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一江苏商人因曾向老乡吹牛暴露身份，牵出10年前一桩大案
1951年1月20日，一位在江苏南通卖豆饼的小商贩闲暇之余，为打发时间无意中随手翻看起了《大公报》，毕竟在那个还没有电视、手机的年代，看报是民众最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
不一会儿，报纸上一则头版新闻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个关于原国民党云南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王子民因策划谋杀李公朴与闻一多而被判死刑的消息。
当时但凡看到这个新闻的人，或许关注点都会在“王子民结局”上面，但这个小商贩不是，他一直盯着新闻里王子民所交代的一些供诉看，因为他觉得供诉里的一个嫌疑犯他有些熟悉。
王子民所交代的供诉中说道：“蔡文其掏枪对闻一多进行射击。”
小商贩虽然并不认识蔡文其，但他在老家盐城却知道一个叫蔡云祈的，这二者名字读音有些相仿，而且新闻中这个蔡文其所做过的一些事，也完全能够与自己的老乡蔡云祈“吹过的牛”联系起来。
于是他有个大胆的猜测：这个特务“蔡文其”正是自己认识的蔡云祈。想到这里，他立即回到老家，向盐城射阳伍佑派出所报案。
随后盐城的公安机关立马对其进行侦查，虽然中间的过程有一些曲折，但还是确认了蔡云祈的真实身份。面对眼前已经无懈可击的证据链，蔡云祈知道狡辩已经没用，于是老实交代了1946年自己参与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罪行的一切罪行。
自此他曾经身为国民党特务，所干的那些丑事，也彻底浮出了水面......
这个故事我们还要从抗战胜利后开始讲起。
当时中国人民虽然迎来了对外战争的最终胜利，但好日子并没有就此到来，因为此时的蒋介石正完全不顾人民渴望和平的期盼，在“优势在我”思想的作祟下，准备发动内战。
对于蒋介石迫切想要内战的决心，广大人民都奋起反抗，而昆明作为曾经抗战的大后方自然也不例外。当时昆明的老百姓已经受够了战争，他们迫切想要实现和平民主，因此在昆明一带的群众运动一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面对这样的反战思潮，当时担任云南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司令的霍揆彰十分恐慌，因为他知道如今内战是不可避免的，若是自己处理不好这些反战舆情，蒋介石肯定饶不了他。
因此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他打算针对民主人士进行一些打击。
当时在昆明的知名民主人士并不少，其中李公朴与闻一多便是主要代表人物。要想搞定他们这帮瘦弱的文人，也并不是那么容易，毕竟他们手中的笔杆子可是比枪支火炮更能产生影响力的武器。
霍揆彰深知自己不能大意，他认为要想解决这些问题，警察、军队和特务三方一起通力合作才更加稳妥，因此从1946年开始，他就曾多次召集特务王子民，还有警察体制、军队方面的领导一同开会，研讨镇压反战民主人士的事宜。
经过开会讨论后，他们都认为应该给这些人动用“武力”，用强硬的手段令他们屈服，只要他们怕了，自然就不敢了。
于是他们让特务在闻一多与李公朴上课、演讲的地方到处散播谣言，还给他们安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对他们进行威胁恐吓。更加离谱的是，在一些民主反战会议、演讲上，特务们还会出来捣乱，四处打人、砸东西的现象一直是层出不穷。
但即便特务们一直使用这些卑劣的手段，李公朴与闻一多也并没有退缩，反而是抵抗得愈发强烈。霍揆彰见这两人是硬骨头，也明白如今不处理，以后事态便要失控，于是起了要干掉二人的念头。
按照霍揆彰的指示，当时负责暗杀的行动由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王子民负责。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王子民的暗杀计划做得也很严谨，他安排特务们加紧对他们的监视，在完全摸清楚他们的生活作息规律后，便立即命令外勤组准备行动。
除此之外，他还抽调了心狠手辣的蔡云祈率领谍报队特务一起配合行动，毕竟蔡云祈这方面的“业务能力”在昆明一带算是顶尖的，还因恶毒成性，被人称之为是“蔡老虎”。
一开始针对李公朴的暗杀行动是这样的：先准备好麻醉药水，在其完全被麻醉后，再将他绑架到昆明郊外山上杀害。之所以这样做也是考虑到事态的影响，因此他们必须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按照这个步骤，1946年7月10日包括蔡云祈在内的暗杀特务们，都埋伏在李公朴日常的必经之路上准备伏击，可是当天不知因何原因，李公朴改变了行动轨迹，特务们的蹲守扑了一个空。
