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课］黄霖：《三国志演义》与历史演义的繁荣（下）
第三节 波澜壮阔、气势恢弘的历史画卷
虚与实的结合 非凡的叙事才能 全景式的战争描写 特征化性格的艺术典型 历史演义体语言
《三国志演义》是在陈寿《三国志》等历史记载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美学理想所创作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有虚有实。清代的章学诚认为它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丙辰札记》）。这个定量的分析被后入普遍接受。但《三国志演义》之所以在虚实结合方面比较成功，主要个是在“量”的搭配上比较合理，而是在对小说与历史的“质”的差异上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恰当的处理。它在按照一定的政治道德观念重塑历史的同时，也根据一定的美学理想来进行艺术的创造，使实服从于虚，而不是虚迁就实。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已经全非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情节故事也多经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添枝生叶等艺术处理。它已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借三国史实的基干和框架，另描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弘的历史画卷。
《三国志演义》“陈叙百年，该括万事”（高儒《百川书志》），人众事繁、矛盾复杂，却组织得有条不紊、主次分明，充分地显示了作者的叙事才能。小说在叙事时，是将各个空间分头展开的故事化成以时间为序的线性流程。全书约可归纳为五条线：以汉亡为引线，以晋国一统天下为终局，中间的主线是魏、蜀、吴三方的兴衰。这几条线，此起彼伏，交互联络，建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在魏、蜀、吴三条线中，尤以魏、蜀两大集团的矛盾斗争为全书的主干；在写魏、蜀两方时，又以蜀汉的故事为重点。在写蜀汉时，则以诸葛亮为中心；在写诸葛亮时，以隆中决策为关键。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小说用浓墨重彩所描绘的隆中决策就是全书的主脑，“其余枝节，皆从此生”。诸葛亮在决策开头所分析的形势，从董卓谈到曹操、孙权，实际上就是小说前七卷情节内容的概括。诸葛亮出山后的主要故事，就是隆中决策内容的具体演绎。诸葛亮死后，姜维九伐中原，则是“受丞相遗命”，“以继其志”。直至最后一卷，才写三国归晋以作结。这样的艺术构思，使全书的结构既宏伟，又严整；看来头绪纷繁，却又脉络分明。在这构架上，作者又兼用了顺叙、倒叙、插叙、补叙等不同笔法，时而实写、明写、正写、详写，时而又虚写、暗写、侧写、略写，使全书的故事详略得当，摇曳多姿。
就所叙的事件而言，《三国志演义》以描写战争为主，可说是一部“全景性军事文学”作品。它描写战争的时间之长、次数之多、形式之多样、规模之宏大，在世界文学史中是罕见的。全书共写四十多次战役、上百个战斗场面，包容了这一历史时期所有重大的战役，写得各有个性，绝少雷同：或鸟瞰全局，或特写片断；或以募敌众，或以强制弱；或设伏劫营，或围城打援；或江上水战，或陆上车攻；或强攻，或智取；以致火攻、水淹、马战，乃至徒手搏斗，表现各异，充分显示了战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三国志演义》描写战争，又突出智斗，特别是在写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重大战役时，将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等交织在一起，重视写统帅部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战略决策以及战术的运用。作者笔下的战争，多数幷不表现得惨烈可怕，而如一曲英雄的史诗，在激扬高昂的格调中，往往洋溢着诗情画意。有时在激烈的战争中，又穿插着一些比较轻松的场面。如在赤壁之战的进程中，作者不吝笔墨，大写诸葛亮与鲁肃乘雾联舟、羣英会蒋干中计、庞统挑灯夜读、曹操横槊赋诗等等，把战争写得有张有弛，富有节奏感。总之，这部小说中的战争描写，不仅仅歌颂了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赞美了智，传递了美。
