样，这个人，就是圣·托马斯·阿圭那，他给欧洲提供了它的世界观。阿圭那的做法很简答——他综合了理性和信仰。（further reading:世界的永恒性：波那文都与托马斯之争）（阿奎那：怎样调和宗教和科学的矛盾)
（托马斯·阿圭那生前就已经封圣，关于他的画作数不胜数）
在大约1224年，阿圭那出生于他父亲位于Roccasecca的城堡，离拿波里很近。他在古老的Monte Cassino的本笃修道院开始学习。然后他去拿波里大学学习，并于1244年取得了他的M.A学位——在他20岁的时候。从此时一直到1256年，他都被称为“哑牛”，他在巴黎和科隆的多明我教会学习哲学和神学。在1256年，他获得了神学博士，并开始在巴黎执教直到1259年。在后来的十年期间，阿圭那都在罗马附近的多明我修道院度过。在那里他教授哲学和神学。他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尤其感兴趣。
在1269年，阿圭那回到了巴黎大学并在那里执教，他会围绕一些哲学和神学的问题展开教学。在1274年，在去罗马的路上，阿圭那死于发烧，此时他尚未50岁。他全部的重要著作，特别是《神法大全》（Summa Theologica）和《反异教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es），都是在1252年到1273年之间用拉丁语写作的。这些关于他所获得教育的细节告诉我们，阿圭那和阿尔伯特一样，是一个处于大学中的人。用比较现代的话来说，他是一个智者。
尽管托马斯主义——这是后人对阿圭那学说的总结——是兼容并包的，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对阿圭那思想产生最深远影响的是亚里士多德——这个他称之为“哲学家”的人。阿圭那是如何认识“哲学家”的，这是对西方思想史来说很重要的问题。罗马沦陷后，在529年，优士丁尼皇帝关闭了柏拉图的阿卡德米学园，也关闭了亚里士多德的莱塞姆学园，此后希腊哲学的大部分典章都逸失了。但是近东地区的伊斯兰学者们挽救了很多他们在拜占庭图书馆以及西方最丰盛的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里发现的古老手抄本。在大约8世纪和9世纪之间，伊斯兰学者如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37），阿维罗伊(Averroes)（1126-1198）(further reading: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哲学：经院主义和苏非主义），以及犹太学者Moses Maimonides（1135-1204）研习了这些手抄本，并写了评注。到12世纪，这些手抄本以及评注通过西班牙，西西里和北非之路又回到了欧洲。这一切都是因为十字军东征和以及十字军东征带来的贸易复苏。这些文本同时使得12世纪的文艺复兴变为可能。到13世纪中期，法国和意大利的大学里到处是这些古老的文本，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
阿圭那对于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是前人所无法比拟的，他使用亚里士多德去塑造他整个的思考。阿圭那对于知识的理论并不是从神圣真相的角度出发的——这一点和基督教圣徒的普遍观点不同。相反，他对知识的理论是一个冷静的陈述，陈述人类是如何认识世界的。人是理性动物，而人类理性可以理解这个世界。由于被赋予了理性，所以人类可以理解宇宙。但是，作为动物的一种，人类只能通过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感官去了解知识。这几乎就已是本质上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就像阿圭那曾经说的：“任何已知都是人类通过自己的方式获得的已知。”这是阿圭那对于知识的基础见解，它从两个角度指导着人类：
1. 人只可以通过经历物质世界而领会这个世界。经验主义导致了我们的所知是有疆界的。对阿圭那来说，这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中和信仰和理性？”
2. 对于理性来说，这个世界是有智的。任何已存物，都可以被了解。任何存在物，都是它存在的原因。这些原因只能通过人类的经验，以及人类对于自己经验的理解而获知。
