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贵晨：重数传统的源流及其显晦之故（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之一）
人类认识起源于对外部事物的感知。这个过程的起点今已无可考见，但以情理而论，初民当因次第感知事物作为个体之状貌及作为类存在物之多少，而产生关于事物形象与数量的观念，并有最初计数的实践。
《形而上学》
这一过程中，数量的观念因形象而产生在后，但是，计数中形象却在数量的统摄之下。大约因此，早在公元前6世纪末，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略过形象而直认“‘数’乃万物之原。在自然诸原理中第一是‘数’理，……万物皆可以数来说明” 。[1]
与古希腊人富于幻想的意识不同，中国古代以农耕为本，先民“重实际而黜玄想”[2] ，未至于把“整个天体”归结为“一种数”；但是，《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话，至少表明其思想中数是万物化生的途径。至于《周易·系辞上》说：“参伍以变， 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
又《周易·说卦传》“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云云，虽就筮占而言，而实际是先民人文创造“倚数”成文、“极数”定象的观念。可知中国先民重数有自己的传统，即主要从“通其变”着眼，以数为宇宙化生的关键与万象联络的枢纽。
这一传统与中国人识数、用数的历史同样悠久。《周礼》已载保氏以六艺教国子，“六曰九数”。《论语·述而》；“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即《周礼》“六艺”，可见孔子教学也有“数”之一科。孟子对“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公孙丑下》）的话曾表怀疑 ，也正是由于他对“五百年”之“数”一向信之太深的缘故。甚至有痴于数者。
《数理批评与小说考论》
《说苑·正谏》载：“（秦始）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见阙下积死人邪？’使者问茅焦，茅焦曰：‘臣闻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来者，欲满其数耳。臣非畏死人也。’”虽未必实事，却有实情。
无独有偶，《明史·选举二》载，永乐二年诏命解缙就翰林院选取才姿英敏者二十八人就学文渊阁，“以应二十八宿之数”。可知有史数千年，如《吕氏春秋·论人》所说“举措以数”，是中国人生活的一个原则，从而也是中国人文的一个原则[[3]]。
这一原则在古代早期文献编撰以至后世文学中形成数的传统与数理美。这里，数指带有神秘性的规律和神秘数字，即《周易·系辞传》之“天数”“地数”，或如《孟子·公孙丑下》所说“以其数则过矣”之“数”，《庄子·天道》轮扁所谓“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之“数”。
[补说：即“道数”，《庄子·知北游》：“于是泰清问乎无穷曰：‘子知道乎？’无穷曰：‘吾不知。’又问乎无为，无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数乎？’曰：‘有。’曰：‘其数若何？’，曰：‘吾知道之可以贵，可以贱，可以约，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数也。’”成玄英释以“名数”，为“非名而名，非数而数也。”]
《管子》
《管子·制分》所说“富国有事，强国有数”之“数”。这种“数”因其从原始数学分化而来不免用数学符号表示，实质却是各具独立意义的神秘语言，而如《周易》所说“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补说：德国思想家、诗人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文中,对发明“用数来表示事物原理的毕达哥拉斯”有极高的评价,并对数的意义有精辟的分析。他说：“这是一个天才的思想。在一个数中,一切感性的和有限的东西都被舍弃了,然而这个数仍旧还是表示着某种确定的东西以及它和另外某种确定的东西的关系,而这后一种确定的东西如果同样用一个数来表示的话,就会取得非感性事物和无限事物的那种性格。在这点上,数是类似观念的,观念在相互之间也有着同样的性格和同样的关系。人们可以按照观念出现在我们精神中和自然中的样子,把它们非常确切地用数来加以表示；但数始终还是观念的符号,不是观念本身。老师毕达哥拉斯还意识着这个区别,但他的学生们却忘记了这个区别,从而仅仅给他们的后学者留传下一个数的象形文字,一些单纯的码子。它们活生生的意义虽已不再被人知晓,但人们仍以学派的骄傲。”[4]]
《海涅选集》
