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江汉形成说之八：两湖地区的远古城邦与华夏早期都城追踪
华夏江汉形成说之八：两湖地区的远古城邦与华夏早期都城追踪
文|黄饮冰
写本文，原因是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有人认为两湖地区的远古城市是“地窟”，写此文让人们知道，两湖地区的远古城市，并不比同时代的其他地方逊色。
第二个是，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城市没有孕育出独立的商业文明。我认为，城市是商业文明的载体，但商业从来就不能独立存在，商业文明是建立在其他产业的基础之上的。在贫瘠的环地中海存在的商业文明，是西方人吹塑出来的，环地中海的海上贸易，贸易什么？贸易海水和石头吗？中国的远古城市，商业是支柱产业之一。中国古代的商业文明是真正存在的。
一、两湖地区城池建筑发展的逻辑
1、类城市——环壕环绕的大型集聚区
南方筑城的历史从彭头山文化时期开始，距今9000年。在澧县八十档发现了彭头山文化的城址。城址遗址大致呈长方形，南北残长110米，宽70米到80米。城内分布着成排的房屋，城外有环濠环绕一周。从彭头山遗址可以发现古人类在生存过程中，开始对自己住居区周围挖壕沟，目的一方面是保护自己，一方面是排水需要，考古学称这样的濠沟为“环壕”，我们孝感人称这样的壕沟为土壕。
2、雏城市——环壕与土围子环绕的大型集聚区
汤家岗是大溪文化时期的遗址。在汤家岗，发现了大溪文化时期的壕沟，而且发现在壕沟内侧有土围子，经考古证实“土围子是和壕沟配套使用”的，考古学者称之为“环壕土围”。“环濠土围”是壕沟到城墙的过渡形态。“土围子”是挖壕沟时的土堆积而成，没有明显的夯筑痕迹。这当然不是“城墙”，而是“土堤”，但起到了城墙的作用。
3、真城市——环壕与夯筑城墙环绕的大型集聚区
城头山是大溪文化到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城址遗址。在城头山，距今7000年以前就有人在城头山土岗上居住和从事生产活动，大约在距今6300年前，人们就开始筑垣为城，作为防御设施。现存的城墙宽25～37米，城墙高2～4米。城头山城址呈圆形，有护城河、夯土城墙和东西南北四门组成，占地面积7600多平方米（不含护城河）。
4、城池发展的逻辑
两湖地区的城池的建筑，经历了类城市、雏城市到真城市的发展过程。从防护设施看，从环壕、环壕+土围子到环壕+夯筑城墙，城池发展的逻辑十分明确。
大溪文化时期城池的防卫设施，以环壕为主、城垣为辅，壕沟宽深、城垣矮窄。屈家岭文化时期，以城墙为主、环壕为辅。石家河时期是城墙和环壕并重。这说明筑城技术在进步，参加筑城的人力在增强，而且，防御功能在加强，面临的危险也在加强，表明在石家河时期，战备上升到了主要位置，战争的残酷性和频繁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国家之间的战争成为常态。
从城头山的城墙也可以看到城墙的发展逻辑。城头山西南城墙，发现有四次大规模建筑痕迹，形成相对应的四期城墙。其中第一期城墙距今6300年左右，是直接建筑在原生土面上，没有明显的夯筑痕迹。以后就有明显的夯筑痕迹。城墙经历了由堆砌到夯筑的过程。
二、南方古城池
两湖地区的“真城池”要早到大溪文化早期。在屈家岭文化时期，两湖平原上的原居民普遍是“筑城而居”。这种“筑城而居”的习俗一直发展到石家河文化时期达到高峰。
在石家河文化时期，两湖平原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城池星罗棋布，形成了众多的以城为中心、村邑为附属的城邑聚落，即城邦。在这些城邦中，城就是“中国”。这些“中国”明显地以石家河为中心，所以在石家河文化时期，石家河又是两湖平原的“中国”，即这些城国以石家河为“大中国”，形成了统一城邦国家。