第二天，这伙特务们们又收到风声，确定李公朴夫妇要在当天下午6点要乘车外出，于是他们立马对二人进行跟踪，想找好时机下手。
在跟踪后得知，原来李公朴夫妇此次外出是为了筹办音乐会而找人恰场。在忙完后，二人便上了一辆公交车，等到李公朴他们下车并走到一个没啥人的地方之时，特务们便群起将李公朴给直接枪杀了。
其实一开始这些特务也只是想着先按原计划将李公朴迷晕，但他们在跟踪的过程中发现四周没人，加上当时上面有说谁先完成任务，就能够得到重赏。
因此为了争功，也为了能够更加快速的完成任务，他们选择拔枪对着李公朴一通乱射，最终倒在血泊中的李公朴因为失血过多而牺牲。
李公朴的遇难本就让闻一多极其悲愤，因为以这种方式被枪杀，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是特务干的，但是国民党反动派方面不仅不认，还肆意抹黑李公朴，说其是因“桃色事件”而亡，这则让闻一多更加恼怒了。
7月15日，闻一多不顾大家的劝阻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前去云南大学参加李公朴的追悼大会，当时特务们得知消息后还曾给他送去了一封恐吓信，可是闻一多并不惧怕，毅然赴会。
在追悼会上，李公朴夫人一直在讲台上控诉国民党特务的罪行，特务们却一直阻挠搞破坏，或是取笑嘲讽，又或是无理取闹。而此时闻一多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气愤，他走上讲台，发表了为后世广为传颂的《最后一次讲演》。
闻一多在台上这番慷慨激昂的演讲，极大地鼓舞了参会民主人士、学生的斗志，但也让那些搞破坏的特务们变得惶恐不安，他们内心下定了要立即暗杀闻一多的决心。
当时暗杀的主要负责人王子民在听说闻一多下午还要出席记者招待会之时，认为这是杀掉闻一多的绝好时机，因此他命令手下人抓紧时间动手。
当时暗杀闻一多的特务，一共被分成三个组。
第一组是蔡云祈负责，主要任务是混入会场监视；第二组、第三组分别由特务秦永和、李明山为首，各进行把风与伏击任务。
当时在闻一多演讲快要结束后，蔡云祈便立即溜出会场，然后向外面的特务通风报信，让负责暗杀的人做好准备。
下午五点半左右，闻一多在忙完一切后，与来接他的儿子闻立鹤一起步行回家，当他们快要到家的时候，此时早已埋伏好的特务都冲了出来，加上之前负责监视、放风的特务们一起赶到，闻一多腹背受敌，身中数弹后当场死亡，而他的儿子当时为了保护父亲也受了重伤。
李公朴、闻一多接连遭遇暗杀，而且二人被杀所相隔的时间也仅仅不过三天而已，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简直令人发指，因此他们的死不仅没有让和平民主运动就此消亡，反而更加激起了民愤。
当时抗议特务暴行的高潮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就连蒋介石对昆明方面这种低劣到露出马脚的暗杀方式十分生气。
此时的霍揆彰见蒋介石方面有怪罪之意，就随便抓了两个特务将他们处决，但这种把戏并没有人相信，民众们极力要求处决真正的凶手得到公开制裁。
霍揆彰陷入了两难境地，因为如果真处决了杀人特务，那相当于打自己脸，毕竟这是自己下的命令；但若不处决，那将难以服众，自己更加难做。
后来为解决这个问题，他想出了一个“狸猫换太子”的计划，即用巨额奖赏鼓励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的特务们出来自首，并且保证在行刑的时候，找准时机用死囚将他们给换出来。
参与过暗杀的特务们见这百利无一害，也就都出来自首了。
总之，当时自首的人很多，甚至还包括蔡云祈、秦永和、李明山、汤时亮这些特务头目。最终经过权衡后，李明山、汤时亮被“幸运”的选出来进行审判。
这两人本以为只要事情过后，等待他们的将是数不胜数的荣华富贵，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他们压根就没能撑过去。
说来也可笑，当时两人在进行公开审判的时候，由于围观群众太多，加上大多都熟悉两人的长相，狸猫换太子的策略没办法成功，国民党当局只好假戏真做，将两人给杀了。
事情对民众已经有了一个交代，自然蔡云祈这样的幸存暗杀特务也就保住了一条命。之后，国民党当局为了保护蔡云祈，将他送往隐秘地带，进行特务训练。
1947年，他被押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关押。在风声过去之后便被释放了，还担任了国民党第十六绥靖区少校、中校参谋。
在解放后，蔡云祈深知自己罪孽深重，于是选择了回到盐城老家乡下，做起了油坊生意，当起了小商人。当时为了不让自己的恶行被公之于众，他在被遣返回乡之前，还对自己的历史状况作出了一些修饰、隐瞒。
比如他在《附蒋人员登记表》的本人历史栏中介绍自己说：于1939年加入国军，后被安排到国民党71军第36师，从排长做起一直干到团副；1943年，被国民党调任为国民党远征军第11集团军少校，之后一路升到参谋；1945年至1946年因对日作战负伤，在云南大理进行治疗；1947年伤愈后被调任为国民党第十六绥靖区少校、中校参谋，直到被解放军俘虏了。
