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
陈栋荣 张可欣
《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以下简称《车王府曲本》）是清末民初從北京蒙古车王府流散出来的大批戏曲、曲艺抄本的总称，共约两千多种，逾五千册。戏曲部分以京剧最多，次为昆曲、弋阳腔，其他还有秦腔、吹腔、西腔及皮影戏、木偶戏等;曲艺部分包括鼓词、子弟书、杂曲三大类。《车王府曲本》的发现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给近代戏曲史、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价值媲美安阳甲骨、敦煌文书。[1] 但是，收藏这些曲本的“车王府”到底是哪家，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
我们作为车林巴布的曾孙辈，曾经听家里长辈说过他们原住过的东四三条车王府在1923年前后确实卖过一些书，记得其中有大鼓书词，应该还有其他曲本。但这不足以证明《车王府曲本》是从东四三条的车王府散出。因此，我们考证车登巴咱尔、车林巴布两位当年在京有府邸的外蒙车王的世系，分析了《车王府曲本》的入藏和散出时间以及当年书肆老板/收书摊主（以下一概简称“摊主”，无论事情涉及书肆老板还是收书摊主）提供的线索，从不同角度说明“车王府”即车林巴布王府。
在马廉（字隅卿）为孔德学校购得这批曲本一个多月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发表了一则题为《写本戏曲鼓儿词的收藏》的简讯[2]，其中有最关键的一句话（以下称“马廉的原话”）：“本年秋，有个车王府（蒙古王）里卖出大批剧本，都是手写本，这些是三十多年前的东西，内中有些已与现行的不同了。”黄仕忠猜测这则简讯为马廉授意，也可能是顾颉刚所写。[3] 顾颉刚曾多次去孔德学校整理曲本，并在《孔德月刊》发表了《北京孔德学校图书馆所藏蒙古车王府曲本分类目录》[4]，目录之后附有马廉的识语[5]：“这一批曲本，是十四年的暑假之前，买蒙古车王府大宗小说戏曲时附带得来的。通体虽是俗手抄录，然而几千种聚在一起，一时亦不易搜罗;并且有许多种，据说现在已经失传了。十五年暑假中，承顾颉刚先生整理，编成分类目录。……”以上简讯和识语包括了所有马廉从摊主了解到的原收藏地的情况。这些信息虽来自口耳相传，却是《车王府曲本》得名的唯一依据，也是目前考证其原收藏地的唯一线索。
《车王府曲本》是如何得名的呢？雷梦水说：“经马、沈两先生鉴定，为清末蒙古族车王府钞本 ……”[6] 这句话的意思是经过马廉、沈尹默两位先生鉴定，这些手抄曲本是从清末蒙古车王府散出的。两位先生是如何鉴定的呢？由于没有直接文字记载，曲本上又没有收藏者的印章、题跋，曲本的散出地点全靠摊主提供。摊主肯定知道曲本的散出地，所以才有以上的“本年秋，有个车王府（蒙古王）里卖出大批剧本”。金沛霖为1991年版《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所写前言也说：“本书原名为《车王府曲本》，是据孔德学校当年购书时摊主所云，后顾颉刚先生整编目录时所确定。”[7] 也就是说，当时摊主收得曲本的地方叫作车王府。
那么“车王府”又指哪家？顾颉刚晚年写过一则《车王府剧曲》，现今收录在《顾颉刚书话》：
