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岘告诉吴昌硕:书法不必穷追高古,关键是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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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曹全原碑拓、杨岘临作、何绍基临作
杨岘(xian,1819-1896),字见山,号季仇、藐翁,自署迟鸿残叟,浙江湖州人,清代著名书法家、金石学家、诗人。他于咸丰五年中举,之后会试不中,遂以幕僚身份辗转各地,曾入曾国藩幕,后官常州、松江知府,晚年被劾罢职后寓居苏州,读书著述、卖字为生。
就是这么一位金石学功底深厚的书法家,居然说了一句话:
(书法)不必过事高古,惟古书不可不读,使知宇宙间原有高古文字。
而且,这句话是说给后学吴昌硕的。吴缶翁也是金石家。杨岘这话的意思,大致是,书法没有要过于追求高古了,只是古人的书作,自然也包括书法作品,却是不能不读的,这样你才能知道世上原来是有格调高古的著作的。
吴昌硕
我们常说,最好的书法,其格调必须要高古。格调高古与否,简直已经成为我们评判书法好坏的决定性依据了。假如太迎合今人的审美习惯,则这种书法无论如何都难以归入优秀之列。作为金石书家的杨岘,当然很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再看看他讲给吴昌硕那句话,很有深意,特别是“过事”二字,是整句话的核心,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过事,就是过于注意、过于追求。这起码说明两点:第一,杨岘并不反对书法高古,但认为没必要过于追求高古;第二,当时很多人刻意追求高古,包括吴昌硕,所以杨岘向吴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那么,怎么叫“过事高古”?过与未过,这个界限怎么确定呢?杨岘没说,只能靠自己在学习与实践中去领会。
不过,吴昌硕的一句话,基本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
古人为宾我为主。
这句话是很大胆的。古人是宾,我才是主。这个意思,就像宋代理学家陆九渊所说的“六经注我”,就是用古人的思想、理论、见解去阐释、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理念。这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说,就是“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吴昌硕的话,我们可以推知,是否“过事高古”的界限,也就是看你的书法中除了古人的东西外是否还有你自己的东西,如果一味崇古而无我,那便是“过事高古”了。
吴昌硕还说过一句大胆的话:
今人但侈摹古昔,古昔以上谁为宗?
侈,就是过分的意思。今人只是一味过分地照着古人书法去学,但古人之前又是尊谁为宗师呢?简单说,就是,我们学古人,古人又是学谁?隋唐学魏晋,魏晋之前有秦汉,秦汉之前呢?缶翁的话简单明了,倒是有几分道理。但也不完全有理,因为无论秦汉、还是魏晋,每一时代的书法艺术都是在前代基础上慢慢积累而来的,即使秦汉以前的书法技巧很简单,却也足以使秦汉人去师法,并在此基础上开拓创新,达到更高的境界。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古人又是学谁”来推翻古法的成就和地位。
不过,吴昌硕这句话里又出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侈摹”。我们知道,摹就是照着学,比如摹帖,那是不会有自己的个人表现的。而况,吴昌硕在前面又加了一个“侈”字,就是过分地照搬照学。可见,古人说话是很讲技巧的,前面加一个程度副词,让人读了就不容易反驳,有点像“正确的废话”。
其实,杨岘和吴昌硕的理念,跟我们今天所宣扬的大同小异。我们一直宣扬书法要“崇古”,但从来都反对一味地照抄照搬古人。书艺君很早就在《一个人是怎样爱上书法的?》一文中说过,“无我空余法,有我才是艺”。
说完理论,我们再看杨岘的作品,他也确实秉承了自己的理念。
杨岘隶书联
作为隶书名家,他熟稔汉碑,但其用笔节奏明快、出锋爽利,墨色多变,不似传统隶书那样肃穆含蓄,在清代金石圈以沉厚为尚的风气中极具个性特色。然而,他的个性,也多被诟病为偏离古意,即使今天的人,估计很多也对他的风格不感冒。但是,杨岘并不在意。他在意的,首先是作品中是否能体现自己。如果非要在高古与自己中做一个选择的话,他显然会选择自己。
然后,吴昌硕接受了他的理念,并将其向前又推进了一步。吴昌硕的石鼓文,是何其地高古啊!他的篆书,让人一看便知是从石鼓中来。但同时,他的石鼓文又是何等地“吴昌硕”啊!他的临作即使不署名,即使是别人临他的作品,让人一看线条,便也能知道是吴昌硕的笔法。有古,而又有我,这便是大师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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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我的基础是无我,游于法外的前提是要懂法。希望这篇文章不要成为某些江湖书家的挡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