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缘》中曼璐的形象赏析

《半生缘》中曼璐的形象赏析

《半生缘》实际所写的是互相牵连在一起的两个悲剧。一个是曼桢与世钧的爱情悲剧，一个是曼璐的人生悲剧。相较而言，在曼桢与世钧的爱情未发生之前．曼璐就已成为一个悲剧的主角——为家人牺牲做了舞女．后来她又亲手导演和制造了曼桢和世钧的爱情悲剧，这些才是作者暗自着力表现的。因此，曼桢和世钧的爱情悲剧不过是套在曼璐人生悲剧中的小悲剧，换句话说，曼璐首先作为一个悲剧的存在，又由她亲手导演和制造了新的悲剧——曼桢和世钧的爱情悲剧，从而使她成为更大的悲剧的存在!在曼璐身上所体现出的悲剧意义要远比曼桢、世钧的不幸要深刻、复杂得多。

曼璐这一形象有着很强的现代性意义，这也使得《半生缘》具有了更为高远、更为深厚的文本内涵。对于这个故事的现代性，王岳川教授做了如下解释:现代性就是“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一种紧张的关系”，是“新和旧的关系”，同时“还是世俗性与神圣性的关系。而在曼璐身上，恰恰凝聚了张爱玲对“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关系”、 “新和旧的关系”、“世俗性与神圣性的关系”的深刻思考。

阅读《半生缘》，曼璐的人生际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现代派大师卡夫卡的伟大作品《变形记》。《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和《半生缘》中的曼璐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精神困境有着惊人的相似，前者面对的是父亲破产，母亲生病，妹妹上学；后者面对的是父亲早逝，母亲年迈，弟、妹年幼。他们的共同选择是为家人做出巨大的牺牲：一个拼命地工作，一个沦落风尘。而结果也是一个异化为甲虫，一个沦落为舞女，都由 “人”变为“非人”。但他们的牺牲行为都未获得应有的回报，家人或盼其速死，或盼其速嫁，他(她)们已成为家人沉重的精神负担，因此在他们死后或嫁后，家人都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在精神上获得解脱。通过比较分析我们不禁慨叹，伟大的作品总有相通之处。卡夫卡作为“最早感受到时代的复杂和痛苦，并揭示了人类异化的处境和现实的作家”，可以说是“20 世纪文学的先知、时代的先知与人类的先知。”

曼璐的困境，同样也从某个角度揭示了现代中国人的困境。在她身上，凝聚了一种身处“贞女” 与“怨妇”之间的痛楚与无望．也凝聚着作家对“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紧张的关系”的深刻思考。这种紧张关系，不仅是“新和旧的关系”，还是“世俗性和神圣性的关系”。曼璐实际上就成为这种紧张关系的表征。从传统的、旧的、世俗性的角度看．她就是一个有伤风化、为人不齿的娼女；可从现代的、新的、神圣的角度看，她又可称为一个伟大的牺牲者．尽管肉体被沾污，但她的牺牲精神依然是圣洁的，单从精神上讲，她并不逊色于守身如玉的“贞女”们。然而，残酷的现实是：她既不同于地地道道的娼女。也不能成为偶像化了的贞女，只能像飞天一样默默承受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苦闷、孤独与焦虑，最终成为货真价实的怨妇，为了守住可怜至极的所谓正常人的夫妻生活，不惜做出疯狂之举，亲手摧毁自己用牺牲换来的妹妹的幸福。

那么，曼璐的敏感和怨愤来自何方呢? 首先来自她对自身处境的深刻认知。小说第二章她与母亲有关婚嫁问题的对话便很能说明这一点。当曼璐主动说：“二妹现在也有这样大了，照说．她一个女孩子家，跟我住在一起实在是不大好，人家要说的，我倒希望她有个合适的人，早一点结了婚也好。”这番话与其说是出于对曼桢的关心，不如说是对自身在这个家中的尴尬处境的清醒认识。因此当后来母亲对她婚嫁问题表现出关心时，她的敏感和愠怒也就不足为怪：“他们都大了．用不着我了．就嫌我丢脸了是不是?所以又想我嫁人!这时候叫我嫁人。叫我嫁给谁呢?”在这样的话语中，我们分明能感受到曼璐的苦楚与怨愤。这并不是她多心，而是她面临的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为家人做出巨大牺牲的她换来的并不完全就是感激和同情，更有拒斥和疏远。同在一屋，却分属两个世界：一个光明，一个黑暗；一个纯洁，一个肮脏。在这样近距离的鲜明对比中，什么能让曼璐获得心理平衡? 第一或许是精神上的认可．可她连半块贞节牌坊也换不到，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女人的肉体是重于精神的；第二或许是家人的亲情．可她分明感受到来自亲人的拒斥和疏远；最后仅剩下爱情．退一步讲，没有爱情的婚姻也成为一种奢望，因为毕竟这是一种正常人的生活。曼璐是把祝鸿才当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死死抓住的．于是当这根稻草要离她而去时，她便有些歇斯底里，不择手段，以致最终将牺牲了自己而换来妹妹幸福的那种可能性化为乌有，并将其推向更加昏暗的深渊。

在这个故事中，曼璐牺牲了自己为了使家人幸福．家人幸福了自己却未获得应得的东西，便要反过来将这种幸福再度毁灭。细细想来，这种“平衡”又带有一种近乎残忍的真实。这种真实就在于对传统的一种反动。反传统的突出表现在于张爱玲“根本反对神圣化本身”，她是“以世俗的实用态度，以女性的边缘位置去消解一切旨在建立中心、等级和神圣的价值体系秩序”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被美化、神化的东西实在是多不胜数，而这种美化、神化也更多是在维护一种等级秩序。

曼璐的牺牲精神是会被传统认可的，甚至会被美化、神化；但在世俗社会中的她的生活，却又会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因为传统需要的只是她的精神，而不是她已被玷污的肉体。这也恰是传统文化、传统伦理、传统道德的虚伪和残忍所在。而张爱玲更大的贡献在于她通过曼璐形象的塑造，将充满现代性追问的悲剧命题做了深刻的本土化、民族化的诠释。在对这个本土化、民族化了的人类悲剧的阐释过程中，《半生缘》对西方文学中像《变形记》这样的伟大作品所体现出的现代精神，作了一次并不遥远的呼应。同时。也因其未脱离民族文化语境而有了某种程度的创新，甚至超越!单从这一点来说，张爱玲对华语文学的贡献就是不可磨灭的，其影响正如王德威的一篇论文的标题所揭示的：“落地的麦子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