这段话对理解中国古代“数”的观念具有参考价值]另为溯本讨源的需要，本文所指文学包括先秦两汉全部文献与后世各体文学作品。中国古代生活中数的原则渗透为文献——文学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后者始终贯穿以数为化生关键与联络枢纽的传统，表现为作品编撰的纲领、框架结构及叙事模式、描写技巧等等。
其无可替代的作用与看来恰到好处的表现，使我们想到毕达哥拉斯学派重要人物之一波里克勒特所说：“（艺术作品的）成功要依靠许多数的关系，而任何一个细节都是有意义的。’” [2] 进而以为古代文学的研究应该而且可能有以重数传统的表现为对象的数理批评。
当然，这里所说“数理”是就其古代神学与科学杂糅的意义而言，却是任何真正文学数理批评的必然起点。而真正科学的文学数理批评有明显优越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美的主要形式‘秩序、匀称与明确’，这些唯有数理诸学优于为之作证。又因为这些（例如秩序与明确）显然是许多事物的原因，数理诸学自然也必须研究到以美为因的这一类因果原理。” [3]
亚里士多德塑像
但是，无论中外，对文学的数理批评和对数理诸学的艺术批评都还少见，因而本文首要建立讨论的基础，即对古代文学重数传统的历史作简略回顾，然后重点讨论其在作品各层面的表现，并概括其所形成古代文学数理美的特点。
中国古代文献——文学中数的传统源于先民发明和使用数字的实践。以情理论，先民日常计数应当是文献——文学中数传统的生活之源，如因天文的观察而生历数，因祭祀、朝觐等而生礼数，因歌舞宴乐而生（乐）律数，等等。这些数进入文献记载，就是我们从《周易》《尚书》《周礼》等书中看到最多应用数字的情况。
这些程度不同近乎记账簿式的作品，却合乎逻辑地成为后世文学用数传统的滥觞。由此流衍推暨，与时兴衰，大致经六次变迁，而贯穿古代文学始终。
第一，商周之际文献中数传统初始。上古数之多元发生形成文献的进程不一。从《尚书·尧典》有“乃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话看，历法当最早形成文献，惜今已不可得而论。
可论者先民因敬信鬼神而最重沟通天人的巫之卜筮，考古发现之契数卜骨[4]应是我国最早以数标示卦义的文献；而作为卜筮的记录，《易经》本体八卦由三画（以象天、地、人）错综而成，实乃“倚数”成文，故《汉书·律历志》云：“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
《周易》
换言之《周易》因数成卦进而成书。杨向奎说：“因有信仰而祭神……求神示乃有贞卜；贞卜有术，在商则为龟甲兽骨之卜，西周逐渐由贞卜而转于筮占，于是易卦兴而有《周易》，遂为群经之首，由卜筮书转为哲理古籍。”[[5]]
一般认为《易经》产生于商周之际。换句话说，以《易经》为代表，商周之际是中国古代文献——文学中数传统初始时期。其时文献因数而生，数的传统自在其中。从而《易经》作为一部以神秘数字演算为基础的卜筮——哲理古籍，奠定中国古代文献——文学用数的传统。
[补说：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易》本天地，故长于数。” 又，《汉书·律历志》：“伏牺作八卦，由数起。”都揭明《易经》“倚数”成文的根本性质。故冯友兰认为，《周易》哲学“可以称为宇宙代数学。”]
第二，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学者拟天数编纂。《易经》之后《易传》发生，使《易经》思想包括数的观念得以阐扬；并且《易传》十篇，称《十翼》，本身就是依据天数毕于十的安排。此期《墨子·贵义》所称“（尚）书百篇”，取十的十倍为篇卷之数，其原本也是十为全备之数。
《春秋繁露义证》
这种编纂原则，后世董仲舒《春秋繁露》总结为“书者，以十为终”（《天地阴阳》），显示《尚书》《易传》编撰者已有一定自觉“倚数”编纂的意识。
[补说：按《易传》传自战国，原本应为七种，犹《孟子》七篇。至《易纬·乾凿度》始有“十翼”之称，应是汉人分《易传》七种而为“十翼”。但无论其原本七种或后来析成“十翼”，均为“倚数”意识的体现。]
另外，此期成书的《周礼》，述周官以天地四时为序，《春秋》《吕氏春秋》等以月令命名并为书之篇序，各取历数为编纂依据，也是有意为之。而最典型当推《孟子》一书。
《孟子正义·题辞解》：“正义曰……然而篇所以七者，盖天以七纪璇玑运度，七政分离，圣以布曜，故法之也。章所以二百六十一者，三时之日数也。不敢比《易》当期之数，故取於三时。三时者，成岁之要时，故法之也。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纪，故法五七之数而不敢盈也已。”
此说未必不有穿凿的成份，但至少表明汉、唐学者对《孟子》作为“法度之言”倚数编撰的理解，而“七篇”之“数”或另有可说（详后）。至于《九歌》《九辨》等名传自夏代，却也只在此期楚辞中有仿作问世留传。这都是我国文献——文学数传统的典型，标志我国古代“天书”体制的形成，
