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封 下一封« 返回回复回复全部转发删除彻底删除举报拒收标记为...移动到...2017-03-29 尹明攀 阅 98 转 3万献初 撰 （宋时磊纂集资料）梁启超曾谓中国与西方学术演进的不同在于：“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1]所论合乎实际。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掉齐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先秦学术百家争鸣的局面也随之结束。秦朝在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制，在地方推广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等，为封建王朝政治和国家管理制度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学术上，秦王朝把极端化的法家学说作为官学，这为秦国定鼎中原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但焚书坑儒等严刑峻法的政策也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陈胜、吴广起事于田垄之间，项羽、刘邦争霸不休，战事连年，直到公元前202年才由刘邦建立统一的汉朝。汉初的学者陆贾、贾谊、晁错等人总结秦二世而亡的沉重教训，探讨大一统政权长治久安的良方，以与民休息的黄老之学与刑名之术相结合，形成汉初的学术主流。随着大汉朝的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需要相应的意识形态作为政权巩固的思想武器，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汉儒吸取先秦各家学术思想的养料，补充、改造和完善儒家学说，形成“经学”。经学，是指训解、阐释儒家经典之学，汉代的国学呈现出经学一统江山的新局面，使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形成以儒学为主的大融合，为后世的国学形态奠定了基本的格局，对整个古代社会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一、汉初学术与经学制度的确立汉初，是对秦及以前历史进行总结并对新的社会结构进行探讨的时期。陆贾《新语》主张“无为无不为”，贾谊《新书》提出民为“万世之本”，晁错《论贵粟疏》、《言兵事书》、《举贤良对策》等探讨汉代社会治理之方，他们的主张往往对儒、道、法诸家学说兼收并蓄。学术史方面，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诸家有系统性的精辟评论。这些都体现了汉初学术融合与继承发展的基本特点。总体看来，汉初占主流的学说，是以先秦道家思想为基础，融合法家，兼采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综合而成的“黄老之学”。黄老之学初成于战国末的稷下学宫、兴盛于西汉，代表人物有河上丈人、安期生等，因其自在无为的基本思想适合汉初休养生息、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需求，得到统治者的推崇。王盛鸣《十七史商榷》卷六谓：“汉初，黄老之学极盛，君如文、景，宫阃如窦太后，宗室如刘德，将相如曹参、陈平，名臣如张良、汲黯、郑当时、直不疑、班嗣，处士如盖公、王生、黄子、杨王孙、安丘望之等皆宗之。”对黄老学说进行阐发的著作主要有《淮南子》和《黄帝四经》（又称《黄老帛书》）。淮南王刘安组织门客撰写的《淮南子》，其《要略训》云“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黄帝四书》是对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老子》帛书乙卷前面的《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等四种黄帝书的统称，是研究黄老学派的重要出土文献。与黄老学说盛行相比，儒家学说在汉初只是逐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陆贾“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的战略眼光给汉王朝指明了发展方向。孙叔通向刘邦进谏“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征鲁诸生制礼作乐，得到了刘邦的认可与重用。秦代焚书坑儒，给中国学术发展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但学术并未因此而完全断裂，先秦的典籍在秦博士那里还有私藏。汉初的文化政策较为宽松，儒生对《诗》、《书》、《易》、《礼》和《春秋》等典籍的经文传授、经义阐发逐渐增多，这种训解、阐释儒家经典的学问被称为“经学”。对汉代经学发展贡献最大的是董仲舒（约前179-前104），被认为是中国经学史上的奥古斯丁。他在著名的“天人三策”（答汉武帝征问“天人关系”的三篇策论，也称《贤良对策》）中提出崇教化、抑豪门、选郡吏等主张，深受到汉武帝的赏识，其学说得以广行。董仲舒是今文经大师，专治公羊之学，代表作是《春秋繁露》。