湖北地区的古城建筑时间一般是在屈家岭文化时期。但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湖北古城在距今4000年前后，所有的古城都被突然废弃，直到殷商、西周时期，才有人居住。长江一线的三星堆古城、良渚古城都是在距今4000年前后消失。三星堆一期是新石器时期的文化，在距今4000年消失，到殷商早期，三星堆二期文化才重新出现。石家河古城也是在1000多年后，与三星堆古城一样的命运，突然被废弃，直到西周时期，才有人居住，并筑有小小的土城堡。而石家河这座史前巨城，就在历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个现象的出现，我已经解释过了。它与4200年到4000年之间的炎热天气和炎热天气引发的冰融性洪水和海浸、长江在4200年到4000年之间形成导致居住长江一线的人口迁移有关。在殷商时期，人口开始回流江汉，原因是失去政权的夏桀返回了江汉。所以殷商早期出现的江汉地区的城池，性质是夏城，而不是商城。
如盘龙城就是夏城，不是商城。盘龙城遗址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盘龙湖畔。遗址文化堆积年代，上限为屈家岭文化(有屈家岭文化的地层)，下限相当于殷墟早期。内城兴建年代约在公元前15世纪前后（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十八世纪至公元前十四纪前期），相当于二里岗时期，外城则尚未确定兴建年代。可能是夏桀南返江汉建立的都城。
城头山古城。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地处澧阳平原中部、史前遗址分布最密集的澧水北岸，座落在常德澧县车溪乡境内，是中国南方史前大溪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遗址。城头山古城址占地18.7公顷(280.5亩)，是中国南方史前大溪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遗址。约在6300年前的大溪文化早期，人们开始在城头山掘壕沟，筑城墙。
龙嘴城。龙嘴城位于天门市石河镇吴刘村。这座古城遗址是湖北省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相当于大溪文化中晚期（距今5500年至5000年）。
城址呈不规则圆形，占地约8万平方米。城墙周长约1000米，城内面积6万平方米，城的东、西、南三面环湖，北面则是一个人工开挖的壕沟，现存城墙最高处达2米，低处也有1米左右。城内的建筑、器具大量使用了烧制的红土，现已发掘出陶塑艺术品、磨制石器、陶器、纺轮、摇动时能发出声响的玩具球和少量玉器。此外还发现了墓葬。
门板湾古城。门板湾遗址位于应城市区西南2公里城北街道办事处星光村。门板湾遗址发掘总面积近1，000平方米。门板湾遗址是一处以城址为中心聚落，城外分布几个半从属聚落的新石器时代大型聚落遗址。
门板湾遗址是我国稻作农业聚落的典型遗址。门板湾遗址文化层其始于大溪文化晚期，终止于石家河文化中期，其间的文化发展连绵不断，这种由单个聚落长期定居、增容、派生出新的聚落以致形成有内在联系的聚落群，对研究文明的进程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据此我确定门板湾古城是外来者所建。而且门板湾古城与叶家庙古城是姊妹城，先有门板湾，后有叶家庙。这个外来者就是从庙底沟而来的创造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庙底沟居民（公元前3900年，距今5900年）。庙底沟居民是最早的神农族群。
门板湾先民早在5500年前就在富水河边台地上建房，到距今约5000年时形成了超过1平方公里的特大中心聚落群并建筑城池。
叶家庙古城。孝感澴川平原上的叶家庙古城，是屈家岭文化时期古城，一直使用到石家河文化早期被废弃。我已经专门在《江汉文明系列之五》论述过，这里不复述。
鸡叫城。鸡叫城位于湖南省澧县涔南乡复兴村。专家认为此系屈家岭文化中、晚期的古城（距今5200~4000年），陆续使用到石家河文化时期。此处垣壑尚存，城呈圆形，东西长约480米，南北宽约460米，总面积约22万平方米。