为突出自己的贡献，他列举了不少自己在抗日战争中参加对日作战的大小战役，之后他还在表格“过去危害人民的事实”一行里写到：本人毫无危害人民，请详查！
在当时证实个人履历比较困难的时代下，蔡云祈这种半真半假的情况是最难以辨别的，于是他得以逃过了一劫。
在老家的时候，为保命他一直是低调处事。只是他如今才学会低调已经为时已晚了，正是他曾经无意间一些肆无忌惮吹牛说出来的话，导致了他最终暴露。
发现他问题的人，正是我们上文开头说的那个卖豆饼的小商贩。那当时小商贩在看到报纸里面“蔡文其”的事迹之时，为何会将他与自己老乡蔡云祈联系起来呢？
原来蔡云祈不仅是他的老乡，还是他一个族侄的妹夫，因此他对蔡云祈过去的一些事迹还是有所耳闻的。
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还是在1946年春天。
当时小商贩来到上海做生意，并且在族侄家里见到了蔡云祈，当时的蔡云祈一直在大家面前炫耀着自己的能力，还吹牛说：“昆明地方出乱子，宪兵搞不定的事，请我到场只要三言两语就能摆平。”
1950年春天，他们在老家有了第二次见面。
而此时的蔡云祈早已经没有了四年前的那种嚣张劲头，而是低调得有些反常，还一直叮嘱小商贩：“过去的事，请不要再说了！”
这强烈的反差早就让小商贩有些怀疑。这时再联想起“李、闻惨案”发生的时候，蔡云祈就是在昆明办事，而且族侄还说过他后来被蒋介石拉到南京关押了。
小商贩很疑惑，他当年夸耀自己在昆明那么有势力，而后怎么还会被关押起来呢？蔡云祈会不会就是《大公报》上王子民交代的那个“蔡文其”呢？
结合以上这些东西，加上自己对蔡云祈的了解，小商贩的直觉告诉他一定是。至于唯一不能让两人联系上的“名字”，小商贩认为不排除有可能是方言念错了，继而写错了造成的。
既然这一切都有了合理推测，小商贩也就报警了。
而派出所接到小商贩的检举后也十分的重视，立马从其老家将蔡云祈缉捕了。只是一开始由于消息闭塞，没有找到实质性证据，就将其释放了。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商贩愈发坚信自己当初的直觉没错，在肃反运动的时候，他多次写信给公安机关，表明自己的看法。
于是在1956年，盐城专员公署公安处对此次案件正式立案审查。
很快，侦查人员在他当年所填写的《附蒋人员登记表》中找到了一些漏洞。比如蔡云祈曾吹牛说自己在昆明很有势力，为何在登记栏中只字未提，只是写了养伤呢？
秉承着“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办案理念，盐城侦查人员们在当时西南地区仍旧十分闭塞的情况下，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来到云南了解具体情况。
他们带着蔡云祈的照片与相关材料，在昆明、大理两地辗转调查。最终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后，他们终于证实蔡云祈这一年来在云南干得“好事”，这桩10年前的大案也终于水落石出了。
原来1946年的蔡云祈压根不是“抗日受伤”在大理养伤，他当时是被国民党任命为国民党第二军预备二师谍报队上尉组长，一直就驻扎在昆明。
根据昆明监狱里在押的相关特务们的口供表示，蔡云祈确实曾参与“李公朴和闻一多”血案的人，而且当侦查人员拿出照片让他们指认的时候，他们也能一下子辨认出来，甚至包括年龄、籍贯、口音等特征也都一一能够对应的上。
当然除了直接的人证之外，也还有很全面的物证。当时从国民党留存于昆明的旧存档案中也可以找到蔡云祈当初是如何带人在昆明作威作福、压榨老百姓的“辉煌事迹”。
在证据全面搜集完之后，时隔5年公安机关又再度登上蔡云祈的家门，给他戴上手铐送回了公安局。
只是这次蔡云祈仍旧认为，公安应该没有相关证据，自己毫无破绽，过不了多久就要把自己放了。于是他矢口否认自己的罪行，对于公安的询问，他一直回答的与曾经《附蒋人员登记表》上面所写的内容完全一致。
盐城公安看他敬酒不吃吃罚酒，也就不再多问，而是直接步入主题把在昆明了解的一切真相告诉了他，但尽管铁证如山，他还是一口咬定自己是被冤枉的。
蔡云祈的胡搅蛮缠，公安并没有理会，因为公安办案讲究证据，当时没证据可以放你，但现在有证据了，蔡云祈无论如何狡辩也都没有用了。
所以在审讯人员的心理攻势下，蔡云祈终于坚持不住了，承认了自己是参与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的元凶之一。
自此，这个曾经在昆明穷凶极恶、横行一时的大特务终于落网了。或许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因为10年前曾经吹过的一次牛，被人怀疑，继而被找到突破口，最终暴露。
后来蔡云祈因罪行接受了法律审判，在二审中他被判处了死刑，并于1958年4月26日执行。作为解放后第五个参与暗杀的凶手，他的伏法也让了李公朴、闻一多这些民主人士的英灵得以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