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举：傅聪的960
这注定不是一个轻松的题目。在跨年的那一晚，我又一次被它淹没——年轻钢琴家毕汉辰在惠州文化艺术中心悲情演奏这首舒伯特的D960，祭献傅聪先生。他说，傅聪先生在上海钢琴大师班上给他上这首960,仅第一个乐章就上了三个小时。这一堂课，让小伙子受用终生。
翻开拙作《交响乐之城》（人民音乐出版社），我感叹书里面那三篇写傅聪的文章：《傅聪的“莫扎特”》《傅聪在东莞演出》《平安夜与傅聪谈艺论道》。这三篇文章，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认知，却是同一个傅聪。
在上海音乐学院那个大院，人们习惯称傅聪为傅爷。傅爷确有“爷派”。叼着大烟斗，一口长吸，那团饱含深情的烟雾便茂盛地缭绕，漫越他的长寿剑眉。他那双露指的黑手套，在弹琴和托烟斗时，格外醒目。
最初的印象是15年前淮海中路上的那个平安夜。傅聪身穿深蓝色唐装，质地是丝绸的，古典味道极浓。面部最突出的是两道长寿眉，黑白相间，悬空披垂，颇具神韵。他落座时，没有任何多余的应酬话，也不见丝毫笑意。这使他显出了老年人的疲惫。
两天前，我在上海音乐学院的贺绿汀音乐厅听他的大师课。一位戴眼镜的学生弹奏肖邦的第四号叙事曲。灯光下，只见傅爷活跃异常，不仅手臂挥洒得淋漓尽致，他的两脚也不时地跺着台面，犹似舞蹈，跺出一片激情。这使课堂气氛相当活跃。
我惊异于傅爷离开舞台就座于餐桌前，脸色怎么会如此沧桑，甚至还有几份冷峻。音乐的傅聪与生活的傅聪判若两人。离开音乐，莫非他就像鱼离开了水，失去生动和鲜活。我当时受《新民晚报》所托，采写傅聪。一位朋友提醒我：傅聪的脾气很大的，采访时一定要小心。
不知为何，别人那么怕他，可我却没有那种感觉。
第一次听他弹莫扎特时，我坐在第四排的位置，近距离盯着他的指骨。我惊异他怎么会戴着黑色手套弹琴。在他沉静片刻，刚要进入弹琴时，台下突然一亮，有人给他拍照。傅爷倏然回转身，狂怒无比地挥了下手臂，那脸上的肌肉也因此而抖颤。
这种愤怒让他平静了好一会儿，才开始演奏。指骨在半截状的手套中倔强地挣扎闪动，犹如黑蝴蝶颤翼。他弹的是莫扎特的两个协奏曲《F大调第19钢琴协奏曲K459》和《降B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K595》。与他合作的是来自墨西哥的一个“业余”乐队。他对这个乐队很不满意，白天排练时他就冲乐队发了火。人们上台劝他，可老爷子气得浑身发抖。台下有人轻言：至于吗？（庆幸这话没有飘进傅爷的耳朵里。）
傅爷的脾气是路人皆知的。好在，那次采访时他十分配合，我一连提出了32个问题，竟没有问恼他。
傅聪头一次演奏莫扎特K595是在1955年的华沙。当时深陷在浪漫主义作品中的傅聪，对莫扎特还没有什么感觉。当年的华沙，满城买不到莫扎特的谱子，总谱更是没有的。傅聪写信求助父亲。傅雷先生给香港书店的一位朋友写信，托那位朋友在香港给买，可是，香港也买不到总谱，但是，那位朋友对傅雷先生的委托十分重视，马上求助于英国一家著名书店的老板。于是，由英国那边的老板将总谱寄至华沙，这才到了傅聪手里。
这是一种饥渴。因为有了这种经历，他对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们说，你们要想弹好莫扎特，一定要带着一种饥渴的感觉。要像饥饿的人扑向面包一样，扑向莫扎特。
跟他接触多了，会感觉到他很谦和，只要叼上那个黑色大烟斗就醉入仙境，不理会桌上饭菜味道如何。只是在他用筷子时，才会让他陷入难为情。这种使用了淀粉包裹的虾仁，就像专门跟他作对。一块虾段没夹住，掉在桌面上，有人劝他别夹了，但他倔强地说：我就不信夹不起来。他硬是夹了三次，到底夹起来了。