“忆一九二五年，北京孔德学校买得蒙古车王府散出剧曲写本，马隅卿先生廉嘱我整理，曾为编出一目，载《孔德旬刊》（按：原文如此）。其后予至中山大学任教，兼管图书馆中文书，曾向孔德学校借抄一份。前年中大中文系来函，谓拟将此抄件选编一书出版，以供治民间文学者之参考，因询予车王府历史，予答以当时未做调查，无法作具体之答复。推想清道、咸或咸、同间，蒙古有一车王爱听剧曲，因大量搜集脚本，储藏府中，此一车王亦未稔为谁，或是外蒙车臣图汗（按：原文如此）之某一王。外蒙革命后，废黜王公，其北京府中人员无法维持其生活，遂将什物、图书尽行变卖。此剧曲抄本已以废纸称斤出售，为书店所见，知隅卿爱好剧曲，故送至孔德学校也。…… 然彼府历史，我实不知，即孔德当时亦不能知，以其已经历数手也。……”[8] 可见，顾颉刚首先提出“车王”可能是外蒙车臣汗部某王爷。
中山大学学者早期论文沿用此说，但没给出什么理由。他们既然写过信给顾颉刚询问“车王府”历史，很难相信他们的说法不受顾颉刚的影响。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把推想说成是事实，例如：“今天，我们所说的车王府曲本即指曾藏于北京车臣汗王府内的那批曲本。”[9] 冯秉文在20世纪八十年代也说“车王”指车臣汗王。[10] 但清代蒙古王府皆以王爷名字的首字命名，并无以部落名命名王府之例，[11] 所以此说并不成立。
关德栋认为“车王”可能是车布登扎布。[12] 车布登扎布为喀尔喀赛因诺颜部超勇亲王策棱（1672-1750）次子。但车布登扎布死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13]，其时徽班尚未进京，他不可能收藏京剧，而且没有其后代有王府在京的记载，所以此说也可以否定。
目前，“车王”的争议集中在车登巴咱尔与车林巴布之间。两者都有王府在京，车登巴咱尔一说是根据曲本的入藏年代，车林巴布之说是基于曲本的散出时间，以下我们逐一详细讨论。
一、车登巴咱尔
郭精锐首先提出“车王”是车登巴咱尔：“'车王全称车登巴咱尔王……今天，我们所说的'车王府即北京'那王府。”[14] 中山大学学者均从此说。其他学者也附和：“学界一般认为这位车王是车登巴咱尔王，并从《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一书中找到线索，证实车王系车登巴咱尔王的简称。”[15] “学界对车王府的主人曾有过多种说法，有外蒙古车臣汗王、车布登扎布、车林巴布说等。但最后这些说法都一一被否定。黄仕忠《车王府曲本收藏源流考》一文考证出车王府真正的主人乃'车登巴咱尔。”[16] 相关文献中还有很多类似的话，大多是在没有举证的情况下，理所当然地说，而其中所谓“证实”“考证”，最多只不过是给出合理性，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本节从车登巴咱尔世系、车王不是车登巴咱尔的论据两方面说明“车王”不是车登巴咱尔。
（一）车登巴咱尔世系
喀尔喀赛因诺颜部超勇亲王策棱嫡传四代至车登巴咱尔。车登巴咱尔生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幼袭扎萨克亲王，长于京师，擅满、汉语，能诗、画。道光十四年（1834），娶清宗室多罗贝勒奕绘之女，岳母顾太清为著名词人、小说家及戏曲家。车登巴咱尔卒于咸丰二年（1852），年仅三十六。车登巴咱尔子达尔玛生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卒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仅二十九。达尔玛子那彦图（1867-1938）为策棱系末代亲王。这个家族的府邸为策棱娶和硕纯悫公主时康熙帝所赐，坐落在今安定门内宝钞胡同路西。黄仕忠详细考述车登巴咱尔的世系，强调车登巴咱尔与他的子、孙都有听曲看戏的习尚，并指出车登巴咱尔对戏曲的爱好是受顾太清的影响。[3]
（二）车王不是车登巴咱尔的论据
