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0】“我的父亲母亲”全国散文、诗歌有奖征文大赛郑宗明作品

身后，那严厉的目光

——追忆我的父亲

郑宗明（福建）

父亲走得太突然了，当弟弟的皇冠车犁过夜色载着父亲到达老屋时，父亲只有一口气；当我从福州和家人赶到老家时，只能握住老人家冰冷的手悲痛欲绝。

当我重新审视父亲走过的一生，我感受到是身后父亲那严厉的目光在时时地鞭策着我。

在我印象中，父亲总那么清瘦，一生都没有胖过。也许是生活的艰辛，那眼睛总是充满忧郁，不苟笑中透出严肃，也透出一点威严，以致于我们兄弟姐妹总是怕他，我们做错了事，他眼一盯，我们就赶紧收手。在父亲严厉的目光中我们读懂了他的的希冀。

父亲出身在一个穷苦的家庭，以致于年少之时，没有念过一年书，以后也未能写全自己的名字。但却是苦难伴随着他的一生。解放前夕，由于强势家族保长的报复，连累父亲被抓了壮丁，就是这几个月的国民党兵的生涯，（父亲所在的国民党部队文革后拨乱反正，被定为起义部队）父亲整整被折磨了四十年。每一个运动，都是一个反面的角色。常被扣上“国民党兵痞”、“历史反革命分子”等帽子。而在我的高中毕业外调档案上，也未能幸免，企图从政治上判我死刑。由于他的文盲以及所带来生活上的痛苦和不便，因此对于我的上进特别关心。记得高考后，我遗憾地告诉父亲没有考好，可能上不了大学，以致于父亲难过了好几天。当他得知我考上北京的大学后，十分高兴。当时家里经济十分困难，父亲到处张罗，凑了些钱，送我到县城，住在高中同学家，第二天送我上车。父亲以我为荣，在他的眼神里，我读出了他的期望。以致于他用自己的生命来维护儿子将来的命运。

最惨的是在文革时期，父亲被关在“教改班”，要交代所谓“历史问题”，由于父亲没有什么可交代的，又不识字，没有交代出问题，常被毒打。后来他告诉我：为了活下去，就靠喝尿自疗伤。更有甚之，那些恶棍叫嚣“再不说，就让你儿子从北京滚回来，让他大学念不成”。这一威胁，击中了父亲的软肋，为了儿子的前途，父亲屈服了，请了村里同在“教改班”的老师，编造了些莫须有的罪名，总算过关，也保了一条命来。四十年的时间，父亲不时处于失控的下坠气流之中，唯一能做的就是心惊胆战和小心谨慎。父亲的罪名直到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才得以平反。回想那动荡的年代，一个小小的村子充满着不少的地富反坏右。那些稍有权力的人，用那污蔑的笔触，堵死了多少人的上升通道，使他们的入党、提干成为泡影。历史是无情的，作恶的人，终有一天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父亲是勤劳的。他的一生虽然是在动荡中渡过的，却扮演了不少角色。凭着自已的小聪明，他虽没有文化，却是能够钻研出一些道道来。他学过理发，当过小学校工，摆过小摊。解放后，小时候我见过家里有过不少害虫的标本，原来他积极参加过农技培训，也算是一个农技爱好者；后来他到镇上当搬运工，一个偶然的机会，选调到县颗粒肥厂当工人，1956年上调到县商业局龙舌龙厂当正式工人，由于工厂是流动的，经常下乡，父亲在厂里从一般的绞丝工，经过刻苦自学，成了熟练的柴油机工。我有时惊呀，没有文化的父亲是如何经过自学，把柴油机开得很风声水起的。当上工人，原以为端上公家的饭碗，本以为可衣食无忧。当1962年因困难时期刮起下放风时，本来父亲不是下放对象，为了给别人留名额，他却毅然响应国家的号召，自己主动申请下放。而接下来是艰苦卓绝的三年困难时期。一个穷苦的家庭，没有任何的生活来源，又是一个年年超支户，仅靠卖了粮食来交超支款的家庭，日子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但父亲没有气馁，仍然想方设法寻找营生来补贴家用。以后生活好了，父亲仍然改不了他的节俭。一碗地瓜粥配上咸鱼，就是最好的佳肴。晚年他又重整起旧业，在镇上摆个理发椅，其乐融融。后来他理发理不动了，就热心起村里的公益事业，担任老年会会长，每天清晨忙着打扫祠堂会所。由于这时弟弟事业有成，父亲的零花钱多了，就经常接济困难的老人。在村里幼儿园，父亲捐款五仟元，曾有一间以他命名的教室。从父亲那严厉的眼光中我读懂了他的坚韧和慈祥。

多少年过去了，我依然感到父亲那严厉的目光的存在，我没有理由怠懈。多年来父亲那种平凡、踏实、吃苦的精神一直在激励着我。如果说我在人生道路上有所进取的话，我感谢身后父亲那严厉目光的督促。多少年来，我行走在回家的路上，望着窗外急驰而去的风景，我仿佛看到身后父亲的眼光在注视着, 注视着，充满柔情，充满爱意。

【作者简介】郑宗明，福建省惠安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安全评价师、安全工程师。历任省煤炭工业科学研究所总工程师、省《能源与环境》(CN35-1283/TK)杂志常务副主编。一个行走在工程、科研、咨询领域的技术人员，对于文学、书画、收藏有广泛的爱好。散文、诗歌散见于《福建日报》、《中国煤矿文联通讯》等。书法作品二次入选福建省太阳石美术书法展。名字入选《中国专家人名辞典》、《中国发明家成果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