他用阴阳之说来比附社会，提出“天人感应、三纲五常”等重要思想，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书·董仲舒传》记其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公孙弘等人指出黄老之学日见严重的弊端，改造和系统阐发儒学在安邦治国上的优势，投合汉武帝加强皇权一统、盛世至治的愿望，儒家学说被汉武帝采纳而成为官方学说，大大促进了以五经为核心的儒家学说的发展。汉代经学发展，是与博士制度的建立密不可分的。博士官制度起源于战国时代齐国的稷下学宫制度，汉承秦制，博士官制度在汉代得以保留。汉文帝时，申公、韩婴为《诗》博士，汉景帝又以辕固生为《诗》博士，余经未立。武帝建元五年春，置五经博士，《乐》经失传，《书》、《礼》、《易》、《春秋》四经只有一家博士，而《诗》则有鲁、齐、韩三家。汉武帝以后，经学发展日益兴盛，博士的数量也在逐渐增多，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众博士依据的本子、讲经的方法各有师承而不相同，这就在同一经内部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谱系，使汉代讲经讲究师法和家法。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指出：“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师法、家法所以分者：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是师法；施家有张、彭之学，孟有翟、孟、白之学，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是家法。家法从师法分出，而施、孟、梁丘之师法又从田王孙一师分出者也。”也就是说，师法是源，家法是流，西汉时是否尊师法可以根据自我的意愿，到东汉如果不守家法则要受到同门的攻击，甚至是朝廷的责罚。两汉对家法和师法的注重客观上有利于经书的传承，但“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勿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师法之严如此”，这样的限制既导致了国学发展的凝滞，也导致解经的日趋繁琐冗余。汉代经学的师承情况可参见表：
表例说明：1）凡传授不断者，以——为识；传授不明者，以……为识。2）所表传授人，只据故书，其真伪费著者之责任。3）每经于汉初第一本师，旁以··为识；立宇学官者，旁施△△为识。汉代经学空前发展，讲经的学者众多，所传经文彼此出入较大，阐发的微言大义也多有不同，为了统一与实用，出现了校订经文和审定经义的活动。甘露三年，汉宣帝诏萧望之﹑刘向﹑韦玄成﹑薛广德﹑施雠﹑梁丘临﹑林尊﹑周堪﹑张山拊等儒生，在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石渠讲论的奏疏经过汇集﹐辑成《石渠议奏》一书，收集奏议共一百五十五篇（已佚，杜佑的《通典》中存有少量片断）。汉章帝建初四年，仿照西汉石渠阁会议旧事，召集群儒于洛阳白虎观考论经义异同，连月始罢，会后编纂为《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汉灵帝熹平四年，召群儒正定经书文字，由蔡邕等人书写，历时九年刻石，立于洛阳城南太学门外，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经”。据王国维考证，熹平石经的内容，包括《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和《公羊》、《论语》二传。汉初的讲学授经是私淑关系，到武帝元朔五年设立了太学，有了官方的教育机构，《汉书·平帝纪》载：王莽奏“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道、县、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经学的教育机构逐渐得到完善。随着经学的发展，太学生的人数越来越多，据《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参加反对宦官专权的太学生人数有三万之多。汉代的私学也十分发达，据《后汉书》所记：经学大师“开门授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的不在少数。在经书的讲习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经解的体裁，有“传、说、章句、笺注、解诂”等。经学的“经”，指的是在先秦时期所形成的儒学元典，是相对于其他解说体裁而言的，在汉代主要是《易》、《诗》、《书》、《礼》、《春秋》五经。“传”是儒家先师解经的权威之作，如《春秋》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说”侧重通论经书大义，“章句”侧重经书内部关系的解说，两者界限不甚明显，都是后师对经和先师所作的传的解释，“说”多见于西汉中后期，而“章句”多见于东汉时期。随着解经人数的增多，说和章句越来越趋向繁琐，班固记载“一经说至百余万言”的现象很普遍，《后汉书·桓荣传》记朱普的《尚书章句》有四十万言之多，桓谭《新论》谓秦延君说“曰若稽古”四字至两万言，《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序”中刘歆批评道当时“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这是经学丧失生命力的表征。东汉的古文学家不屑于章句之学，他们注重经书的训诂和大意，郑玄在注《诗》时，将自己对前人注释的发挥、补充、订正夹在经文之间，创造了“笺注”体裁。