《杜贵晨文集》，杜贵晨著，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9年3月版。
但是，大约数的原则一旦成为生活的教条，习惯如自然也就容易失其本义；又因春秋“礼崩乐坏”的影响，《礼记·郊特牲》已述周礼“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马王堆帛书·要》载孔子也说：“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史，……吾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可知此期文献用数编撰虽为自觉的行为，却多是机械的套用，从而数传统作为文献——文学内部化生之关键、联络之枢纽的作用还未尽显示出来。
第三，秦至汉武之世以迄东汉数传统的复兴。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及秦末的战乱使先秦以来文化传统几近于断裂，文献——文学中数的传统也在若存若亡之间。
秦汉之际，虽然有《燕丹子》叙燕丹复仇事，先求于鞠武，后求于田光，三求而后得荆轲，而燕丹厚遇荆轲，以“黄金投蛙”“千里马肝”“姬人好手，盛以玉盘”三事而动其心，许为入秦行刺，明显遵循“三而一成”（董仲舒《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的旧法，但汉初很长时间内，这一传统未见发扬。《史记·龟策列传》载：
明王延喆刊本《史记》
由上引可知，至“今上”即汉武帝之世，卜筮古法又得大行其道；此时又正独尊儒术，董仲舒以《春秋》灾异附会为说，倡天人感应、人副天数等论，后有孟喜、京房等为象数之学大行于世，数之传统遂坠而复振，也更多具有了神秘性质。
董仲舒墓
董仲舒《春秋繁露》说“数者至十而止，书者以十为终” （《天地阴阳》），已明言篇籍有取天数为编撰之法的原则。而经师说经之余，重新发现“经传篇数，皆有所法”（《论衡·正说篇》），以师道尊严为文献——文学编撰指示法门。
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等既是此一传统的提倡者，又身体力行，如法炮制，“倚数”编撰成一时之盛。
今人杨希枚有《古籍神秘性编纂型式补证》一文，举《春秋繁露》《淮南子》《史记》《太玄经》诸书之例，论“其篇卷或句数符合神秘数字之数，因而成为象征天地的一种神秘性的编撰型式”[1]，又举例《史记·田儋传》载“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史记·扁鹊传》张守节《正义》提及《黄帝八十一难序》，刘向《列仙传》当为七十二传，等等，足证西汉武帝之世为文献——文学中数传统复兴的关键时期，持续至东汉未改。其波及辞赋与诗，最明显有“七体”、《四愁诗》《五噫歌》等，也许还可以提到相传为蔡琰所作《胡笳十八拍》。
第四，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中数传统的泛化与内化。汉儒复兴古法，变本加厉至于“俗传蔽惑，伪书放流”（《论衡·对作篇》），招致王充等人的反对。
《文心雕龙》
至三国魏王弼以老庄注《易》，扫象数以倡玄论，文士放诞，蔑弃礼法，社会生活进而诗文中见经传古法而或生厌，西汉以来仿经传搭建“天书”框架的编纂之风渐以衰微，但是，仍有刘勰依《易经》“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编定《文心雕龙》篇次；而文学中数传统的主流却由文献的编纂转向文学的创作，由主要用为编纂的框架转向为文本内部化生之关键，联络之枢纽，并由诗文加速向小说等文体渗透，使这一传统泛化而且内化。如王羲之《兰亭集序》、陶渊明《闲情赋》，刘义庆《幽明录·新鬼觅食》、吴均《续齐续记·阳羡书生》等篇，都暗以用数为篇章内部结撰的根据，甚至小说中出现嗜谈“命数”“定数”的倾向。
隋唐特别是唐代思想较为开放，错综数字成为诗文创作的重要表现形式，唐诗一篇之中少有不用数字者。据《全唐诗》，李白诗1166首，用一至十及百、千、万各数总计2238次，篇均约1.92次；杜甫诗1482首，用以上各数1875次，篇均约1.27次。
纵然这个统计未必非常精确与合理，也已足表明唐诗用数字的量大与频繁的程度。至于小说如《莺莺传》写张生三次情挑，才与莺莺成一夕之欢；全篇写莺莺与张生再见再别而终不复见等等，也自有度数，表明数传统内化已到很深入的程度。
高马得绘《西厢记·送别》
第五，宋元重数传统在通俗文学中模式化。宋元承唐之后，正统诗文中重数传统虽不废流转，至明清不改，但仅以惯性，较少新的发展，下不具论。
值得注意是宋元通俗小说、戏曲渐次兴起，又逢邵雍等倡象数——数术之学，江湖之士纷纷窃为游食之技艺，兴起于勾栏瓦舍的说话——话本以及院本、杂剧中便多“数”论及其应用。《水浒传》开篇即著邵雍、陈摶两位象数学家，引起金圣叹的注意，更引申评曰：《易》穷则变，变出一部《水浒传》来。”这个话会使人摸门不着，却道出当时小说自觉引入数传统的实际。
由宋代“说三分”衍出之元代刊行的《三国志平话》，最早使“三顾茅庐”等三复情节成为后世小说叙事运用频繁的模式之一；而元杂剧一本必四折，极少例外，也应该有剧情演出以外的原因。