郭精锐从曹宽口述的《那王府四十年的沧桑回忆》一文，发现车登巴咱尔与“车王府”的关系，却很可能被曹文误导：“清季北京的王公府第虽然很多，但住的都是满洲和内蒙古的王爵;外蒙古亲王在北京设有府第的，只有那王府一处。”[17] 估计当年郭精锐对北京蒙古王府的认识没有超出曹宽所述，以为除了那王府外，再也没有别的外蒙王府了。此外，顾颉刚的推想：“推想清道、咸或咸、同间，蒙古有一车王爱听剧曲”[8]，也可能使郭精锐以为“车王”生活在道光、咸丰或咸丰、同治年间。正好那彦图的祖父是车登巴咱尔，车登巴咱尔又活在道光、咸丰年间，在世时其王府就叫作车王府，而且后来的那王府的破落时间与《车王府曲本》的流散时间相合，那么“车王”就非车登巴咱尔莫属了。可惜，虽然这座王府车登巴咱尔在世时称车王府，但到他孙子那彦图时已改称那王府;而且，与《车王府曲本》散出的同时，北京还有另一座外蒙王府，车林巴布王府，简称车王府[18]。顾颉刚的推想纯粹是推想，没有被证实。上述简讯和识语都没有说“车王”生活在道光、咸丰或咸丰、同治年间。况且，《车王府曲本》的流散时间与多数蒙古王府的破落時间都吻合，所以，其他蒙古王爷也有变卖财物的意图或需要。反之，在那王府服务四十年之久的曹宽在回忆中只字未提府中藏有几千册的曲本。孟克布音（那彦图之孙）在其文《蒙古那王府邸历史生活纪实》里多次强调那王府上下都喜爱京戏，却没有提及任何曲本收藏。[19]
为了进一步说明“车王”不是车登巴咱尔，我们检查黄仕忠对马廉的原话的解释：“这里，作者不仅很明白地说'有个车王府（蒙古王）里卖出大批剧本，而且说'这些是三十多年前的东西。也就是说，作者非常清楚这'蒙古车王已不在人世，收藏这些曲本的时间，大约是在30多年以前。”[3] 首先马廉的原话不是说车王，更不要说这位车王已非常清楚地不在人世。括起来的话“蒙古王”是注释或补充说明前面的词语“车王府”，“车王府（蒙古王）”的意思是这个车王府是属于一位蒙古王的，即蒙古车王府。所以，这句话说的是车王府，不是车王。与这个车王府有关的这位车王当时可能已经去世，但这句话并不是说他，所以单从这句话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去世，而且他与黄仕忠所说的“蒙古车王”不是同一个人。这位与卖出曲本的车王府有关的车王是卖出曲本的车王，但黄仕忠说的“蒙古车王”是收藏曲本的车王。
然后，黄仕忠再细味马廉这句话，明白到：“马廉把早已不再叫'车王府的那王府所散出的小说、戏曲与俗曲曲本仍叫作'蒙古车王府所藏，显然他不仅从藏家那里买到了'蒙古车王府大宗小说戏曲（包括弹词），而且还清楚地知道这些藏品是数十年前此府之名叫做'车王府时期的王爷所收藏的（只是当时他并不知道真实的时间间隔远不止30多年）。”[3] 马廉的原话很明白地说有个车王府卖出大批曲本，根本没提那王府，黄仕忠却非要说曲本从早已不再叫车王府的那王府散出。马廉的原话也没提曲本的收藏，逞论把早已不再叫车王府的那王府所散出的曲本仍叫作车王府所藏。既然顾颉刚一直到晚年还错误地推想（黄仕忠认为可能是顾颉刚与马廉共同推想[3]）“车王”是道光、咸丰或咸丰、同治年间外蒙车臣汗部之某一王，马廉又怎么可能在1925年清楚地知道这些曲本是数十年前那王府之名叫作车王府时期的王爷所收藏的？而且马廉不知道此事是正常的，他不可能从摊主那里获得太多信息，应该除了曲本散出地的地址称谓就没有其他了。这个地址称谓是当时的称谓（即那王府，假设曲本从那王府散出），摊主一般不会知道该王府两代人以前的称谓（即车王府），毕竟该府最后一次叫作车王府已经是七十多年前，它改称那王府也有五十多年之久了。
显然，马廉说的“三十多年前的东西”指的是三十多年前的曲本，不是三十多年前的车王府。如果黄仕忠不是受了顾颉刚推想的影响，很难相信他会把“三十多年前的曲本是从车王府卖出”解释为“曲本是三十多年前的车王所收藏”。除了字义上的错误，这个解释也没有考虑实际情况，即摊主只会知道当时卖出曲本的车王府，但不会知道三十多年前收藏曲本的车王这个简单道理。我们对“三十多年前”的准确性不必深究，摊主只是想告诉马廉这些曲本是几十年前的东西。
