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亮、金久红：安次县治未迁崧州城考
永定河曾有“小黄河”、“浑河”、“无定河”之称，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整修河道后，赐名“永定河”，沿用至今。永定河自北京西山经卢沟桥南下，流经河北省廊坊市固安、永清、安次、霸州等县，从天津汇入海河。自隋唐以来，因其河道往来迁移不定，[1]水患连年频发，因而京南各县深受其害。安次县治[2]就因水患屡屡逼迫，不得不多次迁移。由于明清以前地方志或简略或缺失，明清时期在县志编撰和存留等方面又存在诸多问题，造成了今人对安次县城曾迁址崧州城的误识。
一． 安次县沿革及迁徙概况
据《汉书·地理志》载，安次县始设于西汉初年，属渤海郡。县治位于今廊坊市西外环的古县村，[3]经后汉、魏晋、北朝至隋，一直沿袭近800年左右。在此期间，永定河一直经由北京城向东入北运河出海，“东汉至隋，永定河已移至北京城南，即由石景山南下到卢沟桥附近再向东，经马家堡和南苑之间，东南流经凉水河入北运河。”[4]隋唐之际，永定河分为两支，北支仍走马家堡和南苑之间，南支最初沿凤河，后逐渐西摆至龙河。安次县境于是成为永定河泛区，县城直接处于水患威胁之下，由此开启了县治屡次迁徙的历史。
据县志记载，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因永定河逼近县城（今龙河河道，紧邻古县村西），浸毁西部城墙，县城入水被淹，县治被迫迁于东南五十里石梁城[5]（今廊坊市安次区调河头乡朱官屯村北，位于今安次境内的永定河河道北侧）；贞观八年（公元634）又从石梁城迁于西北五十里的常道城[6]（今廊坊市广阳区九州镇北常道村）；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再迁于常道城东南数里的耿就桥行市南[7]（今廊坊市广阳区九州镇）。这三次迁移，都是永定河河道在安次境内频繁变动和屡次水患灾害造成的。
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36)，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赂献契丹，安次归属辽地，隶属辽国南京析津府。后来安次又为金国属地。元朝建都大都城后，安次县改县升州，称为东安州。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因永定河逼近，城墙被毁，东安州被迫移州治于东南约五十里的常伯乡张李店村（今廊坊市安次区仇庄乡幸福村、光荣村一带），原州治所在地便俗称为“旧州”[8]。洪武九年（公元1376）又降东安州为东安县。民国三年（公元1914）改东安县为安次县。1951年，永定河淹没县城，[9]城倒房塌，百姓无处容身，中共安次县委在组织救灾的同时，将政府机构临时迁至安次县廊坊镇[10]（今廊坊市前身）。
上述五次迁移（古县→石梁城→常道城→耿就桥行市南→常伯乡张李店村→廊坊镇）在县志、《顺天府志》、《畿辅通志》等文献中都有记载，且时间明确。
此图据《东安县志》手绘，为明末清初东安县境河道概图，未标明的河道为永定河及支汊，图中东安县为明、清时县治所在地。
二 “崧州城”县治说
由上可知，安次县治历史上曾发生了五次迁移，但是在当地却有着六次迁移的说法，即县治曾移至过“崧州城”（今廊坊市广阳区万庄镇稽査王村）。安次地方志工作人员认为：后晋天福初年（公元936），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时，安次归属辽国，县治随即移至菘州城。当地的官网和报纸也采纳了这种看法，如“安次县治曾历经古县、石梁城、常道城、耿就桥、崧州城、旧州6次迁徙。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因浑河（永定河）水患，其治所从旧州迁到常伯乡张李店。”[11]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安次县治就曾于公元936年从耿就桥迁往崧州城，又于公元1369年从旧州迁往常伯乡张李店村。这样问题就产生了：崧州城县治时期何时结束，县治又于何时迁回旧州的？有何文献依据？