总之，这是数传统在通俗文学中迅速模式化的时期，至元末《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出来，各种“倚数”编撰与叙事的模式和描写技巧蔚为大观，形成通体联络的数理机制，中国古代文学数传统的作用得以充分显示出来。
《三国志通俗演义》
第六，明清文学中数传统的深化与僵化。明清是中国古代文学最后成熟与总结的时代。此间数的传统在诗文中仅能存续，而在民歌小调中却有明显的发扬。
小说、戏曲中数的传统承宋元模式化的趋势，更注重通过各种天上人间的照应作为全部故事的框架，体现作家“戏场小天地”等以天数把握文学虚构世界的创作观念，其中不乏对宇宙人生意义深入的思考，这在《金瓶梅》《西游记》《长生殿》《桃花扇》《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品中均有杰出的表现。
但是，群起而效仿的结果便不免陈陈相因，也就走上了僵化没落之途。到了清末，以宋元形成各种“倚数”的模式为代表的文学数传统大致消歇，但其流风余韵，至鲁迅小说仍有不少“三而一成”的表现[1]。
以上六度变迁说可能只是大致接近于历史真实，但是，已可确认有这样一个传统的存在，显示其与时兴衰嬗变之序，是由先民生活到最初的文献——文学，由诗文到小说，由笔记、传奇到话本、章回和戏曲，从“天书”式编撰模式到成为内部化生的关键和联络的枢纽，由不自觉的运用到形成多样的模式，乃至细节文句之间纹理刻划，数的传统随文学的演进而演进，直至古典的终结。这是一个日渐昭显的过程，却在近两千年中被忽略而归于隐晦了。
作者近照
其隐晦之故主要有二：
一是商周以降，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学数传统的神秘性越来越显得不合理，即使有西汉中世的复兴，后来遭王充的批评，王弼注《易》对象数的扫荡，进一步引起了正统儒者、文士对此一传统的怀疑乃至有意的放弃，导致其在正统文学中的发展失去了主流意识形态从外部的支持而仅表现为惯性；
二是这一传统从未得到文学批评认真的关注。我国第一部系统文论著作刘勰《文心雕龙》虽然自身就是拟“大衍之数”编纂的书，但其论文却重象不重数，对数的传统避而不谈。这可能是受了王充等人的影响，也与他“正纬”的思想有关，却忽略事实，多少是一个偏颇。
后世批评家受其影响，唯重诗文批评，又绝不言数；明清小说评点家大多也不免是用其旧学诗文的眼光看小说。
《“三”与三国演义》
所以，魏晋以后，文学中数的传统基本上为学者所遗忘，只有明末金圣叹评点《水浒》偶有三数语触及，却止于数“春云三十展”“二十二写腰刀”的层面，未能深入。近世西方文学思潮涌入，“形象”成为文学批评的中心，致使古代文学研究更远离了“数”与“数理”。
即使当今古代文论研究很有成绩，却极少有从作品的探讨概括新理论者，所以也还没有产生我们所谓数理批评,从而古代文学的“倚数”传统至今仍在隐晦之中。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页。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2页。
[3]参见杜贵晨《天道与人文》，载《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收入本卷。
[4]参见张玉书编选《海涅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6页。
[5] [古罗马]斐罗《机械学》卷四第一章，朱光潜译稿。转引自《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4页。
[6] [德]黑格尔《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65—266页。
[7] 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6页。
[8]《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第204页。
[9] 杨希枚《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26页。
[10] 著者撰有《“三而一成”与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于2001年11月在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与浙江师大联合举办的“古今文学演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后刊于《清华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已收入本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