一年后，我在东莞的玉兰大剧院听了傅聪的音乐会。傅爷确实与众不同。他的钢琴退到了台子里边很深的地方，靠到幕壁了。他身着灰黑色的中式上衣，琴凳也与众不同，是那种靠背椅子。这是个充满古典气息的老人，一招一式，似乎都在逃避当今演艺舞台的浮华与躁动。
他是在下半场弹的舒伯特D960。这是舒伯特在逝世前两个月写的奏鸣曲。这是他最后的一首奏鸣曲，也是最长的一首作品。那时候，舒伯特被疾病缠身，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在这首融入了他生命密码的作品中，我们能从第一乐章中听到舒伯特对自己一生的总结，还有第二乐章里生命倒计时的滴答声。尽管前两个乐章如此沉重和压抑，但我们依然能从第三和第四乐章中感受到舒伯特并未放弃希望的生命张力。傅聪选择这首作品在国内巡演，绝非偶然。他的演奏并不轻松，他好像深陷在一种情绪之中，难以自拔。这是一种艰涩与苦闷，还有悲情，他一定是把这首奏鸣曲深深融入到了自己的人生跌宕之中。
在听到这首舒伯特之前，我特别认同他因弹肖邦而获得钢琴诗人的称号，那是抒情为主的诗人，然而，在听完这首D960之后，我觉得他的“钢琴诗人”应该加上“苦吟派”的注释。更为可贵的是，傅聪在第四乐章中，以颗粒饱满的触键，充满韧性的倾诉，迸发出内心的强大力量，就像舒伯特为了继承贝多芬的精神与意志，书写生命的辉煌一样。
傅聪是顽强的，傅聪也是倔犟的。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每天还要苦练5个小时的钢琴。他说有次他在英国家中练琴时，恍惚感觉身后有人，他回头一看，是他的小儿子凌宵。他居然对父亲说了句：怪物。这个年轻人实在无法理解他的父亲何以这么跟钢琴拼命，这般苦了自己。
一位老朋友在长途电话里对他说：“哎呀！傅聪啊！你是不是也可以过一些正常人的生活了！”傅聪听了老朋友的话很感动，他说：“我命里注定还得辛劳。唉，不过我的手老出毛病。恐怕只有等我的手真的坏到不能弹的时候，才会停，才会有时间到处看看，到那时，恐怕我都走不动了！哎呀，人生真的太有限了。”
这是十年前他邀我去他在上海的家中说的话。记得那一次他还感叹道：“我没有办法去学所有的音乐，到现在为止，我不过对几个作曲家的作品，比较集中地学习过，基本上是全部的肖邦，全部的德彪西，大部分的莫扎特，舒伯特的差不多也全弹了，只剩后期六个大奏鸣曲中的最后一个。我现在还在下功夫，争取尽快拿出来。对我来讲，永远有压力，音乐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我永远在那儿追求，并不是舞台或听众给我的压力。这是高山仰止，一门大学问，事实上是给自己出难题，我一辈子都在学新东西。”
傅雷曾对傅聪说：“学艺术一定要出于对精神境界的追求，要有一颗大爱之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一种精神。”
傅聪一生受到父亲影响，是音乐的苦行僧。他与自己过不去，他折磨着自己的双手，也折磨着自己的灵魂。在得知他因新冠而夺去生命那一刻，我眼前晃动的是那双黑手套在键盘上狂舞，犹似一只滞重的受伤的黑蝴蝶，不禁令我悲从中来。
一代钢琴大师远去了，带走了一个理想浪漫主义的钢琴时代。一路走好吧，傅爷！愿你在天堂里摘下手套，好好休息。虽然你没有弹完你渴望演奏的作曲家的作品，但是，你已经铸就了辉煌。你的声音正在你教出的那一代代年轻钢琴家的指下，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