当地地方志专家提出，崧州城曾为安次县治的依据有二：一是康熙《东安县志》卷二“地理志”之“古郡名”中记载，“安墟，古名；安次，汉名；修市，汉名；安城，魏名；崧州，辽名。”[12]地方志专家将该句解读为：安次县在古代曾名为安墟；汉代为安次县，后为修市县；魏时称安城县；辽代时为崧州。而且专家们还认为，辽灭亡后，县治又从崧州城迁回到耿就桥行市南（即旧州）。但是，若仅依此句记载和此种解读，就断定安次县曾迁至崧州城，则明显证据不足，而且何时从崧州城迁回到耿就桥行市南也没有任何依据。二是该志卷二“古迹”中有关“崧州城”的记载：“在县治西北七十里，辽称城，古喇王店，即今机察王是也。”[13]地方志专家认为，崧州被称为“城”，必定曾是县治所在地，否则不会被称为“城”。这种理由很牵强，称为“城”并不意味着县治曾迁移到此，该志中所记为“城”的地方还有很多，如葛渔城、里狼城、外狼城、团城等等，不可能都曾作过县治。
三 县治有无迁移“崧州城”辨析
现存最早的安次方志为明代天启年间成书的《东安县志》[14]，然后分别是清代康熙《东安县志》[15]、乾隆《东安县志》[16]、民国《安次县志》[17]，另有《安次县旧志四种合刊》为以上四种县志合刊本。有关安次历史沿革的古籍文献还有《畿辅通志》、《顺天府志》和《永定河志》等，《日下旧闻考》和《水道提纲》也稍有涉及。
因现存天启《东安县志》已缺失沿革、建制类记载，康熙《东安县志》则为最早记载安次县治变迁的方志了。康熙《东安县志》“沿革”中相关文字为：
唐高祖以东安隶涿郡，武德四年移县□东南五十里石梁城。贞观八年，又移县西五十里常道城。悬（玄）宗开元中，改（幽）州为范阳郡，此地仍隶范阳，二十三年又移于耿就桥行市南。肃宗乾元中，复又改东安为安次，仍隶幽州。石敬瑭结□□□□唐□燕□十六州以□之□安次遂为□□□□□□□□元年升幽州，安次隶焉。开大元年更幽都为永安析津府，安次隶如旧。天会元年又析为河北东路，而安次隶之。[18]
□为缺文，对照其它志书，如乾隆《东安县志》卷一“地理志·沿革”中相关文字为：
唐高祖武德初年以东安隶涿郡，四年移县治于东南五十里石梁城。太宗贞观八年移县西五十里常道城。玄宗开元中改为范阳郡，东安仍隶范阳，二十三年移县治于耿就桥行市南。肃宗乾元中，复改东安为安次，仍隶幽州。石晋天福初，割燕云十六州以赂契丹，安次遂为辽地。辽会同元年以幽州为南京幽都府，安次隶焉。开泰元年改南京为燕京，幽都为永安析津府。保大末入于金。宋宣和五年，幽州入宋，置燕山府路，收复山前州县，安次隶焉。后七年，郭药师以燕山叛，没于金。金天会七年，属河东北路大兴、宛平等十县，安次在焉。[19]
三种版本的乾隆《东安县志》（清刻本、四种合刊本、台北成文本）自“唐高祖武德初”至“石晋天福初”，在文字上略有不同，而自“石晋天福初”至“保大末入于金”则完全一致。三种版本的民国《安次县志》（民国三年本、四种合刊本、台北成文本）卷一“地理志·沿革”也是相同情况。以乾隆志或民国志对照康熙志，可补上述部分缺文。
石敬瑭结辽兵反后唐割燕云十六州以赂之辽安次遂为辽地□□□□会同元年升幽州，安次隶焉。
下划线文字为本文作者所补，“石敬瑭结辽兵、反后唐，割燕云十六州以赂之辽，安次遂为辽地，囗囗囗囗。会同元年升幽州，安次隶焉。”中间所空四字是否可补为“移治崧州”或“移于崧州”呢？从前后几次迁移记录的文字惯例看，不仅记述了迁往何地，往往还记述迁于何时，若果真曾迁崧州城，从前后时间来看，还应当补缺文“天福某年”或“天福某某年”，那么此处四字缺文肯定不能将时间、方位补全了。
