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力挺白话文
郑振铎力挺白话文
肖伊绯
众所周知，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学、新文化运动也随之进入高潮，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派学者更为之推波助澜，读写白话文、推行简体字、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潮，迅即在中国公共文化领域中蔚然成风。另一方面，以现代眼光、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弘扬国学的风气，也在悄然孕育与生长，譬如北京大学设置的国学门、清华大学创建的国学院，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国学名师齐聚，济济一堂，也大有古色今香、重振国粹之势。
在这种情势之下，从中国文化的源流与进化，从中国文学的传统与革命，从中国文体的古典与现代化等各个层面，新文化运动的接受者与批评者之间的辩论日益激烈、从未间断。其中，基于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的辩论，是这些辩论中持续时间最长，也最令公众关注的。因为，在文言文通行、白话文涌现，二者并行又时有干扰的那个时代，究竟选择哪一种文体，不但关乎文化文学，更关乎实际生活。
譬如坊间最为流行的“胡适写电报”的一个段子，就很能说明文体选择关乎实际生活的问题。据说，1934年秋，一直推崇白话文，并于1928年就写成《白话文学史》的胡适，在北京大学讲课时曾遭遇学生对白话文的质疑。有学生以发电报为例，认为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这个例子就可以说明白话文不如文言文实用。胡适则以自己拒绝受聘行政院秘书一事为例，请所有学生代以文言文代拟拒聘电报，而他自己则以白话文来拟写电报，看看究竟哪种文体用的字数多。最后，从所有学生代拟的电报中挑选出来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稿，电文“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计12个字。而胡适所拟的电报却只用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这个“胡适写电报”的段子，是否确有其事，无法确考。但就在“胡适写电报”这个段子所说的1934年，这一年的11月9日下午，郑振铎（1898—1958）又在清华大学国文系的一次研讨会上，发表专题演说，也是力挺白话文的。这么一来，胡适在北大、郑振铎在清华，皆是在当时拥有最强师资阵容的国学院所之中国最高学府里，表达了力挺白话文的立场与态度，堪称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又一掌故。
郑振铎的这次演说，其内容摘要发表于1934年11月10日的北平《世界日报》之上，目前尚未见公开披露，亦未有研究者提及。且与之同台演说的还有陈铨、王力、浦江清等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朱自清、沈从文等也均参加了此次主题为“文言与白话”的研讨会，包括郑振铎演说摘要在内的关于此次研讨会的报道，自然也颇具研究价值。为此，笔者不揣陋简，酌加整理，转录原文如下：
北平《世界日报》1934年11月10日报道，【清华大学国文系“文言与白话”研讨会】
这篇近600字的报道，简明扼要的把一次在清华大学国文系内召开的“文言与白话”研讨会实况概述了出来。研讨会上，除了激情洋溢、力挺白话文的郑振铎之外，还有从“平民政治”来探讨白话文合法性的陈铨 (1903—1969，早年从事德国哲学与文学研究，后为著名剧作家)；还有纯粹从语言学角度进行分析，阐论文言与白话历史进程及其应用状况的王力（1900—1986，著名语言学家、翻译家、散文家）；还有强调“文言是正统的文学”的浦江清（1904—1957，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曾任陈寅恪助教）等等，诸学者各抒己见、各表态度，演说了各自对“文言与白话”的学术见解。勿庸多言，情绪最为昂扬、立场最为明确的乃是首先演说的郑振铎，仅就学术研究层面，他所发表的“倘不用白话，则最有价值的作品如《红楼梦》、《水浒传》等，是不会产生的”之观点，实在是“振聋发聩”，足以成为当年古典文学研究界的“最强音”。当天的报道副标题也以“郑振铎等有精彩辩论”云云来概述会议实况，也间接的表达着报社方面对郑氏意见的肯定与赞赏。
这虽是一篇简略的报道，从中却不难发现，即使在报刊报道均已采用白话文的1930年代，关于“文言与白话”的争议与辩论，始终都还未停息。学者们从学术理论、政治文化、社会实践、生活应用层面，还在不遗余力的发表自己的看法，表达自己的立场。当然，如胡适与郑振铎这样的力挺白话文者，且在教学与演说中时有精彩发挥者，并在学术研究领域各有相关著述问世者（继胡适1928年著成《白话文学史》10年之后，郑振铎著成《中国俗文学史》，1938年初版印行），则让白话文的应用与推广获得了更为广泛、更为有力的群众基础。诚然，白话文替代文言文登上历史舞台，实属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必然后果；但在这“历史必然”的规律背后，如胡适、郑振铎这样的学者所做出的个人贡献、所发挥的个人影响力，实在也是值得铭记与纪念的罢。
肖伊绯
刊于《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