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振东 ‖ 明清文安王氏家族的衍变与家风

文安古城,历史悠久,文化璀璨,自古以来曾出现过许多英雄豪杰、忠臣义士、词人墨客等。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就当地的名门显族,文安城内仍有“纪、井、陈、王、东关里的郭,曹、牛、马、樊、西关外的葛”之说。尤其是,“纪、井、陈、王”四大家族更是家业兴旺,人才辈出,繁盛之势绵延达三、四百年。在明清两朝,这些家族不仅对当地的历史文化发展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影响波及至整个京畿地区及全国,其潜在的家风传习具有鲜明的特色。以下本文,仅以王氏家族为例进行粗疏地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崇礼坊王氏家族的

脉系与传衍‍

文安“纪、井、陈、王”四家,从脉系传衍的角度说,最为确定明晰的是陈氏家族。此族在文安县的最早落脚地在大清河岸边的西码头村,在那里建有规模较大的家族祠堂、祖墓并藏有明清时期的族谱,其中的祠堂和族谱至今仍存在。后来,有一支遵诏令迁居至县城西关内。
较之陈氏家族,人们所说“纪、井、陈、王”四家之一的王氏家族的脉系与传衍要模糊复杂得多。现在,在文安境内已难找到与此家族有着明确关联的故居、祠堂、祖墓与族(家)谱。已故文安地方史专家井桂林先生曾撰有《以史为鉴,惠及后人——文安城内四大家族轶事》一文,是一篇较早且较深入论述文安四大家族的力作。该文以为,文安城内王氏家族的祖先于明洪武时奉诏内迁,开始安家于霸州信安镇。直到远祖王表时,因避寇之乱再徙文安县崇礼坊(今文安城内二村、四村)。井文述,文安王氏家族,自古以来就有家谱,只因明末兵火失落。后经九世孙慈、十一世孙廷柱、十二世孙行简三次再修才成现存家谱。据王氏家谱载:“相传始祖兄弟三人,霸州始祖讳聚,河间始祖讳众,文安始祖讳表。”其早期脉系传衍为:“一世王表,二世王能,三世王用、王贤、王诏、王诰,四世王伦、王仪、王楫、王相、王宗尧、王宗舜……”

井先生所据《王氏家谱》现已无法见到,相关情况可从民国十一年印本《文安县志》(以下简称民国《文安县志》)得到佐证和进一步厘清。据查,该县志《选举志》内共记载与王表一支脉系相关的人员约20余人。早在明天顺年间,崇礼坊王表之子王能即以例贡身份踏上仕途。民国《文安县志》卷四《人民部·选举志》在天顺年“例贡”栏下记:“王能,祟礼坊人。任祟仁县主簿。”后来他又和其子王贤分别以孙、子王仪之贵而受封山东按察司副使。在王贤这一辈,崇礼坊的王诏和其子王楫又分别以孙、子王以纁之贵受封河东运使。王仪不仅是第四代人中的佼佼者,而且是崇礼坊王表脉系人物中的杰出代表,清孙承泽《畿辅人物传》和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考》都为其设有专传,民国《文安县志》卷九《人民部·艺文志》中还收有佚名为其撰写的《中丞王肃庵传》。其中记,王仪,字克敬,别号肃庵,是王能次子王贤之子。明正德丁卯科(1507)乡试中举,嘉靖二年(1523)中王氏家族第一名进士。初为安徽灵璧知县,后改任嘉定(今属上海市)知县;又曾任苏州知府、按察司副使、右佥都御史等职。