作为一部优秀的历史演义小说，《三国志演义》不仅善于叙事，而且也长于写人。它塑造人物形象的显著特点，突出甚至夸大了历史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舍弃性格中的次要方面，创造了一批具有特征化性格的艺术典型，如奸诈雄豪的曹操、忠义勇武的关羽、仁爱宽厚的刘备、谋略超人的诸葛亮、浑身是胆的赵云、心地狭窄的周瑜、忠厚老实的鲁肃、老奸巨滑的司马懿……这些艺术典型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又具有一定的“类”的意义。他们的性格特征，一般都显得比较单一和稳定，有点像戏曲中程序化、脸谱化的表现，容易给读者以强烈、鲜明的印象；也有点近乎雕塑，在单一、稳定，乃至夸张之中呈现出一种单纯、和谐、崇高的美。它适应幷规范了古代读者的艺术欣赏趣味，所以使曹操、张飞、关羽、诸葛亮、赵云、周瑜、司马懿等众多的人物形象一直具有迷人的艺术魅力。《三国》一书也就成了我国古代塑造特征化艺术典型的模板。
小说在塑造这种特征化性格的人物时所采用的手法，主要有：
一、出场定型。如写刘备“与乡中小儿戏于树下”的非常言行，曹操少时诈“中风”以诬叔父，诸葛亮隐居隆中时的非凡抱负，都可以说是一种性格的“亮相”。
二、反复皴染。围绕着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多角度、多层次地加以强化、深化，使其性格在单一中呈现出丰富性、复杂性。如写曹操之凶残，连续写了他梦中杀人，杀吕伯奢一家，杀粮官以欺全军；写他的奸诈，就写他不杀陈琳而爱其才，不追关羽以全其志，得部下通敌文书却焚而不究，马犯麦田而割发代首；写他的雄豪，则写他棒责蹇硕之叔，献刀刺卓，矫诏讨卓，支持关羽斩华雄，青梅煮酒论英雄。这样就把一个专横残暴、阴险狡诈，又豪爽多智、目光远大的“古今奸雄中第一奇人”写得血肉饱满。
三、多用传奇故事和生动的细节来突现人物的性格特征。这类笔墨一般从史书或传说中借鉴而来，具有一定的夸张性和理想化的色彩，虽然不一定能经得起生活真实的检验，但与整体的艺术效果却十分吻合。例如关羽斩华雄一节，文字不多，只“听得寨外鼓声大震，喊声大举”，幷没有作细致的描写，最后当关羽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下时，只点了一笔，战前酾下的热酒：“其酒尚温”。这四个字，就不无夸张地突现了关羽的神勇（卷之一《曹操起兵伐董卓》）。张飞在长阪桥上连吼三声，竟使“曹操身边夏侯霸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百万曹兵“人如潮退，马似山崩”（卷之九《张益德据水断桥》），其勇猛、其气势，跃然纸上。
四、善用对比、烘托等手法。寄托著作者主要理想的刘备之仁，就是在与曹操之奸的对比中进行刻画的。曹操与袁绍同为奸雄，一个雄才大略、识见高超，另一个则外宽内忌、多谋少决，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诸葛亮出山一节，通过徐庶、司马徽的赞美、推荐，三顾茅庐而两次不遇，一些亲友的歌吟谈吐，以及山林景色的幽雅清美，层层烘托了诸葛亮的高洁品格和绝世才能。刘、关、张第三次去请时，孔明“昼寝未醒”。此时，“玄德叉手立于阶下，将及一时”，“张飞大怒”，准备去“放一把火”烧他起来，而“云长急慌扯住”（卷之八《定三分亮出茅庐》），在强烈的对比中，把刘备的宽厚、张飞的莽撞、关羽的沉着，表现得维妙维肖。这类对比手法，对于区别同一类性格特征的人物“同而不同”十分重要。比如同为勇猛的战将，神勇的关羽、骁勇的张飞、智勇的赵云、英勇的马超，各有特点，幷不成为一种类型化的人物。但也应该看到，小说所塑造的这些具有特征化性格的人物，往往没有内在的冲突，缺少性格的变化和发展；有时将主要特征夸大过分，造成了失真之感，鲁迅所指出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三国志演义》所用的语言是“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浅近文言，这有利于营造历史的气氛；有时直接引用一些必要的史料，也能使读者“易观易入”，雅俗共赏，形成了一种适用于历史演义的独特的语体风格。它从讲史而来，放偏于叙述而少描写，其叙述语言以粗笔勾勒见长，简洁、明快、生动、有力，洋溢着一种阳刚之气。人物语言，已开始注意个性化。如《安喜张飞鞭督邮》一节中张飞道：“此等害民贼，不打死等甚！”快人快语，嫉恶如仇。关羽则说：“兄长建下许多大功只得县尉之职，被督邮如此无礼。吾思枳棘丛中，非栖凤凰之所；不如杀督邮，弃官归乡，别图远大之计。”显得心高气傲，思虑周全。而刘备则对督邮说：“据汝贼徒害民，当以杀之。吾有所不忍，还官印绶，吾已去矣。”既是非分明，又心地宽厚。但总的说来，《三国志演义》比起善用口语乃至方言的《水浒传》、《金瓶梅词话》等，在人物语言个性化方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历史演义的繁荣 列国系统的小说 隋唐系统的小说 明末的时事小说 对于社会文化生活的广泛影响 《三国志演义》在国外
《三国志演义》以75万字的规模，用一种比较成熟的演义体小说语言，塑造了四百多个人物形象，描写了近百年的历史进程，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小说体裁，这不仅使当时的读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而且也刺激了文士和书商们继续编写和出版同类小说的热情。自嘉靖以后，各种历史演义如雨后春笋，不断问世，从开天辟地，一直写到当代。据不完全统计，今存明、清两代的历史演义约有一二百种之多。可以说，这些小说无不受到《三国志演义》的影响，但没有一部在总体水平上超过它。比较起来，列国系统和隋唐系统的若干小说尚写得较有特色。