后代学者在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形成更多丰富多彩的解经体裁。汉代是经学全盛的时代，解经讲习需要对字词的意义进行训诂，于是经学的发展带动了语言文字学的发展。文献记载，周宣王太史籀作《史籀篇》，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汉代扬雄作《训纂篇》、司马相如作《凡将篇》、賈魴作《滂喜篇》，这些字书带有童蒙识字发凡性质，多已亡佚，仅有辑本和部分残简传世，唯一流传下来的是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著的《急就篇》。《尔雅》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训诂学著作，作者不详，一般认为是经师代代相传、递相增益而成，其目的在于“正名命物”、“以通六经之语言”。《尔雅》分为19篇，《释诂》、《释言》、《释训》三篇将经书中的同义词归拢并用一个通用的词语进行解释，余诸篇分义类解释各类名物的词义，是解释经书及上古文献的重要工具书。刘歆在《七略》中将周秦以来的这些字书及“六书”之学称作“小学”。为了解决语言不同造成“五经之训所不解”（《与刘歆书》）的问题，扬雄仿照《尔雅》的体例，对众多方言词汇采取分类编次的方法进行解释，写成《猷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全书共分为13卷，是中国第一部方言专著。东汉许慎本着“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的要旨，于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著成《说文解字》，根据“分别部居，不相杂厕”的原则编次，将所收录的9353字分540部，在文字的解释上先释字义，次用“六书”剖析形体构造的理据，再说明读音，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字形构造和考究字源的字书，对古文字、古文献和古文化的研究与应用都有重大参考价值，黄侃称其为小学“主中之主”。汉末，刘熙撰《释名》，因声求义，探究事物命名的本源，是第一部以声训为主的著作，给后世的韵书以启迪。清代学者王引之在《〈经籍籑诂〉序》中评价：“训诂之学，发端于《尔雅》，旁通于《方言》，六经奥义、五方殊语，既略备于此矣。嗣则叔重《说文》，稚让《广雅》，探啧索隐，厥谊可传。”至此，小学不仅是经学的工具，也成为经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二、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v 两汉时期，经学师法不同，形成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大派别，两派各守门户，开展了激烈而持久的学术论争，大大促进了经学的全面发展。（一）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分歧先秦的文化典籍多书写于简牍或锦帛之上，辗转传抄，数量很少。秦朝焚书坑儒，将民间的典籍焚烧殆尽，项羽占领咸阳时焚烧宫殿，秦博士保存的《诗》、《书》及诸子典籍几近湮灭。因此，汉初学术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搜罗、发现、整理先秦时代的典籍，最简捷的方式就是重新回忆、记录这些典籍的经文。秦统一中国后，推行小篆，后来又演化为隶书，因而重新记录的典籍多是用篆体或隶书来书写的。《史记·儒林传》“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这些先师在讲经时，用的是篆体或隶书书写的本子，这些经书称为“今文经”。与今文经的口耳相传且用时行字体书写不同，古文经则来源于流传或重新发现的古本经书。汉惠帝四年解除挟书禁令，文景之时广开献书之门，天下所藏匿的古书开始频频出现。《汉书·艺文志》载：“《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汉书·景十三王传》谓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广为搜罗民间所藏，“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王充《论衡·正说》记，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随着古文经书发现的日益增多，古文经学的私人传授与研究也随之兴盛，逐渐形成势力，但受到列于学官占主流地位的今文经学的抑制。古文经学家对今文经学的压制与排挤日见不满，西汉哀帝时，刘歆上书请立《春秋左氏传》、《毛诗》、《古文尚书》于官学，遭到五经博士强烈的反对。气愤之下，刘歆与五官中郎将房风、光禄勋王龚联名撰写《移让太常博士书》（见《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指诉他们“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斥责他们“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由此开启了国学史上古今文第一次重要学术论争。这次论争以最终刘歆被迫离开朝廷而告终。汉平帝期间，王莽当权，施行托古改制之策而重用刘歆。王莽好古文经学，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于公元5年将《毛诗》、《左传》、《古文尚书》、《逸礼》立于学官，还将六经各立五家而成为六经三十博士。