鸡鸣城。鸡鸣城遗址位于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狮子口镇龙船嘴村和王家厂村交界处。鸡鸣城年代为屈家岭文化时期，距今5000多年。平面略呈圆角梯形，南北长约480米，东西宽330-430米，面积约18万平方米。
阴湘城。阴湘城遗址位于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马山镇阳城村三组。古城的始建年代为屈家岭文化早期，沿用至石家河文化晚期。
笑城古城。笑城古城位于湖北天门皂市镇笑城村。笑城发现有周代文化层、石家河文化层、屈家岭文化层堆积。笑城古城城址坐北朝南。城址东西长250～360米，南北宽156～305米，城址面积约9.8万平方米，城内面积约6.3万平方米。笑城城墙大致可分为两期。第一期城墙的年代应属于屈家岭文化晚期。第二期城墙年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
在笑城古城方圆25公里的范围内，就有新石器古城4座，城址以西25公里有著名的天门石家河古城址；往西南22公里有天门龙嘴古城址；往东22公里有应城门板城址。
陶家湖古城。陶家湖古城遗址位于应城市区西约18公里的四龙河与陶家河交汇处。陶家湖古城遗址主要堆集为新石器时代，属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陶家湖古城遗址总面积约67万平方米，南北最大长度1000米，东西最宽处850米，平面呈椭圆形，整个城址为土筑城垣，高出地面1—4米，西垣保存最好，城垣外有壕沟环绕。
石家河城。石家河城位于湖北天门市石河镇，距天门市城区约16公里，是迄今为止湖北省发现的分布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古城。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900余米，面积120万平方米。古城存在年代是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2000年。
石家河古城城垣是在石家河文化早期构筑的，规模浩大，由城墙、城壕和外围台岗共同构成。城墙的墙体，其墙基宽达30～50米米，上宽4～5米，城墙残高3～8米。墙体坡度很小，约在25度左右。墙土堆积分两层。整个城墙用土约为76万立方米。现在还有部分城墙屹立在那里。城墙以外开挖环墙护城河，宽60～100米，深4～6米。再外就是台岗。
石家河中心有还有一座屈家岭文化时期古城和一座西周古城。
马家垸城。马家垸城址位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五里铺镇显灵村古河道的东岸。为石家河时期古城遗址，距今4500年左右。
黄陂张西湾城。张西湾城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型城址聚落，距今约4400年，比盘龙城遗址还早七八百年。该城址位于黄陂区祁家湾街道建安村，距黄陂城区（前川）8公里。该古城兴建于石家河文化早期，在石家河文化中期便停止使用。
三、石家河是统一城邦国家的统治中心——距今4600年到4000年时期的华夏都城
（一）石家河文化
石家河文化主要分布区在湖北、豫西南和湖南北部一带，最北扩展到了黄河南岸的郑洛地区。
石家河文化是承袭屈家岭文化发展和演变而来的。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晚期到夏朝统治的前期。
石家河文化的主要遗址有湖北勋县的青龙泉遗址和大寺遗址，湖北房县的七里河遗址，湖北天门是的石家河遗址，湖北当阳的季家湖遗址，湖北松滋的桂花树遗址，湖北均县乱石滩和花果园遗址，湖北孝感的碧公台和涨水庙遗址，湖北枝江的关庙山遗址，湖北江陵县的蔡家台和张泉山遗址，湖北蕲春的易家山遗址。石家河文化遗址遍布湖北全境，延续时间较长，集中出现的时间在距今4400年。
（二）石家河的统一城邦国家形态