以马廉的中文水平，他不会不知道“本年秋，有个车王府（蒙古王）里卖出大批剧本”指的是“本年”（1925年）时的车王府。如果马廉指的是车登巴咱尔在世时的车王府，他必须说“本年秋，有个车登巴咱尔（蒙古王）在世时称为车王府的府邸卖出大批剧本”，虽然不免有人要问为什么不直接说成“本年秋，有个那王府（蒙古王）里卖出大批剧本”。如果要强调曲本为车登巴咱尔所收藏，说成“本年秋，有个那王府里卖出车登巴咱尔（蒙古王）所收藏的大批剧本”就更清楚了，问题是马廉不可能获得这么多信息，否则他就把这批曲本鉴定为“车（登巴咱尔）王曲本”了。我们必须区分“车王府曲本”和“车王曲本”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车王府曲本”指的是车王府历代王爷所收藏的曲本，收藏者可以是车王本人，也可以是他的前辈（不一定是车字头的王爷）。“车王曲本”指的是车字头的王爷收藏的曲本。若不刻意曲解，就不难理解马廉的原话为：“1925年秋天，有一个当时叫作车王府的地方卖出大批曲本，都是30多年前的手抄本，其中有些已与当时的版本不一样了。”
根据马廉的原话，《车王府曲本》必须从车王府散出，但这些曲本可以是该王府历代王爷中任何一位所收藏。从1925年的摊主的角度看，这些曲本都是车王府所藏。1925年时的车王府当然不是指那王府（车登巴咱尔在世时的车王府）。郭精锐扬言今天我们所说的“车王府”即北京“那王府”是罔顾事实，听了只能一笑了之。黄仕忠当然知道那王府早已不再叫车王府，他毕竟说过马廉把早已不再叫车王府的那王府所散出的曲本仍叫作车王府所藏。但他没说马廉把早已不再叫车王府的那王府所散出的曲本仍叫作车王府所散出，可见他没把1925年时的那王府当作是1925年时的车王府。到这里我们就应该明白《车王府曲本》不可能从那王府散出;反过来说，任何从那王府散出的曲本都不是《车王府曲本》，而是“那王府曲本”，哪怕它们大都是车（登巴咱尔）王所收藏。换句话说，车登巴咱尔收藏的曲本是“车王曲本”，也是“那王府曲本”的大部分。下面我们探讨为什么黄仕忠要曲解马廉的原话。
马廉的原话清清楚楚地说曲本的散出地叫作车王府。可是，黄仕忠等中山大学学者可能受顾颉刚的推想影响太大，以至先入为主，只管去找收藏曲本的车王。从顾颉刚猜测“车王”为车臣汗部某一王，可知他不了解清代蒙古王府的命名制度，以为车王府的名字不变，即每一代王爷都叫车王。既然《车王府曲本》大多是道、咸或咸、同间之物，他就推想收藏这些曲本的车王是道、咸或咸、同间的车王。在王府名字不变的情况下，这位车王在世时的车王府到曲本散出时仍叫车王府，满足了曲本散出自车王府的要求。但对清代蒙古王府来说，每一代王爷的名字首字都不一样，王府名字随着在位王爷而变，所以，顾颉刚的推想是错的。这个推想误导了黄仕忠等学者，让他们去寻找道、咸或咸、同间的车王，得到“车王”为车登巴咱尔的结果。车登巴咱尔的王府当然叫车王府，但到曲本散出时，该王府已改称那王府，不能满足曲本散出自车王府的要求。不同于顾颉刚，黄仕忠等学者是知道上述王府命名制度的，他们本来就不该用顾颉刚的推想来寻找“车王”。
我们不能怀疑马廉的原话的权威性，否则这批曲本就不叫《车王府曲本》（虽然马廉从未使用“车王府曲本”一词，但顾颉刚编目时首次使用“车王府曲本”[4] 是根据马廉的原话）。马廉的原话直述摊主所云，而顾颉刚的推想充其量是一个基于马廉的原话但有错误的推测，我们有何理由不直接用马廉的原话来寻找“车王府”？马廉的原话明明白白地说有个蒙古车王府在1925年卖出大批曲本，从这句话，我们知道卖出曲本的车王生活在清末民初。问题是黄仕忠反其道而行，用了顾颉刚的推想而不是马廉的原话作为寻找“车王府”的线索，得到的结果却与用马廉的原话得到的结果相矛盾，于是他就扭曲马廉的原话来自圆其说。