东汉建武二年（26），古文学家尚书令韩歆上疏请求为《费氏易》、《左传》立博士，建武四年（28），光武帝召集公卿博士在云台进行讨论，《易》博士范升与韩歆等人“相互辩难，日中则罢”，随后古文学者陈元与范升相互诘难十余次，光武帝最终决定设立《春秋左氏传》于学官，李封为博士。李封病死后，《春秋左氏传》又被今文家逐出学官。此后至汉末，古文经学再也未能立于学官。东汉章帝时，古文学家贾逵、郑众等与今文经师李育等人展开长期论争，以建初四年（79）白虎观会议上双方辩论最为著名，班固将会议各家的见解编成《白虎通》。经过这次交锋，古文经学在朝野的影响力得到拓展，章帝令贾逵等选优秀儒生传授古文经，虽不立学官，却可封爵而给事廷署，等于承认古文经学的合法地位。东汉桓、灵之际，今文经学日趋衰落，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以求重振公羊学，作《公羊墨守》、《左氏膏盲》、《榖梁废疾》以难《左传》和《榖梁传》，郑玄与何休针锋相对，著《发墨守》、《针膏盲》、《起废疾》以反驳，成为汉代古今文的第四次交锋。整个汉代，今文经学虽然占据官学的地位，但古文经学逐渐取得优势并成为东汉经学主流。今古文经学在不断的冲突与争论中也趋向融合，出现了一批古今文兼收并蓄的学者，如：今文学家李育涉猎古学，张楷通《严氏春秋》、《古文尚书》；古文学家贾逵教授《大夏侯尚书》，郑兴少学《公羊春秋》等。东汉著名的经学大家贾逵、服虔、马融、郑玄等，都是出身古文家而兼通今文，其同学及后学也多如此。郑玄（127-200）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之长，打破二者界限，融会贯通而为一，以毕生精力校释儒家经典，成就斐然，《后汉书·郑玄传》谓：“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凡百余万言。”郑玄融汇众家，天下学者翕然归之，因而汉代今文《易》施、孟、梁丘、京氏四家，《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鲁、齐、韩三家，《礼》大小戴二家，流传渐少，散乱殆尽。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除在字体上不同外，在文字、篇章、名物、制度、解说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文字上，因所用底本不同而有出入，其后各经的注疏及《经典释文》中都有说明。篇目上也有不同，如孔安国《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二十九篇多十六篇。说解方面，今文学家认为孔子是为后世立法的素王，为此目的而手定五经，故他们多阐发经文中的微言大义，并掺杂阴阳谶纬之说意述己意；古文经学则认为六经皆史，孔子只对其中一部分进行过整理，故他们在解经时侧重章句训诂、名物典制的考释，力求还其本来面目。目的不同导致五经排序方面也有不同，今文家按照学习层次的难易排序为《诗》、《书》、《礼》、《易》、《春秋》，古文学家则按照时代排序为《易》、《书》、《诗》、《礼》（古文学家认为周公作《礼》）和《春秋》，《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儒林传》分别是这两种排序方式的代表。今古文经派的争论在汉代，但对整个后世的国学发展影响极为深远，可谓中国学术领域内的第一大公案。经过两汉近四百年经学派别的论争与磨合，儒学最终得以经学的形式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础性学说。汉以后，历代都提倡儒学，儒学经典的地位不断提高，说解、注释、补充儒经的著作也倍受尊崇，经学不断发展，由“六经、五经”相继增为“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等，至北宋宣和年间，朝廷以《周易》、《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论语》、《孝经》、《孟子》合称“十三经”，南宋光宗绍熙年间合刊《十三经注疏》，明代李元阳、清代阮元重刻《十三经注疏》，经学典籍之数得以固定，其重要注疏也得以广泛流传。（二）阴阳谶纬学说及其批判随着经学的发展，汉代的阴阳五行学说也极为盛行，顾颉刚认为：“汉代人的思想骨干，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套方式的。”[2]战国时代的邹衍将阴阳和五行结合起来，创造“五德终始说”和“符瑞说”，被秦汉道家和儒家所借用，开启汉代天人感应说的先河。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将整个世界纳入该模式中，提出“三统”、“三正”的学说，确立三纲五德的理论，为中国社会模式的构建提供了学理基础。汉代谶纬学说的兴盛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有很大关系，汉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将谶纬之学正式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汉代儒家学者为巩固自身地位，也利用谶纬学说来宣扬儒学思想，使两者进一步结合起来。于是，“调阴阳、顺四时、序五行、以政令配月令”等思想成为整个汉代的主流世界观与思维方式。形成于东汉末的道教更是充满了阴阳五行学说，如在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和于吉的《太平经》中就有突出的表现。