查石家河古城的考古资料表明：石家河古城南北、东西各有一千多米、呈不规则长方形，面积高达120万平方米，是我国发现的同时代古城中面积最大的城。
石家河古城遗址群总面积约8平方公里，由三房湾、谭家岭等数十处遗址构成。城的中心部分是谭家岭遗址，是居住区。
石家河聚落分布有着明显的层次等级，由中心聚落、一般聚落和聚落群体组成。
中心聚落是石家河古城，是石家河文化时期江汉平原的统治中心。古城内部，有明显的功能分区，包括手工作坊区、居民生活区、祭祀区和墓葬区等。以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聚落人口来换算，城内约有3万～5万人口。按照10比1的供养关系，那么周边从事农业的人口就要达到30万～50万。
在石家河城周围约8平方公里范围内，紧密环绕着二三十个一般聚落，形成一个具有密切关系的聚落群体。这个群体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气象，是一个势力相当大的统一城邦国家。这个统一城邦国家不仅直接统治该聚落群体中的各个聚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半径约100公里左右的其它聚落，包括对荆门马家垸（城）聚落、石首走马岭（城）聚落的控制。
石家河背倚大洪山余脉，周围有河流环绕，土地肥沃，气候温暖，很自然就形成了以原始稻作农业为主的农业生产格局。石家河还有酿酒、家畜饲养和野鱼捕捞作为农业的补充。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手工业获得了很快的发展。石家河的冶铜业已经出现。石家河自身的生产能力很强大，再加上广阔而富足的江汉平原做后盾，这个半径100公里的统一城邦国家，人口规模达到30万到50万是可能的。
石家河的祭祀和宗教礼仪已经十分完备了。前期的祭祀场所在邓家湾。后期的祭祀场所在印信台。印信台是当时最大的祭祀场所。
在石家河的祭祀场地上挖有多处祭祀坑，坑中埋着一种巨形陶祖。陶祖是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征物，这是石家河已经是父系氏族时代的最有力的证据。
石家河已经是阶级国家了，而且是多城组成的统一国家而不是城邦了。也就是说，石家河结束了两湖地区邦国林立的状态，石家河就是当时的“中国”。
石家河比三星堆更早，与良渚城市群同时。不过，三星堆文明和良渚文明，都可以看做是石家河文明的附属文明，这可以从石家河的玉器风格得到证明。包括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都是石家河文化的附属文化。传说中神农氏为天子，是天下共主，从石家河文化对全国的影响可以得到证明。
总之，石家河文化的创造族群是由古夷人和古夏人在江汉地区融合而成的华夏族群。主体族群，就是神农氏族群。石家河是华夏族群的统治中心，是此时期的“中国”。
（三）石家河承载力
1、农业
农业生产工具一般为磨制石器，器体较小而精致。有石斧、石锛、石锄、石镰、石刀、石棒、石钻、研磨器等。居民们用石斧砍伐荆棘，用石锄开荒整地，用石镰收割谷穗，用石棒和研磨器反复碾磨谷物，以脱掉谷壳和磨碎谷粒。
粮食有了剩余的，用来酿酒、饲养家畜。饲养的家畜有猪、狗、羊、鸡等。饲养家畜的增多，为居民们提供了更多的肉食来源。
捕鱼在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当的地位。捕鱼的工具主要有石镞、石矛、骨镞、骨鱼镖等。
2、制陶业
制陶普遍使用了轮制技术，有专门的制陶作坊，而且有些作坊专门生产一种产品。如陶塑人、红陶杯、小动物等。这种专业化的生产一直延续到石家河文化晚期，生产的陶器越来越精致，留下了众多的陶塑作品。在原始艺术中，还没有哪种艺术作品能超越石家河的陶塑艺术价值。
3、煮盐业
西南部的三房湾遗址发现大量的红陶杯，达数十万件之多。红陶杯质地粗糙，明显不是日常使用的陶器。这种质地粗糙的红陶杯，也不可能是为了与别的地方进行交换而专业化大规模生产的，交换的商品肯定要做得很精细。这种粗糙的红陶杯也与当时流行的黑陶极不相配，不可能是用于宗教用途。我认为，这种粗糙的红陶杯，可能是用于煮盐的。在石家河，煮盐业应该是存在的。