我们不厌其烦地说明了目前最直接的证据不支持“车王”即车登巴咱尔的说法，而车登巴咱尔与著名词人顾太清的关系，以及其子、孙都有听曲看戏的习尚等都不是直接证据。顾太清对其女婿车登巴咱尔的文化修养肯定有影响，但清代的蒙古王公都有一定的文化，而且都有收藏曲本的经济基础。清中、晚期皇室对戏曲的喜爱，使其得以盛行，王公贵族上行下效，喜好戏曲的何止车登巴咱尔和他的子孙。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提出一些推测或意见还是可以的，但这并不证实“车王”是车登巴咱尔。反之，目前唯一的线索指向“车王”即车林巴布。
二、车林巴布
本节从车林巴布世系、车王是车林巴布的证据、车王府的文化氛围三部分，说明“车王府”就是清末民初时的车王府，即车林巴布王府。
（一）车林巴布世系
车林巴布系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其先祖西第什哩，在准噶尔首领噶尔丹入侵喀尔喀时，随两位兄长第六代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第一代哲布尊丹巴活佛积极站在清朝一边。康熙三十年（1691）在多伦会盟上被封为扎萨克多罗贝勒，三十五年（1696）随康熙帝征准噶尔，四十五年（1706）卒。[20]
丹津多尔济为西第什哩次子。雍正元年（1723），被封为郡王。二年（1724），准噶尔复叛，丹津多尔济率兵二千驻扎阿尔泰防守，任左副将军。八年（1730），被晋封和硕亲王。十年（1732），大敗准噶尔，使漠北地区的局势得以安定，逐晋智勇亲王，与超勇亲王策棱齐名。[21]
多尔济色布腾为丹津多尔济长子。雍正七年（1729），娶和硕和惠公主（1714-1731），雍正帝养女（和硕怡贤亲王允祥第四女）。九年（1731），和惠公主去世，年仅十八。十年（1732），多尔济色布腾被封世子，外藩蒙古有世子自此始。十三年（1735），多尔济色布腾英年早逝。[22]
桑斋多尔济幼失双亲，寄养舅家，主要由外祖母养大。乾隆三年（1738），丹津多尔济去世，桑斋多尔济以嫡孙降袭郡王。九年（1744），桑斋多尔济娶康熙帝第二十一子慎靖郡王允禧的嫡长女县君。二十年（1755），在征准噶尔及平定新疆蒙古人阿睦尔撒纳叛乱战役中，桑斋多尔济以一少年，奋勇致力，以军功被加封和硕亲王。二十一年（1756），又被授予左翼副将军职。[23] 二十二年（1757），就任首任库伦办事大臣。[24] 四十三年（1778），病故，子蕴端多尔济袭爵。[25]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初，蕴端多尔济被授予土谢图汗部副将军职，随即被派往库伦，十二月正式就任库伦办事大臣。[22] 道光四年（1824），晋升为土谢图汗部正盟长。[26] 七年（1827）十月，任内去世。八年（1828）三月，其灵柩被运回京治丧，道光帝亲临致祭。丧事毕，道光帝安置其四个儿子，三个儿子留京当差，一个儿子被派往库伦去学习印房事务，以示皇帝对这位长期担任库伦大臣的“蒙古耆臣”的“恩施至意”。[27] 一家四子都得到恩宠，堪是清代蒙古史的特例。
道光八年（1828），蕴端多尔济长子多尔济拉布坦袭位。[27] 十一年（1831），任御前行走。十二年（1832），升为库伦办事大臣。多尔济拉布坦赈济难民，鼓励经商，惩办烟贩，平息蒙旗旗界纠纷，
堪称一代开明王爷。十九年（1839）卒，子那逊巴图袭爵。[22]
那逊巴图仍旧与清室保持良好臣属关系，可称为清帝外籓股肱之臣。道光二十五年（1845），任总理虎枪营事务大臣，后又任内蒙古镶黄旗都统。三十年（1850）卒，子鄂特萨尔巴咱爾袭爵。[22]