既然从乾隆和民国县志中不能补证康熙县志是否记有移于崧州城，那么还可以利用本校法核对每种县志自身前后的文字记载。
先是康熙《东安县志》。该志“古迹”所载：“旧州，在县治西北四十里，安次之西。金以前为县，元升为东安州，尝经浑河冲决，后人渐复辏居，亦名东安州。”[20]可以推断出，金代以前和元代时的治所都位于旧州，而金以前就是辽，即辽国时旧州为县治所在地。另外，据“公署”载，“县治旧在常道城东耿就桥行市南，因浑河水患，洪武三年十一月主簿华得芳移治于常伯乡张李店，即今县治是也。”[21]再次确认了明代以前的治所位置为耿就桥行市南。而“学校”中“庙学在县治西，先唐开元间建于耿就桥行市，前元中统四年改县为州，升为州学。至正二十三年因浑河水患移于州治东朝正坊。至明洪武二年改州为县，又为县学，三年，复因浑河水患，随县通迁于张李店，即今庙学是也。”[22]这条记载则更明确地指出自唐代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元代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间，庙学一直在耿就桥行市南（旧州）衙署治所的西边，明代安次县治直接迁自于耿就桥行市南，该地作为治所长达630余年。
再看乾隆《东安县志》和民国《安次县志》。乾隆《东安县志》“沿革”中，从“（开元）二十三年移县治于耿就桥行市南”至“（洪武二年）是年东安因浑河为患，迁治于常伯乡张李店。九年，改东安州为县。”[23]即从唐开元二十三年至明洪武二年之间，治署并无迁往他处的记载。“城池”中载“自前明洪武二年从常道城之耿就桥行市南迁治于常伯乡张李店，即今县治是也。”[24]“义学”中载“学宫在县治西，唐开元间建于耿就桥行市南，元中统四年改县为州，升为州学。至正二十三年因浑河水患移于州治东朝正坊。至明洪武二年，复因浑河水患，随县治迁于今地。”[25]可见，乾隆《东安县志》中“地理”“建置”“学校”三处所记，并无相互冲突或言之不明之处（且三种版本相同），都是县治从耿就桥行市南直接迁于常伯乡张李店，且有两处表明从唐代开元年间至明初迁治之前，治所一直在耿就桥行市南。至于民国《安次县志》“地理志”中“沿革”和“学制”所记皆同于乾隆志相应内容，只有“城池”中有一字之别，即“自前明洪武”改为“自明洪武”而已。
综上，各种版本的康熙《东安县志》、乾隆《东安县志》、民国《安次县志》不但都没有治所迁往崧州城的记载，反而都有自唐代至明初治所一直在耿就桥行市南的记录。
最后，再看崧州城被误认为县治的由来。康熙《东安县志》“古迹”中，“崧州城，在县治西北七十里，辽称城，古喇王店，即今机察王是也。”[26]前已论述，辽之前此地古名为喇王店，辽代时称崧州城。但在乾隆《东安县志》中却变成：“崧州城，在县治西北七十里，辽古喇王所置州，即今之机察王村也。”[27]民国《安次县志》载：“崧州城在县治西北五十里，辽古喇王所置州，即今稽察王村也。”[28]两志所载除了“机”与“稽”字不同、道里远近不一外，语意并不相左。这说明清代初年（康熙时）还能正确记述地方古迹演变，但到乾隆时编撰地方志的人开始附会演绎，把康熙时的“古喇王店，即今机察王是也。”（古时的喇王店村，即是今日的机察王村），讹传为辽国的某位“古喇王”建立的州城，也就是说，将一个村名转讹为辽国的某个王，把崧州城的“州”理解为州县行政区划，把“城”视为州县治所之城了。民国时人编撰志书，往往只照录前人，少有更订。到了现在，今人不但沿袭讹误，还将其视为辽属安次的州治，由此可能也就产生了安次曾迁治于崧州城的说法。可见，乾隆《东安县志》和民国《安次县志》虽在沿革上清晰地记载了治所几次迁徙的时间和地点，却在崧州城的记述中添加了附会演绎。