谶纬之学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多言灾异祯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六》谓：“按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析言之，“谶”是指对将要发生的重大事件的预言，《史记·秦始皇本纪》“亡秦胡也”是其例证，据《说文解字》所引，谶多为与《河图》、《洛书》相关的书籍。“纬”较少独称，仅在《汉书·李寻传》中有“五经六纬”之说，是与经相对举而言的，纬书多以经书证谶，以谶讲经，预言祸福吉凶、治乱兴衰。西汉时期，谶纬之说未盛行。王莽篡汉、刘秀起兵等都矫符命、造谶语，由于他们的利用和提倡，谶纬之学方始大兴。《隋书·经籍志》记：“孔子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其书出于前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文本。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为八十一篇。” 《后汉书·樊英传》李贤注列明《七经纬》的篇目为：七纬者，《易》纬《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也。《书》纬《琁机钤》、《考灵耀》、《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也。《诗》纬《推度灾》、《记历枢》、《含神务》也。《礼》纬《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也。《乐》纬《动声仪》、《稽耀嘉》、《汁图征》也。《孝经》纬《援神契》、《钩命决》也。《春秋》纬《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孳》、《佑助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也。实计三十五篇。谶纬之学从内容上看极为芜杂，从性质上看多为荒诞迷信之说，在刘宋和隋代多有禁毁。今传纬书多为后人代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出，讹脱和舛误较多。今有日本安居香山等人编辑的《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谶纬学与古今经文学的关系极为密切。东汉的一些谶纬学家往往兼通五经，《后汉书·方术列传》中的谢夷吾、杨由、李郃、廖扶、樊英等人，在明风角、星算的同时，往往通一经或五经。他们往往附会、曲解经义，实际上加速了今文经学的衰亡。古文经派多反对谶纬之学，《隋书·经籍志》评曰：“汉时，又诏东平苍王，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俗儒趋时，益为其学，篇卷第目，转加增广。言五经者，皆凭谶为说。唯孔安国、毛公、王璜、贾逵之徒独非之，相承以为妖妄，乱中庸之典。”古文经学家也有涉及谶纬之学者，如贾逵曾利用《左传》附会谶纬，郑玄遍注群经时也大量引用纬书。东汉时期，古文学、今文学和谶纬学三股学术思潮是彼此交融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楚。白虎观会议就是试图精简章句并对三种学术倾向进行统一，班固编就的《白虎通义》是以今文经学为主，兼采古文经学，大量引用谶纬学说，打破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经学和谶纬学之间的界限。谶纬学说导致经学的神秘化和庸俗化，曾招致众多学者的不满，前期有扬雄、桓谭、郑兴、尹敏等，后期有王充、和张衡等。扬雄（前53-公元18）曾效《论语》作《法言》、仿《周易》著《太玄》，以“玄”为核心构建一套宇宙论，对儒学的谶纬化有一定程度的反思与矫正。桓谭（约前23-公元56）的《新论》对形神关系多有论术，主张生死皆自然之法。王充（27-？）为学博通多闻而不守章句，独立思考而标新立异，著有《讥俗》、《政务》、《论衡》、《养性》等，其《论衡·佚文》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王充着力批判鬼神观念，《论衡·订鬼》认为鬼神产生原因在于“畏惧则存想，存想则目虚见”。《论衡·论死》认为人死后精神也与之同灭，“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他对汉代的天人感应论提出质疑，认为天人不相知，《论衡·明雩》谓“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应人”。张衡（78-139）是汉代伟大的科学家，以制造地动仪和浑天仪闻名，著有《灵宪》、《算岳论》、《太玄注》等。《后汉书·张衡列传》载他上书对谶纬之说进行猛烈抨击：“至于图中讫于成帝，一卷之书，互异数事，圣人之言，势无若是，殆必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他认为是虚伪之徒欺世造出谶纬之说，主张“宜收图谶，一禁绝之”。这些学者对谶纬学说的批评，显示了汉代学术的科学性和进步性。当然，汉代纬书并非一无是处，其中保存了不少历史传说和语言文字资料，对学术研究还是有参考价值的。三、汉代其它学术的发展简况汉代经学十分繁荣，其它门类的学术也各有发展。如子学虽只是先秦诸子学的余绪，成果仍然相当丰厚。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扬雄的《法言》、桓谭的《新论》、王充的《论衡》、荀悦的《申鉴》、桓宽的《盐铁论》、王符《潜夫论》等，各呈风采，于经学多有补益，不遑细论。惟汉代史学成就斐然，可与经学为羽翼，故略展开论述。