光绪九年（1883），鄂特萨尔巴咱尔任土谢图汗部署盟长。[22] 二十年（1894），任御前行走。二十一年（1895），因病乞休，不久去世，以其子车林巴布袭爵。[28]
光绪十二年（1886），车林巴布娶肃亲王隆懃次女。二十一年（1895），任乾清门行走，后又任近御之职前引大臣差使。三十二年（1906），因病退去所有职务。[22] 三十三年（1907），回旗养病，此时，他在朝廷已无职务，但光绪帝仍赏其穿带膆貂褂。[29] 1918年，回京就医。1923年，因咳血谢世，曹锟大总统送活牛活羊并派典主官前来祭祀，丧事隆重，事后安葬于北京东直门外静安庄公主坟。车林巴布为喀尔喀土谢图汗部西第什哩系最后一代王爷。
（二）车王是车林巴布的证据
“车王”即车林巴布最有力的证据就是马廉的原话：“本年秋，有个车王府（蒙古王）里卖出大批剧本 ……”如上所述，在这句话里“车王府”指的是“本年”（1925年）时的车王府无疑。还有，这是出售曲本的车王府。马廉购进曲本时车登巴咱尔王府早已不叫车王府，而且车登巴咱尔王府是收藏曲本的车王府，并非出售曲本的车王府。当时北京只有一个车王府，即车林巴布王府。
雷梦水认为“车王府”是清朝末年的车王府：“经马、沈两先生鉴定，为清末蒙古族车王府钞本 ……”引用这句话时，刘烈茂却把“清末”改成“清代”：“…… 经鉴定，为清代北京蒙古车王府抄本。”[30] 苗怀明干脆把“清末”从原话删掉：“经鉴定，这些手抄曲本是从北京蒙古族车王府散出的，故后来通称其为车王府曲本。”[15] 两位作者如果不同意雷梦水的原话，大可不必采用。他们用了，却都躲着“清末”一词，恐怕并非巧合。如果我们把“清末”这个词放回去，雷梦水的原意就很清楚了，却与他们倡议的“车王”即车登巴咱尔说法相矛盾。其实，在苗怀明话里，散出曲本的车王府不可能指车登巴咱尔王府，但“清末”一词能明确地表示该车王府不是那王府。
傅惜华更明白地说“车王府”是清末光绪、宣统时北京蒙古车王府：“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北京传统曲艺曲本，原为清末光绪、宣统时北京蒙古车王府故物。至一九二五年，始为北京私立孔德学校图书馆所收购。”[31]
冯秉文在2003年改变其原先对“车王”是谁的看法，在《首都图书馆馆藏古籍概述》一文，认为“车王”是车林巴布。[32]
王政尧认同“车王”是车林巴布，但却说《车王府曲本》从西四大红罗厂西口路南的鄂公府卖出。[33] 从民国元年（1912）开始，鄂公府是镇国公衔辅国公鄂多台住宅，并实际上是车王驻京办事处。学者推测车林巴布和鄂多台是从兄弟。[34] 可见两府关系密切，同时鄂多台又是一位超级大戏迷，因此，《车王府曲本》从鄂公府卖出不是没有可能。王政尧还给出其他理由，可惜都不能证明曲本为鄂多台收藏。其实，王政尧承认《车王府曲本》的收藏与车林巴布和鄂多台并无直接关系，应该是他们前辈所为。[33] 既然这些曲本不是经鄂多台之手入藏，而王政尧又没有提出使它们出现在鄂公府的其他途径，很难想象它们跟鄂公府有何关系。
由于车王长期身体不好，东四三条的车王府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出。与此同时，车王在喀尔喀的祖居又毁于徐树铮镇压蒙古独立运动的炮火之中。虽然徐树铮向车王赔礼道歉，允赔损失重建，最后却因车王逝世（1923年）和徐树铮被暗杀于廊坊[35]（1925年）而作罢。车王逝世后，其后人将王府卖与北洋军阀财务部长李思浩，得洋二万六千元，偿还车王丧葬所欠外债，这时东四三条的车王府只是一个历史名词。前面提到郭精锐以那王府的破落时间与《车王府曲本》的流散时间相合，作为那王府即“车王府”的一个证据。东四三条车王府的破落，也正是发生在《车王府曲本》的流散之时。而且，车王的去世，腾房卖府，使到变卖财物更加迫切。