4、制玉业和冶铜业
石家河发掘出了许多雕工细腻、造型别致的人面形、龙形环、凤形环和蝉形精美玉器，说明石家河的制玉业的存在。
石家河出土过孔雀石等品位较高的铜矿石，出土过残铜片，说明石家河的冶铜业也是存在的。
考古可以说明，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就有了冶铜手工业，到晚期更加发展。在石家河文化晚期，产生了专业化的冶玉手工业，其制玉技术极为完善。制作过程主要有开料、制坯成形、雕琢纹饰、钻孔、抛光等工序。玉器的艺术风格，吸纳了山东龙山文化和浙江良渚文化的因素，改造成鲜明的地域特色，并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五）石家河的商业贸易
从古籍记载和传说来看，神农之时就已经设市交易。《易.系辞》云：“神农以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是说神农为了解决大家的交换需要，设立了集市，让大家相互交换，从而出现了中国早期社会的商品交易。在石家河考古中，远古交易的证据也是可以看到的。
石家河有大量工匠存在，这是石家河能够从事大规模商品生产的人力和技术基础。有大规模的商品生产，交换和贸易就会随之兴旺发达起来。
石家河不出产玉和铜，但却发掘出了许多雕工细腻、造型别致的人面形、龙形环、凤形环和蝉形精美玉器，还出土过孔雀石等品位较高的铜矿石，出土过残铜片，那么玉的原材料和冶铜业的原材料必须从其他地方来，大量的原材料的来源，靠朝贡只能解决一部分，主要部分只能靠贸易解决。
石家河生产出的陶器除自用外，还与外面的各个聚落进行交换。交换的范围，包括今湖北省的各地以及河南省的很多地方。石家河生产的一些精美的玉器还交换到了钟祥的六合、荆州市郊的枣林岗等地。
在石家河城周围约8平方公里范围内，紧密环绕着二三十个一般聚落，形成一个具有密切关系的聚落群体。石家河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半径约100公里左右的其它聚落，包括对荆门马家垸（城）聚落、石首走马岭（城）聚落的控制。这是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的基础。加上石家河对更远地区的影响，商业贸易的广度会更大。
商业贸易，在石家河城邦国家，是兴旺发达的，不仅有国内城与城之间的贸易，还有与他国的国际贸易。
四、华夏都城追踪
1、都与寰——都城的文化标记
“都”这个词很重要，“都”是华夏古人活动的中心区，也就是华夏古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的中心区。
什么是“都”呢？《史记.五帝本纪》：“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春秋.左传.鲁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释名》：“国都曰都，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
综合以上三种记载，我说，“都”的概念也是进化的。“都”的原始意义，就是大型的中心聚居区，最原始意义的“都”，不一定有“城”。后来因为普遍建筑城池，分地建立城邦，所以把有“宗庙先君之主（神主）”的城池叫做“都”，没有的就叫做“邑”，只有“都”才叫做“城”，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把古城池叫做“城邑”。再后来多城统一于一个国家，就把“国都”叫做“都”。
“寰”，古指距京都千里以内的地区，京畿：“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实际上，“寰”原始意义也是指“都”。对于“寰”，可以去看我的《江汉文明系列之五》，在此文我专门讲了“寰”。“寰”的本字是“瞏”，孝感的澴川平原的来历，就是“瞏”。