中国是一个向来重视历史的国家，梁启超《中国学术概论》谓：“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礼记·玉藻》记载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春秋战国时代各国都有记载本国历史的文字，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孔子对史书极为重视，有删定春秋之说。《楚汉春秋》为汉代较早的历史著作，作者为陆贾，《隋书·经籍志》评曰：“其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汉书》、《史记》相似，盖率尔之作，非史策之正也。”大概为应制之作，已亡佚。司马迁（前145—前87）著《史记》，谓“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其《报任安书》认为修史是一项千古不朽的盛业：“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感让焉。”从史料渊源看，《史记》涵盖了百家诸子典籍、宫廷史料档案、本人的亲身经历以及现场实际考察等。其写作目的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分为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二列传，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在诸篇正文之后，司马迁往往有“太史公曰”之赞语，对历史的是非曲直进行评论并对正文内容作补充说明。《史记》的书名曾为《太史公书》，到东汉灵帝之后才定名为《史记》。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太史令的公职后，便着手开始《史记》的创作，因他为李陵直言而受到宫刑，出狱后深刻感受到“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更加发奋著书。司马迁学术思想兼采儒、道（黄老之学），重功利，尚义气，重视个人的价值和独立的人格，有平等、民主的进步史学观。如孔子为布衣之身而列于世家，项羽为败寇而列于本纪，还为游侠、酷吏等立传等。《史记》生动描绘了远古到西汉前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状况及各阶层人物的群像，为后代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为后世史书的编纂提供了模本。《史记》被誉为二十四正史之首，各朝各代各种校勘、注释、考证、评论不断涌现，形成了专门性的研究学问——“《史记》学”。刘向（约前77—前6）、刘歆（约前50-后23）父子的《三统历谱》和《七略》对汉代历史及中国学术史有深刻影响，《三统历谱》发展了邹衍的学说，认为汉为火德，被王莽及东汉政权所采纳。汉成帝时，刘向受命参与校理宫廷藏书，校完一书后写成一“录”，后汇编为《别录》。刘歆在《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删理而成《七略》。《七略》分为七大类：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和方技略，原书已佚，于《汉书·艺文志》可见其梗概，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语）起到了重要作用。班固（32-92）著《汉书》，乃继承其父班彪的遗志，“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究，欲就其业”，在班彪的《史记后传》基础上撰写而成，其中《八表》和《天文志》是其妹班昭和扶风马续的补叙之作。《汉书》上起汉高祖元年，下至王莽地皇四年（23），是西汉一朝的完整历史。全书分为纪、表、志、传四种体例，将《史记》的纪传体通史改造、完善为纪传体断代史，成为后代各朝史书标准的写作模式。《汉书》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正统思想，体现出崇五经、重仁义、贵守节的倾向，与司马迁的价值判断不同。《汉书》大量采用《史记》的文献资料并进行创造性的改写与增补，使史料更为丰富，故其书问世即在当时便引起轰动，“当世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汉书》一改《史记》口语化的风格，好用排偶、古字，遣辞造句典雅远奥，以致大学者马融都读不懂，《后汉书·班昭传》载“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汉书》与《史记》一道成为中国史学的奠基之作，也是巅峰之作。《汉书》之后有《东观汉记》，经多人之手才得以完成，是记载东汉光武帝至灵帝时期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曾一度与《史记》、《汉书》并称，在唐以前是很重要的史书。另有《汉纪》（又称《前汉纪》），材料多取自《汉书》而对作编年体的改造，作者为荀悦，梁启超称其为“善钞书者”。另有赵晔《吴越春秋》和袁康《越绝书》，记载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历史，掺杂了奇闻轶说和荒诞不经的成分，但所记史料可资参考。[1]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趋势》，见《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2010[2] 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第1页，东方出版社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