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旧梦影痕(五十)
图491：清同治年间《上海县城图》
图492：清末，晏海门，又名老北门，地处县城西北，城门外有跨壕木桥通往法租界
图493：清末，晏海门(老北门)外一派繁忙景象
《上海新报》（1868-11-21，第2版）:
礼拜四日约十点钟时沪城老北门外吊桥下北首廊内有摆旧货摊者数处忽来巡捕一名逐之使去该摆摊者抱衣挟物鼠窜而逃及巡捕过去依然摆下观者哗然按巡捕驱逐此辈非无因也恐其收买贼赃未免多费唇舌耳
《新闻报》（1909-10-7，第18版）:
议决老北门放阔
本邑各绅董于昨晚在蓬莱路公益会集议拟将老北门拆高放阔俾与老吊桥直接且使将来车马易于进出
图494-1：清末，新北门及振武台
图494-2：新北门，振武台(璧 寰球社《图画日报》1909年第77期，2页)
图495-1：清末，上海县城墙及大境阁
图495-2：1909年，大境阁东首之“大千胜境”石坊
图496：宝带门(小东门)。当年筑城时，太常寺卿陆深的夫人梅氏捐田500亩，银2000两，拆毁家宅，筑成此门。
元二十九年(1292年)上海镇升为上海县后，历时二百六十一年，并未建筑城墙。明弘治《上海志》称，未建城墙原因是:“邑人多以海营生，素习武艺，并不惧海寇来犯，认为无筑城必要，加之当时库藏空虚，无从筹措经费。”直到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纵横海上，在四月十九日连宾华侨战败后，知县俞显科遁走，县市大受倭寇蹂躏。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连遭五次寇祸，于是官吏士民知道没有城墙是不易防守的。明万历《上海志》中有文载曰:“杀歼兵民甚众，纵火焚庐舍及县署，邑里为墟。”这是上海筑城之缘起。之前，邑绅顾从礼先已奏请开城筑垣，但未及工部审度，面对当前倭寇日益猖狂之劫财扰民，松江知府方廉眼看地方创巨痛深、百姓横受惨掠之情形，毅然建议兴筑城垣，积极筹集经费，随即选定基址，并令通判李国纪监工，所幸那一年(1553年)入秋以后，未遭倭寇侵扰，从九月开工，昼夜赶筑，到十一月城墙告竣(潘恩有筑城记载其事)。新筑的城墙周长9里，高2.4丈，有城门6座：朝宗门(大东门)、跨龙门(大南门)、仪凤门(老西门)、晏海门(老北门)、宝带门(小东门)、朝阳门(小南门。光禄寺少卿顾从礼捐粟四千石，助筑小南门)。另有水门3处：东门、西门两处跨肇嘉浜，小东门处跨方浜。城上有雉堞3600多个(又称齿墙、垛墙、战墙，是有锯齿状垛墙的城墙。守城者在反击攻城者时可作掩蔽之用)，箭台20座，大东门和小东门上建有敌楼(城墙上御敌的城楼，也叫谯楼)。城墙外绕水壕，长1500余丈，宽6丈，深1.7丈，连接肇嘉浜、方浜，通行无阻。
振武台在新北门之雉堞上，上海县旧志作镇海楼，初有真武庙，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建；万历二十年(1592年)重修；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邑人曹垂璨等复建；咸丰四年(1854年)毁于兵，嗣由住持僧本心募捐重建正楼，然规模不甚宏大(图494)。大境阁在西门北城箭台，明万历时建，本祀关帝；崇祯七年(1634年)复修；清雍乾年间屡茸之；嘉庆二十年(1815年)，并建三层楼，高插云表；道光六年(1826年)，总督陶澍题“旷观”二字额；道光十六年(1836年)，于东首建石坊，两江总督陈銮题“大千胜境”四字额；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复建一台曰熙春；咸丰三年(1853年)，毁于兵克复后，住持羽士诸锦涛复募建；同治四年(1865年)，洋药捐局董事郭学玩重修，并建运神殿及月花祠。
图497：清末，尚文门(新西门，小西门)（环球社《图画日报》，第54号，第2页）
图498：清末，拱辰门(小北门)，左侧为城门内大境庙
图499：1903年，障川门(新北门)。“新北门外大吊桥西首时利和号于去年腊月底开设彩票生意”(《申报》1904-11-12，第4版)
图500：1912年，上海县城墙正在拆除中
咸丰三年(1853)，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次年底，为协助清军镇压小刀会，法国军舰“贞德号”和“高尔拜号”向北城炮击，城墙疮痍满目，还炸出一个大缺口。战后，上海道台组织“上海城垣善后局”集资修复城墙。沙船巨商郁泰峰出资20万两白银，用于堵塞缺口，大修城墙。咸丰十年(1860)，李秀成率太平军逼近上海。清政府同租界当局联合抵御太平军，英、法军队进驻县城。为便于驻军进出，在北城缺口处辟城门，李鸿章题额“障川门”(取“挽狂澜障百川”之义)，俗称“新北门”。又因该门通法租界，法国人称“孟斗班(法国远征军司令)门”。同治五年(1866)，上海道台应宝时重修新北门，并增建瓮城和吊桥。清末，因城内街道窄狭路亦不平且行人稠密，易于碰撞恐肇争端，官方明令禁止乘坐东洋车入城。话说1907年9月21日(阴历八月十四日)那天，有一名叫亚尔林的英国人乘坐东洋车(黄包车)欲从新北门进城游玩，被巡士“劝阻令其停车”，他却“坚执不从”，由此引发一起”外交事件“。且看《申报》(1907-10-7，第5版)报道如下：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上海拆城动议，由县绅姚文柑等联名具呈上海道袁树勋，请援天津成案，专奏政府准予拆除，改造马路以利交通。当时，袁道台非常同情，奈因另一部分较保守的绅董反对动议，终未得两江总督周馥之批准。次年，乃由曹骧等作改良建议，由拆城改为辟门，经几度与官方筹商，于清宣统元年至二年间(1909-1910年间)，新辟尚文门(小西门)、拱辰门(小北门)、福佑门(新东门)，并增高拓宽宝带、朝阳、晏海3门。至此，加上原有六个城门以及为抵御太平军添辟的障川门(新北门)，上海共有10座城门。
辛亥革命以后，姚文柑等重申拆城动议，分别呈请苏沪两都督以及上海县民政长吴馨，乃准予实行。为实行拆城筑路工程，专设城濠路工事务所于大境阁内，由县民政长吴馨任所长，市长莫锡纶为副所长，并设总务、工程、地亩、交涉等科及评议员。全部工程，估计约需三十万元，先筹得五万元，从北半城拆起。北半城的城根，原有英国士兵义塚。当进行拆除时，因塚地阻碍路线，经外交当局一再商议英领择地迁移，照会公文往返延宕，最终允纳我方请求，以“让路换地”办法解决。民国二年(1913年)六月，北半城的路面工程告竣，即名民国路(因地处法、华分界路段，又名法华民国路)。南半城的路面继续兴筑，于次年冬竣工，即名中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