另外，康熙《顺天府志》也记述了安次县治的变迁，但“沿革”、“县治”、“学校”及“古迹”中都没有提及崧州城，“武德四年，移置石梁城；贞观八年，又移置魏常道城；开元二十三年，又东移于耿就桥行市南。元初属霸州，后升为东安州，隶大都路。明洪武初，改为县；二年因浑河为患，迁于常伯乡张李店，即今治也。”“县治旧在常道城东，耿就桥行市南。因浑河水患，明洪武三年，主簿华得芳移治于常伯乡张李店，即今治也。”[29]光绪《顺天府志》在安次县“沿革”中记有“开元二十三年又自常道城东移于耿桥行市南，置治，即今旧县也，辽金皆因之。”在“县治”中记有“开元二十二年又自常道城移耿桥行市南置，辽金并因之。”[30]虽然两处记载在时间上并不一致，但也说明迁于常伯乡张李店村之前的旧治为耿（就）桥行市南，辽金时期一直因袭沿用。该志还简要介绍了历次县治遗址的存留情况，但根本没有提及崧州城。以上康熙、光绪两《顺天府志》记载，都说明自唐开元二十三以来至明初一直没有迁移过治所。康熙《顺天府志》（约修成于公元1684年，见阎崇年校注本）晚于康熙《东安县志》（成书于公元1673年），但不像民国《安次县志》那样完全照抄乾隆《东安县志》，康熙《顺天府志》除缀辑各地呈送的县志外，还另有明确资料来源，如《明史》、《读史方舆纪要》等等。另外，光绪《畿辅通志》有关府州县沿革的内容中也无安次县治迁于崧州城的记载。
综上，可以明确断定，安次县治曾移于崧州城的说法不成立。
（此文原刊于《中国地方志》2019年第2期）
[1] 安次、永清、固安等县境内现仍存在多条永定河河道，京南自太行山以东至海的其它河流如小清河、拒马河、牤牛河、白沟河、大清河等都曾被永定河夺流并轨，许多河流如今凤河、龙河、天堂河、半截河、哑叭河等是其迁移后留下的故道。不同于黄河等其它河流，主河道一旦迁移，故道就不再是流经之地，永定河可以同时拥有多条河道，也会重新流经故道。在清代以前，每年永定河的主溜流经哪条河道难以确定，且常侵夺其它河流的河道。历史上称其为“无定河”，主要指其没有固定河道。
[2] 县级政府机构所在地，因古代一般修有城池，故也称县城所在地。
[3] 据康熙《东安县志》等记载，“在县治西北四十里，汉置安次县于此，基址尚存，今易名古县。”廊坊市博物馆镇馆之宝唐代隆福寺石制长明灯楼出土于此。
[4] 段天顺：《略论永定河历史上的水患及其防治》，《北京史苑》第1辑，北京出版社，1983年，第5页。
[5] 从明初《顺天府志》来看，石梁城的位置已不能详考，但按乾隆《东安县志》和《方舆纪要》所载，该地原为明清时期安次县常伯乡灰城村。据地方志专家介绍：1954年永定河泛滥，将灰城、东立庄、南七庄三村夷为平地，村民全部外迁，到上世纪80年代初，这里仍是水患后的盐碱荒滩之地，因开办烧砖厂，深挖取土时发掘出许多古代遗物，可大致断定石梁城方位。但石梁城作为县治所在地前后不过十几年，而且依据古县村出土隆福寺长明灯楼等文物看，当时旧县城（古县）并未完全废弃，许多官绅富户仍居于此。可以推断，石梁城县治时期尚未建有完善官方机构，也没能聚集大量富庶居民。
[6] 按《元和郡县志》等文献记载，常道城为北魏时常道乡公封邑，唐代改作县城，后被永定河冲决埋没。需说明的是，贞观八年迁至常道城后，永定河主河道又从龙河西移到今天堂河，在天堂河与龙河之间为患，最终冲毁常道城，今遗址之上有南常道村和北常道村。
[7] 县治迁到耿就桥行市南后，永定河除时常侵夺天堂河、龙河河道外，其主河道继续西移、南摆，在宋辽、宋金时期曾西移至太行山东麓，夺拒马河等河道南流，至今雄安新区夺白沟河、大清河等折向东流，北宋著名三关（雄州、霸州、信安军）即在界河（当时的永定河）以南。由于宋元时期永定河远离安次县境，安次县治得以几百年稳定无虞。元代后期永定河又东迁回到安次县境，再次迫近县城，并在明朝初冲毁西部城墙，河水浸入城内。
[8] 原为廊坊市广阳区旧州镇，近年改为九州镇。
[9] 1954年前后，由于水患，县城完全埋没于泥沙之下。
[10] 清末时已通火车，联接京津，义和团运动时期著名的廊坊大捷即发生于此地。由于县城完全埋没，廊坊镇便成为新的安次县治所在地。