余邵鱼编写的《列国志传》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有关列国故事的通俗小说。这部小说在《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秦幷六国平话》等讲史话本的基础上，据正史，采杂说，以时间为经，以国别为纬，叙述了从商纣灭亡到秦幷六国800年的历史。全书脉络清楚，中间也穿插了“妲己驿堂被诛”。“穆王西游昆仑山”、“秋胡戏妻”、“卞庄刺虎”、“临潼斗宝”等有趣的民间故事，但由于叙事简略、文字粗率，故缺乏艺术的意味。明未冯梦龙将它增补改写成《新列国志》，由28万字扩展到七十余万字，共108回。但叙述的年代大大缩短，砍掉了西周的一段历史，集中写春秋、战国时代的故事，成了一部东周列国的演义小说。冯梦龙本是治《春秋》的名家，又精于通俗小说之道，故他一方面力图使情节在总体上更加忠于历史，另一方面又不完全拘泥于史实，也保存了一些民间故事，幷注意“敷衍”和“形容”（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使头绪纷繁之中血脉更加贯串，描写摹神之处令人击节起舞，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其中一些具有经典意义的故事，如郑庄公掘地见母、卫懿公好鹤亡国、百里奚认妻、晋公子重耳出亡、程婴匿孤、二桃杀三士、孙武演阵杀美姬、孙庞斗智、伍子胥复仇、河伯娶妇、窃符救赵、荆轲刺秦王等都写得曲折生动，有声有色；一些著名的战役，如鲁齐长勺之战、秦晋龙门山大战、宋楚泓水一战、晋楚城濮交兵、齐魏马陵决胜、秦赵长平鏖兵等亦叙来条理清楚，引人入胜。小说也塑造了一些性格较为鲜明的人物形象，如“德力俱无”而一味想以“仁义”当盟主的宋襄公就很有代表性。再加上这部小说的内容本身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一些著名的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所表现的胆识智谋、理想境界、道德风范等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尽管这部小说史学气味较浓厚，有的地方近乎史料的联缀和解释，但还是能吸引较多的读者。到清代乾隆时，杨庸曾将它删为8卷190节，名《列国志辑要》。同时又有蔡元放，将《新列国志》略作删改润色后，加入了一些失注和评点，易名为《东周列国志》，共23卷，108回，成为以后最为通行的本子。
《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与《隋唐两朝志传》是明代较早的两部隋唐系统的历史演义小说。它们都以李世民为中心展开故事，叙述较为简略。孙楷第在《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中著录《隋唐两朝志传》时说：“细观全书，则似与熊书（指《唐书志传》）同出于罗贯中《小秦王词话》（今有明诸圣邻重订本），熊据史书补，故文平而近实。此多仍罗氏旧文，故语浅而可喜。”所谓“诸圣邻重订本”，是指刊行于万历、天启年间的《大唐秦王词话》。此书的“旧本”是否出于罗贯中，似可研究。然这部“重订”的“词话”已以散文为主，也可视作一部隋唐系统的小说。它虽然也以李世民扫荡羣雄，统一天下的故事贯串始终，但有一半以上的内容是写开国功臣尉迟恭，较为完整而生动地刻画了这个忠厚憨直、嫉恶如仇的英雄形象。稍后，在文学性方面有较大突破的是《隋炀帝艶史》和《隋史遗文》两书。《隋炀帝艶史》是据《迷楼记》、《海山记》、《开河记）等小说，幷参照正史和其它史料编写而成。小说以批判的态度，描写了隋炀帝杨广一生的风流艶事，揭示了隋亡唐兴的历史原因。全书结构谨严，文笔细腻，语言清新典雅，特别是对于宣华夫人的描写充满着同情，相当深入细致地刻画了她的心理变化。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曾称它是“一部盛水不漏的大著作”。《隋史遗文》一变过去以隋炀帝或唐太宗为中心人物，以正史的编年顺序来敷演历史的写法，而专注于一羣乱世英雄，把小说写成了一部有关秦琼和瓦岗寨的英雄史。作者强调小说创作“贵幻”，必须进行艺术虚构。书中的故事比以前隋唐系统的小说写得更加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塑造了秦琼及单雄信、罗成、程咬金、王伯当、尉迟恭、徐茂公等一批较为鲜明的人物形象。它同《大唐秦王词话》一样，有一种将历史演义向英雄传奇转化的倾向。这两部小说虽然在艺术上也有若干不足，如《艶史》中一些人物形象显得比较单薄，有些笔墨也不够简练；《遗文》中有的情节缺乏剪裁，语言的提炼也嫌不精；但它们在总体上将隋唐系统的小说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至清代康熙年间，诸人获将《隋唐两朝志传》、《隋炀帝艶史》、《隋史遗文》及唐代卢肇所撰的《逸史》等剪裁联缀成《隋唐演义》一书。全书起自隋文帝即位伐陈，终于唐明皇从蜀还都而死，以隋炀帝、朱贵儿与唐明皇、杨贵妃两世姻缘的因果轮回为大框架，间插秦琼、单雄信、尉迟恭等草莽英雄及李世民、武则天等故事，较为细致地揭露了宫廷生活的糜烂、险恶和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小说将历史演义、英雄传奇、才子佳人小说等笔法熔为一炉，故事生动，行文流畅，几个英雄人物也写得很有生气，故尽管情节结构不无拼凑、零乱之迹，而仍为隋唐系统中最为流行的一部历史演义。至于稍后的《说唐演义全传》等小说，虽然也取材于隋唐故事，但主要写瓦岗寨好汉的风云聚散，实质上已属于英雄传奇一类小说了。
