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个性的建构——谈朱海澄隶书创作的探索

我一直在关注朱海澄的隶书创作，这种追踪式的关注，使我获得了书法家动态式的图景。朱海澄是我观察创作“个性”具有珍贵价值的个案。当代书法评论，常聚焦于作品本身的呈现，或者对业已成熟的名家展开评论。动态地呈现会更真实地看到朱海澄隶书创作“个性”建构的过程，也更直接地展示出他与众不同的创作方式。对我来说，朱海澄是新一代隶书作者中不能回避的个案，他努力建构简便直率的隶书“个性”方式与创作经验，构成了当下隶书创作的一种风景，也成了我阐释书法家的逻辑起点和学术立场。

十年前，朱海澄给我的印象就很符合优秀隶书家：厚重、大气、静穆，事实上他在书法创作的路上走得也很坚实。他在隶书传统上有广泛的临习体验，也有深入经典的心追手摹。我看到他在隶书创作上获得了内在的突进，认为他的隶书会在几年里走向当代隶书精英的队伍。但是，朱海澄总是不断地给人意外，他并不按我预想的套路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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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澄打乱了我的预测，反而让我更加期待。他的隶书一段时期会表现出新的取法要素，并能积极转化成创作营养。比如他的《砖铭文字印象》，取“砖铭文”的特殊意趣，又不失汉隶的大气，将字形撑满方格，一种方正的空间就凸现出来；同时，那种用羊毫慢慢吞噬纸张的感觉使得线质愈显苍润，并以此来触动观者。后来，其作既有方整严穆的汉碑意味、明快简练的汉简意趣，也有篆隶杂糅的妖娆姿态、当代流行的“风尘味”。这些，都表明他是隶书途中的行者。可以看到，朱海澄一直在努力，也一直在变化。因为变化，所以他有着开放的取法视野。变化也让我看到他的另一面，没有稳定的风格取向，没有找到值得终生相守的精神源地。他所能做的就是如何扎实基本功，重心所向就是隶书的“线质”，他对线质的理解与表达倾向于“圆”与“厚”。实际上，朱海澄更多的是用篆书的圆润与《石门颂》的飘逸来写隶书。我认为，朱海澄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要抵达更为沉雄严穆的隶书境界，再是还没有自己的书写“个性”。

最近两年，朱海澄开始隶书“个性”的建构，开始了“个性”寻找的征途。

朱海澄用心经营隶书创作“简便率真”的书写个性，上述两个问题实际上被他合并成一个问题，就是艺术个性的问题。没有必要所有的隶书都是沉雄严穆的，只要将个性写到极致，便有审美的价值，他围绕简便率真的书写个性，做了四个方面的努力。

首先，放松了隶书的起收笔，使用笔起收的过程变得简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起笔不做调锋动作，随着笔锋自由状态入纸，所以有不少带有尖锋入纸的形态，这种自由入纸与“二王”行书的起笔有着暗合之处。比较典型的如《金刚般若经》《只研朱墨作春山》等作品。隶书常见方笔与圆笔两种，都有起笔动作，将笔锋隐藏起来，通过裹锋形成逆势运笔，写出生涩的线质。朱海澄并不经意隐藏笔锋。二是，不关注笔锋的状态，常见分叉的笔毫出现在笔端，并顺其笔锋杀入纸里，当然在收笔上，也基本是笔止即收的简便。这种起收笔的简便也可以看到他书写的自信、自若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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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笔之后顺势运笔，因为在入笔处不做逆锋，一入纸常带有“一拓直下”的笔法，当然我们也可以找到简牍的用笔意趣。大量的汉简实际上就是隶书的“草化”，在“草化”过程中用笔也变得直率简朴。他是否受汉简意趣的影响，不知道，但他这样用笔肯定是在追求书写的轻松、直率的感觉。不管我们今天怎么看待和评价隶书的“轻化”，但至少从朱海澄这里看到了对于自我、对于感觉与个性的信心，看到了书法表达的精神迹象。

