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舍汉字课 | 汉字知识选讲之四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史可证的最早文字，是三千多年前商代的甲骨文。然而，甲骨文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文字形态，并不是汉字的源头。

文字学家唐兰曾经说过：“我们在文字学的立场上，假定中国的象形文字，至少已有一万年以上的历史，象形象意文字的完备，至迟也在五六千年以前，而形声字的发轫，至迟在三千五百年前，这种假定，决不是夸饰。”

唐兰先生的推测，基于其深厚的文字学造诣。现代的考古学资料，也证明甲骨文之前存在着原始的汉字，其年代却无法达到“一万年以上”。并且，对于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绘画或符号，是否都能算作汉字，文字学家们也无法达成一致的看法。

与原始汉字有关的考古资料，主要是刻写在原始社会遗物，特别是陶器上的各种符号。这些符号分两类：一类是几何形的符号，一类是象形符号。我们在文章中，概称之为“陶文”。

20世纪的学者从考古发现的陶文资料出发，提出有关文字起源的说法，大略分为以下四种：

一、汉字起源八千年说

距今7000—8000多年，考古学上属新石器时代早期。这一时期有关汉字起源的考古资料，以贾湖陶文为代表。

贾湖遗址发现于河南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是1983—1987年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遗址中挖掘出土的龟甲、骨器、陶器和石器刻符，是探索中国文字起源的重要资料。遗址据碳14鉴定为距今9000—7800年，其中发现的刻划陶文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原始陶文。学者王忠恕、张居中等认为：“这些符号的刻画、笔势、形态、组合等各方面都与殷墟甲骨文基本一致”，“所以说这些符号应该是八千年前贾湖人使用的文字，……贾湖契刻才是中国汉字的正源，才是汉字的始祖。”

二、汉字起源六七千年说

距今六七千年，属新石器时代中期，以仰韶文化为代表。“仰韶文化”因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此后在陕西地区、甘肃天水等处陆续有仰韶文化的遗址发现。仰韶文化的各处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原始陶器，这些陶器上有众多的陶文符号。

在各种出土的陶文中，时代最早、数量最多的，属陕西关中地区发现的仰韶文化陶文，包括西安半坡遗址、临潼姜寨遗址、零口、垣头、长安五楼、铜川李家沟、宝鸡北首岭等处。这些地方出土的陶文，统称为“半坡类型的陶器刻划符号”。

1959年，郭沫若在参观半坡博物馆时说：“殷墟文字已经合乎六书规律，则文字之起源必尚可追溯到三二千年，仰韶龙山似已进入有文字的时期。今来半坡观先民遗址，其建筑结构，器制花纹，生活礼制均已脱出原始畛域。陶器破片上见有刻纹，其为文字殆无可疑。”1972年，郭沫若更形成结论性的判断：“半坡时代的年代，距今有六千年左右。我认为，这也是汉字发展的历史。”“彩陶上的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郭的观点得到于省吾等其他文字学家们的赞同。但对于半坡类型的符号性质，仍然存在不同的说法。有些学者依据它们与某些古汉字在字形上的相似或者同形，认为这就是原始的汉字。但这些几何形的刻划符号，无法具备记录语言的功用。著名文字学家裘锡圭即认为：

“这种符号所代表的显然不会是一种完整的文字体系。它们有没有可能是原始文字呢？恐怕也不可能。我们丝毫没有掌握它们已经被用来记录语言的证据。从同类型的符号在汉字形成后还在长期使用这一点来看，它们也不像是文字。”

总之，陶文中几何形一类的符号不是文字，据此断定汉字有六千年以上的历史，不妥当。

三、汉字起源四千年说

在上述两种汉字起源说中涉及的原始陶文，其形态主要表现为几何形的符号。如前所述，许多学者认为几何形的符号不是文字，但他们认为表现为象形符号的陶文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持这类说法的有裘锡圭、李学勤、高明等学者。象形符号陶文，以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文为代表。

“大汶口文化”，是因1959年考古工作者发掘的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大汶口文化陶文，主要分布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朱村、杭头等地。陶文都刻画在出土的陶尊上，这些陶尊距今大约4500年到5000年上下。其中引起学界争议，学者们讨论最激烈，从而声名大噪的是陵阳河遗址发现的四个象形符号。唐兰、于省吾、李学勤、陆思贤、郑慧生、裘锡圭等众多学者，都对这四个象形符号作出过不同的解读。

裘锡圭认为，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文象形符号“跟古汉字相似程度是非常高的，它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应该已经不是非文字的图形，而是原始文字。”

四、汉字起源三千年说

持汉字起源三千年说的一部分学者认为，贾湖遗址、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出土的陶文，时代过于久远，与一致公认的最古老汉字甲骨文仍然无法作直接的比较。

陶文的刻划符号中固然有可能具备文字的条件或可能是原始文字，但就此断定这些符号就是最早的汉字，缺乏足够有力的证据。对于陶文的性质，应当保持审慎阙疑的态度，以待将来更多的考古发现与深入的科学研究。

这一部分学者将中国文字的起源或确定在商代，或确定在更早的夏代。考古学界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代文化，然而从二里头遗址里发掘出来的依旧是数量有限的陶文。那么，真正确定无疑的中国文字系统，仍然要从商代说起了。

总结

纵观现代考古学发现的众多原始文字资料，还是无法确定汉字起源的时间点。但是这些原始文字资料首先排除了各种神话说；其次也证明了在甲骨文之前，还有更原始的文字。陶文虽然还无法确定为最早的汉字，但它们是后世汉字的来源之一，许多符号与图形为后来的汉字所吸收使用，这是没有疑义的。

因此，现代汉字学者中居于主流意见的说法是：

“汉字起源于图画和用于装饰或记事的符号。图画是原始象形字的来源，而原始指事字则主要来源于符号。”“这些图画或符号一旦有了约定俗成的固定形体，与语言中的词相结合而可以准确地读出音来，就成了原始汉字。”（龙异腾：《基础汉字学》）

这种观点被称为“文字起源二源说”。

早在1933年，刘大白在所著《文字学概论》中就提出：“先有记号，后有图画，正与从简单到繁复，从混沌到分明的进化通则相合。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文字是发生于记号和图画二源的。”

1949年，唐兰在其著作《中国文字学》中也说：“最初的文字是书契，书是由图画来的，契是由记号来的。”

1972年，郭沫若在考察了仰韶文化的半坡陶文之后，发表了《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郭沫若推测“当时是应该有象形文字的”。“刻划系统是结绳、契木的演进，为数不多。这一系统应该在图形系统之前。因为任何民族的幼年时期要走上象形的道路，即描画客观物象而要能象，那必须要有一段发展的过程。随意刻划却是比较容易的。”“指事先于象形也就是随意刻划先于图画”，“根据种种地下资料，现存民俗和文献记载等参证起来看，中国文字的起源应当归纳为指事与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应当发生于象形系统之前。” 郭沫若的说法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此后人们都把“文字起源二源说”归于他的独家首创。

今天的学者在“文字起源二源说”上，不再强调是符号在前、还是图画在前的问题，而是采取二源同时并存的说法。

在汉字起源的问题上，不管是传说、还是学术考古，都无法得出一致的说法。那么我们就只好暂时悬疑，下一讲，从汉字形成体系之后的文字——甲骨文开始，来考察汉字形体的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