王仪子孙甚多,井桂林先生记其有7子13孙。民国《文安县志》卷九《人民部·艺文志》收沈涵撰写的《大参王四槐传》,曾记王缄为王仪的第三子,生而颖慧,嘉靖四十三年(1564)举于乡,隆庆五年(1571)成进士,初授河南中牟县令,后就职吏部(任考功司、文选司主事、员外郎等职),又迁河南按察司副使、山东按察司副使等职。王缄有几子不详,民国《文安县志》卷四《人民部·选举志》记王缄之子王祚,应万历四十五贡,未仕。此王祚,应该是井桂林先生所记王仪13孙中的“王宏祚”,不知什么原因,“王祚”的姓名中省略了“宏”字。王缄的裔孙王文运,字在田,中雍正元年(1723)武举。之前,另有王仪之孙王印曾中万历三十四年(1606)武举,他应是王文运的叔伯辈。民国《文安县志》卷四《人民部·选举志·例贡》中还记:王绾,都御史仪子;王绅,绾弟;王恩,绾子;王嗣,绅子;王丝,绅弟;这些人都在万历年间得到朝廷的恩选,颇可见此家族在明中叶的繁盛。

民国《文安县志》卷四《人民部·选举志》记,与王贤同辈的王诏被列入弘治元年恩选类,下记“主簿能子,任凤翔主簿”,此可见王表脉系下的另一支。王诏子王楫得到赠官,是因子以纁贵而致。卷四《人民部·选举志·甲科》载:“王以纁,字伯聘,主簿诏孙,授行人。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中、四川顺庆知府,调山东登州府,升河东运使,晋山西布政司右参政”。民国《文安县志》卷九《人民部·艺文志》载有李汶撰写的《参政王碧坡传》为王以纁专传,介绍了其一生的主要事迹和精神品格。王以纁的子辈情况未见载,其孙辈王国璋、王国华有记。前者见载于民国《文安县志》卷四《人民部·选举志·乡科》,文内记:“王国璋,字莪之,参政以纁孙。任曲周教谕,升湖广攸县知县”;后者见载于该县志卷五上《人民部·人物志·孝子》,文内记:“王国华,生员,崇祀乡贤,楫之曾孙也,世以孝友相传,事父母至谨”。此两人都是王楫的曾孙,即王能的玄孙。另,民国《文安县志》卷四《人民部·选举志·岁荐》记,王以纁曾孙王允协应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贡,未录官职;又,本志甲科康熙戊辰科载一人名王允泽,字惠侯,为崇礼坊人,未仕卒,当与王允协为同辈,他们应同是王国璋、王国华的子辈中人。

综上所述,崇礼坊王表一支,在民国《文安县志》可探溯到具有传衍关系、并具有一定功名或官位的约有20余人,前后共跨越八代,自明初的天顺年间一直延续到清代的康熙年间。

二、广陵里王氏家族的脉系与传衍

虽然上文对民国《文安县志》所载个别崇礼坊王姓人员,因看不出与王表一支的关系而被排除在外,但基本可以推测此脉系入清即已衰落下来,整个清朝近三百年的历史,民国《文安县志》载录出自崇礼坊的具有功名或官位的族人已是凤毛麟角,这与其他三家的影响直至清朝乾嘉时期还明显存在的情况大有不同。如果衰落了近三百年,这个家族还会被人们提起吗?可能会很小。那么,是否还另有其他曾繁盛一时的王姓家族呢?答案是肯定的。

在井桂林先生的《以史为鉴,惠及后人——文安城内四大家族轶事》一文中,还写到“文安王氏家族在明朝正德年间出现了位孝子王原”。但是,此王原却与崇礼坊王氏家族并非一脉。民国《文安县志》收有纪常所撰《王孝子传》一文,专记王原对其父王珣的孝行,此文末尾记:“原生男六人,孙男十有五,曾孙男二十有二,俱业耕读。”可见,此脉系也应是一个不小的家族。这个家族是文安哪里人?可以较肯定地说,也是文安城内人。之所以如此讲,有两个方面的佐证。首先,在《文安县志》卷一《土地部·方舆志·坟墓》中,有一条材料记“孝子王原墓在城西北相公庄南”,同时还记其两个后人王应霖、王应期之墓就在原墓的西侧。从如此的材料推测,王原一支的祖墓当即在文安县城西北相公庄的南侧。相公庄现在还在,距县城仅三里之遥,就这样的情况来看,王原一支至晚自王原开始就已生活在县城内,其家族成员死后则安葬在距城不远的相公庄南。其次,在民国《文安县志》卷四《人民部·选举志·甲科》又见对与王原在同一墓地的王应霖记:“王应霖,字德征,广陵里人,孝子原曾孙”。如此,不仅可以明确王原一支不仅居住在文安城内,而且可以确定他们居住的具体位置是在城内的广陵里。