作为车林巴布的曾孙辈，我们知道东四三条的车王府在马廉购得《车王府曲本》之前不久卖过书。车林巴布长孙女索静敏（1909-1997）在1990年写给她妹妹索洁敏（1918-2008）的信中如是说：“在1920年（大约前后）将家中存书卖给琉璃厂书店，书店名称一时记不清，地点东头路南经理姓马（是个医生给人治病）。出卖的书大约有百种，有图书集成，全唐诗（铜板），医宗金鉴，本草纲目（木板），抄本大鼓书词，芥子园画册（全部木板），其他金瓶梅等等。”[36]
索静敏从来没说过书是“打鼓儿的”摊主收的，因为卖的东西还有名人字画、古玩等，一起拉到琉璃厂是最佳选择。所以，书应该是直接卖给书肆的，与雷梦水所记述的《车王府曲本》买卖过程不一样：“1925年秋，由北京宣武门外大街会文书局李汇川介绍，琉璃厂松筠阁刘盛誉从西小市打鼓摊上以廉价购得旧抄曲本一千四百余种。后被北京大学教授马隅卿与沈尹默先生以五十元为孔德学校购藏……”[6]
黄仕忠详细地考证了孔德学校收购《车王府曲本》的过程，认为该交易过了十年后雷梦水才到琉璃厂当学徒，他所知道的都应全得自书肆间的流传，而且在交易过了六十多年后，他才发表以上记述，其准确性颇值得怀疑。[3] 黄仕忠注意到就在交易后的第五年，日本学者长泽也有记述，却与雷梦水的不同：“琉璃厂东口…… 路南是宏远堂赵氏，前年春天把卖给孔德学校的车王府旧藏词曲的剩余部分，经顾颉刚介绍，卖给了广东中山大学……”[37] 黄仕忠强调长泽四十年后又重复其宏远堂记述[38]，并列举了其他论据，表明长泽的记述可信。[3]
据《琉璃厂小志》介绍，清末民初宏远堂由冀州人赵氏兄弟经营，他们兼精医理。[39] 可以看到，除了书店老板的姓氏不同外，索静敏所说与长泽所说惊人的相似。索静敏记错书店老板的姓氏是可能的，毕竟她当年才十几岁，七十年后回想小时候的事情，精确度不能苛求。但东四三条车王府曾经卖过书无可置疑，因为当时她在场，亲眼看见书籍被装上驴车，并且是好多车。这个信息支持“车王”即车林巴布的说法，但它不是必要条件，光是马廉的原话已足够决定“车王”是谁。
（三）车王府的文化氛围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现在再重复一遍，清代不喜欢戏曲的王公贵族是少数，用喜欢戏曲来作为收藏曲本的证据缺少说服力。尽管如此，上述索静敏信件里的一句话还是值得一提：“在车王年青时代有组织子弟曲一事，府内有整套乐器，另外还有整箱的皮影戏的道具。”[36] 从这句话，可见车王年轻时是喜欢戏曲的，只是后来由于健康问题，以至没有有关他爱戏、看戏的记录。家里长辈不止一次地说过车王府几代人都是戏迷，王府里也有戏台。从各种角度来看，东四三条车王府（这里泛指历代王府，不止车林巴布一代）都不是文化沙漠，完全有收藏曲本的资格。
和惠公主下嫁多尔济色布腾，皇室并没赐予府邸，也许是公主下嫁蒙古王公，理应归牧，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而留京。和惠的陪嫁房产是其亲生父亲第一代怡亲王允祥送的（有一说是第二代怡亲王弘晓送给他姐、外甥桑斋多尔济的），也就是后来的车王府。该府位于东四三条中间路北，其南墙对面为怡亲王府北墙。[18] 第二代怡亲王弘晓是和惠公主的同母弟弟，幼时受姐姐亲自教诲，姐弟感情绝非一般，对自幼父母双亡而寄养他家的桑斋多尔济这个外甥自然是关爱有嘉。怡亲王弘晓是清代第一藏书家。他非常爱好戏曲小说，其《影堂陈设书目录》著录戏曲剧本二百余种，五百五十余册，[40] 桑斋多尔济之趣尚当受其舅的影响。