2、最早含“都”的地名——都广之野
北回归线
都广之野出自《山海经.海内经》：“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儛，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
这段话让人费解的是“后稷葬焉”，不知道后稷为什么要跑到都广之野去埋葬。这可能说明都广之野这个地名也是从南向北移动的。古人迁移，喜欢带着地名走，在新的生活地用原来的生活地的地名命名新的地名，所以导致很多远古地名是重复的。也导致我们现在的一些专家在研究古史时，喜欢附会地名去强词夺理。对于古人带着地名迁移的习惯，我说过多次了。比如昆仑山，到处是昆仑山，但是原始的昆仑山，从狭义上讲，是大武陵山片区；从广义上讲，滇黔高原及其四周延伸区都是古昆仑山。
但是《山海经.海内经》还是保留了“都广之野”的原貌——南方地理特征。“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儛，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就是南方特征。《山海经.海内经》还保留了“都广之野”的时代原貌——“素女所出也”，说明“都广之野”存在的时代是“女性时代”。关键的是《山海经.海内经》说明“都广之野”在海内西南，而不在海外。最关键的是，“盖天地之中”，我们知道，天地之中的界定是“日中无影”，在佛教传入中国时，佛陀们争论过这个“天地之中”，他们认为天地之中在印度。
谈“天地之中”就要谈北回归线，因为太阳直射才会有“日中无影”，“日中无影”与北回归线紧密相连，不为印度所独有。
北回归线通过的国家和地区有：中国、缅甸、印度、孟加拉、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或撒哈拉威）、巴哈马、墨西哥等国。
中国北回归线经过的地方，是云南、广西、广东和台湾。那么根据前面对《山海经.海内经》记载的分析，我认为“都广之野”在云南北回归线经过的地区。云南是最早的“都广之野”。当然，后来“都广之野”迁到南岭一带或中国其他的地方都是可能的。
都广之野是华夏最早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但这个时候不一定有都城存在。
3、城头山是西王母的都城——陈都（距今6300年到4600年）
在两湖和豫西的考古中，两个字很特别：一个是“头”，如彭头山、城头山、二里头等庙底沟之“沟”之音也接近“头”。第二个字是“城”，如城头山、城背溪。我认为“头”就是“都”，“城”就是“陈”。所以古华（夷）人的都城就是“陈都”。彭头山是古华（夷）人在两湖地区最早的中心，但因为彭头山时期城市还处于萌芽期，所以只能说彭头山是中心，而不能说是都城。
古华（夷）人最早的陈都，设立在城头山。城头山古城是最早的真城池，也是中国最早的都城。
从大溪文化越过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早期，城头山古城是当时的都城，处于两湖地区的中心位置。大洪水期间和大洪水过后，距今6000年以前，南方的女娲崇拜演变成了西王母崇拜，南方的最高统治者是西王母，西王母可能居城头上。所以我认为城头山是西王母之都城。城头山作为都城的地位，一直保持到神农统一两湖地区结束（石家河文化早期）。
陈都的地名也是随着人群的迁移而转移的。比如四川“成都”的名称，就是“陈都”，是两湖地区人口迁移到四川带去的地名。包括豫西的陈留、陈仓、以及豫东的“陈”（淮阳），都是两湖地区的人口迁移带去的地名。两湖地区的人口演变的主线：经历了由胡人—华尼夷（古华人或古夷人）——华夏——三苗的演变。
4、孝感澴川叶家庙古城是早期神农氏的都城——寰城
“瞏”字唯一在孝感留下了遗迹，就是澴川平原和澴水。澴川和澴水的来历都是“瞏”，也就是“寰”，我探讨过“瞏”，认为澴川是神农氏建立都城的地方。整个孝感地区（包括黄陂和广水）、随州的鄂北地区和豫西在远古的一个时期是同一个文化区——即早期的神农文化区。早期的神农文化区的中心城是叶家庙古城——寰城。
