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承洲：张锦池先生印象点滴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张锦池先生应邀到烟台大学讲学，我当时在烟台大学中文系任教，讲授宋元明清文学和古代小说的课程，系主任认为我与张先生同行，又是青年教师，便安排我负责接待，从张先生出机场到离开烟台，我全程陪同。

张锦池先生

张先生当时五十多岁，身材挺拔，面庞棱角分明，脸色黑里透红，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虽在北方生活了几十年，普通话中还略带乡音。

当时学校条件有限，没有接待专家学者的学术中心，地处东郊，周边也没有宾馆，张先生就住在学校招待所，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条件十分简陋，也没有餐厅，就在学校食堂和学校旁边的小餐馆吃饭。张先生丝毫没有大学者的架子，完全理解学校的困难，没有半句怨言。

张先生在烟台待了三四天，作了大概两三场学术报告，印象比较深的是，其中一场讲《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就是他后来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论<三国志演义>的“三本”思想》。

《三国演义考论》

记得是一天早上，我到招待所接他去教室，他正在看讲义。他说，他每次上课之前都要将讲义背下来，上课时不看讲义。他讲课时，不让学生记笔记，要学生看着他听讲。

出门时，他问我一个生僻字的读音，具体是什么字已经忘了，只记得是一个人的名字，当时没有手机、计算机，手头也没有带工具书，两人讨论，按造字规律，形声字一般念半边音。课后回家我查过字典，发音没错。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张先生上课非常认真，生怕出一点错。

课后陪他到海边散步，印象中去过蓬莱。张先生特别健谈，讲他的大学生活，讲他和老师的关系，讲他怎么做学问。他说读大学期间，无论什么课程，考试的前一天都会去公园游览，不再复习功课。我想他肯定是将功课做在前面，已经胸有成竹。

他六十年代发表的红学论文《论薛宝钗的性格及其时代烙印》，初稿写于大学期间，他听了吴组缃先生与何其芳先生的《红楼梦》专题课，两位先生对薛宝钗的评价完全不同，引发他的思考，得出了新的结论。

《红楼梦考论》

我们看他的论文结论：“薛宝钗就是这样的人：事不关己，你望之如春；事一关已，她就春行秋令。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均能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非常讲究方式方法，做得八面玲珑，从不赤膊上阵。因此，她是随时而不安分。因此，我称薛宝钗性格为市侩化了的淑女。若问何以能‘化’的？这就要从她的阶级出身，这就她所处的现实社会，这就要从当时的政治气候等等具体条件里去寻找根源了。”

一句“市侩化了的淑女”，就能看出，张先生确实受到了吴组缃与何其芳的两位红学家的学术观点的影响。

他读大学期间，就对中国古代小说产生了浓厚兴趣，也深得吴组缃先生的赏识，写毕业论文时，他找吴先生指导，想写古代小说的论文，吴先生说，研究古代文学，不能只懂古代小说，建议他写古代诗歌的论文，请林庚先生指导，张先生的大学毕业论文写的是古代诗歌。

张锦池先生年轻时照片

张先生还谈到他的大学恋情，他在大学期间，谈了一个女朋友，大学毕业前夕，女友提出分手，他一直不知道确切原因。几十年后，他得知实情：辅导员找他女友谈话，说张锦池出身不好，不能和他谈恋爱，女友才提出分手。

说完此事，张先生突然提高嗓门：“我即使在哈尔滨，也比他（指辅导员）学问做得好！”可以想象张先生对此事的愤怒。

后来又多次在学术会上见到张先生，2003年，张先生应邀出席河南大学文学院主办的《西游记》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也参加了此次大会。

会后张先生到北京办事，东道主将当天晚上离会的代表送到郑州车站上车，我和张先生乘同一次列车，一路也聊了很久。他说，吴组缃先生告诉他，他的《西游记》的论文比《红楼梦》的论文写得好，他很高兴。

张锦池先生在乙亥年海峡两岸红学研讨会上发言

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心在香山饭店主办中国古代小说文献与小说史国际研讨会，会上张先生送我一本《西游记考论》，并在扉页正楷题写“承洲兄指谬”，在后学面前如此谦逊，让我羞愧难当。

2006年夏天，张先生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主办了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当时，张先生的帕金森病症已经很严重，双手抖动厉害，行动比较迟缓，他全程参加会议，连会议组织的参观考察活动也一路陪同，哈尔滨的这些景点，他不知去过多少次，我劝他这种活动就别参加了，在家休息，他说，这是我最后一次主办大型学术会议，一定要把专家们招待好。

张锦池教授获国家级教学名师奖

张先生就是这样，上课、写作、办会都非常严谨认真，能做出大学问与他这种态度有直接关系。

九月二十七日，噩耗传来，张锦池先生离开了他所热爱的古代小说研究和教学，但他数百万字的论著将永存人间，惠及后学。

傅承洲十月二日於香港客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