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大揭秘：新冠疫情与全球化大变革 | 国政学人 第515期
作品简介
【作者】Kathleen R. McNamara，乔治城大学埃德蒙·A·沃尔什外事学院教授；Abraham L. Newman，乔治城大学埃德蒙·A·沃尔什外事学院教授，莫塔拉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编译】石雨宸（国政学人编译员，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本科生）
【校对】伍雨荷
【审核】邵良
【排版】张越涵
【美编】聂涵琳
【来源】McNamara, K., & Newman, A. (2020). The Big Reveal: COVID-19 and Globalization's Great Transform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19. doi:10.1017/S0020818320000387.
期刊简介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国际组织》），简称“IO”，是一份经过同行评议的季刊，涵盖国际事务的领域包括：外交政策、国际关系、国际与比较政治经济学、安全政策、环境争端与解决、欧洲一体化、联盟模式与战争、谈判与冲突解决、经济发展与调整、国际资本流动等。它成立于1947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代表国际组织基金会出版，主编是乔治城大学的Erik Voeten。根据Journal Citation Reports显示，2019年其影响因子为5，在95种国际关系期刊中排名第2。
大揭秘：新冠疫情与全球化大变革
The Big Reveal: COVID-19 and Globalization’s Great Transformations
Kathleen R. McNamara Abraham L. Newman
内容提要
一些研究认为新冠疫情将带来全球政治大洗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正在出现的中美两极格局体系下国际秩序可能会保持稳定。两种叙述显然都不尽如人意。本文认为，在经济的相互依赖之下，随着新冠疫情的影响不断扩大，全球化不仅仅是关乎胜负的权力分配博弈，更是在重塑身份认同、重新定义权力和权威的途径并产生引发争议的新政治领域方面的重大变革。作者提出了一个后疫情时代研究全球市场的路线图，并借此评估新冠肺炎正在加速全球化变革效应的一些关键政策领域，包括全球化世界中的不平等、新的经济治理方式、生态威胁和数字变革。
文章导读
01
重新设想全球市场中的身份和权威
Reimagining Identity & Authority in Global Markets
本文的总论点是：全球化（跨国界的市场相互渗透）正在改变21世纪的政治，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使这种改变更加明显。这一论点基于两个关键假定：其一，全球市场是由具有特定身份的人们相互联系构成的，这种身份由权力关系塑造，同时也建构着权力关系。其二，政治权威不再仅仅体现于国家层面。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国家对政治权威的垄断，并创造了变革和竞争的全新机会。
全球市场和身份认同
Global Markets and Identity
本文的理论框架基于一个基本假定：全球市场是由具有特定身份的人们相互联系构成的，这种身份认同建构了权力关系，同时也为权力关系所建构。因此，我们需要首先了解参与者的身份以及这种身份如何产生特定的市场文化、意义和利益，才能更好的理解自由贸易与全球市场。
市场的一体化既改变了国家市场体系下关于再分配的意识形态冲突，又引发了国家与其他政治权威之间关于控制权的冲突。一国的经济状况与其在全球社会中的身份之间产生了分裂，这种分裂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阶级冲突。新冠疫情带来了全球化的新一轮冲击，引发了对全球公共产品的投入、对他人的道德责任以及自由市场一体化的价值等基本问题。有关种族资本主义（racial capitalism，指从另一个人的种族认同中获得社会和经济价值的过程，Nancy Leong，2013）的争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特朗普政府坚持将新冠病毒与特定国家相关联，在妖魔化中国的同时，进一步体现了种族和种族主义在建构政治资源中发挥的力量。因此，种族主义与新冠疫情的紧密结合更加需要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研究。
民族之内、之上和之间的政治权威
Political Authority Below, Above, and Across the Nation
疫情之下出现了规模不同、层次各异的政治权威，政治权威之间的竞争也愈发激烈。无论是在民族国家共同体内部、民族国家之上和之间，还是在新出现的跨国政治权威、抑或行将分裂的政治共同体中，疫情政治都具有高度争议性。全球化在民族国家之上创造了新的权威存在的位置，也为民族国家之下的行为体创造了新的合作渠道。权威的转变主要体现在民族国家在新冠疫情的压力下如何面对竞争和社会团结的磨擦，这种社会团结的分裂不仅体现在党派之间和跨国公司之间，还包括同一政党之下的领导人冲突。总之，塑造当下全球化的政治权威既不符合传统的国家控制模式，又有别于凌驾政治之上的自由市场。经济一体化正在创造新的政治权威形式，并在国家之外的政治实体之间建立联系。
02
开启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议程Opening the Aperture on a Post-Pandemic Globalization Agenda
新冠疫情危机至少涉及到了全球化的四方面转型动态：全球化世界中的不平等、新的经济治理方式、生态威胁和数字变革。
全球化世界中的不平等
Inequality in a Globalized World
首先，不平等改变了社会内部政治争论的性质，它重塑了人们对政治身份的感知，从而改变了人们感知到的利益(perceived interests)。过去几十年来，英美等国家不平等现象加剧，政治辩论的内容已从再分配问题转向主权、身份和移民等问题。美国前劳工部长Robert Reich认为，在新冠疫情期间出现了新的阶层，每个阶层都正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经历危机的影响，这种感知上的差异必将在未来几年内影响政治。在国家内部，因阶级、种族、移民身份和地理位置的不同带来的不平等的经历存在很大差异，并因疫情进一步加剧，这些都导致了政治随全球化演进的消解。其次，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一个具有跨国政治影响力的富豪阶层由此产生。约2000名亿万富翁控制着超过60％的全球财富，对全球事务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不仅在尝试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还在改变博弈的本质，围绕竞选资金、媒体所有权和政府法规重新制定正式规则。第三，疫情突出了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的经济不平等，并引发了新的全球分裂。这种不平等已经不仅仅是那些不发达行为体的特征，而成为全球化的结构性条件，由此一些国家被划分为永久的外围国家。全球化产生赢家和输家，但它也有可能造成极端的物质、政治和社会分层。