至晚明，一方面由于各种社会矛盾尖锐，一些忧国忧民之士把小说作为议论朝政、抨击奸佞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也由于前朝各代的历史几乎都有了“演义”，于是就出现了一批专写当代时事的小说，成为历史演义的重要分支。较具代表性的有揭露阉党乱政的《梼杌闲评》和反映辽东战事的《辽海丹忠录》。《梼杌闲评》以魏忠贤的一生为主要线索，描写了他与熹宗乳母客氏勾结乱政的故事，深切地揭露了明代厂卫制度的罪恶，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特别如第八回、第三十五回等写到为反对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和阉党对于正直官员的政治迫害而发生的商人、市民暴动，很有时代气息，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重大事件都有史实根据，但都小说化了。全书的结构比较严密，文字也洗练畅达，幷注意市井俗语的运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是继《金瓶梅词话》之后，又一部以反面人物为主角，主要通过刻露丑来把人们引向美的作品。《辽海丹忠录》以歌颂“报国忠臣”毛文龙为主，按编年顺序描写了万历十七年（1589）至崇祯三年（1630）之间的辽东战事。小说的人物刻画不够精细，议论也较多，然语言清雅，长于叙事，行文中充满着一股愤激之气，在晚明的同类作品中，还是较好的一部。这类反映时事的小说，至清代康熙以后随着社会的相对稳定和文网的日趋严密，逐渐销声匿迹，直到清末，形势发生变化，才重新崛起。
《三国志演义》对我国历史小说的繁荣和发展关系至大，乃至对其他题材的小说创作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与此同时，它长期被人们视作一部通俗的历史教科书和军事著作，对社会生活各方面所产生的作用，恐怕没有任何一部古典小说可以与之相比肩。它是一座极为丰富的精神宝库，实际上也是一部大众文化的百科全书。从中人们可以得到历史的知识、斗争的智能、做人的道理和处世的经验。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成为后代戏曲、说唱文学和各种文艺创作题材的渊薮，如以京剧而言，据陶君起的《京剧剧目初探》所著录，“三国故事戏”就有138种。书中的“忠义”思想既是封建统治阶级道德灌输的重要内容，也是民间以“桃园结义”的方式秘密结社的指导思想。其它如肯定智慧谋略，歌颂武勇奋进，重视德才兼备，主张积极入世，赞美秉公执法，提倡求实作风等，都对培养和发扬良好的民族文化心理产生过积极的作用。清朝统治者于入关之前“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王嵩儒《掌固零拾》），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等也“以《三国演义》中战案为帐内唯一之秘本”（黄人《小说小话》）。直至现在，人们还不断地从人才学、领导科学、商战技术等各个角度从中得到启示。它的确对中华民族社会文化生活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三国志演义》名播四海，也受到了外国读者的欢迎。早在明隆庆三年（1569）已传至朝鲜，崇祯八年（1635）有一种明刊《三国志传》就入藏于英国牛津大学。自日僧湖南文山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编译出版日文本《通俗三国志》之后，目前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英国、法国、俄国等许多国家都有本国文字的译本，幷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和专著，对《三国》这部小说作出了有价值的探讨和极高的评价，如日本作家吉川英治在其编译本的序言中说：“《三国演义》结构之宏伟与人物活动地域舞台之广大，世界古典小说均无与伦比。”俄译本附科洛克洛夫论文则说：“《三国演义》在表现着中国人民艺术天才的许多长篇小说之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它可说是一部真正具有丰富人民性的杰作”。它不但在中国文学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应该具有崇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