王原一支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人物是清代初年的重臣王景祚。康熙年间李卫等监修的《畿辅通志》卷七十四《政事》中记:“王景祚,字迂叟,文安人。父守明以德行举乡饮大宾,景祚登顺治三年进士,授太原推官,累擢佥都御史、顺天府尹。清慎亷介,历官三十年不异寒素。康熙七年河决文安,滨河地多不可耕,景祚疏请豁免,民赖其利,父子并祀乡贤。”从此记可知,王景祚父名守明,以德行被举为乡饮大宾;王景祚为顺治三年(1646)进士,历太原推官、佥都御史、顺天府尹等官,三十余年始终清慎亷介。徐世昌所撰《大清畿辅先哲传》第一卷《名臣传一》为王景祚设有专传,其开篇即说:“王景祚,字振公,号迂叟,文安人。其五世祖,所谓王孝子原者也。”由此又可知,王景祚是王原的六世孙。

通过查考民国《文安县志》,还可以探溯从王原至王景祚及以下脉系传衍的部分情况。首先来看,王原与王景祚间的辈分关系。民国《文安县志》卷五下《人民部·人物志·封赠》载:“王产,以孙景祚贵,赠通奉大夫、奉天府府尹;王守明,以子景祚贵,累赠通奉大夫、奉天府府尹”。如此可知,王景祚的祖父王产、父亲王守明分别即为王原一脉的第四、五世。其次,再来看在王原墓侧的王应霖、王应期与王原间的辈分关系。前已述,民国《文安县志》卷四《人民部·选举志·甲科》记王应霖为王原的曾孙,此条下又记:“王应期,字瑞征,臬副应霖弟。受河南尉氏县知县”。据此两记可知,先后高中进士的王应霖、王应期为兄弟关系,前者为兄,后者为弟,他们应与王景祚之祖父王产为同一辈,即第四世。又,民国《文安县志》卷五下《人民部·人物志·封赠》载:“王宗宝,以子应霖贵,赠湖广按察司副使。”以此又知,王应霖、王应期的父亲为王宗宝,为王原一脉下的第三世,即王原的孙辈。

虽然王应霖、王应期与王产同属于王原一支的第四世,但从名字已看不出两支间明显的脉系关系。至王景祚父亲王守明这一代,民国《文安县志》载王应霖有子王笏、王策,王应期有子王箴。王笏为明万历年间贡生,曾任南京西城兵马司副指挥;王策为万历二十八(1600)年举人,后任山西太谷知县等职,民国《文安县志》卷九载有佚名撰《王策传》;王箴为天启七年(1627)贡生,曾任长沙训导。至王景祚这一代,王策的后人不见载于民国《文安县志》,王箴有子王煦,民国《文安县志》卷四《人民部·选举志·岁荐》载其应顺治元年贡,“任桐柏知县,升陇州知州”。王景祚于清顺治三年中进士,后又在多地做地方官,颇有政声,使广陵里王氏一族家业重振。民国《文安县志》载,王景祚有一兄名印武,字丕承,中顺治十五年(1658)武进士,官位未载。王景祚先后有两子中乡举并为官,子王埏顺治十一年(1654)中举,后任确山知县、绵州知州、工部都水司员外、遵义府知府等职;子王坦,字仲平,康熙十四年(1675)中举,后任中书舍人。之后,王景祚之孙王苞林中嘉庆戊午(三年,1798)科举人,官职未载。

综上所述,见于民国《文安县志》所载的广陵里王氏族人,自孝子王原至王景祚之孙王苞林,应不少于15人。人数虽然略少于崇礼坊一支,但影响所及,自明代初年直至清代的中叶,比崇礼坊王氏家族的影响的时间要长得多,基本与文安纪、井、陈其他三家产生影响的时间重合。因此,明清两朝,文安城内四大家族的“王”,应该是指广陵里王氏家族。