新经济治国方略
New Economic Statecraft
美国和中国等大国越来越多地将经济网络视作谋求战略利益的有力武器。疫情爆发以来，大国出于自身利益操纵医疗供应链、窃取疫苗研究进展、开展疫情的虚假宣传，导致前文所述的问题更加突出。随着各国越来越多地将经济网络视作相互依赖的战略武器，安全和经济联系不再仅仅是国家用来操纵双边关系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工具，全球经济网络本身已成为胁迫的渠道。网络本身的不对称性产生了新的不平等和权力平衡，对这种新的经济治国方略的认识将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回到有关全球市场与权力之间相互作用的根本辩论中来。
存在的生态威胁
Existential Ecological Threat
疫情的封锁使工业界陷入停顿，由此造成了大量能源使用的浪费，也造成了运输和航空业的严重停滞。这种极端破坏预示着气候变化引发的并不是市场的外部性（an externality to the market），而是对市场的重新定义。当今的世界中，公司不仅面临政策选择带来的不同影响，其商业模式还可能被气候变化和非传统能源的发展取代。气候变化促使面临气候威胁的行为体采取激进方法来削弱整个政治体系，这些方法包括传播虚假信息和机构衰退策略（institutional decay strategies）等，以此限制其他决策者缓解气候变化的能力。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继续发酵，国际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学术界需要弥合研究国内绿色政治和全球市场的学者之间的分歧。
数字革命 Digital Revolution
随着社会努力应对疫情的影响，数字技术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已变得显而易见，Zoom和Google Hangouts等视频会议平台变得不可或缺。数字平台的商业成功源于其使用的非传统商业模型，这种模型为消费者提供了“免费”的服务，以换取消费者的数据。这种市场转型从根本上改变了市场的性质、参与者的身份以及政治当局的作用。此外，这些科技公司在调解全球政治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例如，Twitter和Facebook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批评，它们被要求更积极地应对在选举中出现的虚假信息活动。对保护隐私持积极态度的人们担心疫情意味着网络遍布全球的APP将被政府和公司用来进一步监视和控制自己。而政府也开始意识到，自己正越来越受到跨国公司提供的技术选择的限制。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必须更加关注信息流是如何改变政治身份、机会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s）和权威场所（sites of authority）的。
03
结论 Conclusion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全球化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本质，议题领域已从有关分配的问题转移到有关不平等、安全、环境和新技术等结构性变化的深刻问题。同时，全球化改变着那些希望重塑政治争论的行为体可利用的制度和机会结构，即使全球化与这些行为体的社会身份和文化相互作用。因此，本文的一个主要意义是重点关注由全球化驱动的、现在又因疫情而得到加强的那些渐进和长期的变化。这场疫情揭示了现有理论中的盲点，并呼吁我们重新审视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如何与全球化互动的，而不是将疫情作为单纯的外部冲击。我们建议在理论上重新关注身份和政治权威在这些转变中的作用。随着各国限制关键医疗产品的出口，政府呼吁全球医药供应链的重组，简单地筑起高墙、推倒全球化似乎很有诱惑力。但民族主义忽视了全球经济网络将政治和经济紧密交织的方式。在后疫情时代重建全球市场不能依赖旧有模式，而需要重新构想市场本身。从长远来看，是什么构成了一套可持续和持久的全球市场惯例？又需要什么机构来保证这种行为？现在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解决这些关键问题的时候了。
译者评述
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停滞似乎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道难关。在短期内，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全球化的确已经陷入瘫痪或停滞状态。全球供应链断裂、全球分工难以为继导致疫情期间医疗卫生资源匮乏和物质保障不力，更导致后疫情时代各国经济恢复缓慢，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1] 但正如本文作者所言，全球化改变着世界政治的本质。新冠疫情并没有葬送全球化，反而改变了全球化影响政治的方式，并加速了全球化在某些议题领域的迅速扩张。这些影响从经济领域的贫富差距、分配不均扩展到政治平等、社会身份认同等各类议题。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不平等现象始终伴随着全球化进程。无论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贫富差距，还是国家内部再分配带来的不同阶层的财富不均，这种不平等在全球化进程中始终影响着各国的国内政治及其在全球化中的政策选择，引发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等各种争论。疫情可能放大了保护主义等反全球化思潮的声音，但并不能阻碍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全球化有其内在驱动力，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运动无法逆转其发展大势，科学技术就是重要的内在驱动力之一。[2]无论是将经济网络武器化产生不对称相互依赖的权力，还是数字革命带来的科技公司的兴起，都得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疫情的冲击可能带来全球化的暂时倒退，但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下，全球化不会中断，世界也不会重回孤立时代。
参考文献
[1] 傅梦孜.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化的未来[J].现代国际关系,2020(05):7-12+65.
[2] 姜跃春,张玉环.新冠疫情不会中断经济全球化进程[J].世界知识,2020(07):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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