[11] 《恢复传统岁月街区 还原古城风貌 传承家乡文化》，《廊坊日报》2017年4月7日，第7版。
[12] 王文琳等辑：民国《安次县旧志四种合刊》之《康熙东安县志》卷2《地理志·古郡名》，民国二十四－二十五年（1935-1936）铅印本。本文简称为康熙四种合刊本。
[13] 康熙四种合刊本卷2《地理志·古迹》。
[14] 郑之城修，边仑等纂：天启《东安县志》，天启五年（1625）刻本。见《明代孤本方志选》，存卷2至卷6。另有民国《安次县旧志四种合刊》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0年影印本。
[15] 李大章修，张墀纂：康熙《东安县志》，康熙十六年（1676）刻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残损较重，多处字迹漫漶不清。另有康熙四种合刊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影印本。
[16] 李光昭修，周琰纂：乾隆《东安县志》，乾隆十四年（1749）刻本。除《安次县旧志四种合刊》本外，另有据李光昭纂修、民国二十四年铅字重印本的《东安县志》，“中华方志丛书”华北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年影印本，第130号。以上三种本文分别简称为乾隆清刻本、乾隆合刊本、乾隆台北成文本。
[17] 刘钟英修，马钟琇纂：民国《安次县志》，民国三年（1914）铅印本。除《安次县旧志四种合刊》本外，另有据民国三年刘钟英纂修、民国二十五年马钟琇等增刊本影印本的《安次县志》，“中华方志丛书”华北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69年影印本，第179号。以上三种本文分别简称为民国三年本、民国合刊本、民国台北成文本。
[18] 康熙四种合刊本卷2《地理志·沿革》。标点为本文作者所作，下述引文标点也是。
[19] 乾隆清刻本。另见乾隆台北成文本卷1《地理志·沿革》，第30-31页。
[20] 康熙四种合刊本卷2《地理志·古迹》。
[21] 康熙四种合刊本卷3《建置志·公署》。
[22] 康熙四种合刊本卷3《建置志·学校》。
[23] 乾隆台北成文本卷1《地理志·沿革》，第30－31页。
[24] 乾隆台北成文本卷2《建置志·城池》，第35页。
[25] 乾隆台北成文本卷3《学校志·义学》，第72页。
[26] 康熙四种合刊本卷2《地理志·古迹》。
[27] 乾隆清刻本、乾隆四种合刊本、乾隆台北成文本的此处记述相同。见乾隆台北成文本卷16《古迹志·古迹》，第336页。
[28] 民国三年本、民国四种合刊本、民国台北成文本的此处记述相同。见民国台北成文本卷1《地理志·古迹》，第64页。
[29] 张吉午纂修，阎崇年校注：康熙《顺天府志》卷3《建置·沿革》，中华书局，2009年，第76、91页。
[30] 缪荃孙纂修：光绪《顺天府志》卷2《地理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425、430页。缪荃孙于光绪丙戌年（1886）抄自永乐大典《顺天府志》残存八卷，因而实际上早于康熙《顺天府志》和康熙《东安县志》，也早于天启《东安县志》。
作者简介：王玉亮（1973－ ），河北省廊坊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外历史比较及明清地方史研究。
作者简介：金久红，1972，廊坊永清人，教授，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研究方向:中国史学史及明清地方史。
投稿邮箱：52309017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