三、孝忠勤廉、好善知书

——广陵里王氏家族的优良家风 ‍

一个家族能够跨越两朝,在三、四百年间代有人出,应该不是偶然的。这其中肯定有一种潜在的精神品格在不断有利地维系和促进着,这实际就是人们常说的家风。其在广陵里王氏家族,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广陵里王氏家族基业的真正奠基者王原,首先是以“孝”而闻名遐迩的。在明正德年间,王珣以家贫役重而远走他乡。其子王原长大向母亲询问父亲的去处,被告诉以缘故。王原听后十分伤心,立志要将父亲找回。他先是在县城交通要道开设旅舍酒店,一遇远方来的客人就免费送给他们自己做的袜屦等物,并向他们讲述自己父亲的姓名和容貌,哀求他们如若遇到一定相告,但一直没有消息。娶妇仅一个月,他就辞别母亲和新婚妻子出家寻父,先是向西走至涿鹿境内,后又转而东行,穿越齐鲁之地,历时十余年,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最终在河南辉县带山的一个寺庙见到父亲。父亲以为“无颜复归故乡”,拒绝一同回家。王原牵衣痛哭不止,并发誓说:“父不归,儿只有死”。父为之感动,便与王原一起返乡,于家安度晚年。此事迹见载于《明史》卷二百九十七《列传第一百八十五》,康熙《畿辅通志》和民国《文安县志》分别载有李光地和纪常所撰专传,明人周楫的《西湖二集》和清人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两部小说集中都有长短不等的叙述。这样一种光耀史册的孝行,对这个家族产生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如王原曾孙王应霖即大有王原之遗风,民国《文安县志》卷九载明末名臣孙承宗所撰《司寇王梦岩传》记:“犹奇家世孝友,而公为笃挚,怀赠公风木之憾,四十年如一日,于太恭人备极色养,岁时享祀省墓,躬申诚敬,至老弥殷。”通过王原、王应霖这前后相隔二代人的孝行,能让人感受到此家族一种强烈精神的存在。

古人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在传统的价值理念中,孝是人道德行为规范的基础,将之扩延至社会,则体现为对所服务政权和国家事业的忠。王景祚是王原的六世孙,他中进士后被派往山西任职不久,即逢姜壤叛乱,“贼骑数十万连营结寨,进逼太原”,王景祚则“从容画计,神气殊闲雅”。他欲借用从边防撤回路过的军队,将官以“非我职”之言相拒。王景祚据理力争,不仅劝说将官帅兵出征,而且自己也介胄以从,亲与贼战于晋祠西,追奔数十里,一举平乱,威振三晋。此事在徐世昌撰《大清畿辅先哲传》第一卷《名臣传一》和民国《文安县志》卷九吴正治所撰《王大廷尉传》中均有述及。王策是王应霖的仲子、王原的五世孙。在崇祯十一年(1638),清兵攻入他的家乡,人们都弃城而逃,亲戚朋友也劝他一同走,而王策却毅然地说:“草莽市井皆臣也,况曾受一官身,为民倡逃以苟免,何面目见先人于地下。”城陷之时,王策身穿朝服坐于庭中,兵入而抗节不屈,即死于难。他的三个儿子、妻子和孙子、孙女十余人,以及仆婢十余人均一同就义。此事见载于民国《文安县志》卷九佚名所撰《王策传》,内中所体现的义勇忠烈之气与明季西码头陈氏家族二十二节烈以死相抵入侵的壮举,有着同样可歌可泣的风姿,同样值得后人缅怀与伤悼。

