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小吴先生”

“小吴先生”——北大的学生都这么称呼吴小如先生。我没有在学校听过吴先生讲的课，但是我心里一直以来也都是这么称呼他的。我觉得很亲切，因为我是先生在家里“上课”的“学生”。转眼间，吴先生已经离开我们6年。

我的父亲是书法爱好者，曾向族亲、晚清重臣刘秉璋的后人学过书法。耳濡目染，我自小就对书画感兴趣。2005年夏天，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在友人范洛森先生的办公室看到墙上挂着两幅书法，一幅是楷书，写得清秀劲美、含蓄儒雅；另一幅是小行书，坚劲流畅，书卷气十足。我说这字写得可真好!但是这两幅作品的书写者“吴小如”，我却没听说过。范先生看出了我的疑惑，他告诉我：吴小如先生是北大教授，是专治文史的大学者，也是吴玉如先生的长公子。哦，难怪这字看着这么眼熟，那么有震撼力，我顿时觉得很激动，当时就萌生了收藏吴先生作品的愿望，向范先生提了出来。

第二年春天，范洛森和我一同去了北京吴先生家——北大中关园43号楼，一座让我后十年间魂牵梦萦的“圣地”。叩门而入，范先生和吴先生是忘年交了，彼此间很熟悉。看到心目中的“偶像”，我却略微有点紧张，但很快没有了初次见面时的陌生感，大家聊得很开心。当时，吴先生正在给天津古籍出版社撰写“吴小如讲《孟子》”一书，他说，我就用毛笔把这部书稿抄录一遍送给你吧。后来，吴先生又陆陆续续地替我写了一些条幅和对联。遗憾的是，2009年吴先生不幸患脑梗，提笔写字就很困难了。之后几年，我每次回国总要去看看吴先生，虽然我们彼此之间相差三十多岁，但已经成了忘年交。

吴先生给我的感觉总是那么的谦虚、淡泊、低调，吴先生讲：“别人都说我的字比我父亲写得好，我说，我的字不如我父亲，无论是书法还是学问，这一辈子我都超不过我父亲，他才是大家。”

吴先生从幼年起就开始在玉如公的指导下阅读《诗经》《论语》，即便到了晚年，他还是经常卷不离手，不断地在学习、在思考。在学术上，吴先生一直是嫉“错”如仇、“耿耿于怀”、毫不留情。他对当今社会上一些所谓的专业书法家平时不好好读书练字，只顾应酬卖字的现象尤为不满。他说：“能在书法史上起一定作用的人，才可以叫书法家；没有文化修养的书法工作者也不能称为书法家，充其量只能称为‘写字匠’。我宁可一辈子不会书法，也不要当一个俗不可耐的‘写字匠’。”吴玉如先生晚年在邮局门口给人写信，维持生计。晚年的吴小如先生虽然生活拮据，但他宁可像他父亲一样过着清贫的生活，也不愿意卖字。

启功先生对吴先生的人品、学识很推崇，据说有人找启先生学习书法，启先生却把吴先生推荐给了来人，这也说明吴先生书法艺术的高明。

一次，我去吴先生家，他说我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我说您那么早起来干吗呢？他说，临帖，一方面是自我的放松，另一方面是我学习前人比我更好的东西。一位在书法上卓有建树的82岁高龄的老人，还在锲而不舍地努力追求。我想起了吴先生第一次见面说过的话，“书法只是我的一个爱好”，此时此刻，我才真正感到这个爱好在他心目中的分量。这件事是我永远忘不掉的。

吴先生和我聊得较多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京剧。吴先生告诉我，他在十六七岁时就陆续跟着韩慎先、张伯驹等名票学戏，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写戏曲评论，他还喜欢收集唱片，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甄选、积累，目前已收藏了近千张京剧老唱片，其中不乏一些很珍贵的唱片。他还送了我他自己唱京剧的碟片，有时工作之余我还听听，犹如先生在我身旁。

吴先生的学生曾告诉过我，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北大人习惯称一、二、三级教授为先生，因吴先生最年轻，所以大家都称他为“小吴先生”。

2014年5月11日，“小吴先生”终于走完了他92年曲折而漫长的人生之路，那时候我正在国外，没能赶来见先生最后一面。每一次面对吴先生的书法，我仿佛又回到中关园43号那座小楼，又听到吴先生对我娓娓而谈，聊书法、聊京剧、聊那些陈年往事……（刘同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