在叶家庙古城设立期间，两湖地区有两个都城存在。一个是江汉地区东北部的叶家庙，一个是湖南澧阳平原（叶家庙的西南部）上的城头山古城。叶家庙代表的是神农文化（东王公），城头山代表的是西王母文化。
5、石家河古城——早期是神农氏之都，晚期是夏后氏之都
石家河古城，可以分成四期。
第一期，距今5000年～4800年，属于城市的草创期。石家河属于屈家岭文化统治，是女王时代。
第二期，距今4800年～4600年，属于城市建立期。石家河文化走向兴旺。
第三期，大约距今4600～4300年，属石家河文化早期。该时期是石家河文化最为繁荣兴旺的时期。
第四期，大约距今4300年～4000年，属石家河文化晚期。人口逐渐再次北移，石家河文化逐步走向衰微。
根据考古、古史和传说，距今4800年，一颗彗星在晋南、冀南与地球相撞，白洋淀就是这次撞击的遗迹。这个事件导致了北方气温下降和洪水泛滥，刚刚出现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在距今4800年突然消失。受此影响，在距今4800年到4600年间，中原文明、北方文明走向消落。
距今4800年，处于庙底沟的神农氏南下入石家河，开始了石家河城市化过程。距今4600年到4300年，神农氏以石家河为“陈都”，统一了两湖地区，华夏族走向了强大，神农氏还统一了中原地区。在考古上，与之对应的是距今4600年，豫西、豫东、豫北的龙山文化再度兴旺发达起来，说明神农氏的势力在距今4600年重占据了河南。而在江汉和湖南北部，统一的石家河文化形成，说明神农氏统一了江汉和湖南北部。所以在距今4600年到4300年，江汉地区、湖南北部和河南地区统一成了一个文明区。4300年后，神农氏主体势力再次北上，导致了石家河文化的衰落。
在传说中，伏羲女娲——神农——夏后氏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所以我确定，距今4300年后，江汉地区和湖南北部的统治者是夏后氏，这个时候的石家河，主人是夏后氏。这个时候的石家河，可能叫做“阳城”。石家河在大洪山南麓，叫阳城也未尝不可，古语说“山南水北为阳”。不过这个时候的夏后氏力量微弱，还不足以控制完全两湖地区，江南的居民就逐渐演变成了三苗了。
五、重话再说——两湖地区的人口形成和神农氏的统一
在末次冰川期，中国大地上的古老人口，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居渭水上游的华尼安人，华尼安迁移到西方后演变成了雅利安。一类是居滇黔高原的华尼人。一类是居东部到沿海甚至东海古大陆的胡尼人。华尼人和胡尼人由原居于滇黔高原的华胡原始群分化而来。华尼安人是在末次冰川期内由华尼人进入北方后分化而来。我只说远古人总分类，具体分类没时间研究。
末次冰川期在距今13000年结束。大部分华尼安人北迁而去。华尼人分两个方向北迁。一支是沿青藏高原东缘、四川盆地西缘北迁，到中国西部，填补北方人口不足。一支是出武陵山、南岭进入湖南、江西等地。当然还有华尼人留守滇黔高原。
中国古人有分群的习惯，有时是环境变化被动分群，有时是主动分群。分群时一般是两股分出，一股留守。这是个祖传习惯。
到湖南的一支华尼人与原本生活在此的胡尼人相遇，混合成华尼夷。夷的概念实际是出现在西周，是西周人创造的概念，在夏和商没有夷人的概念。这里的夷实际上是尸，即敬祖时用的“尸”，在甲骨文中有“尸”。所以华尼夷应该是华尼尸。因为融合的程度不同，就形成了华尼夷、胡尼夷和互人。互人是专业的祭祀人员。华尼夷会种“谷”，也会种“糯”，胡尼夷习惯于种“谷”，所以我也称华尼夷为古夷人糯农部，胡尼夷为古夷人谷农部。古夷人糯农部大约在距今7800年前后进入鄂西豫西，与古夏人伏羲女娲部融合成了神农氏族群，这个融合地就是距今5900年的庙底沟，文化就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神农族群在鄂西豫西留下了很多遗迹，神农架就是。在距今5600年北方气温降低，神农族群南下入鄂北大洪山之随州，在随州历山诞生了新的神农氏，神农族群继续南下入大富水之应城门板湾，建立门板湾城。距今5000年的时候东迁入孝感澴川，建立叶家庙古城——寰城。