勤廉是指勤谨廉介,这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态度与方式,在广陵里王氏家族则表现为一种绵延相继的良好家风。王景祚是广陵里王氏家族的一个优秀代表,康熙年间编纂的《畿辅通志》说其:“清慎亷介,历官三十年不异寒素”。徐世昌总纂的《大清畿辅先哲传》将其列入《名臣传》,记其初授太原府推官,那里因是省会,诸事繁剧,前任以不称职而被罢去,需处理的案牍堆满屋子。王景祚到后,仅用十天就全部处理停当。山西抚军见后非常高兴,将全省大案和文武荐劾的处理大权都交付给了他。康熙九年,王景祚升任大理寺卿,他始终坚持亲自阅读卷宗,很多大案都得到驳正,“一时权贵敛手,风节凛然。”王原的曾孙王应期中进士后被派往河南尉氏县做知县,那里地处要冲,穷困难治。王应期到后,“兴学校、广储蓄、定条鞭、清冒破,一时民风熙然丕变”,政绩斐然。王应霖的次子王策以忠烈驰名,他在做山西太谷知县时,方正廉明,不善逢迎,亦留下很好的政声。

除去以上几个方面,好善乐施也是广陵里王氏家族家风的一大特色。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记,王景祚在太原做推官时,借助蒙古边防兵攻破叛贼占据的城池,为首将领准备依军法进行屠杀,王景祚下跪求乞,使得数万被胁从的百姓免于非命。清查贼党,王景祚亲自核勘,为不少人平了反。后来,宁武地区发生饥荒,王景祚来不及请示,就命人打开粮仓发放数千石粮食济民。他向人说:“救活这数万个生命,罢免我一人的官职,没什么后悔的!”王宗宝是孝子王原之孙、王应霖的父亲,卷五下《人物志·封赠》记其:“以家颇饶裕,自奉简淡。好施乐予,出于天性,宗族多赖以举火者。壬子岁饥,出粟百余石,赈其乡人;庚申再饥,再赈如前,县令表其门曰‘阴德’。会学博以迁秩去,至不能具行李。公为贷二十金以行,竟出息代偿,盖好行其德类如此。”常年接济族人、两次赈济乡人,还为朋友代还债金,如此的高风亮节,确实令人敬仰。

另外,诗书传家也是广陵里王氏家族优良家风的重要方面。纪常所撰《王孝子传》最后一段说:“原生男六人,孙男十有五,曾孙男二十有二,俱业耕读。”明末大学士孙承宗所撰《司寇王梦岩传》称王应霖:“悬车二十年,游览经史外无他嗜。”佚名所撰《王策传》写其:“稍长,折节读书,沉酣经史,虽游历远方,行笈无他物,独书卷必携”。至弃官归乡后,他仍终日“以书画自娱”。王景祚的曾孙女王淑人嫁给京南三才子之一陈仪为妻,性节俭,喜读书,年逾六十,仍手不释卷。有子三人,皆登甲乙科;女暨孙女,皆工诗;下至侍婢,亦娴吟咏。陈仪《兰雪斋诗集》称“老妻以持诵为业”。民国《文安县志》卷五上《人物志》将王淑人列入清代“名媛”之首,并赞“知广陵秀气尽在陈家矣!”

以上本文根据民国《文安县志》的记载及相关资料,对明清文安“纪、井、陈、王”四家之一的王氏家族的脉系传衍进行了辨析和探溯,同时对这个家族的优良家风进行了概括与总结。因相关家谱等第一手资料的稀缺或失传,拙文可能尚有不少遗漏与失当之处。谨通过此文,希望能引起更多人关注地方文化资源,更高弘扬优秀文化传统,以构建更为进步而充满活力的新时代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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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许振东,南开大学文学博士、国家二级教授,现任廊坊师范学院《语文教学之友》杂志主编,为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中国金瓶梅学会理事、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理事、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兼任廊坊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曾任廊坊师范学院中文系副主任、文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主要研究明清文学与京津冀历史文化,在《社会科学》《南开学报》等著名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编著书籍10余部,代表著作有《明代京畿文人编年史》《明清小说的文学诠释与传播》等;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河北省高校教学名师、河北省“三三三”人才二层次人选、河北省高校百名优秀创新人才、廊坊市市管优秀专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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