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鲁丨春节，在热闹和冷清之间

李鲁，20岁，现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6岁出版长篇小说《我去 中学》。19岁出版英文长篇小说 Salvation（《救赎》）。现为《北京晚报》专栏作者。

中国人过节讲究热闹，春节尤甚。我们家算是“北漂”，在北京只有我们一家三口，所以几乎每年春节都会回老家，一方面探望亲戚，另一方面也是图个热闹。

虽然我父母都是四川人，但妈妈一家在成都，爸爸一家在自贡。妈妈是家里的独女，而且外公外婆也算是“成漂”，老家都不在成都，亲戚少自然也不热闹。爸爸家则人丁兴旺，家族庞大，每到春节亲戚团聚，节日气氛浓厚。因此为了热闹，春节就顺理成章大多在自贡度过。

然而在自贡家里，节日的“热闹”还远不止家人团聚的层面。四川人都喜欢打麻将，有一段时间爷爷奶奶在家里开了麻将馆，每天家门大敞，人来人往，狭小的空间里充斥的是麻将碰撞声和牌客嘈杂声，以及那怎么散也散不尽的烟味。在那个家中，我甚至无法找到一张桌子和一盏台灯来供我看书学习。于是我只好在上午——客人还比较少的时候——找一个没人的包间，借着阳光在麻将桌上写作业或是看书。到了下午，家里又“热闹”起来，我便离开家，到同样热闹的大街小巷中去，寻找一点独处的时间和空间。

在我记忆中，那个生活和娱乐合一的场所，严格意义上并不能算是一个家。没有自己的房间，我只好待在客厅，坐在沙发上，我和电视机之间就是人们来来往往的过道，不管在哪个角落，耳边充斥着的都是鸡飞狗跳，包裹着我的都是乌烟瘴气。随时随刻，我的精神紧绷，也就是在那种环境下，我逐渐厌倦了大多数人追求的节日的“热闹”，转而在酒杯碰撞、鞭炮齐鸣的晚上，渴望一双翅膀。

这种对安宁的渴望也并不是遥不可及。事实上，我也确曾偶尔几次在北京过春节，留下了与老家截然不同的印象。

北京的春节是冷清的，这不仅仅局限于我家，对于整个城市而言也如出一辙。

由于我们没有各路亲戚，自然就没有隆重的“热闹”氛围：家里通常不会贴春联或挂灯笼，也不会置办很多年货，只会在除夕夜吃一顿比较丰盛的饭菜，然后一家人出去看看烟花，通常是开车在广场上、大桥头、银行门口，把各处烟花盛开的地方走一遍，然后回到家里，一边看央视春晚，一边等着倒计时，在新年零点的那一刻，走到阳台，看外面远远近近一片的焰火，听震耳欲聋的鞭炮，年就算过了，之后生活便回归正常的轨道。

春节可能是北京最冷清的时光，大批的外地务工人员和学生都返乡过春节了，一夜之间整个城市像漏了气的皮球，变得异常空洞。平时人挤为患的地铁空无一人，车水马龙的大街行人零零散散，街上的店铺早几天就大门紧锁了，年三十的下午，连超市也提前关门，街上空寂犹如死城，偶有行人也是神色匆匆，飞快逃离的样子。但对于那时的我而言，这副与老家的热闹形成鲜明对比的画面，以及寒冷的空气中充斥着的宁静和自由，恰恰都是我渴望得到的节日体验。

来到美国后，我的自由更多了，春节更是彻底远离“热闹”，但不知为什么，我的心底却渐渐生起寂寞，甚至窒息。春节这个国内最为盛大的节日，在美国却没有假期，也没有任何家人的陪伴，唯一庆祝的方式就是和朋友们在周末的晚上照猫画虎地做一顿饭吃。来美国的第一年，我对春节还抱有一些期待，对留学生们的庆祝活动还有一些兴趣。到了第二年、第三年，连这种期待和兴趣也逐渐被生活的奔波所抹平，剩下的只是有名无实的祝福和问候，表示还有这么一个节日存在。

如果说在美国度过的春节缺少了什么，那一定是从前我厌烦的“热闹”。尽管我曾是那么的想逃离节日里的烦躁，渴望平静的生活，可当我真正远离热闹的时候，我又逐渐开始怀念从前在老家的春节。我这才发现，那种喧嚣已经成为我血液里的某种成份，可以隐伏，却难以剥离。

叔本华说，人就像寒冬里的刺猬，互相靠得太近，会觉得刺痛；彼此离得太远，又觉得寒冷；人必须保持适当的距离才能过活。

所以我想，不管是热闹还是冷清，是过度的纠缠还是过度的自由，都不是生活的常态，甚至也不是可以选择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生活有时候就是一种循环，不知不觉地昨日所弃就成了今日所求。时间的天平忽上忽下，谁知道它会在哪一个点上找到平衡？所以不必患得患失，一切都是正常的，只需慢慢适应。

（本文插图：John Salmi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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