其次，快捷地运笔产生了大量直线，这与朱海澄原先的绵实与圆浑的线质有着巨大的变化，可以说一入眼常常会觉得写得比以前薄了。他肯定知道原有的绵实线质对于隶书的重要性，但他还要追求简便直率的直线，一定有他的理由。

在一般的观点中，个性就是对传统的反叛，这样才能挣脱传统束缚，所以风格的塑造和传统总会有所不同。很多书法家进入个性表达期间，武断地与自我、与传统的内核分裂，因此大大降低了艺术品位。书法的个性表达一定是融入传统经典的血统中，才能真正地生根发芽，才能保持经典的内核，融入真实的自我，才能保持高品位的个性。朱海澄深研《石门颂》，得其线质的绵实隽逸；深研《礼器碑》，得其体势的俊秀温润；深研《好大王碑》，得其天真率直的意趣。朱海澄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是为了个人的“辨识度”，而是扎根在“经典”中的“个性”图式。坚实的传统、独特的理解是书法创作个性不可或缺的资源，实际上所谓坚实的传统，如果仅仅只是技法意义的坚实，同一时代中会有一批书者做到，之所以在一段时期会有一批相近的隶书面貌，就是因为在经典上没有独特的理解。我觉得这种学术视点带来的启示与参照，不仅有助于防止隶书主流范式陷入惯性和僵化，而且还标示了个性必须在书法传统中，有自我理解的眼光，才有可能重新聚集的活力，赋予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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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朱海澄在隶书结构上也追求简便与自由的状态。隶书结构的经营很见一位书家的艺术品位，这对审美意趣的暗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的作品之所以在结构上给人轻松的书写状态，有两个因素。一方面是大量简便的“直线条”，这种点画形质构成了相对简洁的空间结构。为了让隶书这种简便的结构更为突出、有对比，他在篆书创作中非常注重线条的丰富性。只要在表达方式上产生明显的对比，我们就有理由视为表达的自觉。由此可见，其隶书结构的追求就是朝简便直率的表现方向，简便与简练很难把握，把握不到位就容易走向简单。另一方面，在其隶书空间的组合上，有一种方正、匀称的空间感。如果不细察作品的内部空间，仅从字面上理解，这正好是隶书结构的主旨。但是，朱海澄的隶书结构在方正与匀称中比较有新意。《张迁碑》看似方正，将其结构外轮廓划分，会发现常常是上端大、下部分小的倒梯形，《鲜于璜碑》在方正之中蕴含的空间变化更大。清代伊秉绶的隶书，将方正推向极致，为了内外空间的方正，甚至带有一些装饰意味。朱海澄的方正是在简便的感觉下呈现的，是略带有楷书意味的那种方正。经典隶书的方正中常会抑制某种笔画，形成方正的外空间，同时收紧字内空间，给人以严穆、安详的意趣。朱海澄的方正，更多得益于《好大王碑》那种“醇古整齐”，这种整齐极大地弱化了隶书的波磔，带有很强的楷书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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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朱海澄喜欢饱满的构成图式，这是他对空间处理的个性，也可以看成是他隶书内部结构的延伸。比如《唐·司空图〈委曲·登彼太行〉》《独持偏见·一意孤行》《雾里看花》等作品，都是“满章法”。当然，更多的是分块组合，形成章法空间的对比，比如创作主体内容用“满章法”，落款部分松开大块面积，用疏朗的行书形成整件作品的空间对比。饱满的空间是其隶书章法的基本结构面貌，正是饱满的章法彰显出精神的密度，而结字的内部却营造着简便直率的性情。

朱海澄隶书创作个性建构的过程给我们一种启示，个性是真实状态的流露，个性是带有审美自觉的追求。真正要达到成熟的个性，则需要漫长时间的锤炼。（附图为朱海澄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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