古夏人是什么人呢？是华尼夏。华尼夏是华尼人与留守的华尼安人融合而成。只要是形成了“夏”的文化符号。在我的学说中，“夏”是“人面鱼纹图”。伏羲女娲族群是古夏人的东支。
在神农族群回到江汉地区的时候，形势发生了变化。江汉地区和湖南依然是女权社会，形成了无数的女王城邦。女性姓族时代，最高神和最高首领是女娲，即女娲崇拜。大洪水之后，南方地区女娲崇拜演变成了西王母崇拜，中原地区女娲崇拜演变成了伏羲女娲崇拜。与中原地区的伏羲女娲族群融合后形成的神农族群，演变成了男权社会，与江汉和湖南的女权社会对立，所以神农只能在鄂东北寻找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就是随枣走廊和澴川平原。
两湖地区的男权和女权对立，实际就是神农和西王母的对立，即民间传说的东王公和西王母。对立的时间正是屈家岭文化时期。所以，在屈家岭文化时期，孝感随州居民与两湖地区的原居民是对立关系。
从屈家岭文化时期，古城的分布的对立关系可以看出来。江汉南部的古城，一字排开建筑，明显是护卫南部的城头山古城。应城的门板湾古城、陶家湖古城，共同的特征都是西边的城墙建设的最坚固高大，明显有向西防御的功能，护卫的是叶家庙古城。可以明确看出城头山城邦和叶家庙城邦之间的对立关系。
到石家河文化早期，叶家庙古城和城头山古城都被废弃，说明这个时期，两湖地区统一于石家河古城。这个统一就是神农氏的统一。女儿国也就向西迁移到湘西山区或更远的西方了。现在的湘西还有女儿国的习俗残留就是证明，西方现在还保存女王体制当然也是证明。
在统一了两湖地区后，神农氏继承了“陈都”一词，“寰都”一词也就没用了。以后神农氏的都城叫做“陈都”了，随着神农氏再向北迁移，“陈”的地名就带到了中原了。
这里也说一句，成都平原上的文明是迁入性文明，成都一词也是来自城头山。成都平原上的文明不会超过距今5000年。
六、石家河古城的消失
石家河尽管兴旺发达了一阵，然而在1000多年后，大约在距今4000年左右，石家河古城与三星堆古城一样的命运，突然被废弃，直到西周时期，才有人居住，才筑有小小的土城堡。石家河这座史前巨城，就在历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个情况，在研究夏朝的时候，必须很郑重地对待。因为距今4000年以后，文明中心的确从江汉转移到了中原。所以夏朝的起源地在江汉，但夏朝的确是中原王朝。在距今4200年到4000年之间，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明、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明、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明，都一致地出现逐渐消落的状态，而且在距今4000年不见踪影，原因在于这些文明北入中原了，这才是夏朝以及商朝形成的基础。
炎帝和黄帝是北方历史，伏羲女娲是中原历史，神农夏后氏是南方历史，这样的历史观，恐怕才是正确的。五帝是以黄帝为根，黄帝又是承接神农的，而夏朝又是承接尧舜的，南北集团在中原进行了多次的权力转换，也是符合逻辑的。
从文明的角度讲，夏朝是江汉文明的继续，商朝是良渚文明的继续，可能才是历史的真实。但文明有时和人种不完全一致，因为文明可以被其他的人种继承，如我就认为殷商是南下的华尼安（雅利安）人，在黄河下游生活几百年后，与中国东部族群同化了，而中国东部的文化起点在良渚文化，在我的研究中，良渚人的主体来自两湖地区的谷农部（华尼夷的一部）。在整个文化和人种上，都与两湖地区建立了联系。
黄饮冰2016年8月10日星期三于孝感
作者简介：黄饮冰,本名黄祥文,湖北省孝感市肖港镇人,以研究华夏文明起源史为己任，从1989年开始研究华夏起源史，是华夏文明起源史的独立研究者和中国中心论的倡导者。研究成果有《皇皇者华——华夏文明流源史谈》（未出版），《中国中心论——中国是世界人种和文明的起源和传播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