去找到第一原因，是我们知识的唯一目标。经验过的，只能通过词汇、介词和指示词来表达。尽管人类无法表达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但是他说出的是确实说出的。这是关于个体知识功能的理论。思维知道它自己，也知道它的客体，并且，思维知道它的本质。早于阿圭那的800年前，圣·奥古斯丁就苦苦思索过这些问题。但是奥古斯丁想要宇宙的理智能力——但是阿圭那想要知道的是个体人类的理智能力。对奥古斯丁来说他在意的是世界——而对于阿圭那来说，他在意的是人类。
阿圭那并不满足于对事物的表面的了解——他想知道原因。这一点让他去了解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阿圭那在逻辑论点中找到了真相——如果你可以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可以论述一件事，那么你就已经找到了第一原则或是第一因。当然，这第一因，这第一个作用者，就是上帝。我们可以看一下从《反异教大全》中截取的这段话，来了解阿圭那思想中关于逻辑的力量的观点：
由于人类的终极知识并不包括通过各种模糊的方式获得的关于上帝的知识；它也不包括通过科学猜测而展示出来的关于上帝的知识；它也不包括通过信仰获得的知识（就如上述我们曾经证明过的一样）；由于在此生之中不可能获得对上帝本质的知识……所以通过近似上帝的知识去了解上帝，比如通过语言，就像我们曾经证明过的一样，是不可能获得对上帝本质的知识；而，既然我们都了解终极的快乐存在于对上帝的知识之中——所以在这一世获得快乐，对人类来说，是不可能的。
我们或许会取笑阿圭那花费了这么多精力进行如此的逻辑论断去证明在过去2000年里人们已经通过信仰获得的事。但是，阿圭那的这番论述告诉了我们欧洲思想传统的发展趋势。
神学在变化，教义在变化，从教会建立之初的2、3世纪就这样。越来越多的人皈依基督教，越来越多主教和神学家开始写作他们的关于圣经的神学论文和评注，神学的地位越加巩固。异教徒哲学家，无论他们曾经多么伟大，都必须闭嘴，因为他们不懂基督。罗马最伟大的诗人维吉尔（Virgil）作为但丁的向导，穿过地狱和炼狱，但是最后无法到达山的最顶端，因为他毕竟还是一名异教徒。从1100年开始，这些神学和教旨就在被人们所批评——新的探索精神已经在神学家和基督哲学家们中萌芽。又一次，就像阿尔伯特在他的《问答集》开端所写的那样：“怀疑使我们开始了探索，探索使我们获得了真相。”既然圣经已经是真相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探索呢？但是我们手中的圣经，和经过圣多明我教、或是瓦尔多教，或是清洁教，或是教皇，或是拉特兰会议诠释的圣经，并不是一回事。教会的教旨主义遇到了普遍的欧洲觉醒。欧洲大陆上，人民的觉醒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有的异教组织，如瓦尔多教派，他们保持基督徒的身份，但是自己建立了新教派。法国南部的清洁派，则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邪恶的神耶和华竟然允许指控与将善良的神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而多明我教派和圣方济会是现存宗教体制外的教派，它们的作用是用来保护基督教义，它们无意独立，但最后都变成了独立教派。阿圭那，这Roccasecca的哑牛，一个在巴黎执教的多明我教徒，他寻找一个基于大学的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妥协。他最大的成就就是运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证明了上帝的存在。
邪说从来就很难打败——宗教法庭去裁判“可能的嫌疑犯”，但是欧洲的思想已经清醒了。即便是异教徒Martin Luther（1483-1546）也没有变成宗教法庭的被告。他的宗教改革建立仅仅依赖着信仰本身，并被罗马教皇所指责。但是讽刺的是，他的运动从来没被有效镇压过。事实上，不断发展的路德主义，凯尔文主义以及其他的清教徒支派显示出，教会已经不能再维持它在教义上的权威性。
（马丁·路德，1483-1546）