车王府的藏书数量应该不少，从马廉的识语：“这一批曲本，是十四年的暑假之前，买蒙古车王府大宗小说戏曲时附带得来的……”[5] 可知车王府还有大宗小说戏曲。据黄仕忠考证，总册数很可能比俗曲曲本还要多。[3]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的前言这样说：“蒙古王府藏书在海内外享有盛名，其所以有名在于它的通俗文学作品，如北京车王府俗曲。现存阿拉善王府藏书虽难与车王府相敌，但通俗文学作品的收藏也是其藏书的一大鲜明特色。”[41] 阿拉善王府藏书虽难与车王府相敌，但也总计九百余种，两万余册[42];车王府藏书数量可想而知。
如以上索静敏信件所述，车王府的藏书当不只小说戏曲和俗曲曲本。清代怡亲王府在中国藏书史上占有重要席位，车王府的藏书也应受到藏书史研究界的重视[3]。
蕴端多尔济生于北京，像他父亲一样，也由乾隆帝教养于内廷。从这一代开始，这个蒙古家族已深受汉满文化影响。蕴端多尔济仿汉族文人习俗，取字“朴斋”，其好友郑亲王乌尔恭额称“蒙古王蕴朴斋能诗、画”，《八旗画录》及《雪桥诗话》都收录其作品。[43] 蕴端多尔济第三子多尔济旺楚克有女那逊兰保。那逊兰保为清代著名女诗人，其子盛昱为晚清满族宗亲最后一位重要文人。
蕴端多尔济任库伦大臣这一要职四十多年，道光七年（1827）死于任内，多尔济旺楚克扶柩至京，那逊兰保跟随，时年四岁，从此定居北京。那逊兰保生活在家族驻京的王府（即后来的车王府），受教于王府所设家塾，接受满汉文化。据盛昱述，那逊兰保“七岁入家塾，十二能诗，十五通五经”，师从正黄旗汉军旗人陈廷芳之女，即《冰雪堂诗稿》的作者陈氏，号归真道人。那逊兰保“幼受诗于外祖母英太夫人”，这英太夫人即满洲旗人费莫英志之妻完颜金墀，满族女诗人，著有《绿芸轩诗集》。[43] 这说明当年的多王府（后来的车王府）充满文化气息，王府中的子弟自幼就接受汉族文学经典的熏陶，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这个时期王府人丁兴旺，多尔济拉布坦一门四杰的子女都生活在王府里。这个时期正好与《车王府曲本》的主要收藏时间相合，“车王府”从抄书坊购入子第书曲本，也基本上发生在这个时期。[3]
杨钟羲曾撰《意园事略》来评价盛昱。文中“少即劬学十岁时赋缘豆诗立成四句作诗送表兄鄂特萨尔巴咱尔郡王即用特勤字 ……”[44] 表示盛昱从小就在文史领域展露才华，令人惊叹。盛昱送诗的这位表兄鄂特萨尔巴咱尔，乃车林巴布之父。从这送诗事件，可知鄂特萨尔巴咱尔亦非泛泛之辈。他有手书楷书七言联留世，出现于2015年秋季北京百衲拍卖会。[45]
盛昱也是有名的藏书家，民国元年，盛昱的数十箱藏书被宏远堂赵聘卿、正文斋谭笃生用二千金购得。[46] 后来车王府的藏书卖到宏远堂，也许并非偶然。
三、结语
自从《车王府曲本》的发现，学者们做了大量研究，卓越成果不断。美中不足的是，“车王府”到底何指，目前尚有争议。主要原因是没有收藏或抄写这些曲本的文字记载，原抄曲本又没有收藏者的印章或题跋，学者们对“车王府”是哪家的说法，最多就是给出其可能性，并没有直接证据。其实，在马廉为孔德学校购入这些曲本的时候，书肆老板/收书摊主还是提供了足够的信息，作为《车王府曲本》得名的依据。如果我们不刻意曲解马廉的原话，本着书肆老板/收书摊主不会知道收藏曲本的车王，只会知道散出曲本的车王府这个常理，就会明白“车王府”是散出曲本的车王府，即“车王”不是车登巴咱尔，并且不难发现“车王府”就是清末民初时的车王府，即车林巴布王府。所以，“'车王实际上是车登巴咱尔”“证实'车王是车登巴咱尔”等言论是不对的。既然《车王府曲本》的收藏始于道光年间或以前，它就应该发生在东四三条的车王府（当年可不叫车王府），而不是在西四大红罗厂的鄂公府（当年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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