当我们将12、13世纪的思想、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化考虑在内，理性和信仰之间冲突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它们任何一方都无法战胜对方，但是很明显的是它们都需要一位调停者。这个调停者就是托马斯·阿圭那。教会非常支持阿圭那，他在1323年封圣，直到今天他的想法还是罗马天主教的基础。
在欧洲的思想史上，阿圭那利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作为神学和哲学的分析工具。信仰和理性是通向唯一真理的两条路。理性无法发现的东西，信仰可以。真理就是关于上帝的知识和上帝的意志。作为神学家和哲学家——这是经院主义的意义——阿圭那为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塑造了世界观。他用严密的逻辑论证说明了神性和基督教的真理。
阿圭那或许是13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但丁（1265-1321）则是新维吉尔，或是新荷马。但丁出生于佛罗伦萨，这座城市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同义词。如同圣方济一样，但丁出生于富裕的权势之家。在1274年，但丁九岁那年，但丁与另一个富裕家族的女生Beatrice坠入爱河。就是这件事，决定了但丁未来的诗人生涯。但丁的最重要的作品，《神曲》，写作于1302年以后，这时他因政治原因被从佛罗伦萨城被放逐了。在《神曲》中，为但丁领路的是罗马诗人也是异教徒维吉尔。在地狱，他们遇到了荷马，贺拉斯，奥维德，赛内加，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无论这些人省钱是多么智慧和高贵，但是因为他们是异教徒，所以他们只能留在地狱。在地狱，我们还可以看到贪食者，盗贼，杀人犯和诸如凯撒，布鲁图斯和犹大。但丁和他的向导随即到了炼狱，在这里人们或许可以洗净罪过，升入天堂。最后他们到达了伊甸园，但是维吉尔不可以进入，因为他没有对基督的信仰，所以不可能纯净。离开维吉尔之后，但丁进入了天堂，在那里他看到了圣伯尔纳铎（St. Bernard of Clairvaux），阿圭那，杰罗姆，奥古斯丁和其他所有的圣徒，恂道者和教会的教父们。在这里，但丁知道了宇宙的结构。宇宙是圆形的——它是由无数的同心圆组成。这些圆圈是按照一个等级秩序拍好的——越是内层的同心圆越是一些摆脱了形式的东西。当我们从外层圆圈走向内层圆圈的时候，我们是从植物到动物到人。在人以上的圆圈包括了天堂的事物，天使，以及最终的上帝。于此，我们又到了阿圭那的第一原则，或是如同亚里士多德所称呼它的，第一因。这里但丁看到了天使般的景象——一个按照上帝的样子创造出来的人。所以，对但丁来说，在人类一生中寻找上帝的路径已经找到了。这是阿尔伯特给我们的信息。这也是阿圭那给我们的信息。通往真理有两条路，不是一条。
尽管《神曲》里的宇宙观和神学理论很明显属于亚里士多德和阿圭那，但丁却认为罗马教会是异教。他将教会称为娼妓。对但丁来说，事情再明显不过了——教会已经不再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举例来说，在地狱，但丁和维吉尔不仅仅见到了盗贼，贪食者，犹大，还看到了七个教皇。
阿尔伯特，阿圭那和但丁一起建立了一个这样的世界观，在这里理性和信仰是人类找寻真理最重要的手段。真理就是上帝和上帝的意志。然而，后面我们会谈到理性和信仰是如何在以后的世纪里关系日益疏离，并最终分道扬镳的。欧洲从数世纪的沉睡中觉醒，它开始依据新的原则去解释自己。此后，确实有一段灰暗的时期。1347年的黑死病杀死了欧洲差不多35%的人口。法国和英国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争。经济崩溃了。混乱和无序变成了新秩序。意大利人和北部的文艺复兴，当然会称这段时间为“Media aeris”,黑暗世纪。欧洲要面对很多的灾难，但是欧洲却并不是一下子觉醒的，它的觉醒是逐渐的。宗教的体制，中世纪教会是被攻击的中心。然后，这就是16世纪的新教改革。一个或是是从阿尔伯特开始，但最后由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完成的革命事件。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